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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2日 12:02 来源: 好心情美文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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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以葡萄牙国王曼诺尔外甥的身份兼任葡萄牙国王,组建“无敌舰队”,使西班牙成为欧洲第一海上强国。在亚洲,葡萄牙在印度建立了殖民据点,占领了马六甲,并征服了菲律宾群岛。这时的西班牙殖民者打算利用菲律宾为基地来征服中国。1574年1月11日,殖民者雷克尔上书国王说:“如果陛下乐意调度,只要不到60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够征服和镇压他们(指中国人)。”1576年6月2日,西班牙驻菲总督桑德在给国王的信中说:“这项事业(指征服中国)容易实行,费用也少。”  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是西班牙要侵略中国最重要的原因。16世纪末,西班牙人在征服了菲律宾之后,即开始积极考察、分析中国国情、民情,并对福建沿海进行侦察,熟悉航道并绘制地图。1576年,桑德在给腓力二世的一份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他的侵华计划:“这项远征需要4000到6000人,配备矛、枪、船、炮和所需要的弹药”;“有2000到3000人,便足以占领所要占领的省份,用那里的港口和舰队,组成海上最大的强国,这是十分容易的,征服一省之后,便足以征服全国。”  计划书内容详尽,面面俱到  1586年4月,西班牙驻马尼拉殖民政府首领、教会显要、高级军官及其他知名人士召开马尼拉大会,专门讨论征服中国的问题。与会者草拟了一份包含有十一款九十七条内容的备忘录,由菲律宾总督和主教领衔,纠集51个显贵联名签署上报西班牙国王。  计划书首先强调作好战争动员。由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派代表前往西班牙向国王详细介绍中国的情况,力促腓力二世对侵略中国一事作出决定。  对国王游说成功后就准备好充足的兵力。侵华远征军计划由1万到1.2万名西班牙士兵组成,另加5000名日本人。远征军总司令由菲律宾群岛的总督担任。军队由枪手、甲胄兵和毛瑟枪手等组成。派遣4艘大帆船的船员,以及三四名铸炮者,还有12名武器和抛火器的工匠、一些能制沥青的手工艺匠以及能造高舷侧大帆船的船匠。此外,腓力二世命令印度总督送来500名奴隶,并派1名军官到日本,通过日本的神甫招募军队。远征中国最好有葡萄牙人参加,因为葡萄牙人在这一地区有经验。对葡萄牙军官委以重任,双方协同作战,互相配合。  进攻中国以菲律宾群岛为军事基地,西班牙远征军寻找了四条进攻中国的路线,并认为最佳航线应取道麦哲伦海峡。  计划书还提到战争中应注意的问题。西、葡两军的数量不能太少,否则会被包围。同时谨慎地选择远征的人选,改变以往的侵略方式———不能使中国人口减少,人口消失意味着财富的消失。侵占中国后,保留中国政府,以保持它的繁荣和富裕。让参加远征的人知道这次远征并不是去对付敌人,而是为了能在中国自由传教。侵入中国应采取谨慎和温和的方式,不能对中国人民犯下太多罪行。  计划书强调侵略成功后,西班牙可利用在中国获得的物资打击自己的敌人。中国还可向西班牙帆船提供船员,西班牙可获得金、生丝、绸缎、精美的手工艺品。西班牙国王可以从中国获得大量租税和利润。征服中国后,西班牙官兵可得到升迁,许多西班牙人可定居中国并得到封爵。  计划书最核心的部分是战后西班牙如何统治中国。计划书首先强调建立大量学校,对中国人灌输西班牙文化;建立大量教堂和寺院,传播天主教,并引入西班牙人的生活方式;要安抚农民,使他们皈依基督教,阻止回教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建立58个大主教、主教和一个总主教;建立一个新的有关税赋的军事制度;建立一系列爵位,如公爵、伯爵和侯爵,在中国委任4到6名总督,如同十五省的巡抚,拥有与其他殖民地总督一样的权力;与北方蒙古族和解,打击土耳其。在陆上建立自中国到西班牙的邮传路线。腓力二世成为中国的主人后,他将成为柬埔寨、暹罗等中国属国的君主。征服中国后,可保障印度从来自中国的商品获得利润,这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很重要。在中国的附属国中建立统治权,以建立联盟和通商,传播基督教。中国人届时可航行至秘鲁及西班牙等殖民地,中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关系将进一步巩固。西班牙可利用中国人作为他们的殖民劳力进入菲律宾,开发菲岛。占领中国还可防止法国、英国及不同宗教和北方国家前来中国。  计划书还建议西班牙公民与中国妇女结婚,培养混血后代,执掌中国的统治权。西班牙人和中国妇女结合,便会有适宜作神甫和传教士的人以及担任政府官员和担任军事职位的人。这些人组成的亲属集团和利益集团将会巩固西班牙在中国的统治。  侵华计划流产  1587年,殖民主义者让桑切斯到西班牙向国王面呈计划书。腓力二世对该计划大加赞赏,并积极准备采取行动。  16世纪中叶,英国通过圈地运动、血腥立法和海外掠夺,获得迅速发展,同时强烈希望向外扩张。这种扩张与西班牙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1588年5月末,西班牙“无敌舰队”从里斯本扬帆出航,远征英国。这时“无敌舰队”共有舰船134艘,船员和水手8000多人,摇桨奴隶2000多人,船上满载2.1万名步兵。8月8日,两军在法国加莱东北海上进行了激战。由于西军组织不力,“无敌舰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到10月,“无敌舰队”仅剩43艘残破船只返回西班牙,以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惨败。  “无敌舰队”的惨败是西班牙国力衰败的转折点。更为严重的是,荷兰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国力不断上升,与西班牙在各领域进行较量。它来到亚洲后,成为西班牙的第二大竞争对手,从而牵制了西班牙的力量。  荷兰殖民者斯佩伊贝格在描绘荷兰在亚洲的战略轮廓时谈到:“依我的看法,建立我们在东印度的事业和成为摩鹿加群岛(今印尼)主人的最好和惟一方法,就是派遣一支舰队和武装力量,直接到菲律宾,进攻在那里的西班牙人。”与英荷的战争使西班牙自顾不暇,腓力二世不愿意再在亚洲陷入与中国的长期战争中。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侵华计划只得一搁再搁,直至最后流产。 明朝小冰河时期编辑词条 明朝所遭遇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冬天非常寒冷,尤其是末期的1580-1644是最为寒冷的,在一千年里是最冷的,在一万年里也是第二位的,在一百万年里也能排进6-7位,是相当寒冷的,可以说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这是最寒冷的时期。  一万年以前,气温有一段骤然升高的时期,而且保持了相当平稳的状态长达八千多年。这段时期的气温一直在我们经历的二十世纪初期气温上下小幅波动,这样的气候给予了人类发展良好的条件。但是到了明朝中叶,即1500年后,气温骤然下降,整个降温过程十分明显,而且气温最低的阶段就是明朝末期的那段日子——1600年至1644年。这段时间,气温骤然下降到了千年以来的最低点,万年以来的次低点,在百万年也是最低的6、7个极度寒冷的时期之一。崇祯即位的1628年正好是最寒冷的一段时期之中段,整个气温回暖是在明朝灭亡以后的1650年左右。  极度寒冷的时期骤然加剧,粮食产量骤然下降,这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  这样长时间和高密度的灾害极度削弱了明朝的国力,到了1619年整个“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中气温最为寒冷的时期整整肆虐了20余年,这时发生了萨尔浒之战,以火器军械为主要战力的明军被迫在粮草和装备都匮乏,且训练并不足备的情况下和后金军开战,更为不幸的是此战中的三个分战场上,明朝军队的数量都不如后金军,后金军以其机动性取得了每每数倍于明军的优势兵力,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  崇祯即位以后灾情更是进入了谷底。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1600年前后开始骤然加剧,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  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的轻易被攻占。  明朝灭亡以后,气温于1650年后开始快速回升,这才有了满清所谓“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气温回暖后灾情减弱罢了,和明朝正常时期比还差很远。 明朝亡于“天灾”“人祸”  明朝的灭亡令许多人磋叹不已,悲哀的王朝,悲哀的时代,许多人都在探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几乎每个人都想穿越时空做回崇祯,来挽救大明王朝。  流行的观点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争议颇多,我们从各类宫廷剧中就可以归纳出“党争”、“厂卫”、“宦官”、“战乱”等几点。但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明朝灭亡时,正是北半球气候的小冰河期。  明朝小冰河时期是指中国明朝末期出现了极冷的气候灾害。明朝晚期,夏天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则奇寒无比,连福建、广东等地都狂降暴雪。明末清初《阅世编》、《庸闲斋笔记》,以及《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等等文献中都提到了这种奇特气象。  长达七十年的气候冰河期导致粮食减产,瘟疫流行,灾民增多,甚至成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也许天灾并非明朝灭亡的根本,但如果再加上人祸,也就真是神仙难救了。  这里面有两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以只知空谈、放炮的海瑞为代表的文官势力过于强大压制了皇权;二是以“明朝第一能人”自居的张居正的赋税改革,商业的过渡扩张,耗尽了帝国的资源,最终搞垮了这个帝国。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诡异。  人类历史经历的“小冰河期”  “小冰河期”,顾名思义指的是相对而言较冷的时期。历史上的“小冰河期”都导致了地球气温大幅度下降,使全球粮食大幅度减产,由此引发社会剧烈动荡,人口锐减。  小冰河期始于13世纪,在17世纪达到巅峰,并最终在大约200年前减缓了活动趋势。在它的巅峰时期,北欧一带饥荒肆虐。有人认为挪威和瑞典有一半的人口在饥荒中丧生。与此同时,全球各地冰雪蔓延:埃塞俄比亚的部分地区白雪皑皑,中国的农作物欠收,苏必利尔湖湖面开始结冰。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一共经历了四次小冰河期。殷商末期到西周初年是第一次小冰河期;东汉末年、三国、西晋是第二次小冰河期;唐末、五代、北宋初是第三次小冰河期;明末清初是第四次小冰河期。  小冰河期间,世界气温剧降,造成我国绝大地区出现了干旱,粮食大量减产。长期的饥荒是造成战乱无限制扩大的根本原因。而中国的历史也在这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由此证明,动乱不完全是吏治失败引起的,确实和小冰河期有密切关系。  如果你研究中国古代气候的变化,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气候变化几乎和朝代更替,游牧入侵,农民起义完全相关。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北方也是全球游牧民族发源地蒙古大草原。在气候寒冷的时候,北方忍受饥荒的游牧民族入侵南方,而中原的农民在荒年爆发的所谓起义或者说是流寇。每次小冰河期都是一次人口锐减的过程,无论是饥荒还是屠杀。  前三次“小冰河期”中国人口锐减超过五分之四,明末最后一次人口只锐减一半,是得益于美洲传来的抗旱高产作物土豆、玉米和红薯救的命。  下一个“小冰河期”即将到来?  对某些人来说,小冰河期只是一段历史奇闻——一直温和的世界上的一次偶然的气候波动。科学家们不是一直在宣扬“地球变暖”论吗?而且只要二氧化碳的浓度增高,地球就会继续变暖,北极圈将完全无冰嘛。  但事实是:根据科罗拉多州美国国家冰雪资料中心的资料,自2007年以来,北极夏天的海冰增加了近106万平方公里,也就是26%,即便是大力倡议防止全球变暖的人士也未反驳这一点。  一些国际权威气候专家指出,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停止,并开始冷化(global cooling),近来北半球的酷寒只是全球天气变冷的开端。科学家说,他们的研究显示,大部分的气候变暖是因为过去海洋周期处于“温暖期”,而目前正处于“寒冷期”。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瓦伦蒂娜·扎尔科夫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预测到太阳活动将在2030年左右减少60%,这将导致地球气温大幅度下降,届时地球将很有可能进入“小冰河期”。  比这更令人着急的是,这种气候的起源,仍然是个谜。 历史上,最冷的天气是什么时候?  据查阅,历史上,明朝小冰河时期指的是明朝末年以后、清代康熙年间以前,当时整个中国的年平均气温都比现在要低,夏天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则奇寒无比,不光河北,连上海、江苏、福建、广东等地都狂降暴雪。  明末清初《阅世》、《庸闲斋笔记》,以及《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等等文献中都提到了这种奇特气象。明朝所遭遇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冬天非常寒冷,尤其是末期的1580到1644年最为寒冷的,在一千年里是最冷的,在一万年里也是第二位的,在一百万年里也能排进6-7位,是相当寒冷的,可以说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这是最寒冷的时期。  崇祯即位的1628年正好是最寒冷的一段时期之中段,整个气温回暖是在明朝灭亡以后的清代康熙中叶左右。 一万年以前,气温有一段骤然升高的时期,而且保持了相当平稳的状态长达七千多年。这段时期的气温一直在我们经历的二十世纪初期气温上下小幅波动,这样的气候给予了人类发展良好的条件。  从竺可帧写的中国气象史的资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历史上几次最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时期确实和四次小冰河期有密切关系,而不完全是吏治失败引起的。殷商末期到西周初年是第一次小冰河期,东汉末年、三国、西晋是第二次小冰河期,唐末、五代、北宋初是第三次小冰河期,明未清初是第四次小冰河期。当时气温剧降,造成北方干旱,粮食大量减产,形成几十年的社会剧烈动荡和战乱,长期的饥荒是造成战乱无限制扩大的根本原因。  前三次“小冰河期”中国人口锐减超过五分之四,明末最后一次人口只锐减一半是得益于美洲传来的抗旱高产作物土豆、玉米和红薯救的命。殷商末年和周初的人口变动缺乏史料记载。东汉末,汉族人口是六千万,几十年饥荒和大战乱后到西晋一统时汉族人口仅剩七百七十万。随后又是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中国南北汉族人口仅存四百万。当时人口锐减是相当惊人的。唐末汉族人口也是六千万,至北宋初期只剩两千万。明末汉族人口一亿二千万,至清初社会安定时剩五千多万,此赖美洲传入的土豆、红薯和玉米等抗旱高产作物以救命。 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中援引《采录闽侯合志》:“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他上世业儒,自幼吟读诗书,年未二十即中秀才,后厌倦科举,弃儒经商,移家于闽县南台达道铺,并随众商人赴吕宋(今菲律宾)经商。  在吕宋,振龙见当地朱薯遍野,并了解到此薯耐旱、高产、适应性强,生熟皆可食。遂学习种植法,出资购买薯种,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密携薯藤,避过出境检查,经7昼夜航行回到福州,即在住宅附近纱帽池边隙地试种。  是年,闽中大旱,五谷少收,振龙促其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申报吕宋朱薯可以救荒。金允试种,俟收成后呈验。当年,试种成功,金闻讯大喜,于次年传令遍植,解决闽人缺粮问题。闽人感激金学曾推广之德,将朱薯改称金薯,因其由外国引进,又称番薯。振龙后代又传种到浙江、山东、台湾等地,成为中国粮食作物的一个重要品种。  为纪念陈振龙引进薯种和金学曾推广种植之功绩,闽人曾在福清县建立报功祠。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福州人何则贤亦在乌石山建“先薯祠”,后祠被废。现存“先薯亭”建于1957年。  引种番薯人物之议  甘薯传入中国通过多条渠道,时间约在16世纪末叶,至少有三种可能的途径:  一是葡萄牙人从美洲传到缅甸,再传入中国云南;  一是葡萄牙人传到越南,东莞人陈益或者吴川人林怀兰再传入广东;  一是西班牙人从美洲传到吕宋,长乐人陈振龙再传入中国福建。  野生种起源于美洲的热带地区,由印第安人人工种植成功,哥伦布初见西班牙女王时,曾将由新大陆带回的甘薯(即番薯)献给女王,西班牙水手又将甘薯传至吕宋(今菲律宾),葡萄牙水手将甘薯传至交趾(今越南)。自广东传入,为林怀兰和陈益携来,得自交趾;自福建传人,为陈振龙携来,得自吕宋。三路先后传入,互不关联,其中林怀兰带回来的是番薯,陈益和陈振龙带回来的均是番薯藤。  陈振龙  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中援引《采录闽侯合志》:“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道光年间,福州人何则贤在乌石山建“先薯亭”以为纪念。  林怀兰  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编印的《辞源》释“番薯”一词的注解:“其本出于交趾(今越南),吴川人林怀兰尝得其种以归,遍种于粤,因不患凶旱。电白县有怀兰祠,题曰番薯林公庙。”广东电白县霞洞乡有“番薯林公庙”,是为纪念林怀兰和守隘关将而建。  陈益  《东莞县志·物产·薯》所引《凤冈陈氏族谱》载:“万历八年(1580年),客有泛舟之安南(今越南)者,公(陈益)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味甘美。公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万历十年(1582年)夏,乃抵家焉。……嗣是种播天南。”陈益古墓号称“中国第一块番薯地”。 奥廖尔战役,是于1943年7月12日—8月18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中,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左翼实施的进攻战役,是库尔斯克会战的组成部分。战役目的是粉碎德军奥廖尔集团并肃清奥廖尔突出部残敌。  奥廖尔战役在苏军的进攻率先在库尔斯克北部发起,当德军在的攻势在7月10日被阻止后,苏军决定于12日发动进攻,并以打败拿破仑入侵的俄国元帅“库图佐夫”的名字作为此次战役的代号。在奥廖尔战役中,苏军歼敌20万人,坦克1044辆,火炮2402门,并向西推进了150公里,拉平了库尔斯克防线,但却未能完成战前制定的合围并歼灭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计划,同时苏军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伤亡429890人,损失坦克2586辆,火炮892门,飞机1104架。  12日凌晨,苏军向奥廖尔突出部的德军阵地实施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炮火准备,随后索科罗夫斯基上将的西方方面军和马尔基安·米哈伊洛维奇·波波夫上将布良斯克方面军的一线部队开始进攻。德军则进行着顽强的抵抗,给苏军造成重大伤亡。15日罗科索夫斯基大将指挥苏中央方面军的第70、第13和第48集团军也加入攻击。 此时苏联空军也完全控制了制空权,法国“诺曼底”航空大队(诺曼底涅曼飞行团)也在库尔斯克上空与苏联空军并肩作战。面对坦克和兵力都占优势的苏军,莫德尔无力阻止其进攻,他意识到失去奥廖尔只是时间问题。7月16日,莫德尔向希特勒请求放弃奥廖尔将德军后撤至“哈根”防线,但被希特勒否决。到了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意大利退出战争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希特勒需要从东线抽调兵力去意大利,而奥廖尔突出部的德军也面临被苏军合围的危险。在莫德尔和京特·冯·克鲁格再一次请求后撤后,希特勒最终同意弃守奥廖尔,并调第2党卫装甲军去稳定意大利的局势。 7月31日德军向布良斯克方向的“哈根”防线撤退,撤退途中,德军实行了残酷的焦土政策。8月5日苏军攻克了奥廖尔,并继续追击退却中的德军,10日解放了霍特涅茨,15日进入卡拉切夫,至16日苏军的进攻基本结束,战线逐步稳定了下来。  在1943年7月12日,西方面军(司令为索科洛夫斯基上将)近卫第11集团军(司令为巴格拉米扬中将)各兵团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为波波夫上将)转入进攻。空军第1(司令为格罗莫夫空军中将)、第15(司令为瑙缅科空军中将)、第16集团军(司令为鲁坚科空军中将)航空兵为支援进攻军队,出动2174架次,并在空战中击毁德机86架。近卫第11集团军,加强数个坦克军,于两日内突破德军防御战术地幅,并向纵深推进约25公里。该集团军在扩张战果时,从西北和西面包围了博尔霍夫地域德军集团,同时向南推进,造成了切断德军由奥廖尔地域退却之路的威胁。  7月13日,西方面军第50集团军(司令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博尔金中将)发起进攻,从西面保障近卫第11集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61(司令为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别洛夫中将)、第3(司令为戈尔巴托夫中将)、第63集团军(司令为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科尔帕克奇中将)从东面向博尔霍夫、奥廖尔展开进攻。至7月13日日终前,该方面军楔入德军防御8—15公里。德军统帅部为使其坦克第2集团军免遭击溃。开始将第9集团军一部兵力从奥廖尔—库尔斯克方向仓卒调到该集团军地带。7月12—18日,由第9集团军调出4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从而加速了中央方面军任务的完成。  7月15日,该方面军右翼和中央各集团军第48(司令为普罗科菲·洛格维诺维奇·罗曼年科中将)、第13(司令为普霍夫中将)、第70集团军(司令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加拉宁中将)向克罗梅总方向实施了突击。德军企图扼守奥廖尔突出部,急忙从苏德战场其他地段调来7个师(包括3个坦克师)。德军实施了猛烈反突击,力图阻止苏军前进。苏军航空兵的兵团和部队对击退德军反突击起了重要作用。法军“诺曼底”航空大队飞行员与苏联飞行员并肩奋战。为增强突击力量和扩张战果,苏军统帅部使用了战略预备队。  7月19日,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为雷巴尔科中将)在布良斯克方面军地带内奥廖尔方向进入交战。次日,第11集团军(司令为伊万·伊万诺维奇·费久宁斯基中将)在西方面军近卫第11集团军和第50集团军的接合部进入交战。7月26日,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为列柳申科中将)在近卫第11集团军地带内进入交战。近卫第11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向南挺进,迫使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和中央方面军右翼当面德军开始将其军队西撤。至7月底前,布良斯克方面军第61集团军在近卫第11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配合下,粉碎了德军博尔霍夫集团,并于7月29日解放了博尔霍夫市。第3、第63集团军在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配合下,前出到奥廖尔接近地,中央方面军突击集团则前出到克罗梅接近地。8月5日,苏军解放了奥廖尔。苏军在追击退敌时,于8月17—18日前,进抵德军在布良斯克接近地预先构筑的“哈根”防御地区。  此役,苏军付出巨大代价(除人员伤亡外,还损失2586辆坦克、892门火炮和1104架飞机),向西推进约150公里,解放大片苏联领土,为尔后向西方向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德国再也无法弥补巨大的损失(除人员伤亡外,还损失大量飞机、1044辆坦克、2402门火炮),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在8月5日奥廖尔、别尔哥罗德获得解放这一天,莫斯科第一次鸣放礼炮。9个战功卓著的兵团和部队被授予“奥廖尔”荣誉称号。 巴拉顿湖战役,德军方面又称春醒作战(德语:Operation Frühlingserwachen),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中,乌克兰第3方面军为抗击德军的反攻而在匈牙利巴拉顿湖地域实施的防御战役。  巴拉顿湖战役是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防御战役。战役的结局是,完全打破了德军统帅部在苏德战场南翼阻止苏联红军进攻的企图。  德军的进攻于3月5日夜间开始,首先由巴拉顿湖以南地域向考波什堡,从德拉瓦河地区向北分别实施辅助突击。3月6日晨,德军正如苏联红军所预料的那样,对防守在韦伦采湖和巴拉顿湖之间的近卫第4集团军和第26集团军实施了主要突击。德军集中了强大的装甲突击集团(个别方向每公里正面有50—60辆坦克),企图分割苏联红军,并向多瑙河挺进。苏联红军以不间断的炮兵和航空兵突击对付德军突击集团的猛攻。在3月6日一天之内,空军第17集团军即出动358架次,其中227架次是对党卫军坦克第6集团军实施突击。方面军司令苏联元帅托尔布欣一经判明德军主要突击方向,当即加强了近卫第4集团军和第26集团军的防御。各快速预备队被调到谢赖盖耶什以南预先构筑的防御地带。第27集团军务兵团占领了韦伦采湖至沙尔维兹运河地段。为了加强南翼,从方面军预备队抽调步兵第133军集中到佩奇地域。德军在进攻第一天以惨重伤亡的代价,才在主要突击方向楔入苏联红军沙尔维兹运河以西防御约2公里,楔入谢赖盖耶什地域的防御约3—4公里。第57集团军及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南斯拉夫第3集团军,同样顽强地抗击了在巴拉顿湖以南和从德拉瓦河各登陆场进攻的德军。3月7日,交战更加激烈。约有2个步兵师和170余辆坦克在第26集团军地带内进攻。  近卫骑兵第5军和从其他方向调来的炮兵兵团奉派前去加强第26集团军。由于实施这一机动,谢赖盖耶什以东集中了拥有160门火炮的炮兵集团。德军的进攻速度进一步降低了。它在韦伦采湖以南和沙尔维兹运河以西仅推进2—3公里。在以后几天中,德军统帅部不顾巨大损失,继续增兵。3月8—10日,将3个坦克师(坦克第2师、党卫坦克第9师、坦克第3师)投入战斗,3月14日,最后的预备队坦克第6师也进入了战斗。激烈战斗持续了10昼夜,双方参战兵力超过80万人,火炮和迫击炮12500余门、坦克和强击火炮约1300辆、飞机1800余架。德军仅取得了一些战术成果,即楔入苏联红军韦伦采湖以南的防御12公里楔入沙尔维兹运河以西的防御约30公里。德军损失了4万余人、约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300门火炮和迫击炮,被迫于3月15日停止进攻,转入防御。  到3月16日,德军已损失近4万人,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被击毁或失去战斗力,损失各型火炮约600门。德军的损失不光是大约50%的装甲兵力,其剩下的兵力在10天的激战后,大多也精疲力竭了。苏军的坦克部队却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从3月6日到15日,苏军共损失32899人,其中阵亡和失踪8492人,受伤24407人,苏军坦克损失大约在50辆左右。在即将到来的苏军攻势中,在坦克上苏军将占3:1以上的优势。  在苏军发动反攻的前夕,德军开始逐步转入防御,但由于苏军的反攻过于迅速,德军的防御体系远未完成,许多部队只来得及构筑了一些野战工事。在兵力部署方面,多瑙河南岸混合部署着德国第六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三集团军,从多瑙河南岸开始由北向南是匈牙利第23师,德国第711国民掷弹兵师,第96步兵师,匈牙利第一轻骑兵师,匈牙利第二装甲师和党卫军第四装甲军(“骷髅”师和“维京”师),再南面就是参加德军攻势的第三装甲军。  面对德军防线,苏军的进攻计划如下: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部署在多瑙河北部的第53集团军和第七近卫集团军(隶属乌克兰第2方面军)在普列夫骑兵-机械化集群的支援下,将进攻德国第八集团军右翼部队,位于方面军最左翼的第46集团军将负责突破从多瑙河以南,德国第四党卫军装甲军防守地域以北的德军防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抽调第46集团军10个步兵师中的3个师去和德国第711和96师以及匈牙利第23师对峙,第46集团军其余7个师和第二近卫机械化军则与匈牙利第一轻骑兵师相对峙。在第一线苏军身后,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不但集中了他的炮兵主力,而且部署了作为方面军预备队的第18近卫步兵军和第75军共6个师,这样也就意味着苏军将13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化军攻打仅有1个匈牙利师防守的地段。苏军总的计划是第三乌克兰方面军将在16日首先发起进攻,第二乌克兰方面军将在17日跟进,当突破德军防线后,第二乌克兰方面军的主力将挺进捷克斯洛伐克,而第三乌克兰方面军和第二乌克兰方面军最左翼的第46集团军将进军奥地利。  对于苏军的这次攻势,德国情报部门未能得到任何消息。到16日,第三乌克兰方面军突然开始进攻。但尽管取得了突然性,苏军的攻势进行得并不顺利,那些阻碍德军进攻的路况问题现在也开始影响苏军的进攻,而担任防御的第四党卫军装甲军和匈牙利第二装甲师的拚死抵抗,使得苏军在第一天的攻势中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17日,第二乌克兰方面军的第46集团军开始进攻。在这里苏军比较顺利,虽然匈牙利第一轻骑兵师进行了顽强抵抗,但苏军仍然在第一天就突破了防线,德军软弱的反击没有起到丝毫作用。与此同时,第三乌克兰方面军的攻势仍然进展缓慢,苏军和德军对于每个阵地都反复争夺,直到18日晚上,苏军才勉强在德军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突破口并不大,而且德军仍占据着相当数量的阵地,继续可抵抗。  19日,拥有4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第六近卫坦克集团军提前投入战斗。这个最后的重击终于超出了骷髅师和维京师的承受能力,德军防线就在这一天被突破了,匈牙利部队开始崩溃,他们成连、成营、成团的放下武器投降了。当第一党卫军装甲军于20日赶到时,德军的反击被击退。迪特里希将军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延缓苏军的攻势,使得尽可能多的德军撤回奥地利而已,但惨重的损失是不可避免了,许多部队甚至是徒手逃入奥地利。  对于党卫军的惨败,希特勒失望到了顶点。3月27日,希特勒下令阿道夫·希特勒卫队装甲师和希特勒青年团取下带有他名字的袖章,因为“他们已经被证明不配享有这种荣誉了!“  巴拉顿湖战役是以一个方面军的兵力在两个相距甚远的方向上出色地组织和实施战役防御的范例,是大胆地机动预备队和第二梯队的范例。对坦克防御的样式已臻于完善,它包括组成营防坦克枢纽部的各连支撑点,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坦克地域,各兵团和集团军强有力的反坦克炮兵预备队和快速障碍设置队。在巴拉顿湖战役中,使用包括高射炮兵在内的全部炮兵和航空兵同坦克作斗争,是一个特点。由于实施了机动,个别方向的火炮密度每公里正面已超过160—170门。战斗航空兵在10天内出动5277架次,其中50%是强击机。坦克和自行火炮通常用于在敌坦克可能冲击的方向设伏。此外,坦克自行火炮部队还作为快速反坦克预备队行动。在扼守战术防御地幅的战斗中,方面军第二梯队及预备队被用来加强第一梯队。主要防御地带、第二防御地带和集团军防御地带都由军队预先加以占领。而方面军预定用于进攻的那一部分军队,没有参加防御战役。巴拉顿湖战役的胜利结束,使苏联红军能在3月16日无需间歇就实施维也纳战役。 预期目的  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为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和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为苏联元帅托尔布欣)于1945年2月13日结束布达佩斯战役后,即着手准备向维也纳方向发起进攻。德军统帅部企图粉碎乌克兰第3方面军,恢复多瑙河防御,继续盘踞匈牙利的石油产地,消除对奥地利工业区和德国南部工业区的威胁。德军统帅部也没有放弃老谋深算的政治意图,就是把巴尔干变成苏联和英国的纷争之源。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心以乌克兰第3方面军实施顽强而积极的防御,疲惫和消耗德军突击集团,尔后向维也纳方向发起进攻。  兵力对比  1945年2月月中,德军统帅部在巴拉顿湖地域为转入反攻集结了重兵。装备最新式坦克的党卫军坦克第6集团军从阿登山脉调到这里。在乌克兰第3方面军(近卫第4集团军,第26、27、57集团军,空军第17集团军及作战上隶属方面军的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当面,德军集中了“南方”集团军群和“E”集团军群所属31个师(内11个坦克师)、5个战斗集群、1个摩托化旅、4个强击火炮旅,共计拥有官兵43.1万人、火炮和追击炮5630门、坦克和强击火炮951辆、装甲输送车900辆、作战飞机850架。德军在坦克和强击火炮方面占优势,总数为苏联红军的2.1倍。  兵力布置  方面军编成内计有37个步兵师、6个保加利亚步兵师、2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共约官兵40.7万人、火炮和迫击炮700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407辆、作战飞机965架)。方面军的战役布势为两个梯队。诸兵种合成近卫第4集团军(司令为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扎哈罗夫大将),第26(司令为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加根中将)、第57集团军(司令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沙罗欣上将),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在第一梯队担任防御,第27集团军(司令为谢尔盖·格奥尔吉耶维奇·特罗菲缅科上将)为第二梯队,坦克第23、第18军,近卫机械化第1军,近卫骑兵第5军,步兵第84师和6个炮兵旅为方面军司令员的预备队。基本兵力量集中在德军主力可能进攻的近卫第4集团军和第26集团军的防御地带。  防御方案  防御计划规定了几种行动方案,这些方案都根据敌军可能实施突击的情况,在现地进行过实兵演练。防御(包括对坦克防御)纵深为25—50公里,包括主要防御地带、第二防御地带、集团军防御地带、两个方面军防御地区、若干中间地区和斜切阵地。对坦克防御的基础是坚固的防坦克地域和强大的反坦克炮兵预备队。反坦克炮的平均战役密度为每公里18门,个别地段的地雷障碍物密度为每公里2700枚防坦克地雷和2500枚反步兵地雷。方面军建立了68个快速障碍设置队。乌克兰第3方面军所属空军第17集团军(司令为苏杰茨空军上将)及乌克兰第2方面军所属空军第5集团军(司令为谢尔盖·戈留诺夫空军上将)一部对陆军进行支援。方面军及时而妥善地做好了抗击德军突击的准备。巧妙地组织了协同动作和军队指挥。 此战,德国军队共俘苏联红军40多万人,缴获大量装备,为进攻莫斯科打开的通道。由于斯摩棱斯克交战是在近650公里的正面和近250公里的纵深展开的,德国军队作战部队异常疲惫,被迫停止了向莫斯科的推进,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还是第一次被迫停止在主要方向上的进攻,而转入防御。德国军队在作战中,由于遭到苏联红军顽强抵抗,也损失较大,至7月23日前,“中央”集团军群的坦克兵团和摩托化兵团损失人员近50%,步兵兵团损失人员近20%。使德军统帅部于1941年7月就使用了将近一半的战略预备队(24个师中的10个半师),以加强“中央”集团军群。斯摩棱斯克交战结果,苏联红军统帅部为准备莫斯科防御和尔后在莫斯科会战中粉碎德国军队赢得了时间。而德国军队却转移主要攻击目标,将“中央”集团军群的精锐南下基辅,参加基辅战役,失去了进攻莫斯科的宝贵时间,使苏联红军得到了喘息。在斯摩棱斯克交战中,苏联红军战功卓著的兵团被授予苏联武装力量中首次颁布的近卫军称号。  以德国军队的标准来说,斯摩棱斯克战役在八月四日就结束了,但按苏联的标准这个会战要一直持续到九月十日。斯大林和苏联最高统帅部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当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南下,霍特第三装甲集群的第三十九摩托化军开始北上时,斯大林拒绝听从朱可夫的意见放弃基辅,同时他认为由于德国装甲部队离开中部战场,这给了苏联红军一个反击的机会,他似乎无法理解以当时苏联红军的能力根本无法击破已经掘壕固守的德国军队,于是从八月中旬直到九月十日,苏联红军对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发动了多次反击,结果除了朱可夫指挥的Elnia的反击获胜以外,所有苏联红军的反击都失败了,这些失败的反击使得苏联红军遭到重大损失,在七月十日到九月十日之间,苏联红军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共损失了三十四万四千九百二十六人,其中阵亡和失踪二十一万四千零七十八人,受伤十三万零八百四十八人,损失坦克一千三百四十八辆,大炮九千八百八十五门,飞机九百零三架。这给以后的战局带来重大影响,当德国军队发动“台风”行动时,他们面对的是一支精疲力竭的苏联红军,苏联红军的坦克等重武器遭到了重大损失,并且来不及完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这直接促成了苏联红军的又一次完败。 斯摩棱斯克战役(1941)苏德战争期间,德苏两国军队于1941年7月10日—9月10日在斯摩棱斯克地域实施的攻防战役。德国军队继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战役之后,企图以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为F.von博克元帅)围歼苏联红军斯摩棱斯克集团,夺取西德维纳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带,打开通向莫斯科的门户。其参战兵力为60个师又1个旅及1个航空队。苏联红军西方向部队(陆续投入西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苏联中央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总司令为苏联元帅S.K.铁木辛哥)奉命固守斯摩棱斯克地域,阻止德国军队向莫斯科突进。7月10日,德国军队从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罗加乔夫一线发起进攻,以第3和第2装甲集群主力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实施钳形攻势,以部分兵力向大卢基方向和罗斯拉夫尔方向实施辅助突击,第9和第2集团军随后跟进。  13日,苏联红军一部向德国军队实施反突击,收复罗加乔夫和日洛宾两市。14日,苏联红军在奥尔沙附近的反突击中首次使用BM-13型火箭炮("喀秋莎")。16日,德国军队在航空火力支援下攻占斯摩棱斯克和奥尔沙,20日占领叶利尼亚。23—25日,苏联红军以4个集团军级战役集群向斯摩棱斯克地域实施向心突击,第20和第16集团军主力乘势突围。26日,德国军队从东面封闭斯摩棱斯克合围圈。次日,苏联红军莫吉廖夫集团被歼。30日,苏联红军在西方面军后方组建预备队方面军,以掩护莫斯科方向。同日,德国军队奉命转入防御,进行休整补充。8月5—8日,苏联红军斯摩棱斯克集团和罗斯拉夫尔集团先后被歼。9日,德国军队为消除右翼威胁转而南下。  24日,德国军队围歼苏联红军戈梅利集团,威胁西南方面军侧后。26日,德国军队在北部歼灭苏联红军大卢基集团。1941年8月30日—1941年9月6日,苏联红军以10个师的兵力向叶利尼亚突出部实施反突击,重创德国军队,收复叶利尼亚。1941年8月29日—1941年9月4日,苏联红军航空兵共出动飞机4000余架次支援布良斯克方面军作战,但未能阻止德国军队第2装甲集群南进。1941年9月1—1941年9月9日,苏联红军以4个集团军的兵力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再次转入进攻,未能奏效。10日,苏联红军奉命转入防御,战役结束。据德方资料,此役,德国军队共俘苏联红军官兵约45万余人,击毁和缴获坦克约3600辆、火炮4800余门,向东推进约200公里。苏联红军以顽强抗击和反突击削弱了德国军队攻势,为准备莫斯科防御赢得了时间。  1941年7月10日—9月10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中,苏联红军西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苏联中央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在斯摩棱斯克与德国军队进行的一次攻防战。  由于德国军队在边境交战进展顺利,苏联红军统帅部从6月底起,开始将战略第二梯队沿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中游从克拉斯拉瓦到洛耶夫展开,任务是固守这一地区,不让德国军队突向莫斯科。除现有方面军所属军队外,由大本营预备队开来的第22、第19、第20、第16、第21集团军也编入了西方面军(司令为苏联元帅铁木辛哥)。但是,其中只有24个师占领了阵地。而且在交战开始前,他们未来得及建立稳定的纵深防御。预备第24、第28集团军(19个师)在纵深内主要地区以东210—240公里,从涅利多沃到布良斯克的正面上层开。1941年7月8日,德国军队统帅部给“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为博克元帅)规定了任务:合围防守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地区的苏联红军,攻占奥尔沙、斯摩棱斯克、维捷布斯克地域,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往莫斯科的捷径。  7月10日前,只有“中央”集团军群的快速军队—坦克第2(司令为古德里安上将)、第3集群(司令为霍特上将)各师和第9(司令为施特劳斯上将)、第2集团军(司令为魏克斯上将)各先遣兵团—进抵第聂伯河和西德维纳河。这两个集团军的基本兵力(30余个师)被白俄罗斯境内进行的战斗所迟滞,落后于快速军队120—150公里。但是在向斯摩棱斯克方向的进攻开始前,德国军队的人员,炮兵和作战飞机比苏联红军西方面军多1倍,坦克多3倍。根据战斗行动的性质和所遂行任务的内容,斯摩棱斯克交战分为四个阶段。 奥匈帝国曾与英、法、德、俄并列为欧洲传统五大强国,是当时世界列强之一,其国土面积之辽阔、在当时欧洲排名第三。然而,一战结束后,庞大的奥匈帝国解体,分裂成多个国家。那么,奥匈帝国为啥会解体?  (奥匈帝国)  一战中,德国和奥匈帝国是一条战线,关系也非常铁。那么,德国和奥匈帝国为啥铁呢?其实,两个国家很有渊源。西罗马帝国解体后,分成了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而三部分又各有自己的城邦组成。  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国家,境内的奥地利和普鲁士两个城邦都很强大。最后,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的城邦,建立德国。期间,普鲁士和奥地利曾经打过一仗,不过奥地利失败了。  虽然失败了,德意志和以奥地利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奥匈帝国认为是一家人,所以关系一直很铁。  (奥地利帝国)  匈牙利民族是奥地利帝国中第二大民族,奥地利皇帝无法忽视匈牙利贵族的势力,所以经过谈判,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也成为匈牙利国王。这样,奥地利王国便升格为奥匈帝国皇帝。  经过不断的扩张,奥匈帝国的势力非常强大。根据资料记载,奥匈帝国与英、法、德、俄并列为欧洲传统五大强国,是当时世界列强之一,其国土面积之辽阔、在当时欧洲排名第三,仅次于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总人口数量之众多、稍逊于俄罗斯和德意志帝国,位于欧洲第三。机械仪器制造业之繁荣、和钢铁军火工业之雄厚,排位世界第四,仅次于德国、英国和美国之后。 资源总储备之广泛、和动员总兵力之庞大,亦是欧洲第四,只少于俄罗斯、德国和法国。 农产品种类之繁多、和原油产量之丰富则是超越拥有精致农业的法国和以粮食出口为导向的俄罗斯,位居全欧之冠。斯柯达兵工厂生产的重炮武器雄踞世界第一。  这些强大的经济基础,也让奥匈帝国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斐迪南大公夫妇)  一战的导火索发生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波斯尼亚原来是一个独立国家, 19世纪沦为奥匈帝国属地。1914年6月28是波斯尼亚的国庆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来到了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视察。此行,斐迪南大公想完成一个心愿,想使妻子得到她在维也纳得不到的皇室荣誉。  然而斐迪南大公却忘记了,这块土地是奥匈帝国在1908年所吞并,对他充满了仇恨、刺杀他的阴谋正在酝酿着。当枪弹打穿斐迪南的脖颈和他妻子腹部的时候,随着两股鲜血的喷出,一场把全世界都卷入的战争开始了。  后来经过调查,枪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不久,奥匈帝国宣布对塞尔维亚开战。塞尔维亚一直是俄国的小弟,看到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于是也卷入战中。此后,德国、法国、英国等超级大国,都加入了一战。  (奥匈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奥匈帝国失败。当时,奥匈帝国已经四分五裂。对战胜国来说,按照美国总统伍德鲁·威尔逊宣布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奥匈帝国被肢解为多个民族国家是必然发生的事。  此后,奥匈帝国分裂成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分成捷克、斯洛伐克二国)、 南斯拉夫(现在分成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共和国等国) 、波兰。 此外,罗马尼亚和意大利也获得部分奥匈帝国的土地。 第一阶段  1941年7月10—1941年7月20日,德国军队在苏联红军西方面军右翼和中央突破防御。德国军队快速兵团推进约200公里,合围了莫吉廖夫,并夺取了奥尔沙、斯摩棱斯克、叶利尼亚、克里切夫。苏联红军第19、第16、第20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地域陷入德国军队战役合围。第13集团军一部兵力突过了索日河,其余兵力击退德国军队的多次坦克冲击后,守住了莫吉廖夫。在这几天,苏联红军第21集团军在西方面军左翼向博布鲁伊斯克方向实施进攻,解放了罗加乔夫市和日洛宾市,并将德国军队第2集团军主力长时间牵制于第聂伯河和别列津纳河之间地带。  第二阶段  1941年7月21日—1941年8月7日,苏联红军统帅部企图使用后备方面军在西方向组织反攻。为此目的建立的第29,第30、第28、第24集团军的4个集团军级战役集群和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指挥的集团军级战役集群(均转隶西方面军),从别雷、亚尔采沃、罗斯拉夫利地域向斯摩棱斯克实施向心突击,任务是与第16、第20集团军协同,粉碎斯摩棱斯克以北及其以南的德国军队集团。骑兵集群(3个骑兵师)在第21集团军地带内对德国军队后方进行了奇袭。在战斗行动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主要斗争基点:一个在斯摩棱斯克、叶利尼亚地域,另一个在索日河以及第聂伯河和别列津纳河之间地带。有鉴于此,由西方面军左翼各集团军(第13、第21集团军)和由预备队开来的第3集团军于1941年7月24日组建了中央方面军(司令为库兹涅佐夫上将)。苏联红军虽然在反攻过程中未能粉碎德国军队斯摩棱斯克集团和取得显著战果,但却打破了“中央”集团军群对莫斯科的进攻,支援第20、第16集团军突破了合围圈,并将主力撤过第聂伯河。1941年7月30日,德国军队被迫在西方向转入防御。德国军队统帅部决定消除苏联红军对“中央”集团军群两翼造成的威胁之后,再进攻莫斯科。从1941年7月10日—1941年8月5日,德国军队共俘苏联红军31万人,缴获坦克3000多辆和数量大致相同的火炮。  第三阶段  8月8—21日,战斗行动的中心向南转移。1941年8月8日,德国军队第2集团军和坦克第2集群将正面转而向南,对中央方面军转入进攻。苏联红军被迫向东南和南方向退却。1941年8月16日,为掩护布良斯克方向,在预备队方面军(司令为朱可夫大将;1941年7月30日组建,其左翼各集团军向前调到第一梯队)和中央方面军之间建立了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为叶廖缅科中将),其编成内有第13,第50集团军,从8月25日起又增加第3、第21集团军(中央方面军撤销)。至8月21日前,德国军队第2集团军和坦克第2集群推进120—140公里,进抵戈梅利、斯塔罗杜布一线,并深深楔入苏联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之间,对苏联红军西南方面军翼侧和后方造成了威胁,苏联红军被俘78000人,144辆坦克和700门火炮。1941年8月16日,苏联红军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第24、第43集团军(第24集团军从7月30日起在该方面军编成内)发起进攻,以粉碎德国军队杜霍夫希纳集团和叶利尼亚集团。进攻虽未得到发展,但德国军队在叶利尼亚附近的战斗中遭重创。  第四阶段  1941年8月22日—1941年9月10日。在此阶段,苏联红军统帅部决定以积极的行动挫败“中央”集团军群,打破其向南方向对西南方面军后方的进攻。然而,布良斯克方面军以对翼侧突击来阻止德国军队推进的企图未能奏效。在布良斯克方面军地带内,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为同一目的进行了一次有460架飞机参加的空中战役。苏联红军航空兵重创坦克第2集群,但亦未能打破德国军队向南的进攻。与此同时,在西方面军右翼,德国军队对第22集团军实施了有力的坦克突击,突破了该集团军防御,并于1941年8月29日夺取了托罗佩茨。第22集团军及在其以南防御的第29集团军,被迫退向西德维纳河东岸。1941年9月1日,西方面军第30、第19、第16和第20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附近重新转入进攻。但进攻未得到发展。预备队方面军第24集团军在叶利尼亚地域继续实施进攻行动。这些行动以粉碎德国军队叶利尼亚集团而告结束。1941年9月10日,苏联红军西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根据大本营命令转入防御。 中国古代婚姻的标准是“门当户对”。西周时禁止贵族跟平民通婚,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度”,门第等级森严,士族与庶族之间禁止通婚,南朝士族王源嫁女庶族富阳满氏,被弹劾为“惟利是求”,并拟“禁锢终身”。  门当户对的婚姻  士族制度在隋唐时逐渐消失,“门当户对”逐渐成为古代婚姻的重要习俗。从封建社会早期的“门当户对”制度演变而来了“良贱不婚”。“良贱不婚”是指在封建等级制度下,某类人的身份或是职业会受到歧视,户籍上被编为“贱籍”,比如娼女、奴婢等,身家清白的良人是不能与“贱籍”人通婚的,否则会受到刑事处罚。  古代婚姻制度中的“门当户对”、“良贱不婚”都是指“娶妻”,而非指“纳妾”。纵然是“秦淮八艳”的董小宛貌美如仙,也只能做妾。  古代婚姻制度承认妻的地位,必须经过“六礼”的程序娶进门的才为妻,所以叫做“娶妻”。纳妾的形式等同于买卖交易。在家庭中,只有妻子与丈夫有相对平等的权利。  如丈夫先亡,妻子便要守节。妻子早亡,丈夫在精神上守节。丧妻之后,男子再娶妻,称作“继室”或“续弦”。第一任妻子称作“原配”。墓穴之中的棺木,祠堂之中的牌位,正位只能是丈夫和原配妻子,继室只能居于偏位。  古代夫妻用什么理由离婚  “夫妻本是同林鸟”,男女结为夫妻,就要白头偕老。在封建社会,离婚主要依照“七出”。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  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即“七出”。依据《大戴礼记·本命》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男子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  如果女子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  古代婚姻制度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妻子休弃。《大戴礼》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  和离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和离大多是协议休妻,这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的真正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 1894年8月1日,已在数日前先行于丰岛海域爆发海战的清朝与日本,为了争夺朝鲜的控制权,终于向彼此发布宣战诏书,影响中日韩三国命运数十年的甲午战争就此轰轰烈烈开打。清朝向朝鲜牙山、平壤等地陆续遣军迎战,日本也在汉城(今韩国首尔)、釜山、仁川等处集结大量兵力,同时也在稍早派出大军占领景福宫、把守汉城城门,将朝鲜王室悉数纳入控制之下。对朝鲜而言,尽管早有驱逐宗主国清朝势力、实现完全独立自主的渴望,但日本的进逼又更蛮横与粗暴,使朝鲜更心生畏惧。因此对于这场自己毫无决定权的双雄大战,朝鲜只能被动地密切观察,期许能保住已所剩无多的权利。  当战事爆发前,日本为了制造开战借口,便曾向清朝提议由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但被一味寻求双方退兵以免冲突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拒绝。然而,日本的提议却使朝鲜误以为可借机摆脱清朝干涉,当时的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便在报告李鸿章的电文中提及此现象:“日以自主革政告说,韩人渐眩惑,盼革政者尤多,察韩人意渐携贰,如倭队至汉(城),吓骗均易着力,我以空口劝韩恐无济,势已未易挽回”。日本的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亦于给日本政府的报告内论及金嘉镇、赵义渊、俞吉浚、洪钟宇等改革派人士日趋活跃,希望拥戴朝鲜高宗的生父兴宣大院君,逼退闵妃戚族,从而改革朝鲜内政之事。  不过朝鲜很快就察觉日本所谓的“自主革政”,不过仅是挑衅夺权的借口。大鸟圭介在接到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允许其制造开战口实的密令后,立刻向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提出照会,要求朝鲜限期确认,究竟是否自认为清朝属邦。有自主倾向的朝鲜自然不愿承认清朝的宗主权,但又怕清朝责难;若承认为属邦,日本又会以此为理由大加争呶。  朝鲜君臣就在这两难之中商议了许久,不得已之下,只能一面向日本公使馆请求延期答复,一面继续向清朝求援。但是李鸿章对此情势,却仅训令袁世凯:“韩属华已千余年,各国皆知,即韩与各西国立约,均经声明,务劝王坚持,如畏倭,竟认非华属,擅立文据,华必兴师问罪云,欲以此胁韩,令勿轻许”,丝毫未给予朝鲜任何抗拒日本压力的实质支持。  朝鲜没奈何,只能让赵秉稷答复:“本国自立约以来,所有两国交际交涉事件,均按自主平等之权办理,此次请援中国,亦系我国自由之权利也……且本国内治外交,向由自主,亦为中国之所知”,将中国王朝过去听凭藩属国自主的传统,解释为自身的独立,至于属邦与否,朝鲜则推托道那是清朝官员的表态─“应与本国无涉”,不愿正面回答日本、也不公开挑战清朝的地位。  但大鸟圭介仍未放缓施压力道,又接着提出五大内政改革纲领,要求朝鲜在中央政制、财政、法律、教育和军事上做出变革。李鸿章闻知后仅表示:“本已备大队进援,惟恐两大交争,以汉城为战场,韩必大受蹂躏,朝廷念及此,故未遽发,若至无可挽,断不坐视不救”,声称备好大军、但因“怜惜”朝鲜可能沦为战场才未进发,依然是未给朝鲜有力的支援,顶多又劝告“内政只可朝鲜自改,不可听倭人勒改,以保自己权利,庶免后悔。”朝鲜明白清朝没法成为靠山,只能自求多福,因此又商议了好些天。  但朝臣们的意见混杂纷乱,如驻日公使金思辙高呼:“倭兵必不能吞韩,仅虚喝构衅,我国以理坚持,不许干预内政,伊亦无如何”,坚持反对大鸟圭介的提案;避走上海的闵泳翊则上书朝廷建议赶紧改革,以免重蹈越南亡国的覆辙。最后高宗只能一面派遣申正熙、金宗汉、曹寅承等三人为代表,前去同大鸟圭介谈判,一面发出教旨表示将扫除积弊:“会议铨臣、将臣财赋之臣,可以捄、可以革、可以罪,凡系政教得失者,各令条陈,无或有隐,随即禀明施行”,希冀缓和日本的压力,以及做出改革是出于己意而非遭强迫的姿态,藉此安抚反对的声浪。  申正熙等三人与大鸟圭介于汉城南山下的老人亭展开谈判,想不到大鸟圭介的态度又变得更为凶狠,他提出一份更详尽的改革纲目,第一条便开宗明义要求厘正中央官署职守、“废止世道执权之弊制”,且此项得于三日内议决、十日内实行!这无异是要求朝鲜即刻废除闵妃戚族的所有势力。然而闵妃自从扳倒兴宣大院君、掌握朝鲜大权之后,满朝文武几乎皆是其党羽,怎可能轻易束手放权,于是申正熙等人便拒绝大鸟圭介的提案,谈判就此不欢而散。高宗同时又下教旨设立校正厅,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革新内政,不理日本的逼迫。申正熙还指责大鸟圭介又是屯驻大军、又是催令限期改革,根本是干涉内政,要求日本尽速撤兵。  此时,袁世凯已发觉李鸿章的绥靖政策无法弭平日本的野心,在苦无清朝增兵支持、朝鲜也不信赖自己的情势下,只能上书告病,请求回国休养,留下唐绍仪代理朝鲜事务。袁世凯一走,朝鲜连表面的靠山也没有,大鸟圭介也少了袁世凯整日要求撤兵的烦扰,气焰更是高涨,再度向朝鲜提出照会,要求朝鲜既然自认是自主之国,就应该驱逐清军、废除中朝之间一切的通商贸易章程。  朝鲜惊慌失措,赵秉稷火速同唐绍仪会商对策,偏偏此时电报线故障,唐绍仪无法请示和告知李鸿章情况已愈来愈危急,赵秉稷只能再度要求日本撤兵。然而,这回大鸟圭介已决定不再用外交辞令与朝鲜往还相争,而是直接动武达到日本的目的。夜半时分,天色未明之际,日本军队倏然出动,迅速包围占领景福宫,大鸟圭介入宫胁迫高宗下旨禁止朝鲜军队抵抗,使得不少士兵“兵皆痛哭,碎鎗筒、裂军服而逃”,并派人往云岘宫催请大院君重新出马,以作为日本的傀儡。  在彻底掌控朝鲜朝廷后,日本接着施压高宗起用亲日派人士担任要职,以及流放罢黜闵氏一族的官员。赵秉稷也在日本的威胁下,向唐绍仪宣布废除所有中韩贸易章程,并“请求”大鸟圭介代为驱逐境内清军。唐绍仪见状,也只得从仁川秘密逃回国内。情势演变至此,日本可说是已在朝鲜掌尽优势,清朝则在一味的避战下渐丧影响力,更错失备战的良机。  随着甲午战争正式开打,朝鲜也在日本的威逼下任命亲日派的金弘集组成内阁,先后两次宣告彻底改组中央与地方官制,以及废除阶级差异、禁止早婚、废弃清朝年号而改书开国纪元(稍后转为使用建阳年号),王室尊号也从“主上殿下”改为“大君主陛下”,史称“甲午更张”,藉此彰显朝鲜的“独立自主”。  殊不知,日本在接下来数年挟着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得胜的余威,继续“鼓励”朝鲜推出更多“独立自主”的政策,而每一回的“独立自主”,都使日本的势力又更深入朝鲜一步。最后终于在1910年,才改制称帝13年的大韩帝国,在日本的强压下被迫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惨遭灭亡,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才迎来光复的时刻。 民国以来,关于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的坟墓,众说不一,传说种种。  冯国璋的坟墓神秘莫测。据当地人传说,冯国璋因树敌过多,他的后人按照父辈的遗嘱,为防止后人偷挖其墓,除了在好几处地方设假墓以外,还学了三国人物曹操的葬法。  曹操死后,究竟葬于何处,成为千古之谜,不过说得最多的是设了不少假冢,真坟却葬在三峡的急滩下面,坟内装有一个月齿飞轮,挖墓者只要碰上它就会化为肉酱。  冯国璋的坟在曹操坟墓的基础上又做了一番改进,除在地宫里埋上飞刀以外,还安装有用砒霜浸泡过的毒箭,若被射中,五步之内即可毙命。此外,还在棺材外围埋了地雷和毒气弹,稍一接触,即可爆炸。冯坟占地100亩,坟墓的规模、设计建筑可与皇帝的地宫媲美,在当时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坟墓。总之,传说神乎其神。  然而,越是神秘的东西,越是引人注意。冯国璋的坟墓自1920年建成之后,就成了各路人觊觎的目标。特别是日军侵华以后,被日本人、土匪、偷墓贼破坏不堪,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基本上已夷为平地。只是慑于可怕的传言,对其地宫建筑虽垂涎已久但却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小将们数百人,个个手持铁镐铁锄向冯墓宣战,他们提出口号:“即使挖地三十丈,也要挖出冯的尸骨。”  谁知当坟墓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时,他们大为震惊,除了仅两寸厚的一口薄棺、棺中一把军用战刀和一张相片外,再无他物。曾经见过原状的人还大有人在,他们都感到奇怪,明明地下建筑富丽堂皇,为何空空如也,连尸迹也没有?冯国璋的真坟到底葬在哪里?真不可思议。  冯国璋1859年出生于直隶河间(今属河北)的一个破落家庭,原名华甫,其父冯春棠嗜酒成癖,不务正业,母亲孙氏忍辱负重。  冯国璋出生后不到5年,家业已经衰败,生活贫困至极,幸好其母任劳任怨,勤俭持家,让冯国璋去读私塾,可是终因家境恶化只好中途辍学。冯国璋是个孝子,在家一面孝顺母亲,一面自学苦读,后来凭腹中的墨水考入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任清政府驻日使节,遍访日本,扩大眼界,接受新生事物,开始著书立说。一次偶然机会,被清廷要员发现,向皇上保荐,于是青云直上。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冯国璋任北洋军阀第一军军统、禁卫军总统,成为位高权重的“北洋三杰”之一。冯国璋于1916年出任民国副总统,次年7月登上代总统宝座。  冯国璋虽身居高位,但不忘母恩。每当回首往事时,他总是热泪盈眶地诉说母亲的养育之情。冯国璋在生时曾对人说,他一生只崇拜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三国的曹操。他对曹操崇拜得五体投地,对他的诗句熟背成颂。故冯国璋以曹操为榜样,身怀壮志。可是由于时局动荡,上任不到一年,就被段祺瑞胁迫下台,积愤成疾,次年12月28日病死于北京帽儿胡同冯家大院。  新任总统徐世昌接照冯国璋的遗嘱在冯的老家河间西诗经村,仿照曹操的坟墓建造墓地。据猜断,他冯国璋会不会真学曹操建衣冠假坟迷惑后人,而其真尸陪伴父母坟边呢?  于是在冯春棠、孙氏两老的坟地西诗经村东北10里许的半截河村,一个长满青草没有封土的地方,刨开土层,挖下不到5尺终于揭开了谜底。  冯国璋的真坟非常简单,棺材用阴沉木做成,大概是为了防潮之故,棺外缠有三层石棉布,涂了四道土漆。因棺材密封甚严,冯国璋的尸体尚存完好,肌肉富有弹性,栩栩如生,据知情者确认棺中之尸正是民国代理总统冯国璋。其葬品有元宝和银币数枚,玉鼻烟壶和如意各一件,右拇指戴翡翠戒指一枚,口含猫眼珍珠一颗。后来文物移交给了当地文物部门收藏起来。而尸体因露风腐烂,并遭毁坏。  真相大白!不过冯国璋坟墓的种种传说,也只是传说罢了。谜团是冯国璋的后人故意放出的一个烟雾弹,希望用障眼法迷住世人,以确保坟墓安全。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最终难逃此劫。 蒙巴顿方案即“印巴分治”方案。1947年6月由英国驻印度最后一任总督路易斯·蒙巴顿提出而得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迫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压力,提出“分而治之”的方案。  根据居民宗教信仰,英属印度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分别建立自治政府;巴基斯坦由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构成;王公土邦在“移交政权”后享有独立地位,可分别谈判加入印巴任何一个自治领。这个方案为当时的主要政党印度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所接受。1947年8月15日,英国把在印度的政权分别移交给印度国大党和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从此告终。英国在印度的经济利益基本未受影响,而印度独立法规定的内容又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形成了一些争端,其中最严重的是克什米尔问题,为印巴日后的长期冲突埋下了伏笔。  1942年3月,英国政府曾派掌玺大臣、下院领袖克里普斯前往印度,许诺战后给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克里普斯到达印度后,提出了英国对印提案,也就是“克里普斯提案”。其内容是:英国与印度磋商后,决定发表使印度在最短时期内成立自治政府的提案,提案的内容是建立新印度联邦,使之成为自治领,其地位与英国本国及其他自治领各国相等,不论在内政和外交上,均不隶属他国。但方案中又提出,英属印度的土邦有权不加入新建立的印度联邦,这就使得有可能在印度原有土地上建立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政治实体,从而为印度的分裂打开方便之门。同时也意味着,拟议中的东巴基斯坦—孟加拉有可能单独立国。“克里普斯提案”成为后来“蒙巴顿方案”的雏形。  根据“蒙巴顿方案”的规定,印度教徒居多数的地区划归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归属巴基斯坦。但对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却规定由各王公土邦自己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保持独立。当时,克什米尔地区77%的人口为穆斯林,他们倾向加入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土邦王是印度教徒,他先是既不想加入印度,也不愿加入巴基斯坦,但最后又倾向加入印度。因此,印巴分治时,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印、巴分治后不久,双方为争夺克什米尔主权于1947年10月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即第一次印巴战争。  1947年12月,印度将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1948年8月和1949年1月,联合国印巴委员会先后通过关于克什米尔停火和公民投票的决议,印巴均表示接受。  1949年1月双方正式停火,7月划定了停火线。克什米尔分为印控区和巴控区,印巴分别在各自控制区内建立了地方政府。  1953年8月,印巴两国总理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克什米尔争端应通过克什米尔公民投票来解决。然而,1965年6月,印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爆发第二次战争。1971年12月,在因东巴基斯坦脱离巴基斯坦而爆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印度又占了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部分土地。  1972年7月,印巴签署了《西姆拉协定》,双方同意在克什米尔地区尊重1971年双方停火后形成的实际控制线。  为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印巴两国领导人和部长级官员数次举行会谈,但一直没能达成协议。1989年后,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不断发生交火,两国均蒙受巨大损失。2003年11月23日,巴基斯坦总理贾迈利宣布,巴军队将从穆斯林的重要节日开斋节(26日)开始,在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的巴方一侧实现单方面停火。24日,印度对这一建议表示欢迎,并于25日作出了积极回应。两国军方25日经磋商决定,自当天午夜起在克什米尔“国际边境”、“实际控制线”和“锡亚琴实际接触线”(印方称为“实际地面位置线”)一带实现停火。双方同时表示,希望停火永久持续下去。  2004年1月7日,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查谟市西北30公里靠近印巴实际控制线的杰纳布河上,民间团体“印度青年之声”的一名成员在向河中投放装有糖果的盒子,希望这个盒子能漂到下游的巴基斯坦,把他们支持印巴对话和解的美好愿望带给巴基斯坦人民。  2005年4月7日,载满乘客的公交车分别从克什米尔的印控区和巴控区双向对开,这是近60年来印巴克什米尔地区之间的首次通车,开启了印巴和平进程的新篇章。  2005年10月29日上午至10月30日凌晨,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巴印双方在伊斯兰堡达成协议,同意暂时开放克什米尔实控线5个检查站,以允许两边的居民共同展开震后救援行动。 1939年8月23日,“凯利”号加入现役。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凯利”号奉丘吉尔的命令,前往法国,将温莎公爵夫妇接回英国。  1939年10月,“凯利”号奉命北上挪威海域,为英国和挪威之间的HN和ON运输船队提供护航。在这段时期,蒙巴顿发明了被称为“蒙巴顿粉红”的海军迷彩。  1940年3月9日,在从苏格兰前往卑尔根的ON-17护航队中,“凯利”号和南下的HN-17护航队中的“廓尔喀”号驱逐舰在挪威沿海的大雪天气中发生碰撞事故。两舰受损都不严重,各自驶到了原定的目的地。在船坞中检修时发现,“廓尔喀”号舰尾的螺旋桨保护架将“凯利”号的舰首戳开了一个口子。英国海军部对这次碰撞事件进行了讯问,但由于当时海面状况恶劣,因此两舰舰长都没有受到处罚。  1940年5月9日,蒙巴顿率领第五驱逐舰分队在英吉利海域巡逻,接到巡逻机发回的报告,称发现一支德国布雷船队。蒙巴顿闻讯后率“凯利”号、“坎大哈”号(HMS Kandahar)以及“大斗犬”号驱逐舰(HMS Bulldog)去搜捕敌舰。当天晚上23点45分,德国海军S-31号鱼雷艇向“凯利”号发射了两枚鱼雷,将其炸伤。在“凯利”号大修的时间里,蒙巴顿将旗舰转移到“标枪”号(HMS Javelin (F61))驱逐舰以指挥第五驱逐舰分队,在11月和德国海军发生战斗,“长矛”号受创,而德舰无一损失,蒙巴顿因此受到指责。  1941年4月,第五驱逐舰分队调到地中海。在5月的克里特战役中,“凯利”号在5月23日上午遭到大批德国飞机轰炸,最终被炸沉,128名舰员遇难,包括蒙巴顿在内的38人幸存。“凯利”号沉没后,蒙巴顿奉命前往美国,就任“光辉”号航空母舰舰长。当时该舰正在美国大修。  1941年10月,蒙巴顿被丘吉尔召回英国,被指定为“联合作战司令部”的领导人,负责制订两栖联合登陆作战的计划。蒙巴顿被提升为海军准将,并在1942年被同时授予海、陆、空三军的中将军衔。蒙巴顿的职权包括担当联合作战的技术顾问;负责训练计划,创办训练学校;研究各种联合作战战术,从小规模突袭到大规模两栖作战;指导和监督联合作战所需技术装备的研制和发展。  蒙巴顿担任联合作战司令后,对德国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突袭,包括1941年10月用伞兵摧毁挪威瓦格索的重水工厂;1942年2月袭击法国沿海的德国雷达站;1942年3月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圣纳泽尔港的突击;以及同年5月英国和南非军队在迭戈-苏亚雷斯港实施登陆,对维希法国统治下的马达加斯加岛进行“预防性占领”。  1941年6月22日苏德开战后,以及美国参战后,斯大林不断要求英国和美国在西欧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为了进行登陆战术验证,同时向苏联表明盟国尚没有实力开辟陆上战场,丘吉尔指示联合作战司令部,设法在法国北部搞一次较大规模的两栖登陆突袭。突击计划在1942年5月拟好,当时的行动代号叫“开辙犁行动”(Operation Rutter),后来改成了“50年节行动”(Operation Jubilee),突袭的地点选在了法国北部的迪厄普。  1942年8月18日上午10时,蒙巴顿下令开始实施登陆行动。由于情报泄露、准备不充分等多方面原因,登陆部队在8月19日上岸后不久即被德军击败。  1943迪厄普突袭失败后,为掩盖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的企图,英国海军情报处展开了代号为“肉馅”的欺敌活动,诱使希特勒认为盟军的下一步目标是占领撒丁岛以及希腊。蒙巴顿配合海军情报处的行动,亲笔撰写了欺敌行动所需的信件。西西里登陆成功后,蒙巴顿和丘吉尔前往加拿大的魁北克,参加美英首脑的“四分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盟军东南亚战区(SEAC)最高司令官,协调这一战区的海、陆、空军联合作战,军衔被提升为海军上将。  1943年10月6日,蒙巴顿抵达新德里,正式就任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协调指挥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各场战役。在他指挥下,盟军先后在若开战役、英帕尔战役、科希马战役中击败日军的进攻,并于1945年初在缅甸发动了反攻,缅甸成为除菲律宾以外盟军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唯一“收复”的殖民地。  1945年9月12日,蒙巴顿在新加坡市政厅举行了盟国东南亚战区的正式受降仪式。  战争结束后,蒙巴顿的军衔由战时海军上将和陆空军中将变为海军少将。  1946年1月2日,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第一巡洋舰队司令。  1946年8月23日,为了奖赏蒙巴顿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功劳,特别是作为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在缅甸击败日军的战绩,被英王乔治六世封为缅甸的蒙巴顿子爵。  1947年10月28日加封缅甸的蒙巴顿伯爵和罗姆塞男爵。  印度总督  1946年12月18日,英国内阁决定由蒙巴顿出任最后一任印度副王兼总督(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1947年3月22日,蒙巴顿夫妇抵达新德里,于3月24日即位。  二战结束后,由于中国、朝鲜、越南、印尼等远东国家和殖民地相继爆发了共产主义革命或反西方的民族独立运动,决心尽快给予印度独立地位的英国工党内阁采取了多项准备工作,加快了印度独立的进程,第一步是推进印度的宪政改革,将更多的权力分散到印度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手中。第二步是宣布英国政府将不再充当决定印度前途的角色,只起协调和维护印度法律与秩序的作用。甘地、以及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和帕特尔等人都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国家,蒙巴顿也赞同印度统一建国,以便扶植建立一个亲西方的亚洲大国,抗衡东亚和东南亚的共产革命浪潮。而全印度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则希望成立单独的巴基斯坦国,并以发动内战相威胁。1947年4月10日,谈判最终破裂,为避免内战爆发,蒙巴顿在印度国大党同意分治的前提下,开始制订印巴分治方案,即《蒙巴顿方案》。5月13日,蒙巴顿将拟好的方案发给印度临时内阁讨论。6月3日晚上7点,蒙巴顿在全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阐述了英国政府战后对印政策的一贯主张以及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分歧,然后全文宣读了《蒙巴顿方案》的内容。  决定印巴分治后,蒙巴顿对当时印度半独立的565个土邦国进行了大量劝说工作,劝其加入印度(国大党只允许6个土邦加入巴基斯坦),而不要选择独立。经过劝说,绝大多数土邦与印度签署了合并协议,只有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两个土邦希图保持独立地位。海德拉巴后于1949年被印度出兵占领,克什米尔则被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占。  1947年8月14日,蒙巴顿在卡拉奇主持了巴基斯坦独立仪式,随后又于8月15日在新德里主持了印度独立仪式。原英属印度帝国变为印度自治领后,蒙巴顿的“副王”头衔也被取消,但他被印度聘请为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督(巴基斯坦自治领总督由真纳担任)。  国防参谋长  1948年6月20日,蒙巴顿辞去印度总督职务,返回英国,重新担任地中海舰队第一巡洋舰队司令。  1950年6月,已经被晋升为海军中将的蒙巴顿调离地中海舰队,就任第四海务大臣,负责皇家海军的补给、军饷和后勤工作。  1952年5月,蒙巴顿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总司令。  1955年3月21日至1959年,蒙巴顿出任皇家海军第一海务大臣。  1956年,晋升为海军元帅。  1959年5月22日,麦克米伦任命蒙巴顿元帅为国防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主席,成为英国武装力量的最高专职统帅。  晚年生活  1965年6月30日,蒙巴顿从国防参谋长职位上退休。他退休后居住在英格兰南部,汉普郡罗姆塞(Romsey)的布罗德兰兹庄园(Broadlands)。由于蒙巴顿在欧洲王室有众多亲戚,在英联邦和美国军界也有众多故交,因此他退休后经常成为英国的非官方特使,出访外国,参加外交活动,例如1973年出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的国葬、1974年访问中国、1975年出席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的加冕典礼等等。  1965年11月11日,罗得西亚自治领(今津巴布韦)的白人总理伊恩·史密斯(Ian Smith)宣布单方面独立,建立白人少数政权。蒙巴顿作为英国政府特使派往罗得西亚,与反对单方面独立的汉弗莱·吉布斯总督一道建立一个联合抵制运动,有可能的话,蒙巴顿使团将联合罗得西亚军队中忠于英国的高层军官,发动一场推翻种族主义政府的军事政变。蒙巴顿虽然表示同意,但是对其可行性提出置疑。11月26日,罗得西亚政府软禁总督,英国飞机被禁止降落,切断了同英国的一切联系,“蒙巴顿使团”方案无疾而终。  1966年1月,代表英国女王参加印度总理夏斯特里的葬礼。  1968年,蒙巴顿牵涉到英国国内的一场政变传闻中。5月5日,他的朋友休·卡德利普(Hugh Cudlipp)把英国传媒巨头、MI5的秘密代理人塞西尔·金(Baron Cecil King)、以及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朱克曼请到布罗德兰兹庄园,一起讨论如何振兴国家精神的问题。金告诉蒙巴顿,在英国国防部、三军和情报部门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对工党政府的右翼军官集团,如果蒙巴顿同意出面做最高领袖,他们将动员国防部的少壮军官集团和桑赫斯特军校的学员,在伦敦发动突然袭击,派出机枪封锁道路并实行戒严,逮捕威尔逊首相和其他工党要员,并将其递交军事法庭,以审判其“叛国罪”。蒙巴顿勋爵,以其在军队和国民中的崇高声望,将成为“救国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salvation)的最高独裁者。虽然蒙巴顿拒绝参加政变,但此事后来被当事人披露,引起公众哗然。  1970年10月,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制造和部署战术核武器。  1973年9月,代表英国女王参加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葬礼。  1974年,访问中国。  1975年,访问苏联。  1979年8月27日,在“阴影V”号游船上被爱尔兰共和军放置的炸弹炸死。终年79岁。  蒙巴顿在晚年参加了记录片《海军元帅蒙巴顿伯爵的时代和生平》的拍摄工作。由于身为王室中年龄最大的政治家,他还是菲利普亲王和查尔斯王子的精神导师,与查尔斯王子互称“我的名誉祖父”和“我的名誉孙子”。  退休后的蒙巴顿喜爱到爱尔兰斯莱戈郡的马勒莫(Mullaghmore)度假。由于该地位于爱尔兰和北爱的边界,经常被用作爱尔兰共和军的藏身地,所以爱尔兰和平卫队(国家警察)早就对蒙巴顿发出数次警告,指他有被谋杀的可能,但蒙巴顿没有重视。  1979年8月27日,蒙巴顿携家人在马勒莫小码头乘坐“幻影五号”游艇捕虾。一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托马斯·麦克马洪(Thomas McMahon),早时趁船上无人值守时安装了一枚重达50磅(23千克)的炸弹,随后当蒙巴顿一家都上船后,麦克马洪引爆了在船上的的炸弹。蒙巴顿的双腿被几近炸断,虽然他很快就被附近渔民救起,但在上岸之前就因伤重而死,终年79岁。同船身亡的还有他14岁的双胞胎外孙之一尼古拉斯·纳奇布尔,他女婿的母亲布拉伯恩女爵,以及船上的15岁爱尔兰籍少年船员保罗·麦克斯韦尔。随船的蒙巴顿长女帕特里夏和丈夫的两腿都被炸断,但两人均存活。爱尔兰共和军则迅速表示对此事负责,且宣称处决蒙巴顿是“为了吸引英国民众对英国政府持续侵占北爱尔兰行为的关注”。新芬党当时的副党魁盖瑞·亚当斯则称爱尔兰共和军对蒙巴顿的谋杀行动“恰恰是蒙巴顿一生都在对他人做的事”。  刺杀蒙巴顿的当天,爱尔兰共和军还对在北爱尔兰唐郡沃伦点行军的英国陆军发动大规模袭击,共18名英军士兵丧生,包括16名伞兵团的士兵和一名英军中校,且6人受重伤。是次袭击被称作沃伦点袭击,并为北爱尔兰冲突中伤亡人数最严重的一次冲突。  1979年9月5日,蒙巴顿勋爵的国葬仪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这是1965年丘吉尔去世后英国最大的一次国葬,出席葬礼的除了英国王室全体成员外,还有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瑞典、挪威、西班牙、摩纳哥等国的君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意大利等欧洲战败国以及希腊的前国王,以及美国、法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尼泊尔、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君主、总统特使或政府代表。按照蒙巴顿生前特地声明的愿望,没有邀请日本人出席葬礼。国葬仪式后,蒙巴顿的灵柩被运回罗姆塞,安葬于罗姆塞修道院的墓室中。  刺杀蒙巴顿的凶手麦克马洪在1979年底被控谋杀罪,不过在1998年依据贝尔法斯特协议中的条例被释放。他至今仍然住在爱尔兰,且未对蒙巴顿的死表有任何歉意,仅为两名少年的死表示懊悔。 诸葛亮的一生智慧超群,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刘备在世的时候忠心跟随刘备,刘备逝世后忠心辅佐其儿子刘禅,可以说蜀汉末期是有诸葛亮的存在,才能让体现出蜀国的存在,如果没有诸葛亮,蜀国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呢?  公元234年,诸葛亮在陕西宝鸡岐山境内去世,享年54岁。死后的诸葛亮被蜀国君王刘禅封为忠武侯。  诸葛亮临终前除掉了一个心腹大患,最终使得蜀国的灭亡晚了几十年,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当年蜀国和吴国有过一次合作,蜀国的长史费祎是诸葛亮最器重的人,多次出使东吴,这次又去东吴谈判,在欢迎宴上一群人都喝多了,孙权在私下里和费祎聊天中说道:  “请你转告诸葛丞相,你们国家有两个小人,一个是魏延,另一个是杨仪,他们的才华只是鸡鸣狗盗之才,没什么真才实学的。现在丞相还活着,要是有朝一日丞相不在了,那么,这两个小人一定会造反的。还望你们早点处理掉他们,否则,会招致祸患的!”  当时费祎的脸是红一阵白一阵,属实尴尬实在不知道怎么接话,他吞吐着说:“唉,您是不知道啊,现在曹魏的势力是越来越强大了,蜀国的老将们越来越少,新秀还没有完全成熟,用这两个人,实在是迫不得已。”  从这句话里也能读出另一层意思就是对于这两个人我们蜀国高层都是一清二楚的,根本不需要吴国指手画脚。  东吴的人都能看出这二人有问题,诸葛亮肯定是更了解他们的,而且诸葛亮有先见之明,他知道魏延和杨仪这两个人及其不稳定,互相盼望着对方出事。  于是,诸葛亮在临终前就制定了一系列计谋,在诸葛亮死后不但解决了冲突,还间接的除掉了这两个心腹大患,使得蜀国灭亡又推迟了数十年。  在诸葛亮眼里,这两位大将都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只不过这两个人互不对付,这就让诸葛亮很头疼了。  魏延是一个很勇猛的武将,又是足智多谋的一个人,但是魏延很自负,而且心胸狭窄,在朝中总想压着杨仪,可杨仪也不是什么好惹的羔羊,杨仪经常当朝嘲讽魏延,魏延每次都很生气,有几次都要拔剑杀掉杨仪。  杨仪这个人在治理军队是一把好手,是诸葛亮出征时的大管家。诸葛亮面对这两个人也是很头疼,诸葛亮在世还能压制住他们二人,但是如果有朝一日诸葛先生去世了,这两个人一定水火不相容的掐架,还好诸葛亮有先见之明,早就留了后手。  诸葛亮临终前,对杨仪说,自己死后抓紧时间带着部队回蜀国。  因为杨仪一直在诸葛亮身边,对诸葛亮干的工作也很熟悉,诸葛亮把这件事托付给他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魏延不这么想,魏延想为什么丞相把这么重要的职位交给杨仪,我哪里不如杨仪?  就魏延这种做事比较偏激的人,在政治上简直就是个渣渣,总觉得武力能够解决一切。  如果真的让他把大部队带回蜀国,没准诸葛亮去世后他带着大部队直接去北伐征讨司马懿去了,司马懿这个老狐狸,曹氏好几代都落在他手里了,小小一个魏延怎么可能掀起风浪,到那时可能蜀国就彻底灭亡了。  诸葛亮的安排是杨仪把部队带回去蒋琬接手,诸葛亮早就想到魏延会造反,也算到一定会被解决掉,只是没想到魏延会这么快丧心病狂,他想谋权篡位,取代杨仪的位置,结果被王平和马岱等人个解决了,不仅自己丢了性命,还连累家人株连九族。  这时杨仪看到魏延这种下场小人得志的样子显露的一览无余,得意洋洋的踏着魏延的尸体。  回国之后杨仪发现真正的当权者竟然是蒋琬,自己一点实权都没有,还不如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威风。  于是他整天抱怨,有一次竟然口出狂言说:“要是当初不把军队带回蜀国,而是去投靠魏国,他又怎会是今天这个地位?”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朝廷知道后立刻将他贬出朝廷,流放他乡。  不作死就不会死说的就是杨仪,原本还能在乡下养老,结果他却上书辱骂朝廷命官,于是朝廷就派人将他抓回去问罪,最后,杨仪只能畏罪自杀。  诸葛亮这样的安排真是高明的决策,能让杨仪开心的把军队带会蜀国,让蜀国又存活了30年,不愧是智慧的代表,名垂千古的军师,一般人真是达不到他这样的智慧。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终于被打败了,德军向盟军和苏军无条件投降。这时马歇尔已快满65周岁。他虽然体力尚好,但心力却不济了。战争几乎绞尽了他的脑汁。自1941年以来,他每天都要拍板决策,而每个决策几乎都关系到人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随着战事的扩大,他对全世界所负的责任也加重了,烦恼和忧虑更是有增无减。他是参谋长,不敢有丝毫懈怠,不敢露出丝毫的犹豫。无论是谁,无论是总统、国会、盟国、还是美国人民和将士,都需要有这样一种信心:任凭混乱,至少马歇尔方寸未乱,能够作出决策,争取胜利。在那前景暗淡、形势险恶的时刻,人们把他视为中流砥柱,相信只要跟他站在一起,就能化险为夷。正如英国百慕大总督夫人玛丽·伯利在1945年春天给他的信中所说:“你前往欧洲途经百慕大时,我们曾一道进餐。记得我当时想,你会加速胜利的到来,这使我对一切都充满了信心。你一定收到过许多类似的信,但是我还是要向你表示祝贺,祝贺杰出的陆军取得的辉煌战果。我还要说,我们极为钦佩陆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我们完全认为他替我们赢得了渴望已久的胜利。我还有千万句赞美的话要说……”  此时,欧战胜利了,希特勒自杀了,德国军队投降了,马歇尔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一心想卸下参谋长的重任。好像为了提醒他解甲归田的时候即将来临。波茨坦会议期间有人捎来一篮子土豆、莴苣、胡萝卜、蚕豆、卷心菜,都是来自弗吉尼亚州多多纳家里菜园的东西,这是他后婚的妻子凯瑟琳给丈夫的明显暗示:是他回家种花务农的时候了。但是,对日战争还没有结束,马歇尔还不能休息。又过了3个多月,到8月,在中国、美国、苏联和其他各国的共同打击下,日本被彻底打败了。8月15日,日本天皇在电台上亲自宣读了《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了日本。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的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这年夏天英国首相丘吉尔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一封信,对他在这场战争中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你之所以能够统率这支浩荡大军,绝非偶然。是你,受命于危难,起而创建这支军队,组织这支军队,激励这支军队。由于你领导有方,不消多日,部队就建立起来,日臻完善,终于横扫法德全境。你不仅创建了野战大军及辅助部队,还造就了大批指挥人才,他们驾驭现代化兵种和军团的庞大有机体,迂回转战,以无比的速度调遣运动,几乎是哪里需要,哪里就涌现出这样的指挥官……这些年来,足下的勇气和精力在我心中激起的尊敬和敬仰正与日俱增,你的所作所为对于与你共患难的同志,真是一种绝大的安慰,而且请不要忘记,我本人也希望是其中的一员。”  战后经历  1945年8月20日,马歇尔给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写信要求卸任:“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军队正积极复员,有关削减军备生产的重大军事决策已经作出‘战后军事计划也进入相当深入的阶段,我觉得,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要求辞去参谋长这个职务 了。”马歇尔信中还写道,“我在陆军部服务7年有余,其中6年任参谋长,深知任务之艰辛繁重,如能获得解脱,则幸甚矣。”最后马歇尔提名艾森豪威尔继任参谋长。杜鲁门总统考虑了一些时候,终于接受了马歇尔的辞呈。1945年11月,总统在白宫为马歇尔举行了告别仪式,在他佩戴的军功章旁边添上一簇橡树叶章。总统亲自宣读了嘉奖令:“在这场就规模和恐怖程度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战争中,数百万美国公民曾为祖国立下了殊勋,而五星上将乔治·卡·马歇尔奉献的则是胜利……他的品格、作为、效率鼓舞了全军、全国、全世界。美国之得有明日,实有赖于马歇尔和千百万人民。他于世间将军行列中卓立前茅。”  仪式结束后,杜鲁门总统把马歇尔拉到一边,祝他退休生活安适,愉快长寿,还保证说:“将军,你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不会在你退休以后再来打扰你的;你该好好休息一下了。”但是杜鲁门总统食言了。10天后,他给马歇尔打了电话:“将军,你愿意为我到中国跑一趟吗?”1945年12月,马歇尔作为驻华特使抵上海,负责“调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1946年11月军调失败,他返回美国。  1947年1月,他出任国务卿,6月提出“欧洲复兴计划”,人称“马歇尔计划”。1949年1月辞去国务卿职务。1950年9月至1951年9月任国防部长。195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逝世  1959年10月16日马歇尔病逝。全美国举哀一日。他留有遗言:“简葬我,一如军中忠诚为国之寻常将士。切忌铺张,典式毋盛,追悼会宜简,到场只限族亲,尤须悄然为之。”葬礼按其遗言进行。其肃穆,简朴,有序无哗,宛若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生平指挥作战之状。这位为打败法西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一代英才静静地长眠于阿灵顿公墓。 一战  1917年4月6日美国向德国宣战,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了已延续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塞伯特将军组建陆军第1步兵师,调任马歇尔任参谋部临时中校衔参谋。第1步兵师在潘兴将军的美国远征军编内,最先在法国登陆。  在法国前线,作为师参谋部参谋,他的任务是向师指挥所报告前沿阵地的情况,检查部署和给养状况,维持部队士气。他执行任务一丝不苟,大部分时间是在前沿战壕里。他常常一人徒步巡视阵地。马歇尔因在前沿阵地表现出色,被提升为临时上校,并调入设在肖蒙的美国远征军总参谋部。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告终。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成为美国和欧洲的英雄。马歇尔被调到这位总司令的身边,当他的助手。他陪潘兴在巴黎参加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和平岁月  1919年9月1日,马歇尔随潘兴将军凯旋美国。得胜回朝的将士们受到一片热烈的欢迎之后,一切归于平静。马歇尔战时临时上校被取消,仍当他的上尉。他留在了潘兴手下任职,不久晋升为正式少校。这次晋升并未使他高兴,只是使他感慨,他当了整整18年的军官,还只是少校而已。  1921年8月,潘兴将军出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作为首席助手随他到华盛顿赴任。这次他又升了一级,领中校军衔。1923年潘兴任满离职。马歇尔决定到野战部队任职,以充实自己。1924年秋,他被派到美国驻中国天津(时值北洋政府时期)的第15步兵团副团长。1926年底,他被任命为陆军学院教官,返回华盛顿。1927年11月,他的妻子病逝。  本宁堡步校是美国陆军最大的军事学校,坐落在佐治亚州哥伦布市数英里之外。马歇尔是出色的教官,能够三言两语概括复杂的军事问题。他对学员要求很严格。他督促他们,鼓舞他们,激发他们的热情。从步校出来的许多出类拔萃的将领都把自己日后得以攀上军阶高峰:归功于马歇尔。马歇尔在步校建立了一个学员档案,把他认为有才华的青年军官的名字一一记在上面。后来马歇尔担任陆军参谋长之后,这个档案便成了无价之宝,他常据此选派指挥官。  1932年底,马歇尔调到斯克雷文堡带兵,随后又被任命为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师的师长(受到排挤,一般认为加入了国民警卫队即远离了正规作战部队,后在潘兴等人的帮助下才始回正轨)。1936年8月,55岁的马歇尔由中校正式晋升为准将。  1938年夏,马歇尔准将被任命为陆军部副部长。1939年9月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1882~1945)任命马歇尔为陆军参谋长,正式授予他少将军衔,暂领上将军衔。他上任的第3天,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关于开始时间,中国的历史书上是以1939年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为全面爆发时间。注:是全面爆发,没有具体开始时间。如:在欧洲各国都以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为开始时间。在亚洲中国和朝鲜和韩国等国专门研究二战的学者一致认为开始时间是日本1937年7月7日进攻卢沟桥。在非洲国家都认为二战开始时间是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突然进攻埃塞俄比亚军队。在前苏联国家一致认为开始时间是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而美国单方面认为二战时间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但全世界都有一个统一的结束时间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向美国、中国、英国、苏联等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二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没有马上参战。国内有人主张全力避免战争,有入主张积极参战。马歇尔将军认为,无论愿意与否,美国必然要卷入战争。而他作为陆军参谋长,积极备战更是责无旁贷。他支持罗斯福总统的援英战略。他认为英国人是在为美国赢得准备时间。  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参见珍珠港战役),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终于卷入战争。珍珠港事件使许多军队领导人受到处分,但对马歇尔的职位未造成影响。他受到质询和责难,但没人想到要撤换他,也不再有人对他就美国参战的主导设想表示异议。为了适应战争,马歇尔上任不久便着手对军队进行了整顿。他提出一长串应当退役的军官的名单。这些军官并非无能,而是因为年事已高,思想大多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甚至有人还用美西战争时期的方式思考问题。马歇尔认为应该是吐故纳新的时候了。他自己也提出要辞去职务,因为他与被自己开革的大多数军官是同代人。他向总统明确表示,自己这个61岁的老人理应让位给后来人,他们能更好地应付美国面临的挑战。总统批准了马歇尔所列的退伍军官的名单,但坚决留住了马歇尔。  马歇尔需要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军官填补空缺,但遍数全国各个驻地,这样的军官并不很多。这时马歇尔的那个档案发挥了作用。档案里又添了一些新名字。其中有年轻的上校艾森豪威尔。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模拟战中是第3军参谋长,曾展现出卓越的策划才能,大挫对手的锐气。第3军军长克鲁格将军称他“目光远大,不拘陈规,对于军一级指挥问题的重要性具有深刻了解,积极主动,足智多谋”。由于艾森豪威尔表现出色,克鲁格建议给他晋级。马歇尔观看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演习,对艾森豪威尔印象至深。回华盛顿后,他立即保荐艾森豪威尔升任准将,并将他调到自己的作战处任副处长。  巴顿在马歇尔的档案上也榜上有名。马歇尔对他的评语是:“乔治带兵所向无敌,无往不胜。但要紧紧勒住他的笼头。”1941年马歇尔让他指挥了一个装甲军团。后来巴顿带兵打仗,屡立战功。  1942年初,美英两国商定在北非登陆,打击德军。马歇尔为这次代号“火炬”。的战役进行了积极准备。他指派艾森豪威尔将军出任盟国北非远征军总司令,全权指挥这次战役。他与艾森豪威尔商量,选中乔治·巴顿指挥美军特遣队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登陆。同时,他还把奥马尔·布莱德雷推荐给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很快便证明他是美军有史以来最富才干的将领之一。他曾是艾森豪威尔的同班同学,在本宁堡当过马歇尔的下属。马歇尔极其赞赏布莱德雷的指挥才能,曾打定主意,一旦美军发动大规模战役,即委以重任。后来艾森豪威尔很快就将第2军交给了布莱德雷。再以后布莱德雷指挥了越来越多的军队,为打败法西斯德国立下赫赫战功。  1942年7月下旬,美英两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开始在伦敦拟定“火炬”作战的具体方案。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并在罗斯福和邱吉尔的干预下,于9月20日达成一项折衷方案,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3处同时登陆。登陆日期最后定于11月8日。  英美盟军按期于11月8日天始实施“火炬”登陆作战计划(参见北非登陆战役)登陆成功。经5个月的激战,盟军于1943年4月9日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  英军第8集团军自南向北进行突击,美英联军自西向东发动进攻,经过18天的战斗,分别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被挤压在这一地域的25万德意军队走投无路,只有投降(参见突尼斯战役)。至此,德意在北非的部队全部被肃清,非洲战场的战事以美英的最后胜利而结束。  美英盟军在北非登陆之后,美英两国便开始考虑下一个主要战略行动方向了。1943年1月14日至2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率两国军事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商讨军事战略问题。马歇尔将军极力主张横渡英吉利海峡,从法国北部攻入欧洲大陆。丘吉尔不同意。会议未能就此作出决定,实际是将进攻西欧的计划推迟实施。会议最后决定以在西西里登陆为作战目标。  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参见西西里战役),8月中旬占领全岛。随即向意大利本土进军,很快进逼罗马,在纳粹控制的欧洲取得立足点。但是盟国决策者和一般公众在想到光复欧洲时,并不是把目光放在地中海地区,而是着眼于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以及德国本身。大家都知道,只有英美联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后,导向最后胜利的大反攻才算真正开始。也正是基于这一简单而正确的认识,马歇尔将军一直主张排除对其他因素的考虑,尽可能早地渡海登陆西欧作战,全力消灭德军。  1943年1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最终商定,于1944年5月由美英军队在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登陆。这次登陆战役的代号定为“霸王”。人们普遍认为,指挥“霸王”战役的盟军最高司令一职非马歇尔将军莫属。马歇尔将军已是众望所归的人。此际,美国陆军的步兵和航空队同时活跃在世界的六大战场,战线极长,但是由于马歇尔在华盛顿指挥得力,对各路人马的状况、需求、配备和军务缓急了如指掌,应付自如,协调有致,为美军的不断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表彰马歇尔的功绩,美国众议院和罗斯福总统曾打算特设陆军元帅一衔授予他。但是马歇尔拒绝了。他努力实干,不务虚名,此举博得许多人喝彩。美国著名作家塞瓦赖德在一次著名的广播讲话中说:“这支捍卫自由的伟大军队是世界上体魄最强壮,穿着最漂亮,伙食最好,待遇最高的军队。它之所以具备今天的组织、训练、装备水准,绝非出于偶然。它是一座丰碑,展示着乔治·马歇尔的天赋和无穷的精力,几近超凡的远见卓识及领导才能。这样一位军人是不需要元帅杖的。”  马歇尔本人也想指挥欧洲战役。1943年秋,同盟国首脑在魁北克会议上一致同意他担任这一职务,这使他非常高兴。但罗斯福回华盛顿后,却无限地延长了马歇尔的陆军参谋长的任期。  罗斯福让马歇尔指挥欧洲战役的决心本是十分坚定的。他在给潘兴将军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准备让他指挥的是这次战争中最大的作战行动。我认为他将担负的乃是欧洲战场的全部指挥任务,而不仅仅关系到某一地区。此外,英国三军参谋部将同他就一切事宜进行磋商。再者,我认为如果不给乔治一个亲临前线统兵作战的机会就太不公平了……我所能做出的最好的解释是,我想让乔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潘兴……”  然而,罗斯福总统无疑最后还是同意了潘兴将军的看法。这位身卧病榻的老将军在给总统的信中说:“……我们在打着一场全球性战争,离结束之日尚远,因此要由最成熟的军官担任参谋长一职,以便明智地把握战略方向。明达的军界人士一致认为,马歇尔将军正是这样一位军官。假若把他调往某个地区作战,则无论这个战场看上去如何重要,都将使我们因为失去这样一位深谙战略、任何其他人担任参谋长都无法同他相比……”  马歇尔可以极其出色地指挥欧洲战役,但是无人能顶替马歇尔充任美国全球军事行动的指挥者而且指挥得如此出色。罗斯福最终还是把马歇尔留在了陆军参谋长的位置上。最后,经总统批准,马歇尔委任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任盟军最高司令,指挥“霸王”战役。  1944年1月3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赫然登载出马歇尔将军的照片。周刊选他为“本年新闻人物”,称他为“祖国的托管者”,“不可或缺的人”。周刊写道:“作为一位文明的美国人,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将军有资格代表死难将士接受本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只要去五角大楼走一遭,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总统认定必须把马歇尔将军留在华盛顿,别人很难胜任此刻压在参谋长身上的繁重工作。自马歇尔于1939年接任参谋长以来,这项职务的责任范围之广,都大大超过往日。如今,300名官兵直接在参谋长手下工作,他必须每时每刻都能了解战局情况,盟国的想法,敌方的计划,总统的打算,国会的意图。  马歇尔在权力下放方面做得非常彻底。他的原则是:委派最合适的人选负责某项工作,然后就放手任他去干。如果干的出色,他会咕哝两声表示赞许,如果不称职,他就请他走人。他了解下属的全部活动。他要求自己每天掌握手下工作人员掌握的所有情况,因此他规定,任何部下都可以直接向他报告任何事情。  “马歇尔从不拉帮结伙,”汤姆·汉迪将军说,“人们可以同他争辩,只要你完成了工作,一切都好商量,他脾气上来,也十分粗暴,有时厉声痛斥,有时冷若冰霜。可是,他能长时间听人介绍情况,记忆力之强令人吃惊,甚至小事也不漏过。有一次,他去国会参加一个委员会会议,议员们就某些次要但复杂的事项提了一些敏感琐细的问题。他从容不迫,滔滔不绝地作出了权威性的回答。我问他怎么能记住这么多细节,他说:‘我是从近几个星期军官们所介绍的情况中摘出来的。’”  马歇尔掌握情况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每天上午9时准时在他的会议室里开始的情况介绍会。他颇以他搞的这个介绍会为自豪,也使世界各地美军和盟军司令部的指挥官们羡慕不已。马歇尔后来回忆说:“对于我和其他主要负责军官来说,掌握世界局势进展状况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因为各战区同时作战。国内形势也是风云多变,我们有着许多颇具才气的专家,于是便以一帮口才很好的年轻军官为基本力量,逐渐搞成了每天上午的情况介绍会。他们每天清晨4点起床,对前一天晚上收到的电报进行综合整理,9点钟准备就绪,按时开讲。”马歇尔还说,“他们后来很精于此道,把情况介绍会搞得真是令人惊叹。你可以看到整个战局的最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战局情况变得易于了解了。”  有一次麦克阿瑟将军派拉福莱特上校前来华盛顿照例向马歇尔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马歇尔请上校参加情况介绍会,听一听世界战局的情况,听得上校目瞪口呆。会后,拉福莱特上校再没提麦克阿瑟的要求,举手给马歇尔敬了个礼,默默地走了。马歇尔后来写道:“情况介绍会使他意识到战争规模如此之大,我们的‘全球’需要如此之多,因此完全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开始现实地观察整个局势了。”  在一天的工作时间里,马歇尔阅读报告,写备忘录,听取情况介绍,接见来访者,出席国会作证;晋见总统,制定影响战争进程的重大决策。他不断用铅笔在官方备忘录空白处潦草地写上各种意见、指示。总统向国会宣读的战争进展情况报告大多出自马歇尔的手笔。  马歇尔的工作繁忙而复杂。他曾对艾森豪威尔说,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在世界各地都负有责任的参谋长来说,越是接近胜利,事情越难处理。四处都在发生争吵,各军种之间在吵,政府和军队之间在吵,盟国之间吵得尤其不可开交。  1944年6月6日,美英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后(诺曼底战役),美军将领认为英军最高指挥官蒙哥马利一心想唱主角,因而对他十分不满,双方矛盾重重。马歇尔站在战胜敌人的最高立场上,必须不偏不倚地处理各种矛盾,使盟军协力胜敌。协调美军与友军的关系也正是马歇尔的主要责任之一。他不断提醒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说,将军们都容易变得“虚荣自负”,绝不要忘记,“蒙哥马利差不多是英国唯一的英雄”,所以不要和他找麻烦。  此时,每个战场都酝酿着纠纷,许多危机都需要平息,许多歧见都有待消除。太平洋、地中海、西北欧,每天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有些问题决非一天半天所能解决。  太平洋战场  在太平洋战场上,一路杀回菲律宾群岛的麦克阿瑟将军不断向参谋长要人要物,而海军是千方百计不让马歇尔去注意菲律宾。这样,马歇尔就首先要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承认菲律宾群岛是合理的军事目标,应给予大力支援,而另一方面他又要让麦克阿瑟了解,从全局出发,不可能对他有求必应。  在中国战区,马歇尔不得不撤换他的司令官史迪威将军。这不是因为这位将军缺乏指挥才能,而是因为他对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1887~1975)和东南亚英军司令蒙巴顿蔑视而不恭,口出妄言。马歇尔只好忍痛将他革职。  马歇尔清楚看到,在抗击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美军并非孤军奋战,他必须倚重、倚靠甚至倚赖友军,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在欧洲战场上,他始终要求艾森豪威尔遵循他的指示,打败德军,赢得胜利,同友军保持良好关系。在对德作战的最后阶段,一些美军将领要求抢在苏军之前攻占柏林,丘吉尔和蒙哥马利也坚决反对放弃柏林,认为这等于西方把宣传上的一个大胜利白白丢掉了。但是马歇尔顶住了这股压力。在他看来,放弃柏林完全是一种军事决策。在罗斯福总统刚刚去世,杜鲁门总统刚刚上任之际,他必须以军人的方式进行思考,做出这种符合军事逻辑的决策,由苏军攻占柏林。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不能忘记,苏联还是西方的盟友。“是的,我认为我们当时不应当攻占柏林,”马歇尔后来写道,“必须记住,我们那时正在努力和俄国人打交道。我们一直同他们并肩作战。他们是我方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一非常坚定的一部分。他们在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削弱了德军力量,对所有这些,我们都要好好加以考虑。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变得非常敏感,时刻在注意是否有迹象表明英国人和美国人打算背着他们决定战争的结局……”  1944年12月,马歇尔受领五星上将军衔。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情再度恶化。据蒋经国当晚日记记载:“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儿聆此言,心忽然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子的最后叮咛。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再探父病情形,无变化,惟觉得烦躁。6时许,稍事休息。8时半三探父病,已开始恶化,在睡眠中心跳微弱,开始停止呼吸,经数小时之救无效。”  在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与长子蒋经国,次子蒋纬国,孙子蒋孝武、蒋孝勇均服侍在侧。  当晚,蒋经国以长子身份同宋美龄商量治丧有关事宜。经商定: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处的慈湖湖畔。20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途经此地,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达成蒋介石“心愿”。  岛内外反响  蒋介石病逝后,台湾当局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以表示对蒋介石死亡的“隆重哀悼”。从4月6日到17日蒋介石大殓的次日,台湾的报纸将平日红色套版一律改为黑色的版面,几乎全部篇幅都用在有关蒋介石丧葬这个主题上。字典上一切美好的字眼几乎都用尽了。台湾新闻界使出浑身的解数,尽最大努力对蒋介石的公共形象加以最后的神化、圣化、完美化。蒋介石的死亡被称作“崩殂”,他的坟墓被称为“陵寝”。  台报还宣称:在蒋介石病逝时,“淡水海外东北角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金红色的巨球,四周围绕着五彩祥云,迤逦划过天空,不旋踵电光闪闪,巨雷惊蛰,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蒋经国在日记中也称蒋介石病逝时“天发雷电,继之以倾盆大雨,正是所谓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蒋介石的病逝在岛外也引起不同的反响。首先来自大陆新华社的消息是:中国共产党仍视其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死有余辜。  来自外国的消息是:有些国家把蒋介石贬得一文不值,有些国家又把他说成是20世纪的英雄。蒋介石一生中最“忠实”的外交盟友美国,对蒋之死表示十分冷淡,福特对蒋介石病逝只作了礼节性的声明,称: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蒋介石另一外交伙伴日本,对蒋介石病逝表现出出奇的狂热。4月7日,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多数日本报纸称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特别是蒋介石顽固坚持的“反共”立场,得到了日本极右翼的积极支持、响应。  空前“国葬”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仅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特派倪文亚等二十一名人员组成治丧委员会。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  1、自4月6日起,历时一个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  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  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五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插了八十八根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五个用索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所献,上款书“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4月9日,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其父穿了七条裤子、七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棉,足着黑袜、黑皮鞋。胸佩大红采玉勋章,左右两旁佩戴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欢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且照片都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他们自己的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柩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  礼毕后,在蒋介石的大殓日,辅以基督教仪式,由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联华领读经文——诗篇第二十三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二十一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柩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面用二十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共由九十九辆车组成,由宪兵队开道车引领,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车、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勋车、遗像车等。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大型黄菊十字架,家属随其后。车队载着两千多名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以黑色花岗石建造,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  正厅东侧是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南侧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与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  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的画。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上书“能屈能伸”四字。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人员表示答谢说:“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惟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之厚望。”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结。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从版图面积上来看,宋朝的版图面积相对较小,在北宋时期仅有280万平方公里,而在明朝的永乐时期,国土面积则和新中国差不多,为997万平方公里。从整体的军事实力层面来看,明朝显然要比宋朝强得多。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明朝的经济水平整体上则明显低于宋朝。  宋朝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亿多人,知名历史学家漆侠等认为,在两宋统治时期,当时的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空前,和欧洲做横向对比也是当时国际上的强者。根据麦迪森,英国著名的史学家的研究,如果根据1990年美元的购买力来换算成宋朝的人均GDP,在赵匡胤时期,人均GDP为450美元,而到了宋末则高达600美元。  宋朝时期商业的发达水平要显著的高于农业,因为赵匡胤对地主的兼并执行的不干涉政策,所以在有宋一代,宋朝的农业发展整体水平要低于明朝。而正是因为地主兼并十分严重,所以很多人变成了手工业者,这促进了宋朝商业的发达。也正是因为宋朝商业的发展,传统的金属货币已经供不应求,所以纸币开始出现。而纸币的出现同样极大的促进了宋朝经济的发展。  另外宋朝是唯一一个全面取消宵禁政策的朝代,所以在宋朝,夜市极为发达,而且全国的商业城镇数量也远远超过了唐朝。即使唐朝版图更大,但是唐朝是一个全面施行宵禁的朝代,对于商业也及不重视,所以商业城镇数量远远没有宋朝多。而作为唐朝主要向周边国家收保护费,所以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宋朝,却要向周边国家交保护费,没办法,只能够大力发展经济去搜刮财富了。  下面再来分析以下明朝的经济,首先明朝的人口数量,大部分学者认为抵不过宋朝,再加上明朝的幅员辽阔,所以人口密度相对较低,那么商业城镇数量相对于宋朝就相对较少。不过也有极个别的富裕商业城市,主要集中在江南。另外明朝对于商业不够重视,匠人籍的地位相对较低,不能够应试。  明朝重新启用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尤其是在明初时期,宋朝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在明朝延续,相反被当时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扼杀了。只不过到了晚明时期,由于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再加上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又重新开始有了萌芽,但是整体水平还是比不上宋朝。  而且明朝还执行了海禁和宵禁制度,原来宋朝一年360多日在发达城市的夜市开始进一步缩减,每年可以开启夜市的日子显著减少。另外随着海禁的施行,明朝的海外贸易整体水平也比不上宋朝。 凡是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李自成灭了明朝。但这只是一个表象,明朝的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它的经济的崩溃。而导致明朝的经济的崩溃的导火索就是白银短缺。可是说是白银毁了大明帝国。  在研究明朝灭亡时,大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明朝和农民起义以后与后金清的军事斗争上,以及明朝内部的激烈党争上。而忽略了了明朝末年白银的进口骤减这一事实。  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开首即利用马尼拉的港口档案证实了这一点:1620 年至1660 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 世纪20 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商船每年多达41 艘。到1629 年便降为6 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 世纪30 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 年代末和40 年代初,白银流入两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 年后,菲利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 年冬,许多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 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  那么白银的进口量骤然减少,会对明朝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吗?在一般人眼里,古代中国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怎么可能因白银的进口骤减而受到重大打击。确实明朝的经济完全可以自足自给,但是致命的是明朝的货币白银主要依赖进口。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不是白银的主要生产国。万历可谓中国历史上对开采金银最为热衷的皇帝,竟至“无地不开,中使四出。”闹得“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 但万历及其矿监如此努力,最后开采了多少白银呢? 据载:“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铛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平均每年二十多万两, 即使算上宦官数倍贪污中饱之数,其开采量完全不能进口的白银相比。美国学者魏斐德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17 世纪的前30 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 万至26. 5 万公斤。美国学者艾维四长期从事明清之际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的研究。他认为1560到1600年日本白银的年输出平均数在33750一48750公斤之间,大多数最后还是到了中国。从南美洲运来的白银也相当多,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经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南美洲白银达到57500一86250公斤之间。而且马尼拉不是南美洲白银进入中国的唯一门户,还有一部分从澳门、台湾、东南亚进人中国。艾维四估计,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143吨,仅1597年一年就有345吨。明朝到底进口了多少白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得到很精确的数据.但从以上学者研究的数据上看明朝的白银完全不能自足自给,严重依赖进口。一个不富藏银的国家, 竟然去选择别的国家所富藏的贵金属白银作为自己的货币, 今天看来, 这就是一件把金融命脉委于他人的非常荒唐的事情。  那白银的骤然减少对明朝的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明末人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一》中记载崇祯壬申(1632年)“白米每斗一百二十文,直银一钱,民间已嫌其贵”,十一、二年(1638 - 1639 年)“斗米三百文,计银一钱七、八分,识者忧之”,十五年(1642 年) 春“时钱值日落,每千值银不过四钱几分。白米每石文银五两,计钱一十二千有奇”。顺治三年(1646 年)“斗米几至千文”,四年(1647 年)“白米每石文银三两。”六年(1649 年)“大熟,糯米每石价止一、二两,珠米每石九钱,白米每石价一两耳。”也即是说,如以铜钱计,崇祯时间米价上涨了十倍,银价上涨了五倍。鉴于粮价是中国物价的基本指数,即便加上战争及灾荒因素,也较同时欧洲物价上涨的“三到四倍”更为严重。尤其是白银和铜钱比值的变化。白银和铜钱比值在短短几年内出现如此大的波动,不可能与当时进口白银骤然下降无关。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写道: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这里的通货膨胀是针对铜钱而言的,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极大灾难。在1635 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以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大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 年到1640 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 年到1634 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40 %。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 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三吴向为出口贸易区的中心地带,亦为国赋之重点此刻已因外贸受阻及灾荒频仍而无暇自顾,因白银流入而获得的利益亦大打折扣。宋明以来国家财赋“取诸东南,用之西北”的传统做法也受到挑战,盖“东墙”既已穷绌,何以补缀“西墙”? 所以崇祯困坐深宫,成天为饷银发愁。  可以看出白银进口的骤然减少对明朝的经济重地遭受重大打击,而且严重影响到了明朝的财政,使明朝的财政进一步恶化。但是白银进口的骤然只是明朝经济崩溃的导火索而已,它只能削弱了明朝的财政,并打击明朝的经济重地,但这一切不能使明朝这一偌大的帝国崩溃。毕竟推翻明朝的农民起义是在帝国的西北爆发的而不是东南。那么西北的农民起义爆发与白银有何关系呢?  西北的农民起义的爆发的原因很多如天灾,官逼民反,生态环境。但往往忽视了白银对西北的严重伤害。 明朝时白银的主体从南方流人京师,从京师流人东北边防,又从东北回流南方当然,一路上不断沉淀,成为达官贵人的窖藏。处于市场边缘的西北、半岛等地成了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蛮荒地带。作为传统的粟麦作物区,这些地方的资源已被长期的历史重负所耗尽了。西北缺乏原棉和生丝,而中国正是用丝绸和瓷器去换国外的白银。这样西北成了一个白银灌溉不到的地方。而一条鞭法实施后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这使农民陷人了任人宰割的被动局面,即使丰收之年也难免凶厄:“为纳粮不得不以谷易银。而开征太早,预向客(商)借,谓之揭谷,谷二十担始得银一两;倘期满不偿,则各台远控,拖累无休。浏阳之民折屋弃产,常妻卖子,殆无虚日失” “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往在,见登、莱滨海之人,多言谷残。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娜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 顾炎武.亭林文集 丰年都得卖妻子,稍遇灾荒便难以活命了。这样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在西北就绝非偶然了。 苏军赢得库班空战的胜利  5月26日晨,库班爆发了更激烈的战斗,苏军对“蓝色防线”发起了猛攻。苏德空军开展了第三轮空中角逐。空军第4集团军在进攻发起前,出动了338架飞机,配合炮兵进行了40分钟的密集航空火力准备。但德军的抵抗空前凶猛,这一次德军急忙从战场外围调入了大批飞机,使第4航空队的飞机数猛增到1400架。  在进攻的头3个小时,德军航空兵就出动了1500架次,从空中阻击苏军攻势;中午以后前线上空继续不断出现德军飞机。为夺回主动权,打掉德军的嚣张气焰,空军第4集团军及时调整战术,将歼击机防区扩大,在战区边缘截击敌轰炸机。同时广泛采取了“游猎”战法,机动灵活地打击德机。  由于歼击机大批用于争夺制空权和拦截敌轰炸机,轰炸机和强击机无法得到有效的护航。他们采取大编队自我保护的方法,坚持出动,突击敌地面反击部队。执行任务中,强击机始终保持15%的弹药随时准备与敌空战。这次空战,是库班三次空战中最激烈的一次,11天中,苏军歼击机出动了5610架次,空战364次,击落德机315架,有效地遏制了德军的反攻势头,重新成为库班上空的主人。  结论  在库班两个月的空战中,苏军出动飞机3.5万架次,击落德机96余架。德国空军夺取了苏德战场南翼的制空权,为进而夺取整个库尔斯克战场的制空权铺平了道路。 德国空军准备  1943年,新型BF109G投入战场,这给予德军巨大优势。  IL-2 在德军中有个外号叫做:“黑死神”,它以其坚固的装甲和强大的火力而闻名于世。这种飞机战时产量高达36163 架,在世界战争史上高居第一。当然东线的那些“德国神鹰”们是不会放过这种猎物的。  IL-2 大规模出现 在前线始于 1941年 9-10月间,给了德军装甲部队很大的打击。那时德国陆军装甲部队作为突破的箭头时常会深入对方后方很远的地方,以进行深远包围歼灭战。但这样做的同时,也使自己远离了战斗机掩护,而 Bf 109 战斗机由于航程的关系,通常不能为先头装甲部队提供不间断支持。装甲部队的后方通常还有许多敌军残留,使得野战机场的建立往往要拖很久。苏联空军充分利用了这个局面,大量出动 Pe-2、IL-2 等攻击机前去打击德军的装甲矛头。他们经常一次通过,打了就跑。  在当时陷入危机的莫斯科前线,IL-2取得的首批重大战果之一,来自于第74攻击机团(ShAP)。“台风”战役开始两天后,该团的四位飞行员在奥廖尔到姆岑斯克的公路上突袭了德国第2装甲集团军的一支先头部队,他们在一次低空轰炸中摧毁了15辆装甲车辆和3辆油罐车,使得古德里安部队令人生畏的突击速度得到了减缓。10月3日,第2装甲集团军在到达奥廖尔后正式将一份文件递交空军方面,提到:“我们的战斗机实在落后太远了……”  德国空军为响应前线的召唤,采用了这样的战术:运输机携带必须的器材前往前线附近建立临时基地,使得战斗机可以及时补充燃油和弹药。在较为危险的夜晚,战斗机和运输机都飞回后方永备机场,第二天再返回。这样前线得到的支持力度就大为增加了。  但问题还在于这种飞机不太好对付——JG52 第1大队的沃尔特·托特(Walter T?dt)军士是这样描述的:“在一次从前线返回的途中,卡尔·荣格(Karl Rung)少尉和我发现了一架IL-2单机,于是就发起了攻击。对手立刻向莫斯科方向俯冲脱离,飞的是如此之低,以至于我们无法捕捉到它的薄弱点——机身下的散热器。我们从两边不停开火,瞄准的是对方的尾翼。但直到尾翼被打掉后,这架飞机还在飞行!这时轻型防空火力从地面袭来,我们不得不在树顶高度放弃了追逐。这些鸟儿是最难对付的目标,如果你从后面攻击它,子弹只能从机身那坚固的装甲上弹开。而那个驾驶员简直是坐在一个装甲澡盆里!”  这位老兄看来忘记了 IL-2的最佳防御方法——贴地飞行。它飞得太高,以至于JG3 第 2 大队的戈登·戈洛布(Gordon Mc Gollob)上尉(后来的德国战斗机部队总监、钻石佩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很容易地从下方将它击落。图中可以见到 IL-2 的油箱已经着火,正在冲向大地。(这张照片由格洛布本人抓拍)  随着时间的过去,落入德军手里的 IL-2也多了起来。在整个大战里,德军缴获的 IL-2 不少于 100 架,但它们中没有一架被德国空军使用过(即使是用来训练)。yinwei1它们的制造工艺和操纵性能实在太差,从而对苏联大量建造质量如此低劣的飞机感到难以理解。如果使用德国标准,这些飞机连被空军试用的机会都没有。不仅德国人对它们感到失望,甚至连匈牙利人和芬兰人都不屑于使用这种飞机。结果这些飞机大多被作为地面上的靶子用于射击训练,其他一些则被置于大城市中作为战利品展出。柏林的航空博物馆在二战时就展出了一架。  德军战斗机飞行员们也找到了一些攻击此类飞机的诀窍——大体来说,只要你能来到 IL-2 机身下方,它就是一个易得的猎物。加上东线的几个联队在 1941-1943 年间相对战况比较稳定,飞行员们在一种飞机上进行过几百次的战斗出动后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级飞行尖子。前线的 IL-2 因为其庞大的数量,所以造就了一大批对付它的高手。简单介绍几位:  在 1941 年作为一名菜鸟少尉来到 JG51 联队时,首先执行的就是近距离支援/对地攻击任务。而且足足干了一年多,直到 1942 年末才开始较多的执行空战任务。不知是否是由于干过同一工种的缘故,他在“屠杀”对手的对地攻击机方面特别有心得。1943 年 11 月 22 日,布兰迪中尉在一天里击落了 5 架飞机,总战绩超过了 100,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1945 年 1 月 14 日,他作为一名上尉以 156 架的战绩获颁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同年 4 月他担任了 JG51 第 3 大队大队长。他在大战里总共执行了 950 次战斗任务,其中 162 次是近距离支援/对地攻击任务。他的总战绩为 189 架的敌机击落记录,其中有 88 架 IL-2,使他成为德国空军的 IL-2 第一杀手。  空军上尉约阿西姆·布兰迪  第二号 IL-2 杀手名叫约翰内斯·魏斯(Johannes Weisse),是个老飞行员,在当了三年教官后,1941 年夏天来到了后来斐声世界的 JG52——第 52 昼间战斗机联队。一年后的 1942 年 6 月 25 日成为 JG52 第 2 中队中队长,43 年 1 月 5 日以 51 架的战绩得到骑士十字勋章。库尔斯克会战中,他在 7 月 5 日击落了 12 架苏联红军战机,但自己也进行了 5 次迫降,充分说明了当时空战的激烈。1943 年 11 月他成为 JG52 第 1 大队大队长,上尉军衔。1944 年 3 月 3 日,他以 125 架的战绩获颁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在库班半岛的空战中他在苏联红军中赢得了“库班之狮”的美名,见到他的飞机后,红军飞行员们往往会互相提醒,尽量避免与他交手。1944 年 12 月他回到西线,以少校军衔担任 JG77——第 77 昼间战斗机“红心A”联队联队长。但当月 24 日圣诞前夜,他被一架“喷火式”击落,严重受伤后在医院里渡过了大战余下的时间。战后他曾短暂被美军扣押,但由于胫骨的粉碎性骨折造成的残疾而很快获释。但苏联红军没有忘记他,他被抓到苏联关押了四年,前一年半根本不能起身走路。最后他获释返回西德,在联邦德国空军服务。他的总战绩为 133 架,其中 70 架以上是 IL-2  空军少校约翰内斯·魏斯  第三号 IL-2 杀手是弗朗茨·斯凯尔(Franz Schall),又是一位来自 JG52 的尖子,绝大多数战绩在东线取得。他在 1944 年中被调往德国空军第一支喷气式战斗机试验部队——诺沃特尼大队(Kommando Nowotny),飞梅塞施米特 Me 262 战斗机,后来该部改编为 JG7 的第 3 大队。他在 1945 年 4 月 10 日驾机截击美军轰炸机群时战死,最终战绩 133 架,其中有 64 架 IL-2,还包括 5 架四引擎重轰炸机。他的战绩有 16 架在喷气式的 Me 262 战斗机上获得。他的最终军衔是上尉,获得过骑士十字勋章。  空军上尉弗朗茨·斯凯尔  在德国空军 IL-2 击落记录表上列在此三人之后的有第 4 位的京特·乔斯坦(Günther Josten)中尉(178 击落记录,包括 60 架以上的 IL-2,橡叶骑士十字勋章,来自 JG51),第 5 位的埃里希·鲁道弗(Erich Rudorffer)少校(保持着单次出击击落数的世界纪录,有“Luftwaffe 第一神枪手”的美称,总战绩达到 222 架,包括了 58 架 IL-2,佩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在东线时服役于 JG54“绿心联队”),第 6 位的弗朗茨·埃森纳赫(Franz Eisenach)少校(129 架击落记录,包括 52 架IL-2,骑士十字勋章,来自 JG54),等等。在第 16 位的位置上会出现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名字——埃里希·哈特曼(Erich Hatmann)少校(352 架击落记录,包括 30 架 IL-2,钻石佩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来自 JG52)。前十位飞行员加起来击落了最少 554 架 IL-2,也就是他们平均每人要为接近一个苏联空军 IL-2 强击机团(60 架编制)的覆灭而负责。  此外,德国王牌飞行员的战绩真实性远高于苏联飞行员,他们摧毁了大量的苏联飞机。  可以看到,在对付 IL-2 这种“飞行坦克”上,东线的几个德军王牌联队(JG51/JG52/JG54)都是人才辈出,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德军对 IL-2 的评价固然有一定道理,但 IL-2 作为一种特定用途的飞机,还是起到了应有作用的。  最后,再介绍一位其他国家的“弑神者”,他就是芬兰空军的头号王牌——依诺·尤蒂莱南(Eino Juutilainen),他的击落战绩达到 94 架,包括了 7 架 IL-2 攻击机。他在谈到对付这些有装甲防护的对地攻击机有无诀窍时说:“IL-2 拥有极佳的装甲防护,从后面开火的话你只能杀伤后座机枪手。它有三块独立的装甲板来保护飞行员和引擎。而且它通常飞得很低,让你只能从上方进入。我们常从两边同时攻击它们的编队以分散火力。从侧上方你可以击中 IL-2 的翼根处,那样往往会让它开始着火。”  总的看来,击落 IL-2 对于新手们来说,有想象中的容易。德国飞行员在天上打火鸡似地消灭这种飞机的是现实。无论如何,这种传奇式的飞机和它的对手一起,在世界空战史上抹下了厚重的一笔。  苏联红军准备  苏联红军航空兵  库班空中会战是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期间争夺战略制空权的重大转折点。这次空中交战是在1943年春进行的。按空战次数和参加会战的飞机数量来说,这是苏联卫国战争中最大的空中会战之一,而且这次空中交战与苏联红军地面部队进行的战役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在军事政治和自然地理因素影响下形成的独特环境中展开的。  蓝色防线  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歼灭德军保卢斯集团后,德军统帅部为了挽救起被动态势,在苏德战场酝酿着新的进攻计划。防守塔曼半岛的德军集团对实现其新的进攻计划占有特殊的地位,它面临的任务是保住向高加索进攻的登陆场,并从西线吸收尽可能多的苏联红军部队。为了挫败德军的企图,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给北高加索方面军下达了在库班河粉碎敌集团军的任务。库班河下游和塔曼半岛由编成有16个师的德军第17集团军防守。早在1943年1月德军统帅部就担心库班集团会被苏联红军赶下海去,因而用武力强迫当地居民在这些地区构筑了堑壕、防坦克壕、掩体以及德军的工兵、特种部队和野战部队构筑的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他们经过四个多月的时间,构筑了若干前后距离为5-25公里的防御地区。主要防御地带(即"蔚蓝色防线")的纵深达6公里,在"蔚蓝色防线"之后30-40公里的地方还有几道坚固的防线。“蔚蓝色防线"左皮维尔比亚纳亚沙咀, 途经亚速海沿岸许多溺谷,尔后逆库尔卡河而上,继而又向东折去,沿阿达古姆河沼泽一直延伸到克雷姆斯卡亚镇,最后防御前沿又向南折去。德军最重要的防御枢纽部就设在克雷姆斯卡亚镇。  苏联红军北高加索部队的步兵和坦克兵力是德军的1.5倍,炮兵数量上略少于德军。德军由于在库班的地面部队不多,所以就把希望寄托在航空兵的身上。德军把第4航空队主力约1000架飞机(其中轰炸机510架,歼击机250架)都调到克里木和塔曼半岛来。1943年4月份,苏联红军北高加索方面军的空军编成内有空军第4集团军约250架飞机;空军第5集团军约200架飞机;黑海舰队空军大队约70架飞机和远程航空兵大队60架飞机。为对两个空军集团军进行有效和集中指挥,苏联红军成立了北高加索方面军空军司令部,任命维尔希宁将军为司令员。最高统帅部代表、红军空军司令员诺维科夫元帅亲临北高加索前线统一领导和协调北高加索方面军航空兵和友邻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航空兵的作战行动。  德军突破苏军防线  在库班的梅斯哈科地区,苏联红军占有一个面积约30平方公里的登陆场。苏联红军海军陆战队在新罗西斯克以南登陆并占领了一个正面宽4公里、纵深约2.5公里的登陆场,随后由黑海舰队向这个苏联红军称为"小地"的登陆场运送了2个海军陆战旅、1个步兵旅和1个独立空降兵团共17000余人上陆,在这个方向牵制了德军约5个师的兵力。对德军来说,“小地"的威胁很大。德军统帅部于1943年4月中旬决定把"小地"除掉。为此,德军建立了一个由韦策尔将军指挥的由4个步兵师、500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约1200架飞机组成的"韦策尔"集群。德军于1943年4月17日早6时30分经炮火和航空火力准备后,在450架轰炸机和200架战斗机的直接直援下, 向“小地"及该地以东的苏联红军阵地实施了猛烈的反冲击,企图一举消灭苏联红军登陆部队。坚守"小地"的苏联红军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但形势对苏联红军很不利,因苏联红军航空兵主要机场都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西部和东北部,距梅斯哈科地区达150至200公里,而且平空军第4集团军飞机的飞行航线又要经过经常有云雾遮盖的高加索山脉。德军航空兵的主要机场则位于塔曼半岛距梅斯哈科仅50至100公里的平原地带。德军航空兵拥有德空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如第52战斗机联队,这些联队不但有一批王牌飞行员,而且全部装备新改装的M-109飞机。德军航空兵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以30至40架飞机编队轰炸苏联红军的战斗队形和登陆场地区的码头。由于苏联红军航空兵兵力不足,无法制止住德军航空兵的突击,虽然地面部队的顽强抗击给德军以较大的杀伤,但德军还是在1943年4月18日突破了苏联红军防御前沿。  损失惨重的苏联空军  1943年4月20日,苏德双方航空兵在梅斯哈科地区的战斗活动达到了最紧张的程度。德军调来预备队,准备实施一次总攻击,以便把"小地"分割成两个孤立的部分,然后消灭苏联红军。也就在这一天,苏联红军把从统帅部大本营预备队中调来的轰炸航空兵第2军、歼击航空兵第3军、航空兵第2混成军和歼击航空兵第282师兵力首次投入战斗,一天之内对登陆集群正面的敌步兵和炮兵战斗队形进行了两次密集突击。夜晚时,苏远程航空兵、北高加索方面军的航空兵和黑海舰队的航空兵联合行动,对阿纳帕的德军机场和德军的战斗队形进行了突击,这次突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苏第18集团军司令员列谢利泽将军在评价航空兵行动时说到:“我航空兵对企图消灭我梅斯哈科地区登陆部队的敌人实施的密集突击完全打破了敌人的计划。登陆集群全体指战员对自己的力量有了信心  由于苏联红军统帅部总预备队的3个航空兵军投入战斗,苏联红军航空兵对德军的突击力量不断加强,从而也使梅斯哈科地区航空兵总的兵力对比发生变化,苏联红军逐渐取得了空中优势。  在几天的空中作战中,苏联红军飞行员表现出顽强的斗志和勇敢精神。1943年4月21日,强击航空兵第805团由雷赫林少尉和空中射手叶弗列莫夫中士组成的一个伊尔-2飞机机组,在目标上空攻击地面目标后,遭到4架德国战斗机的攻击。在力量悬殊的空中格斗中,他们紧密配合,击落了2架德军战斗机,但自己的飞机也被击穿了好几个洞,雷赫林少尉也负了重伤,但他顽强驾驶受伤的飞机,安全地返回了苏联红军控制区并顺利降落。当时空军元帅诺维科夫正在前进指挥所里,他目睹了空战的全过程,为了表彰他们的英勇顽强精神,诺维科夫元帅当即在前进指挥所签发了越级晋升雷赫林少尉以上尉军衔、叶弗列莫夫中士以少尉军衔的命令。  在历时8天的激战中,德军共损失飞机22架,其中12架被歼击机击落,30架被高炮击落。苏联元帅格列奇科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反击敌军对梅斯哈科的各次冲击中,我方空军旗了重要作用。它以密集袭击的方法牵制了敌人的进攻,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  战斗重新开始  "小地"激战之后,整个高加索战线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就在这时,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代表会同该方面军的各集团军首长共同制定了一个新的进攻计划,目的是通过对克雷姆斯卡亚和阿纳帕的突击来分割塔曼的德军集团,然后加以消灭。具体的部署是:第56集团军为方面军主要突击部队,其任务是突破敌军在克雷姆斯卡亚地域的防御并占领这一抵抗枢纽部,然后向德军新罗西斯克集团后方的格拉德科夫斯卡亚和上巴坎斯基进攻。航空兵主要兵力也要用于这个方向。为配合主要方向的进攻,第9集团军组成方面军的右翼,从沙波尔斯基东北地域出击,渡过库班河并占领瓦列尼科夫斯卡亚,尔后向塔曼半岛的纵深发展进攻。第37集团军从普里库班斯基和列麦霍夫斯基直接向西进攻,主攻方向也是瓦列尼科夫斯卡亚。第18集团军的任务是恢复其早先被德军破坏了的在梅斯哈科的态势。库班河畔又将发生大规模的空战。  1943年月28日早晨,德军抢先出动轰炸机,对即将在克雷姆斯卡亚镇地区转入进攻的苏联红军部队进行了轰炸。为抗击德军的空中突击,苏联红军歼击机共出动310架次拦截德军的轰炸机。也就在这天夜间,苏联红军北高加索方面军空军和配属给它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航空兵,按照预先制定并经最高统帅部代表、苏联元帅朱可夫和空军元帅诺维科夫批准的航空兵出击计划,在第56集团军当前进攻地带内开始进行航空火力准备。黄昏时,在克雷姆斯卡亚地区德军驻地上空出现了两个9机编队的苏联红军轰炸机群,它们用燃烧弹燃起了几堆大火,引导其他机组进入目标。天黑后,苏联空军第4集团军和远程航空兵的轰炸机开始突击德军的炮兵阵地。但此同时,德国飞机一夜间共出动379架次,投弹210吨,平均每平方公里21吨,轰炸引起160多处大火,25处地面目标发生大爆炸。  1943年4月29日7时,苏联红军再次进行了40分钟的航空火力准备。7时40分,苏联红军第56集团军所属部队在方面军主要进攻方向上发起进攻。航空兵立即进行航空火力支援,在3个小时内到战场上空活动的就有144架轰炸机、82架强击机和256架歼击机。同时德国空军的积极行动有效地配合了地面部队的进攻,为德国空军取得战役胜利提供了保证。  1943年4月30日,德国海军的特遣舰队赶到,旗舰 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对苏联舰队展开了炮击,击穿了6艘苏军重巡洋舰,此外德国驱逐舰也利用鱼雷击沉了超过20多艘苏联驱逐舰,并对苏军阵地与机场展开炮轰,击毁了超过300余架苏军飞机,造成苏军大量可用机场被永久摧毁。  德国空军的失败  1943年4月29日,苏联英雄波克雷什金大尉带领1个8机编队掩护地面部队的进攻。当飞行至新罗西斯克以西时,他们与德军的3个大机群遭遇--81架德军轰炸机,在10架歼击机的掩护下,正浩浩荡荡地向他们迎面飞来。波克雷什金命令4架飞机去缠住歼击机,而他本人则率僚机和另一个机组去攻击德军轰炸机群。他们居高临下向敌机群发起攻击。在首次攻击中波克雷什金就把敌先头机群的带队长机击落,使德军机群编队陷于混乱。在第2次攻击中,他又打下1架飞机,波克雷什金接着朝第2个敌机群起去,正打得起劲时, 他的耳机里突然传来呼叫声:"波克雷什金,波克雷什金,我是老虎,敌机就在我们头顶上, 你迅速赶来攻击!"原来是歼击航空兵第216师师长鲍尔曼将军在"引导主台"接到空情哨的报告,有12架德军歼击机正向前线飞来,急令他来攻击。波克雷什金立即把8架飞机集合起来朝东飞去。在"引导主台"引导下,他们在克雷姆斯卡亚镇上空与德军12架歼击机遭遇。波克雷什金在回忆这次空战时说:"我率领8机编队上升,随即以急风暴雨之势,向敌歼击机扑去。可是,敌机不迎战,却慌忙向阿纳帕机场方向逃去。我们也不去追赶,因为我们的弹药和油料全都快用光了。此时,在我们的右侧,又出现了两个敌轰炸机机群,还有8架歼击机掩护。怎么办?我又率队发动攻击。我准确地打出一个连射,把敌先头机群的带队长机击落。我的枪、炮弹全用完了,同伴们的弹药箱也空了,而敌机却在继续朝着前线方向飞去。于是,我下令'靠拢!模拟撞击',所有的飞行员当即理解了我的意图。是啊,从前,我们从来未以机群规模对敌发动过'心理'攻击。可是除此以外已别无办法。  在此战中,苏联王牌飞行员阔日杜布回忆道:“这是苏联空军最大的灾难。”  超过900多架苏联战斗机被德国轰炸机的火力击落。  在这次空战中,波克雷什金编队共消灭3架德机,而其中2架是由波克雷什金本人击落的,但是苏联战斗机部队损失11架战斗机,仅仅击落5架德国轰炸机。 1943年春,苏联红军为解放塔曼半岛和击溃德国“ A”集团军群残部,开始采取进攻行动。当时,德军由于地面兵力不足,便企图借助空中力量来固守塔曼半岛。其参战航空兵为第 4航空队和驻乌克兰南部的航空队,计有作战飞机1200架,后增至1400架,由第 4航空队司令里希特霍芬指挥。苏联红军的企图是:夺取苏德战场南翼的制空权,为支援地面部队解放塔曼半岛创造条件。其参战航空兵力有北高加索方面军航空兵和黑海舰队航空兵一部,计有飞机 900架,后增至1000架左右,由方面军空军司令韦尔希宁中将指挥。这场空战包括三次空中交战和一次突袭机场作战。  德军继续主动发起进攻,双方爆发大规模空战。苏军飞行员宣称击落58架Bf109,地面防空火力也宣称击落一架Bf109,共计59架。其中第16近卫团和第45战斗机团宣称共击落10架Bf109,第812战斗机团宣称击落4架。但是,德军资料显示当天只损失了2架战斗机,其中III/JG3损失2架Bf109G4,1架(w/n 14946)在攻击IL-2时被击落,飞行员Adolf von Gordon阵亡,另一架(w/n 14955)在作战中失踪;II/JG52损失1架Bf109G4(w/n 14309),该机与一架被击落的苏军P-40残骸相撞后坠毁,飞行员Johann Glyayssner少校(已有37个击坠战果)阵亡。另外,II/JG3的1架Bf109G2(w/n 13884)在苏军轰炸Anapa机场时受损50%,III/JG3的1架Bf109G2 (w/n 14842)在降落时倾覆,受损80%。  德军宣称击落61架苏机,其中II/JG3宣称击落21架(包括20架战斗机:10架LAGG和10架YAK),II/JG52宣称击落19架(包括18架战斗机:6架LAGG-3,8架YAK-1,1架I-16,2架P-39和1架P-40),III/JG52宣称击落21架(包括19架战斗机:15架LAGG,3架喷火,1架P-39)。根据苏军官方数据,共损失87架飞机和14名飞行员。  德军宣称击落苏机43架,其中I/JG52宣称击落11架(包括7架战斗机:1架LAGG-3,2架YAK-1,2架P-39和2架P-40),II/JG52宣称击落11架(包括10架战斗机:2架LAGG-3,5架YAK-1,2架喷火,1架P-39),III/JG52宣称击落15架(包括10架战斗机:8架LAGG,1架P-39,1架喷火),另外斯洛伐克中队宣称击落6架(包括5架战斗机:3架Yak-1和2架LAGG-3)。根据苏军官方报告,苏军损失20架飞机,其中至少11架战斗机,损失7名飞行员。战死者中有2位苏联英雄——M.M. Osipov和N.D.Kudrya。  在一次空战中,苏军宣称击落50架Bf109,德军实际只有2架Bf109被防空炮火击中,分别受损45%和25%。(可见苏军注水率巨大)。  发起前期攻势  战役开始之时,苏联红军陆战队发起前期攻势,在库班半岛南侧、德军“蓝色防线”最南端的梅斯哈科地区登陆成功,抢占了一块宽4千米、纵深2.5千米的登陆场,很快又登陆场扩大到30平方千米,在德军防线的南侧横插了一刀。德军大为惶恐,经过一番调兵遣将,于4月17日出动4个步兵师,2.7万人在大批飞机支援下。德国空军第四航空队在这小小的空间中投入作战飞机近千架次,猛烈轰炸登陆场,支援步兵作战。其出击机场多在克里米亚和库班半岛上,距前线仅50千米到100千米,因此出动强度非常高,异常猛烈的火力风暴不时向“小地”登陆场刮去。苏联红军空军第四集团军最初出动了300架次的飞机阻击敌军的空地攻势,打得十分顽强。但由于力量占劣势,其基地又是在150千米到200千米以外的克拉斯诺达尔,因此一度陷入被动。坐镇前线指挥的大本营代表、空军司令诺维科夫元帅决定大规模增兵库班,扭转被动局面。他从统帅部大本营调来了轰炸航空兵、歼击机航空兵,使苏联红军的飞机出动数量增加到一天900多架次。  两轮交战  随后苏德空军进行了两轮交战,苏联红军飞机一天之内出动的架次达到了1308架次。首次库班空中交战是在新罗西斯克附近小地的梅斯哈科地域登陆场进行激战过程中发生的。4月17—24日,德军企图在该登陆场消灭第18集团军登陆集群。苏联红军航空兵的顺利行动和对第18集团军可靠的空中掩护,打破了德军这一计划。几次空中交战分别在克雷姆斯卡亚镇、基辅斯卡亚镇和摩尔达万斯卡亚镇等地域展开。库班空中交战过程中进行了多次持续数小时的激烈空中战斗,双方广为增兵,有几天,编队空中战斗约达50次,双方都有30—50架以上的飞机参加。  库班爆发了更激烈的战斗,苏联红军对“蓝色防线”发起了猛攻。苏德空军开展了第三轮空中角逐。空军第四集团军在进攻发起前,出动了338架飞机,配合炮兵进行了40分钟的密集航空火力准备。但德军的抵抗空前激烈,这一次德军急忙从战场外围调入了大批飞机,使第四航空队的飞机出动数猛增。在进攻的头3个小时,德军航空兵就出动了1500架次,从空中阻击苏联红军攻势;中午以后前线上空继续不断出现德军飞机。德国空军第四集团军及时调整战术,将歼击机防区扩大,在战区边缘截击敌轰炸机。同时广泛采取了“游猎”战法,机动灵活地打击苏联飞机。由于歼击机大批用于争夺制空权和拦截敌轰炸机,轰炸机和强击机无法得到有效的护航。他们采取大编队自我保护的方法,坚持出动,突击敌地面反击部队。执行任务中,强击机始终保持15%的弹药品随时准备与敌空战。这次空战,是库班三次空战中最激烈的一次。  梅斯哈科地区  第一次空中交战于在梅斯哈科地区上空进行。德军投入作战飞机100架 ,苏联红军投入作战飞机 500架,后增至与德方相等。经过几天激战,德军在库班上空取得第一次空战胜利,击落德机 12架,苏军损失176架。  克雷姆斯卡亚  第二次空战于1943年 4月29日至 5月10日在克雷姆斯卡亚地区上空展开。每天空中交战多达40次,每次空战双方都出动50~80架飞机。12天中,德机被击落 11架,苏联红军损失70架。德国空军取得第二次空战的胜利,夺得了战场制空权。  其他地区  第三次空战于1943年 5月26日至 6月 7日在基耶夫斯卡亚和摩尔达万斯卡亚地区上空实施。开始,德军集中克里木、塔曼半岛和乌克兰南部机场上的1400架飞机参战,以比苏联红军多一倍飞机的优势,每天同苏空军交战达50次,从而再次夺回了战场制空权。随后,苏空军得到大大加强,并经过激烈空战,歼灭德机 11架,自己损失 150架,使战场制空权又回到了德国空军手中。 1943年4月下半月至6月初,在苏德战争中,北高加索方面军航空兵(加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3个航空兵军)以及黑海舰队航空兵一部对德军实施的数次空中交战,结果德军损失惨重,苏联空军重新赢得制空权。战役中诞生了大量的La-5战斗机王牌,也证明了La-5对德国的Bf109战斗机的优越性。在历时50多天的库班空战中,苏联红军航空兵共出动飞机 3.5万架次,击毁德军飞机1100架,其中 800多架是在空中击落的。苏联红军损失飞机约为德军的一半。通过空中交战,苏联红军夺得了苏德战场南翼的制空权,为夺取整个苏德战场的战略制空权打下了基础。  20日至29日,苏德空军进行了两轮交战,苏联红军飞机一天之内出动的架次达到了1308架次。首次库班空中交战是在新罗西斯克附近小地的梅斯哈科地域登陆场进行激战过程中发生的。4月17—24日,德军企图在该登陆场消灭第18集团军登陆集群。苏联红军航空兵的顺利行动和对第18集团军可靠的空中掩护,打破了德军这一计划。几次空中交战分别在克雷姆斯卡亚镇(1982年4月29日—5月10日)、基辅斯卡亚镇和摩尔达万斯卡亚镇(1982年5月25日—6月7日)等地域展开。库班空中交战过程中进行了多次持续数小时的激烈空中战斗,双方广为增兵,有几天,编队空中战斗约达50次,双方都有30—50架以上的飞机参加。  库班爆发了更激烈的战斗,苏联红军对“蓝色防线”发起了猛攻。苏德空军开展了第三轮空中角逐。空军第四集团军在进攻发起前,出动了338架飞机,配合炮兵进行了40分钟的密集航空火力准备。但德军的抵抗空前激烈,这一次德军急忙从战场外围调入了大批飞机,使第四航空队的飞机出动数猛增。在进攻的头3个小时,德军航空兵就出动了1500架次,从空中阻击苏联红军攻势;中午以后前线上空继续不断出现德军飞机。为夺回主动权,打掉德军的嚣张气焰,空军第四集团军及时调整战术,将歼击机防区扩大,在战区边缘截击敌轰炸机。同时广泛采取了“游猎”战法,机动灵活地打击德机。由于歼击机大批用于争夺制空权和拦截敌轰炸机,轰炸机和强击机无法得到有效的护航。他们采取大编队自我保护的方法,坚持出动,突击敌地面反击部队。执行任务中,强击机始终保持15%的弹药品随时准备与敌空战。这次空战,是库班三次空战中最激烈的一次,11天中,苏联红军歼击机出动了5610架次,空战364次,击落德机315架,有效地遏制了德军的反攻势头,重新成为库班上空的主人。 在苏德双方进行第一次空中交战的同时,苏联空军机群于4月17~29日突击了高加索地区德军的18个机场,击毁德机260架。在历时50多天的空战中,苏联红军航空兵共出动飞机 3.5万架次,击毁德军飞机1100架,其中 800多架是在空中击落的。苏联红军损失飞机约为德军的一半。通过空中交战,苏联红军夺得了苏德战场南翼的制空权,为夺取整个苏德战场的战略制空权打下了基础。  库班空中交战的目的,是夺取苏德战场南翼的制空权,并为陆军实施进攻战役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库班空中交战是由空军第4集团军司令韦尔希宁空军中将指挥的。  库班空战(1943年4月17日-6月7日)德国空军参战的为5个大队2个中队:II/JG3,III/JG3,I/JG52,II/JG52,III/JG52,13(Slow)/JG52(斯洛伐克中队),15(Kroat)/JG52(克罗地亚中队)。所有部队都装备了Bf109G2或Bf109G4,总数约180架。  苏联空军参战的为第201、第216、第236、第265、第278、第287战斗机师。其中第201师包括第13、第236、第247团(装备最新款的LAGG-5);第216师包括第16和第42近卫战斗机团、第45和第298战斗机团(装备YAK-1、P-39和P-40);第236师包括第267、第611和第975战斗机团;第265师包括第12、第402、第812战斗机团;第278师包括第15、第43、第274战斗机团;第287师包括第4、第148、第293战斗机团。5月,第229战斗机师参战,另外还有第105战斗机师、近卫第6、第11战斗机团和第7、第9战斗机团等一部参与。苏军飞机型号较杂,除了YAK、LAGG和西方盟军援助的P-39、P-40等外,还有少量已经过时的I-16和I-153。在飞机数量苏军上占有绝对优势,其中仅第201、第265、第278、第287这四个战斗机师就装备了至少360架战斗机。  德军宣称击落33架苏军战斗机。其中II/JG3宣称击落14架战斗机(8架LAGG-3,2架YAK-1,2架I-16,1架I-153,1架P-39);III/JG3宣称击落1架LAGG3和1架P-39;I/JG52宣称击落11架战斗机(7架LAGG-3,4架P-39);II/JG52宣称击落2架LAGG-3;III/JG52宣称击落1架I-153。由于苏军资料缺失,只知道苏军在战斗中至少损失了5架P-39,5架LAGG-3,1架I-153,9名飞行员阵亡。此外,当天大约有5名飞行员由于迷航而在德军的Taganrog机场降落,结果或死或俘,但他们并没有被算作“库班空战”的损失。4月18日—4月20日苏军对库班战区进行了增援,使苏军战斗机的数量大约是德军的3-4倍。  库班空战于1943年6月7日结束。多年来苏联人认为此战重创了德军,击毁了800架德机,其中500架是战斗机;其中仅第812战斗机团就击落了大约50架Bf109。累计投入库班空战的共有25个苏军战斗机团,有一大批飞行员成为了王牌飞行员,如击落17架的Lavrenov,击落15架的Fadeev,击落10架的Pokryshkin和Glinka等等,战果基本都是Bf109。然而,根据德军记录,在库班德军实际只有42架Bf109被击毁(各种原因),61架受伤(各种原因),在空战中更是只有27架被击落、23架受伤,而且没有1名骑士勋章获得者在空战中身亡,只有2名战死的飞行员Helmut Haberda和Johann Glyayssner在死后被追授骑士勋章。从1943年4月17日至6月7日,在库班德军一共只有23名战斗机飞行员阵亡、被俘或失踪,另外克罗地亚人损失4人(其中3人是驾机潜逃并投降苏军的)。  德军在库班空战中宣称击落苏军飞机780架,是苏军实际损失的1.1-1.2倍。苏军的精确损失数据至少不会少于500架,比起德军的损失要大得多。仅仅第812战斗机团就损失了16名飞行员,包括全部3名中队长;第16近卫战斗团损失了10名飞行员。也就是说,仅仅这2个战斗机团损失的飞行员就和德国空军同期的总损失数差不多。阵亡者中包括了2名团长、1名副团长、7名中队长和7名苏联英雄:V.Fadeev(阵亡时共有20个击坠记录),S.S.Azarov(15个),D.L.Koval(13个),I.P.Rybin(12个),M.Z.Teleshevsky(12个),M.M.Osipov(10个),N.D.Kudrya(10个)。  1943年2月5日夜,苏联红军陆战队发起前期攻势 ,抢占了一块宽4公里、纵深2.5公里的登陆场,很快又扩大到30平方公里,2.7万人在大批飞机支援下,对取名“小地”的苏联红军登陆场发起了疯狂进攻。库班战役的第一轮大角逐同时在陆地、海面和空中爆发,其中尤以空战最为激烈。德国空军第4航空队在这小小的空间中投入作战飞机近千架,距前线仅50~100公里。苏联红军空军第4集团军最初出动了300架飞机阻击敌军的空地攻势,打得十分顽强。但由于力量占劣势,其基地又是在150~200公里以外的克拉斯诺达尔,因此一度陷于被动。使苏联红军的飞机数量增加到900多架。20日德军对“小地”展开了更凶猛的进攻,苏联红军航空兵大批投入到防御战斗中,一天之内对敌步兵和炮兵战斗队形进行了两次密集队形突击,。在第一轮3天的激战中,德军共损失飞机8架,苏联损失50余架。第一轮激战后,仅仅平静了5天。4月28日,德国空军抢先发起了一次空中进攻,这一天之内出动了850架次,突击苏联红军集结地域,苏联红军歼击机出动了310架次进行了拦截。4月29日,苏联空军又对德军发动了第二轮进攻,这一天苏联空军进行了42次编队空战,出动了飞机1308架次,仅仅击落4架德机,自己反倒损失30余架。 1943年8月13日至9月22日,苏军为了粉碎德军顿巴斯集团,解放工业区顿巴斯,出动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发动了顿巴斯战役。此役,是第聂伯河会战的组成部分,苏军共击溃德军13个师,解放了顿巴斯。  兵力对比  ■苏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共11个合成集团军、2个空军集团军、1个坦克军、3个机械化军和1个骑兵军,约105万人、火炮与迫击炮2.1万门、坦克与自行火炮1257辆、作战飞机1400架,另有部分海军兵力和游击队配合行动。  ■德军:南方集团军群所属的第6集团军、第1装甲集团军,共有22个师(含1个罗马尼亚师),约54万人、火炮与迫击炮约5400门,坦克与自行火炮约900辆,作战飞机约1100架。  战役背景  顿巴斯是以能源和重化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区。它位于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伏罗希洛夫格勒、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3州及其毗邻的俄罗斯联邦的罗斯托夫州境内,其中煤田面积约6万平方千米,1800米深度内的地质储量达962亿吨,是苏联最大的煤炭基地,对苏联战争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3年2月中旬,苏军西南方面军在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击溃后解放了顿巴斯东部,进抵伊久姆至伏罗希洛夫格勒西北之间北顿涅茨河沿岸,在其以南进抵米乌斯河岸和塔甘罗格以东一线。8月6日,库尔斯克反攻取得初胜时,斯大林急于夺回顿巴斯,于8月10日批准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拟定的顿巴斯战役计划。  苏军的企图是:使用西南方面军由北顿涅茨河登陆场向巴尔文科沃、巴甫洛格勒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粉碎当面德军,并向扎波罗热进攻,以切断其顿巴斯集团西退之路;南方面军由古比雪沃地域向斯大林诺(顿涅茨克)实施主要突击,突破德军米乌斯河防御,与西南方面军密切协同,粉碎顿巴斯南部德军,尔后向梅利托波尔,进而向克里木半岛方向和第聂伯河下游方向进攻。  德军统帅部在顿巴斯建立坚固防御。防御前沿位于北顿涅茨河及米乌斯河岸。在防御纵深内沿克伦卡河、卡尔米乌斯河、萨马拉河构筑数道防御地区,企图固守顿巴斯城。  战役过程  8月13日,苏军西南方面军近卫第1集团军由兹米耶夫以南地域发起进攻,斯巴顿进攻战役打响。  8月16日,苏军西南方面军主要集团第6、第12集团军从伊久姆地域发起进攻。稍后,近卫第8集团军、第46集团军亦进入战斗,近卫第3集团军则在方面军左翼发起进攻。这些部队实施了短时间的威力空前的炮火齐射,尔后步兵随即投入了战斗。然而,德军的火力点没有被压制住,不断喷射出炙热的杀人烈焰。遭受重大损失的红军仅仅前进了1~2千米。  8月18日,苏军南方面军所属突击第5集团军、近卫第2集团军展开进攻,进展很快。德军第17军的第306、294、336步兵师抵抗无力;德军第6集团军仅剩3万余人。当日,该部楔入德军防线约10千米;而西南方面军的攻势十分艰难。  8月19日,苏军南方面军近卫机械化第4军突击第5集团军地带进入突破口,至日终时分,向西推进约20千米,渡过克伦卡河,在其右岸夺取了一个登陆场。当日,南方面军也向阿姆夫罗西耶夫卡进攻。  8月20日,德军第3山地师、第111步兵师、第17装甲师、第9装甲师、第258步兵师、第13装甲师赶来,与苏军在55千米的战线上展开遭遇战。至23日,苏军第31近卫步兵军、第4近卫骑兵军、第4近卫机械化军攻占阿姆夫罗西耶夫卡,将德军第6集团军一分为二。  至8月21日,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损失27991人,补充6174人。  8月22日,苏军西南方面军的近卫第8集团军在狭窄地段上发起一次突然袭击,很快撕开一道8千米宽、10千米深的口子。随即,苏军坦克部队发动攻势,以扩张战果。西南方面军装甲兵司令沃洛赫中将中流弹身亡。当日,南方面军将德军集团分割为两部分,尔后向南发展突击;德军轰炸机群开始对苏军进攻部队实施轰炸。  8月23日~29日,苏军继续发展进攻,第1近卫机械化军的坦克也以密集队形发动冲击。隐蔽在灌木丛和地下工事里的德军进行反坦克炮直射,苏军坦克损失很大。但是,苏军使用220辆坦克支援步兵进攻,不断向德军马肯森的第1装甲集团军防线冲击。  8月27日,希特勒在文尼察“狼人”大本营接见曼施坦因元帅,要求他全线坚守到“敌人确信其进攻已无所收效为止”。  8月30日,南方面军攻占塔甘罗格。德军米乌斯河防御被打开一个大缺口。至此,南方面军航空兵和亚速海区舰队舰艇部队的突击打破了德军经海路撤退的企图。  至8月底,苏军西南方面军向前推进50~60千米,在顿巴斯南面包围部署在哈尔科夫的德军部队。  9月1日,德军统帅部不得不命令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1集团军一部西撤,后卫部队顽强抵抗。  9月2日,苏军第3近卫集团军突破德军第6集团军右翼,占领了利西昌斯科。  9月3日至8日,苏军第3近卫集团军、第1近卫机械化军和第23坦克军一路猛进,夺取交通枢纽红军村。此时,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防御体系陷于瘫痪。8日,苏军第5突击集团军在第2近卫集团军配合下,解放了顿巴斯州首府斯大林诺。  9月10日,苏军地面部队协同亚速海区舰队的登陆兵,解放钢铁中心马里乌波尔。当日,西南方面军突破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防御,攻占了重要交通枢纽巴尔文科沃和。  9月15日,德军曼施坦因元帅经希特勒许可,下达了向第聂伯河撤退的命令。  至9月22日,苏军西南方面军一路发展进攻,将德军逐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南第聂伯河西岸,德军据守。同日,南方面军推进至莫洛奇纳亚河一线。至此,斯巴顿进攻战役落下帷幕。  战役评价  此役,苏军2个方面军在宽约450千米的战线上推进约300千米,击溃德军13个师,解放重工业城市顿巴斯,为夺取第聂伯河会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役中,苏军以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快速深入德军后方,破坏其纵深防御,配合主力进攻;由亚速海区舰队输送到塔甘罗格、马里乌波尔、奥西片科等地域登陆的登陆兵,都在解放顿巴斯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曼施泰因  曼施泰因(1887~1973)Manstein,Fritz Erich von 德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1906年开始服役。1914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35年任陆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1938年任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1939年10月任A集团军群参谋长,提出使用坦克部队经阿登地区进攻法国的作战计划。此计划深得A.希特勒的赞赏并在执行中获得成功。1941年9月任第十一集团军司令。1942年8月任列宁格勒地区德军总指挥。1942年11月任“顿河”集团军群司令,试图解救被合围于斯大林格勒的第六集团军,未能得逞。1943年2月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失败。1944年3月被解除职务。主张在作战中集中使用坦克摩托化部队、配合空军实施速战速决的闪击战。1949年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18年监禁。1953年获释。著有回忆录《失去的胜利》。  马利诺夫斯基  马利诺夫斯基(1898年11月23日~1967年3月31日) ,苏联元帅(1944),军事家。生于敖德萨。1914年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2月随俄国远征军赴法作战。1919年回国后参加红军。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在东方面军对白卫军作战。1920年初级军官学校毕业后,先后任机枪排长、机枪队长、副营长和营长。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0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曾任骑兵团参谋长、骑兵第3军参谋长。1937~1938年作为国际纵队成员参加西班牙内战。1939年起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苏德战争期间,曾任步兵军长,集团军司令,沃罗涅日方面军副司令,南方面军、西南方面军、乌克兰第3 方面军、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率部参加边境交战,斯大林格勒会战、顿巴斯战役、第聂伯河会战、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德布勒森战役、布达佩斯战役、维也纳战役等重大作战行动,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1945年7月起任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苏日战争中,率部遂行主要突击任务,正确选择主要突击方向,使用坦克集团军于方面军第一梯队,周密组织协同,保证了进攻的高速度。因指挥有方获苏联英雄称号。战后任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司令、远东部队总司令、远东军区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1957年10月~1967年 3月任国防部长,为加强苏联武装力量建设做出贡献。获列宁勋章5枚。著有《警惕地保卫和平》、《胜利的伟大意义》和《俄国士兵》。 战役简介  1943年8月13日—9月22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中,苏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为收复顿巴斯而施的进攻战役,是第聂伯河战役的组成部分。  苏军序列  苏军参战兵力为西南方面军(司令为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大将)和南方面军(司令为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托尔布欣上将),共11个合成集团军、2个空军集团军、1个坦克军、3个机械化军和1个骑兵军,约105万人、火炮和迫击炮2.1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1257辆、作战飞机1400架,另有亚速海区舰队和游击队配合行动。大本营代表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协调两个方面军的行动 。  德军序列  防守顿巴斯的德军为南方集团军群(司令为曼施泰因元帅)所属卡尔·霍利德的第6集团军和埃贝哈德·冯·马肯森的第1装甲集团军,马肯森的第1装甲集团军,沿着北顿涅茨河防守,以保护顿涅茨盆地;霍利德的第6集团军,防守着米乌斯河。2个德国集团军现在共有22个师(包括1个罗马尼亚师),约40万兵力。7月份交给他们用于反击的装甲部队,现在大都被调回哈尔科夫方向,留给马肯森和霍利德的只剩2个装甲师(第17、23)和第16装甲步兵师。而且和7月不同的是,曼施坦因很难调给他们新的援兵了。马肯森和霍利德在劫难逃。 第6集团军战斗序列(8月14日)第17军:第302、306步兵师 第29军第336、17步兵师,第15空军野战师,第111步兵师一部,“南方”骑兵团 第4军第335、304步兵师,第3山地师 Recknagel集群第294步兵师,直属罗马尼亚第24步兵师 第1装甲集团军战斗序列(8月14日)第57装甲军第328、15步兵师。 第30军第62、38、333步兵师。 第40装甲军第46、257、387步兵师,第23装甲师,第17装甲师。 直属第16装甲师,步兵师2。  西南方面军的进攻  马肯森首先受到遭到马利诺夫斯基的西南方面军打击。该方面军拥有近卫第1集团军(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上将),近卫第3集团军(德米特里·丹尼洛维奇·列柳申科中将)、近卫第8集团军(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中将),合成第6集团军(什列明中将)、合成第12集团军(丹尼洛夫少将)、合成46集团军(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格拉戈列夫少将)。总兵力565200人。机动兵团为坦克第23军(220辆坦克)和近卫机械化第1军(165辆坦克)。空军第17集团军(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苏杰茨中将)提供空中支援。  由于马肯森7月份没有进行彻底反击,红军得以在伊久姆方向的北顿涅茨河扩大登陆场。现在,华西列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准备利用这个登陆场,作为挺进巴尔文科沃、巴甫洛格勒、直至扎波罗热的出发阵地。为了增强战力,马利诺夫斯基在8月10日派来了新锐的第6、12集团军,以取代登陆场内损失严重的第8近卫集团军。  但红军的第一个行动,却发生在伊久姆以北的方面军右翼——兹米耶夫。这里所连接的北面哈尔科夫战场,当时还在激烈决战。为了支援哈尔科夫之战,8月11日凌晨,斯大林要求华西列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务必有所行动。第二天的8月12日,第1近卫集团军就向兹米耶夫市发起了进攻。8月13日,以兹米耶夫之战为契机,西南方面军右翼开始向克拉斯诺格勒进攻。兹米耶夫市本身,直到8月17—18日才被苏军攻陷。  8月16日,马利诺夫斯基才开始主要攻势。他的中部集团——第6、12集团军由伊久姆地域的登陆场出击。近卫第3集团军也在方面军左翼发起攻势。为了支援进攻,红军实施了威力空前的炮火齐射,巨烈爆炸掀起的大量泥土就像直竖在空中!但因为弹药不够,炮击并没有持续太久,而苏军步兵已经投入了战斗。他们马上意识到,德军的火力点根本没有被压制,反而不断喷射出炙热的杀人烈焰。遭受重大损失的红军仅仅前进了1—2公里。至8月18日,他们的散兵线就基本无法推进了。  8月18日,马利诺夫斯基只得命令尚未休整完毕的近卫第8集团军,投入第6、12集团军之间。同样从第二梯队投入的,还有第46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崔可夫很清楚炮弹不足的现状,因此寄希望于在狭窄地段上发起一次突然袭击。8月22日拂晓,他开始行动,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很快撕开一道8公里宽,10公里深的口子。马利诺夫斯基兴奋不已,下令立刻投入坦克以扩张战果!  值此关键时刻,红军的指挥和协调却掉了链子。先是方面军装甲兵司令沃洛赫中将被流弹打死,而第1近卫机械化军却刚刚进入出发阵地。军长鲁西亚诺夫也不打算把他的坦克投入战斗,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崔可夫已经取得了突破。德国人乘机调来了预备队,以重炮轰击苏军的增兵路线。德国轰炸机群也出现在天空,准备狠狠打击可能出现的俄国坦克。投入机械化部队的时机错过了。8月23日,苏军继续进攻。第1近卫机械化军的坦克也以密集队形发动冲击。当他们翻过一座山头后,立刻遭到隐藏在灌木丛和地下的反坦克炮直射,战壕里飞出了用导线制导的反坦克“鱼雷”,把苏联坦克撕裂成几个大钢快,抛出10—20米远!红军又一次受挫。  马利诺夫斯基继续锲而不舍的进攻。220辆坦克支援着红军的步兵潮,不停冲击马肯森的防线。8月底前,他推进了50—60公里,虽然尚未取得决定胜利,却也从南面威胁了哈尔科夫德军。同时,马肯森的德军部队也被一点点的吃掉。从7月17日—8月21日,德第1装甲集团军已损失27991人,仅补充6174人。  当马利诺夫斯基艰难前进之际,在他的南面,晚两天进攻的托尔布欣却收获巨大。  南方方面军攻势  托尔布欣的南方面军总兵力为446700人,并不如马利诺夫斯基强大。编成包括近卫第2集团军(格奥尔吉·费多罗维奇·扎哈罗夫中将),突击第5集团军(维亚切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维奇·茨韦塔耶夫中将),合成第28集团军(格拉西缅科中将)、合成第44集团军(霍缅科少将)、第51集团军(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克列伊泽尔中将),空军第8集团军(季莫费伊·季莫费耶维奇·赫留金中将),近卫机械化第2、4军,近卫骑兵第4军。赋予托尔布欣的任务是:突破米乌斯河防线,由古比雪沃地域向斯大林诺(顿涅茨克)实施主攻,与北面的西南方面军一道歼灭顿巴斯南部德军。然后向梅利托波尔、克里木半岛和第聂伯河下游方向进攻。  8月18日,托尔布欣开始对霍利德的复仇之战。南方面军的突击第5集团军、近卫第2集团军发起猛攻。在其攻击范围内,只有德第17军的第306、294、336步兵师。这几个师早在7月下旬就被打得溃不成军,现在更是无力抵抗,一天之内就被红军突入约10公里。经此大败,霍利德的第6集团军实力所剩无几。尽管他上报的7月17日—8月21日损失只有23830人(补充3312人),集团军战斗兵力却仅余3万余人。8月22日,第6集团军战斗力量统计:第29军8706人,第17军9284人,第4军13143人。  为了扩展战果,托尔布欣将第4近卫机械化军投入突击第5集团军打开的突破口。8月19日凌晨,该军开始前进,势如破竹,一个昼夜就向西推进约20公里,渡过克伦卡河,并夺取了右岸登陆场。从而威胁到了阿姆夫罗西耶夫卡和斯大林诺之间的铁路线。一旦切断这条线路,霍利德的集团军就将被拦腰斩断。  红军的突破震动了整个南方集团军群。霍利德竭尽所能遏制突破口的扩大,从北面调来第3山地师,从南面调来第111步兵师,由两侧夹击突入苏军。曼施坦因也使尽解数,到处搬援兵救火。他从马肯森那里抽出第17装甲师;从中央集团军群讨来第9装甲师和第258步兵师;甚至拉来了A集团军群唯一机动兵团——第13装甲师!  8月20日,德军援兵和突入苏军,在55公里狭窄正面遭遇!持续四天激战,苏方投入第31近卫步兵军(第4、34、40步兵师),第4近卫骑兵军,第4近卫机械化军,德方投入包括第13装甲师在内的3个师。苏军赢得了遭遇战的胜利,并于8月23日攻占了阿姆夫罗西耶夫卡,将霍利德一分为二。苏机械化军先头自进攻开始以来,五天内推进了60公里。已经对塔甘罗格德军后方构成重大威胁。为了加快进攻速度,托尔布欣决定成立骑兵机械化集群,包括第4近卫机械化军和第4近卫骑兵军,由骑兵军长吉里钦科少将指挥。集群的任务是向南突击,迂回德第29军后方。  德军撤退  霍利德第6集团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曼施坦因称其为“空前的危机”。他向希特勒告急,要求大量增援,否则就要“缩短战线”——也就是说撤退。希特勒赶忙亲赴乌克兰,于8月27日在文尼察“狼人”大本营接见曼施坦因。他要求全线坚守到“敌人确信其进攻已无所收效为止”。  可曼施坦因已经“集中了火力”。他本人,加上集团军司令,甚至还有军长和师长各一位,围着希特勒,不断强调他们兵力不足,北翼第8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也无法长期支撑。因此,顿涅茨是肯定保不住了。要避免这种局面,就必须给他12个新师,并从平静地段调动兵力来替换疲惫部队。  希特勒耐着性子听曼施坦因的说辞。他当然不愿意放弃顿涅茨,所以只能选择抽调援兵。问题是东线几乎没有什么地段是平静的。8月28日,克卢格来谈了一次,也没有实质性表示;北方集团军干脆表明一个师也调不出来。  霍利德在前线已经支撑不住了。由于苏军快速集群的迅猛南下,他的第29军极有可能被围在亚速海沿岸。加上苏空军和亚速海区舰队的活动,从海路撤退几乎没有可能。霍利德只得在8月30日放弃塔甘罗格,命令第29军向西突围。同一天,增援而来的第9、17装甲师和第258步兵师向东采取行动,策应了这次突围。  8月31日,曼施坦因自作主张,允许第6集团军撤退到“乌龟”阵地——斯大林诺南部,卡利米乌斯河西岸的非筑垒防御阵地。当晚,希特勒也授权曼施坦因让第6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右翼撤退,当然必须是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9月3日,希特勒又下令,必须无条件坚守“乌龟”阵地。同时对还能控制的地区进行彻底破坏。  但曼施坦因也确实没有多少办法了。由于霍利德的崩溃,其北面马肯森的战线也濒于失败。9月初,他的右翼被苏第3近卫集团军突破,并于9月2日丢掉了利西昌斯克。马利诺夫斯基大喜过望,立刻将第1近卫机械化军和第23坦克军从右翼调往利西昌斯克发展战果!红军一路猛进,9月8日夺取交通枢纽红军村。第二天,红军坦克大胆机动,深入德军纵深,一举夺取红军村西南的恰普利诺。  马肯森的第1装甲集团军纵深被苏联坦克搅了个稀烂,防御体系陷于瘫痪。9月10日,他战线中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巴尔文科沃也落入红军手中。  托尔布欣也不甘落后,将第2近卫机械化军投入战斗,继续对霍利德穷追猛打。其第5突击集团军在第2近卫集团军配合下,于9月8日收复顿巴斯州首府斯大林诺。当天,斯大林发布国防人民委员命令,祝贺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在顿巴斯的胜利。2天后,地面部队又和亚速海区舰队的登陆兵一道,收复了钢铁中心马里乌波尔。在红军的巨大压力下,德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不断撤退。曼施坦因在顿巴斯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1943年9月15日,曼施坦因经希特勒许可,下达了向第聂伯河撤退的命令,并规定了各集团军撤退后的防御任务:最南部的第6集团军,将控制梅利托波尔和莫洛奇纳亚河,以防止苏军从这里斩断克里木德军退路。为此,该集团军的主力将移交给A集团军群;虽然曼施坦因不太乐意,但根据希特勒的要求,第1装甲集团军应坚守扎波罗热桥头堡。这个桥头堡不仅掩护着至关重要的克里沃伊罗格—尼科波尔的铁钨矿区,而且维系着A集团军群北部侧翼的安全;第8集团军防御克列缅丘格和切尔卡瑟方向;最北部的基辅方向,受到曼施坦因的特别重视,将由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防卫,以防止红军从这里实施大规模迂回。  曼施坦因同时要求,德军在撤退过程中,“各集团军……只要有可能,就应与进攻敌军进行战斗,以削弱敌人的进攻锐气并赢得后撤时间”。  至此,德军向第聂伯河的撤退已成定局。曼施坦因希望在这次撤退后,能够借助第聂伯河宽阔的河面和高耸的西岸峭壁,为他破败的集团军群提供暂时的避难所,以逃避红军强大锋芒的重击!  西南方面军突破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防御后,于10日攻占巴尔文科沃,22日将德军逐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南第聂伯河西岸。同日,南方面军推进至莫洛奇纳亚河一线。为收复北塔夫里亚创造了有利条件。游击队、地下工作者以及由亚速海区舰队输送到塔甘罗格、马里乌波尔(日丹诺夫)、奥西片科(别尔江斯克)等地域登陆的登陆兵,对收复顿巴斯起了巨大作用。   此役,苏军在宽约450公里的正面上向前推进约300公里,击溃德军13个师,收复顿巴斯。苏军的作战特点是,以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快速深入德军后方,破坏其纵深防御,配合主力进攻。  战争评价  顿巴斯战役在近450公里宽的正面上展开,持续了40余昼夜,苏军推进约300公里,击溃德军13个师,内2个坦克师。收复顿巴斯后,重要煤矿和冶金区重回苏联手中。战役的特点是广泛使用坦克军、机械化军和骑兵军(它们在德军后方的行动破坏了德军纵深内的防御,便于方面军主力进攻)。苏军40多个战功卓著的兵团和部队被授予“阿尔乔莫夫斯克”、“戈尔洛夫卡”、“杰巴利采沃”、“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斯大林诺”等荣誉称号。 两军兵力对比  1941年9月底前,掩护顿巴斯接近地的是西南方面军(司令为苏联元帅铁木辛哥)所属第6集团军,南方面军(司令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里亚贝舍夫中将,10月5日起为雅科夫·季莫费耶维奇·切列维琴科上将)所属第12、第18、第9集团军,共计24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3个坦克旅。在此方向进攻的法西斯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司令为龙德施泰特元帅)辖野战第17集团军、坦克第1集群、野战第11集团军一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主力,计有18个步兵师、3个坦克师、10个旅。敌人有生力量和航空兵比苏军多1倍,火炮和追击炮多2倍。  战争过程  法西斯德军统帅部的企图是,以坦克第1集群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北地域,以德军第11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主力由塔夫里亚以北地域,分别向奥西片科(别尔江斯克)总方向实施向心突击,在梅利托波尔东北围歼南方面军。尔后,坦克第1集群应向罗斯托夫进攻,从南面迂回顿巴斯。第17集团军的任务,是从西北面,即由克拉斯诺格勒地域沿北顿涅茨河右岸进攻顿巴斯。第11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各一部预定攻占克里木半岛。为了达成既定目的,敌人在克拉斯诺格勒地域和新莫斯科夫斯克地域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接合部建立了强大的突击集团。几乎整个坦克第1集群都集中在新莫斯科夫斯克地域50公里正面上。9月29日,敌人转入进攻。坦克第1集群(10月6日改称坦克第1集团军)各师10月4日在第12、第18集团军接合部突入后,于10月7日在奥西片科以北地域与由梅利托波尔地域进攻的德军第11集团军机械化师会合,合围了第18、第9集团军各一部。第18集团军司令A.K.斯米尔诺夫中将从退却各师中组建一个军队集群,并亲自指挥该集群战斗。该集群在奥西片科西北地域被完全合围,一直奋战到10月10日。  斯米尔诺夫中将在一次战斗中阵亡。德军第17集团军于10月6日发起的进攻,尽管该集团军的兵力占很大优势,但仍被第6集团军阻住。在4天的战斗中,敌军在此前进了25—30公里。至10月6日日终前,第12集团军在巴甫洛格勒、瓦西里科夫卡、加夫里洛夫卡一线组织了防御,而第.18、第9集团军穿过敌不甚绵亘的正面,分别退至斯大林诺(顿涅茨克)、塔甘罗格地域。同日,遵照大本营的指示,为掩护罗斯托夫接近地,建立了塔甘罗格战斗地段,辖3个步兵师,任务是10月13日前在乌斯片斯卡亚到塔甘罗格间沿米乌斯河东岸组织防御。10月14日,南方面军(第9集团军和塔甘罗格战斗地段)对敌实施反突击,并在一些方向迫敌先遣部队后退10—15公里。但是在德军坦克第1集团军主力到达以后,苏军再次被迫退后。鉴于当时出现的情况,大本营通过10月15日训令命令南方面军从10月17日开始退至红利曼、戈尔洛夫卡、塔甘罗格一线,10月30日前完成退却,并通过缩短防线至少抽出3个步兵师编入预备队。同时,在北高加索军区组建了独立第56集团军,用以防守罗斯托夫。南方面军执行大本营的命令,以右翼坚守红利曼、杰巴利采沃一线,左翼(第18、第9集团军)在敌优势兵力压迫下,于1941年11月4日日终前退至大本营指定地区以东30—35公里,即杰巴利采沃、红卢奇、大克列平斯卡亚、哈普雷一线。  敌军得以前出罗斯托夫接近地,并占领了顿巴斯西南部。但是,法西斯德军统帅部未能达到围歼南方面军这一主要战役目的。坦克第1集团军向东冒进,远离其步兵兵团,处于不利战役态势,为尔后苏军统帅部实施罗斯托夫进攻战役(1941)时所利用。  战役的后果  顿巴斯-罗斯托夫防御战役 1941年9月29日-11月16日  参战兵力:苏联:第6,9,12,18集团军,54.16万人  德国:第17、11集团军、装甲第1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  苏军战史称歼敌20万人,击毁敌坦克700辆,火炮370门  苏军纯减员143313人 ,伤17263人,损失坦克101辆,火炮3646门,飞机246架  德军战史称苏军被俘10.6万人,缴获坦克212辆,火炮766门。顿巴斯激战结果,法西斯德军遭到重大损失。苏军在防御中表现了英雄主义和顽强精神,在此段战线牵制了敌人庞大兵力。 德国军队于1941年6月22日星期天拂晓就越过边界,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在边界的苏联一侧,局势混乱不堪。苏联边境地区六十多个机场遭到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不到中午,德国空军就声称击毁了敌机八百架,而自己仅损失了十架。到了下午,苏军参谋部和克里姆林宫已经了解不到战局的真实情况。根据命令,苏联空军对普洛耶什蒂、布加勒斯特、华沙、格但斯克进行了反空袭。但因没有战斗机护航,反空袭损失巨大,收效甚小。  6月24日,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博尔金指挥第6机械化军和第11机械化军的部分兵力,从比亚威斯托克东北的格罗德诺地区发动了一次为期两天的装甲部队和骑兵部队的反突击。突击的目标是德军第9集团军所属向东南方向运动进行近距离包围的步兵师。攻击是在没有空中和炮火支援的情况下进行的。 德军步兵和反坦克炮手轻易地打退了进攻,苏军损失惨重。  在巴巴罗萨行动的最初阶段,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快速向前推进,先后攻占利沃夫、特洛普及文尼察,又粉碎了由基尔波诺斯上将率领的4个机械化军在布罗迪发动的反攻,这是在库尔斯克会战前规模最大的坦克战,苏军坦克的数量超过德国的,但是其战术不佳,苏军力图切断德军的前进纵队,但他们在杜布诺的南北两面遭到打击。  6月29日,德军的前进暂时被苏军阻止,但苏军亦已经精疲力尽及开始后退,当苏军装甲部队向德军第一装甲集群的反攻失败后,南方集团军群向东挺进并且在7月中到达距离基辅及乌曼几公里的地方。  在战争的头几天里,苏联改组最高统帅部和苏军。铁木辛哥被临时指定担任总司令。波波夫指挥的列宁格勒军区改为北方方面军;库兹涅佐夫指挥的波罗的海军区(第8、第11集团军)作为西北方面军投入战斗;巴甫洛夫指挥的西方军区(驻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的白俄罗斯第3、第10、第4集团军)改称西方方面军;基尔波诺斯指挥的基辅军区(第5、第6、第26和第12集团军)编为西南方面军;奥德萨军区被改编为第9集团军。  面对德军的入侵,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首当其冲。在1905年至1918年期间出生的共十四批的预备役人员被苏联动员起来。1941年7月10日,谢苗·布琼尼被任命为苏联西南方向战区总指挥,以协调西南方面军及南方面军的行动,布琼尼手下有1,500,000士兵,主要集中在基辅及乌曼防守。  根据苏联战前的战略设想,本来要在边界地区顶住敌人,再把预备队开往前线,增援在边界上作战的部队。战争开始后不几天,苏军最高统帅部认识到预备队不可能在边境附近进行增援,于是部分预备队就被用于稳定局势和救援前方作战部队。  当布琼尼接任时,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已从三个方向深入乌克兰,克莱斯特指挥的德军第一装甲集群成楔形队形向基辅南面及乌曼北面推进,在7月15日攻占别尔季切夫及在7月16日攻占卡扎京,德国第17集团军推进至乌曼南方及德国第11集团军从罗马尼亚边境向北前进。  苏军为了集中指挥已被打得支离破碎的航空兵,新设了空军司令一职,把它授给了日加列夫。西南方面军及南方面军的指挥官错误地假设德军将会在基辅及契尔卡塞之间渡过第聂伯河和向顿巴斯前进,他们亦低估了苏军第6及第12集团军所面临被包围的威胁。  8月2日,德国第一装甲集群成与第17集团军会师形成包围圈,翌日德军第16装甲师与匈牙利机械化军会师形成第二个包围圈。 当时1个德军装甲师兵员11810人。下设1个装甲团、2个装甲掷弹团、1个炮兵团、1个摩托化侦察营、1个装甲工兵营、1个装甲通信营、以及师军需处和师供应处。  1个德军装甲师装备:PzkpfwⅣ/Ⅲ/Ⅱ型坦克152-207辆、105毫米轻型榴弹炮24门、150毫米重型榴弹炮4门、88毫米高射炮4门、20毫米高射炮12门、37毫米高射炮2门、50毫米PAK38反坦克炮12门、37毫米PAK36反坦克炮36门、75毫米步兵炮8门、81毫米迫击炮18门、50毫米迫击炮36门、装甲车96辆、摩托车1300辆、汽车510辆、马车1460辆。  8月8日,苏军停止抵抗,苏军第6及第12集团军共12个师被击溃(包括第80狙击师及第139狙击师),根据报告大约100,000人被俘,包括苏军第6集团军、第12集团军、4个军及11个师的指挥官。所有的苏联战俘都被赶到一个深达10米因为采石而形成的巨坑。被俘的这里面只有不到五分之一最后活着回去。苏联人将这个死亡集中营称为“乌曼坑”。  德军没有预料战俘数量之多,“乌曼坑”没有任何的设施,战俘终日在这里忍受着日晒雨淋。 根据德军的记载:“1941年8月10日,乌曼的战俘人数已经达到了50000名,而8月12日则为70000名,食物已经开始严重缺乏,厨房里水都没有了。8月13日,战俘们已经没有食物在煽动下发动了第一次暴乱。”  内务部第21骑兵团的战俘科列斯尼科夫回忆:“在乌曼,他们被赶进了砖厂的一个黏土深坑。坑的深度大约为7米,宽约为300米,而长度达到了差不多1000米。没有人给他们食物,也没有饮用水。到最后战俘们实在接难耐,便开始吃土。但泥土迟到肚子里后,会在胃里形成一个球,根本无法排泄,人会因为胃胀而剧烈疼痛而死。战俘们实在没有办法,便试图冲出巨坑,但德国人的机枪又将试图逃脱的人赶了回来。  战俘科列斯尼科夫回忆:“当下雨的时候,人们只能在坑的边缘挖个洞来躲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不断的死去,也给折磨得没有了逃生的想法,只是静静的等待死亡的来临。  另一个战俘谢尔盖.切坎诺夫的回忆:“在坑的边缘德国人后来建起了电网和瞭望哨。而在坑的中间放着因为肿胀和嘴唇干裂期盼水的战俘。在坑的边缘人们挖出了很多深坑,因为在这些坑的底部也许会有一些又脏又臭雨季存留下来的水。而那些死亡的战俘,经常就暴露在巨坑中,数天也没人来清理运走。” 不过1941年8月元首还专门邀请墨索里尼在德军胜利游行后,参观了“乌曼坑”。让自己的这位法西斯同伴一起分享“辉煌的胜利”。 苏德战争中西南方面军左翼和南方面军右翼为抗击法西斯德军在乌曼方向的进攻,于1941年7月16日一8月7日实施的防御战役。纳粹德国的由伦德施泰德元帅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在乌克兰西部攻击由西南方向战区最高指挥官布琼尼率领的部队,包括由基尔波诺斯大将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及由塞格诺夫将军指挥的南方面军,这是德军对苏军所发动的一场大型包围战。  在巴巴罗萨行动的最初阶段,由伦德施泰德元帅指挥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快速向前推进,先后攻占利沃夫、特洛普及文尼察,又粉碎了由基尔波诺斯上将率领的4个机械化军在布罗迪发动的反攻,这是在库尔斯克会战前规模最大的坦克战,苏军坦克的数量超过德国的,但是其战术不佳,苏军力图切断德军的前进纵队,但他们在杜布诺的南北两面遭到打击,6月29日,德军的前进暂时被阻止,但苏军亦已经精疲力尽及开始后退,当苏军装甲部队向德军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反攻失败后,南方集团军群向东挺进并且在7月中到达距离基辅及乌曼几公里的地方。  1941年7月10日,谢苗·布琼尼被任命为苏联西南方向战区总指挥,以协调西南方面军及南方面军的行动,布琼尼手下有1,500,000士兵,主要集中在基辅及乌曼防守,当他接任时,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已从三个方向深入乌克兰,保罗·路德维希·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指挥的第1装甲集团军成楔形队形向基辅南面及乌曼北面推进,在7月15日攻占别尔季切夫及在7月16日攻占卡扎京,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的德国第17集团军推进至乌曼南方及里特·冯·舒伯特的德国第11集团军从罗马尼亚边境向北前进 (舒伯特在1941年9月11日坐飞机时,飞机降落在布雷区,因而被炸死)。  西南方面军及南方面军的指挥官错误地假设德军将会在基辅及契尔卡塞之间渡过第聂伯河和向顿巴斯前进,他们亦低估了苏军第6及第12军团所面临被包围的威胁,7月28日,最高统帅部命令西南方面军及南方面军在第聂伯河封锁德军及向东撤退,结果,一个向西南撤退及避免被包围的机会失去了。  8月2日,德国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17集团军会师形成包围圈,翌日德军第16装甲师与匈牙利机械化军(or en:Gyorshadtest)会师形成第二个包围圈,8月8日,苏军停止抵抗,苏军第6及第12集团军共12个师被击溃(包括第80狙击师及第139狙击师),根据报告大约100,000人被俘,包括苏军第6集团军、第12集团军、4个军及11个师的指挥官。  乌曼战役1941.8.3-8.13参战兵力6,12,18集团军,20多万人德军称苏军被俘10.3万,缴获坦克317,火炮858。 发生于1942年5月12日至5月29日,苏方称之为第一次哈尔科夫进攻战役。  苏德战争中,苏联红军为粉碎德军哈尔科夫集团实施的攻防战役。苏联红军参加此次战役的有西南方面军(司令由苏联元帅、西南方向总司令SK.铁木辛哥兼任)和南方面军(司令为R.Y.马利诺夫斯基中将)。计划规定:西南方面军分南北两路从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和沃尔昌斯克地域对哈尔科夫实施向心突击,粉碎德军哈尔科夫集团,收复哈尔科夫,为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发展进攻创造条件;南方面军坚守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南正面,以保障西南方面军主要突击集团翼侧。德军哈尔科夫集团是南方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司令为F.保卢斯上将)。当时,该集团军与克莱斯特集群(辖第17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正在准备代号为“腓特烈一世”的进攻战役,企图攻占北顿涅茨河以西、哈尔科夫东南地区。双方兵力大致相当。  第6集团军和L.V.博布金少将指挥的集团军级战役集群从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向前推进25~50公里,为快速兵团投入战斗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铁木辛哥被所谓兹米约夫地域有德军装甲重兵集团的情报所迷惑,其他地段亦进展迟缓,致使德军毫无阻碍地将其预备队从其他方向调到突破地点。  至5月17日前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已在巴尔文科沃突出部根部南方面军第9集团军当面建立了强大突击集团。在该处行动的“克莱斯特”集团军级集群(坦克第1集团军 司令:艾瓦尔德·冯·克莱斯特,第17集团军 ),步兵比第9集团军多0.5倍,炮兵多1倍,坦克多5.5倍。为解除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的压力,在空军第4航空队大规模的空中支援下,第1装甲集团军向实力薄弱、毫无准备的苏联红军第9和第57集团军发起进攻,至第一天结束时,德军推进到苏联红军突击部队后方40公里。此时,苏联红军通信与物资供应面临明显的威胁,苏联红军部队自身也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同时,德军从南北两面对苏联红军第28集团军两翼实施反突击。但这一决心已为时过晚。哈里托诺夫指挥的苏联红军第9集团军全线崩溃,苏联红军左翼被德军突入80公里。为了应对这种致命的威胁,格罗德恩扬斯基指挥苏联红军第6集团军向保卢斯的德军第6集团军发起攻击。20日,双方都在对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和突出部周围的部队进行调整。苏联军队的行动因为德国空军的骚扰和糟糕的通讯条件而一再遭受妨碍。与此同时、苏第28集团军的左翼失去了掩护,这迫使集团军的指挥员调出预备队第34摩托化步兵旅和第32骑兵师来保护自己的侧翼。22日,德国军队试图完全卡死这个包围圈,铁木辛哥的反应是命令第38集团军的主力部队去向西突破德军的方线并恢复与德军包围圈内部队的接触,但未成功。23日,克莱斯特集群与德军第6集团军在巴拉克列亚以南会合,切断了苏联红军由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向北顿涅茨河对岸退却的道路,将苏联红军第6与第57集团军的全部以及第9与第38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包围。不仅如此、已经完成了包围圈的德国军队还进一步试图加宽封锁带。克莱斯特的装甲战斗群从第14个装甲师战区向东拓宽了这个包围圈的外圈。同时第60摩托化步兵师,第384,第389步兵师和第100轻步兵师向西成扇形展开牢牢的档住了包围圈内的敌人的退路。  苏军企图突围。突围部队由第317,第393和第150步兵师,第49和第26骑兵师,第5近卫,第5和第37坦克旅的残部组成。他们发起攻击试图和第114坦克旅建立联系。突围部队遭受了德国炮火和连续的空袭,很快部队就失去了指挥。尽管这样,在遭受了重大损失后,突围部队还是冲破了德第60摩托化步兵师和第389步兵师的防线。在这时,德第1山地步兵师接到命令向北堵住苏联突围部队的道路。29日,苏联红军第6、第9和第57集团军主力,包括20个步兵师、7个骑兵师和14个坦克旅的大部被围歼。只有约2.2万人的苏联突围部队冲破了德第384步兵师的后方并和苏第38集团军恢复了联系。  据德方资料,德军伤亡人数仅2万人,而苏联红军阵亡7.5万人,被俘23.9万人。损失坦克1249辆、火炮和迫击炮2026门。苏联红军在哈尔科夫的失败使西南方向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错误判断战略战役形势,协同不周,保障不力,指挥失误,快速部队进入战斗过迟等。  点评  此战,苏联红军有24万人被俘,2026门火炮和1249辆坦克被击毁或缴获,苏联政府首次公开承认了这次战役的失利,其坦率的程度是为了呼吁西方盟友尽快对德开战。苏联红军在哈尔科夫交战失利的原因是:西南方向首长和南方面军首长错误判断战役战略形势,缺乏组织周密的协同动作,坦克军进入交战过迟;战役保障不足;军队指挥失误。哈尔科夫交战的结果,苏联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的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遭到很大损失,丧失了北顿涅茨河的重要战役登陆场,因而不可能进行原定在夏季进行的进攻战役。这一切,使西南方向总的形势进一步复杂化。 作为一个曾为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间谍首脑,卡纳里斯在谍报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能力和非凡的天分,曾令盟军反间谍机构吃尽苦头。卡纳里斯因而被誉为纳粹的“谍报大王”,并备受希特勒的宠信。希特勒曾赋予他几乎无限的权力,但最终仍对其狠下杀手,对其“罪状”也从未公开,这就给世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卡纳里斯的真实身份和真正死因究竟是什么?对这些问题,二战史学家们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致法国著名史学家马塞尔·博多教授等人编写的权威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对以上问题也只能作出如下叙述:“1938年卡纳里斯就对希特勒采取敌对态度,以后他在对第三帝国的敌人进行间谍活动的同时,广为保护反政府的阴谋分子。他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抵抗运动的原因很难猜测;他那复杂计谋中的种种矛盾使人难以看出他的心理活动。”历史学家对卡纳里斯真实身份和死因的推测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卡纳里斯实际上系英国间谍或称“双重间谍”。他的这个身份最终暴露后,才被勃然大怒的希特勒处决了。坚持这个说法的人并不少,如卡纳里斯的主要敌手、党卫军中央保安局局长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接受审讯时声称:“我断定,卡纳里斯是最大的叛国犯。”党卫军另一个头目斯科尔兹内也对审判官说:“卡纳里斯自始至终都在直接地故意地向英国出卖国家的军事机密。”纳粹战犯乔德尔则称卡纳里斯“为敌人服务多年了。”甚至英国著名谍报史专家理查德·迪肯也在其撰写的《无声的战争——西方海军谍报史》一书中认为:“一直到1939年,英国海军情报处和卡纳里斯都保持着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西班牙的渠道,最主要的联系人是百万富翁胡安·马奇。”卡纳里斯究竟是不是英国间谍?战时英国特工首脑、原英国情报局局长孟席斯将军断然否定了这个说法。他在1964年一个阴暗的冬日,对英国记者勒金顿谈到:“从人们对间谍这个词的理解来判断,卡纳里斯从来都不是一个英国间谍。我与他有接触这个事实容易导致曲解,但实际情况是,所有老练的情报机构都与他们的敌人保持接触。卡纳里斯从来没有把他的国家的秘密出卖给我,或出卖给英国方面的任何其他人,虽然他手下有人这么干。另一方面,他确曾帮过我的忙。举例子说吧,我想把我一个同事的妻子弄出沦陷的欧洲,我通过一些渠道让卡纳里斯了解这一点,不久,她就出来了。”既不否定卡纳里斯曾与英国情报部门有过接触,但又断然否定卡纳里斯是英国间谍,孟席斯将军的一番话,更使人如坠五里雾中,百思不得其解,这恐怕正是间谍首脑谈话的高妙之处。  第二种说法认为,卡纳里斯系以暗杀希特勒,推翻其统治并谋求与西方媾和为目的的密谋集团“黑色乐队”的重要成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安东尼·布朗在《兵不厌诈》一书中甚至认为卡纳里斯是“黑色乐队”的真正建立者和灵魂人物。而纳粹战犯列希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也曾说,从1934年6月30日“长刀之夜”事件以后,卡纳里斯已醒悟到希特勒政权的罪恶,于是就策划“巧妙的阴谋,以影响其他军事组织、高级指挥部等,最后使它们相信,希特勒政权确实危险,必须把它除掉。从此,卡纳里斯的谍报局就成了武装部队(指德国国防军)内部一切反希特勒活动的中心。”  联系到1947年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在英国国会对卡纳里斯等人的反希特勒活动的高度评价:“它属于全人类历史上已有的最崇高、最伟大的(抵抗运动),”此说似乎也不无道理。但此说有一个最令人费解的问题,即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上校等人领导的暗杀希特勒的未遂事件失败之后,在希特勒于狂怒之下掀起的血腥报复狂潮中,“黑色乐队”的成员几乎被一网打尽。短时间内,包括原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大将在内的50多名参谋本部军官被行刑队枪决,另有数千人被绞死或枪决,其中包括密谋集团首领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甚至在紧要关头反戈一击、迅速处决施陶芬贝格上校等人以灭口的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大将也未能逃脱被送上绞刑架的下场,被怀疑参与了密谋集团阴谋的埃尔温·隆美尔陆军元帅也被希特勒迫令自尽。西线德军总司令、陆军元帅冯·克鲁格因其部下曾参与密谋集团的活动,被希特勒召回柏林,在途中因恐惧而自杀身亡。而卡纳里斯虽于1944年7月23日被捕,但却是在8个多月之后才遭处决的。若按常理推断,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卡纳里斯被牵涉进了密谋集团,与其他人一样,他很快就会被处决,绝不会拖这样久的时间。所以,另一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特莱弗·罗珀在《希特勒的末日》一书中认为:“对于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是否参与密谋(杀掉希特勒),还难下定论。”  当然,对这个问题还有其他观点,如曾任党卫军保安局第6处处长的瓦尔特·舒伦堡在战后撰写的回忆录中认为,卡纳里斯参与密谋集团串通证据确凿,如“1944年7月,在柏林郊外的一个地下室里,发现了两个公事箱,里面装着他有罪的文件。它们提供了他和他的同党罪行的最终证据。然而,在1944年,希姆莱仍然能够有力量保护卡纳里斯,使他不至于被处死刑,结果,他被送进了巴伐利亚弗洛森堡的一所集中营。”此外,舒伦堡还认为,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陆军元帅也参与了对卡纳里斯的保护,使他未被立即处决,而多活了8个多月。而希特勒对这一延误曾大发雷霆。  就这样,这位德国的优秀人物的世界同他一起消失了,剩下的都是一些不能讲话或不肯讲话的人、谣言、半真半假的事实和一些国家文件。由于大批原始档案的毁灭和当事人的死亡,传奇谍王卡纳里斯的真实身份和真实死因或许永远都是一个解不开的历史之谜了。 在希特勒上台之初,卡纳里斯和当时的许多德国军官一样,欢迎希特勒的崛起。他认为希特勒给德国带来了希望,“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给德国带来了活力”。于是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希特勒,换来的则是德国军事谍报局局长的宝座。然而,随着纳粹党和德国国家越来越成为一体,他开始意识到他亲爱的祖国落入了魔鬼的手掌中,于是,他对纳粹政府的目标和方法愈来愈不满。在1938年后,他采取的是一种很难让常人理解与做到的方式:一方面与希特勒保持一定的合作,另一方面则设法推翻他的统治,他在这两者之间走着钢丝。知情者因此而把他称为“保守德国的哈姆雷特”。虽然他对德国轻率地进入战争极为震惊,但并没有积极参加秘密反抗活动,只是满足于保护几名密谋分子并向协约国提供情报资料。他曾私下不无忧虑地对心腹说:“我觉得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如果遭受失败,无疑是个灾难;但如果希特勒获胜,那将是更大的灾难,因此谍报局不要做哪怕使战争延长一天的事。”卡纳里斯在1939年8月31日黄昏,即二战爆发的前一天,得知希特勒第二天就要突袭波兰,他就曾激动地对心腹说:“德国这一下算完了。”  卡纳里斯对希特勒及其侵略战争的态度,反映了一部分德国军人的思想情绪。他们对希特勒那种老爱在剃刀边缘冒险的行动持保留态度,认为德国准备不足,不能过早地对英法开战。于是卡纳里斯向希特勒提供的情报往往夸大了英国的实力,似乎在暗中帮助盟国。例如法国的亨利·吉罗将军(后来曾一度和戴高乐一起同任法兰西民族解放阵线委员会主席)被纳粹投入监狱后,纳粹头目曾要求卡纳里斯处决吉罗将军,但结果却是吉罗将军逃出监狱,来到法国维希政府的辖区。卡纳里斯对此事的解释是,他已经把任务交给了占领区安全总监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而后者在布置行动计划前就遇刺身亡了。可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卡纳里斯在暗中助其一臂之力,不会讲一句德语而且只有独臂的吉罗就算能越狱成功,又怎能逃到法国。英国情报机构后来得到情报,得知卡纳里斯与吉罗确实有联系。  面对二战初期德军的胜利,卡纳里斯内心充满着矛盾。他对希特勒及其走狗的罪恶越来越感到恐惧。特别是德军征服波兰后所进行的破坏及对平民百姓的杀戮更使他感到自己对德意志民族有一种犯罪感。1939年9月12日,卡纳里斯同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在希特勒的火车上进行了一次谈话,对波兰境内的暴行提出了抗议:“我知道已经作出了计划,要在波兰进行大规模屠杀,特别是贵族和教士将被全部消灭。可是最后全世界舆论会要德国武装部队对这些行为负责的。”但对希特勒一向俯首听命的凯特尔干脆地回答道,“元首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如果陆军“不愿意参加这类事情,就得同意让党卫队和秘密警察来唱对台”,这就是说,在每个部队中都会驻上一名党卫队特派员来“执行灭绝政策”。  德军在苏联的所作所为更加深了他的这种犯罪感。他不能容忍党卫队跟在德军后面,有计划地捉拿并消灭犹太人、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及希特勒希望杀害的任何人。因此,到了1941年中期,内心世界的激烈斗争明显地使他憔悴、苍老、疲惫不堪。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感到他一会儿对一切都淡然处之,一会儿又为了一点小事而变得歇斯底里。  德国军事谍报局的死敌英国情报机构也很早就注意到:卡纳里斯肯定是德国情报首脑中最通权达变的人,凡事他总取温和态度,这样就给自己留下了在适当时机转变政策的余地。1938年至1939年,他专注于防止德英战争爆发,并企图撵走希特勒,把政权交给将领集团。从1939年底到1940年夏末或更晚时,他则似乎鼓励向英国伸出和平触角。自1940年末开始,他甚至给人一种印象,想利用这些触角阻止德国人入侵英国。因此,英国情报机构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的动向。一些高级官员拒绝讨论卡纳里斯是否是英国潜在的盟友这一问题,对于那些有关卡纳里斯同希特勒不和的报告,他们不予置评。一位情报机构负责人甚至威胁他的部属说,谁敢猜测卡纳里斯是英国的秘密盟友,谁就要受到纪律处分。但另外一些英国情报人员认为研究卡纳里斯对各种事件作出任何反应是相当重要的。比如,卡纳里斯不仅与上面提到的吉罗将军有联系,还同德军中的法国反苏志愿兵旅的负责人德朗克尔一起密谋推翻希特勒,以挽救德国。此外,他还通过德朗克与维希法国的达尔朗海军上将保持接触。这些事情在战后都得到了卡纳里斯的助手埃尔温·拉豪森将军的证实。英国情报机构还更多地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卡纳里斯向希特勒提供的情报往往夸大了英国的实力,而且还扣压了大量的情报。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有意还是无心,卡纳里斯只转交那些有利于盟国的情报。  1940年末,希特勒想占领直布罗陀,于是于12月4日派遣佛朗哥的私人朋友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到佛朗哥那儿去,带去一封私人信件,建议德国部队于12月10日正式逼过西班牙国界,这将意味着2月的第一周对离国界600英里的直布罗陀开始发动攻击。代号为“菲立克斯”的直布罗陀行动指令已经准备就绪;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将军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到马德里去,到那儿向佛朗哥说明计划,正在这时从西班牙首都发来一份电报,使一切突然停了下来。7日傍晚,在一次长长的谒见中,佛朗哥说,由于经济上的原因,1月10日西班牙不能准备就绪:如果运输系统不能把食品运给饥饿的平民,德国的交货人对西班牙又有何益呢?另外,英国要夺得加那利群岛,以及西班牙其他海外殖民地。佛朗哥提出,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他谢绝希特勒的建议,他不想让西班牙成为轴心国的负担。  希特勒不死心,他命令凯特尔询问西班牙何时能准备就绪,卡纳里斯从马德里回禀说,西班牙只有在英国濒于崩溃时方能参战。听到这点,希特勒失去了耐心。12月10日,他令各军将领放弃“菲立克斯”方案。佛朗哥之所以不愿参战实际上与卡纳里斯有关,卡纳里斯自1938年以来,就一直在反对希特勒。在正式场合,他把希特勒的论点一五一十地告诉西班牙人,私下里却劝佛朗哥不要参战,因为这场战争轴心国是输定了的。(战后,德·瓦尔德格勒西阿斯侯爵当着佛朗哥的面问卡纳里斯的密友维贡将军说,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反对西班牙的利益,这是否属实?佛朗哥从座椅上跳起来。“不,不,”他解释说,“卡纳里斯是西班牙的好朋友!”“也许,”侯爵评论说,“比起他的祖国,他更亲近西班牙。”侯爵回忆说,听到这点,“佛朗哥非常激动。这证实了我的印象:真是这样。”)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不久,斯大林曾向德国作子一次和平试探。此后,与敌和谈便成了德国外交部常常非公开谈论的一个话题。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他自己就曾试图通过宾夕法尼亚州前州长乔治·埃勒秘密地与罗斯福打交道,但未成功)认为,苏联的这一提议是严肃认真的。于是,他便劝说外长里宾特洛甫将此建议提交给元首。里宾特洛甫以备忘录的形式将它呈送了希特勒。希特勒很生气,将它撕得粉粹,还威胁说,谁自作主张在暗中调停就将谁处决。他说,不到陆军重新获得主动权,谈判是绝无可能的。他甚至禁止里宾特洛甫再提此事。  而英国情报局的联系人第一次了解到卡纳里斯对希特勒和新的德国越来越不满的情况是顿·胡安·马奇提供的。此人是住在马利奥尔卡岛的一个文盲渔民的儿子。1916年,他曾在卡塔赫纳帮助孟席斯抓过卡纳里斯。现在,由于财富的增加,他已上升为西班牙的贵族。他变得那样有权势,以致他不只效忠于一个民族。当西班牙走向内战之际,他同孟席斯和英国情报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他还同卡纳里斯和越来越强大的主张德国插手于混乱不堪的西班牙政治的势力保持着联系。当马奇第一次了解到卡纳里斯对于希特勒的军事意图有极大的保留,他把卡纳里斯对事实的承认通知了伦敦的孟席斯。他对孟席斯说,卡纳里斯“对他的新主人既不喜欢又不信任”,并说:“目前,他是我们在欧洲的最好的同盟者。”不久,马奇在另一份报告中告诉孟席斯,卡纳里斯“值得注意培养,也许可以争取过来……‘作为英国间谍活动的隐名合伙入’”。  一个敌对的情报机关的新任局长可能同英国情报局配合一起反对希特勒——这种可能性对孟席斯来说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的。但是,会有这种事吗?英国情报局里有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这有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圈套。然而,战争开始之前,每个人都承认卡纳里斯曾试图在德国和英国政府之间打开一条秘密通讯线路。由于希特勒还抱有同英国结成联盟的希望,因此他允许卡纳里斯在英国布置特务,但是,其目的不是进行间谍活动,而是作为两国政府间秘密联络的渠道。就这样,1935年卡纳里斯命令罗伯特·特雷克上尉(一位汉诺威骑兵)以上流社会贵族的身份搬进了威尔特郡分区的腊金顿庄园,并很快受到当地社交圈的欢迎。特雷克选择腊金顿庄园为他的乡村住宅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与孟席斯的庄园只隔一道紫荆树篱笆。不久他还加入了博福特狩猎俱乐部,原因是孟席斯是该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特雷克对孟席斯小集团到底渗入到什么程度无人知道,但事实表明,他实际上成功地扮演了卡纳里斯与孟席斯之间的联络员的角色,很多“双方都关心的问题”都是通过特雷克进行“交流”的。同时,卡纳里斯通过容留英国特工在德国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他与英国情报局接触的秘密管道。  1942年夏季,英美盟军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开始执行“火炬计划”,准备在北非登陆。当盟军的500多艘舰艇驶进直布罗陀海峡并准备进攻北非时,潜伏于直布罗陀西班牙一侧的德国间谍就向卡纳里斯报告:在海峡附近的海面上发现了一支数量异常庞大的盟军船队。卡纳里斯竟扣下这份电报,没有向上面发出警告。倒是一向被德国瞧不起的意大利海军察觉到了,在它们通知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后,卡纳里斯竟设法误导上级,称盟军可能在科西嘉岛或撒丁岛登陆,绝对不会在法属北非登陆。但“火炬”最后就是在法属北非海岸点燃的。  1943年5月13日,盟军终于使非洲成为了一片净土。下一步就是要在西西里岛登陆了。为了掩饰盟军的真实意图,英国情报官员想出了一个声东击西的圈套。他们从停尸房里选来一具尸体,给他穿上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军官的军服,取名威廉·马丁,在他的口袋里装着几封信,其中一封是英帝国副总参谋长阿奇博尔德·赖伊上将亲笔写给英国驻西北非司令亚历山大将军的。信中“不小心”泄露盟军下一步将攻打希腊和撒丁岛,西西里为掩护目标。“马丁”身上的文件很快到了卡纳里斯手中。英国情报机关分析认为:“如果卡纳里斯暗中站在盟国一边,怀疑文件并非真件,那他就会首先站出来表示相信那些文件是真的。”事实果真如此,卡纳里斯把“马丁少校”带的文件转交给了德军最高统帅部。  在战争后几年,尽管卡纳里斯很机智,但德国军事谍报局“越来越糟糕”的工作仍然引起了怀疑。许多人都相信他一定和许多叛国活动有关。狡猾的希姆莱对他采取了一种“滚雪球”的策略,即从不主动地向希特勒本人表示他对卡纳里斯的看法,以免落人口实,而是一直耐心等待,直到希特勒本人提出有关卡纳里斯的问题。希姆莱还向那些反对卡纳里斯的人不断提供新的对卡纳里斯不利的材料,以加强这些人的反对力量。  黑色乐队  在一些比较进步、开明和有才干的德国军官支持下,卡纳里斯秘密建立了“黑色乐队”(这个名字是后来德国党卫军和秘密警察给它起的),开始了他传奇般的阴谋活动。“黑色乐队”的队伍在紧张的政治环境中成长,每打一次败仗就增加一批新人。队伍逐步壮大,并积极准备政变计划。而在发动政变之前,必须要刺死希特勒。  这项规模宏大的暗杀计划早在1943年已酝酿成熟。腓特烈·弗洛姆大将控制的国内驻防军参谋部把计划密封后寄往各军区。待收到“伐尔克里”暗号后,各军区才能打开信封。当时无论是东线,还是西线都迫不及待地期待着“伐尔克里”暗号。军队里涌动着支持政变的暗流。军方的高层人士意识到,希特勒正将德国引向罪恶的深渊:当时德国每月死亡人数超过10万,这样不消一年半的时间,国防军预备役的兵员将全部损耗,那么最晚不过1945年春天,德国将彻底失败。因此,除掉希特勒是一项极其迫切的任务。  “黑色乐队”的组织者一开始计划“名正言顺”地把希特勒赶下台,但后来情况急转直下,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慌忙采取行动。事情的起因是“黑色乐队”的成员突然受到怀疑。这是一起偶然事件。1943年3月,捷克海关扣留了几名偷运外币的军事谍报局人员,他们被控从事非法外汇活动。盖世太保立即将被扣留人员引渡。盖世太保的头子海因里希·缪勒正和军事谍报局的首脑卡纳里斯争风吃醋,因此他下令严刑拷打这几名军事谍报局人员,因为受不了折磨,他们供出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他们提到了卡纳里斯的参谋长汉斯·奥斯特将军和汉斯·冯·杜那尼处长。杜那尼随即被捕。得到消息的奥斯特冲进杜那尼的办公室企图销毁一些重要文件,但是晚了一步,所有罪证都已经落入到了缪勒手中。缪勒完全可以借机将秘密小组一网打尽,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他竟然没有逮捕奥斯特,不久杜那尼也被释放了。  这一事件的谜底至今仍未解开。缪勒对暗杀小组的成员如此宽大究竟是为什么?要知道那已经是1943年春天,而离后来的1944年“七·二○”事件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有人怀疑缪勒是一名苏联间谍(缪勒本人是苏联内务部特务机关的仿效者和崇拜者,他在纳粹政权覆灭之际潜逃,至今下落不明),不然无法解释他的行动。  这一事件虽然有惊无险,但仍把卡纳里斯及其同谋者吓得不轻。他们赶紧加快了行动步伐,赶忙制定了“闪电计划”。“闪电计划”就是由军事谍报局的一批将校军官策划的一次刺杀希特勒的秘密行动。施行计划的有国内驻防军副总司令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中央集团军群参谋长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少将及其副官费边·施拉勃伦道夫中尉。特莱斯科夫少将献计制造一起飞机失事事件,以除掉希特勒。他成功地说服希特勒前往东线视察。希特勒的斯摩棱斯克之行安排在1943年3月。  2月下旬,卡纳里斯先行抵达斯摩棱斯克市,同时抵达的还有一批情报机构的军官。他们将为元首的视察做准备工作。卡纳里斯的下属杜那尼、拉豪森将军(他从前是奥地利陆军的一个谍报军官,在参与谋反活动的德国军事谍报局人员中,他是在大战结束时是惟一的幸存者)带来了新式的英国炸药。其外形很像泥灰,可以轻而易举地粘在电线杆或轮船的锚链上,也可以通过锁孔塞进门里,还能放在铁轨下面。这种酸性炸药要借助导线来引爆,而导线需要绑在指针上,爆炸的时间取决于导线的粗细。  杜那尼与特莱斯科夫少将及其副官施拉勃伦道夫中尉在斯摩棱斯克秘密会晤,共商暗杀方案。他们设想了行刺希特勒的种种可能,最后一致决定采用最安全的方法,即在希特勒的专机内安放炸药。卡纳里斯看过计划后,建议其余人做一些准备工作以配合行动。  1943年3月13日,希特勒如期来到中央集团军群视察。在他乘飞机返回腊斯登堡之前,施拉勃伦道夫请希特勒的随员总参谋部作战处首席参谋海因兹·勃兰特上校将一个装有两瓶“白兰地”酒的包裹带给他的老朋友、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处长赫尔穆特·斯蒂夫将军(他后来被纳粹处决)。勃兰特上校事先已同意替他把礼物交上去。那包裹里面有枚定时炸弹,时间定在飞机恰好在空中时爆炸。  希特勒站在起飞跑道上与部将谈话。施拉勃伦道夫与特莱斯科夫交换了一下眼神,拔掉炸药包上的钥匙,将这包看似寻常的东西交给了勃兰特上校。勃兰特上校随后紧跟希特勒上了专机。  炸药将在30分钟内起爆,也就是说爆炸将发生在飞往明斯克的途中。卡纳里斯及其同谋者相信希特勒这次将在劫难逃。然而炸弹失灵了。希特勒的专机安全着陆,希特勒本人安然无恙。原来,由于高空温度迅速下降,腐蚀酸滴到连接雷管的金属线上,撞针还没有来得及松开,腐蚀酸就被冻上了,最终导致引信失灵。  特莱斯科夫与施拉勃伦道夫得到“希特勒已安全到达”的报告后倍感失望,他们原以为这次行动一定稳操胜券,现在却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以阻止那包藏有炸药的“白兰地”酒落入不知情的斯蒂夫将军手中。  特莱斯科夫立即给勃兰特上校打电话,他很抱歉地向对方作解释:“我请您带的包裹搞错了,请您先不要交给斯蒂夫将军,明天我的副手将,取回包裹。”勇敢的施拉勃伦道夫紧急飞往腊斯登堡,取回了那包危险的礼物。魔鬼保佑了希特勒!  虽然这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没有暴露同时也未获得成功,但暗杀并没有因此而罢手,下一次行动仍在策划之中。尽管每一次行动都精心策划、小心翼翼,可卡纳里斯的行为还是引起了纳粹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的注意。  1943年7月,意大利发生了政变,墨索里尼倒了台。希特勒为了摸清意大利新政府的态度,派卡纳里斯飞往威尼斯与意大利军事情报头子塞扎尔·阿米会谈。尽管阿米直截了当地告诉卡纳里斯,墨索里尼的继承者皮特罗·巴多格利奥打算尽快单独与盟国缔结和约,而他没有立刻采取行动的惟一顾虑是,一旦德国人得到他们马上要签订停战协议的风声,德国人会占领意大利,宣布和约无效。但当卡纳里斯回到柏林时,他却对希特勒说,巴多格利奥打算继续站在德国一边战斗下去,意大利是最忠诚的盟国。这是因为,在卡纳里斯的心中,意大利迅速地无条件投降能使战争早日结束。  然而,如果说希特勒此前还能容忍卡纳里斯的情报工作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的话,那么当意大利新政府真的于当年9月3日与盟国签订停战协定时,希特勒开始怀疑德国军事谍报局不仅无用,而且还背叛了纳粹德国。  不久,希特勒从西塞罗文件得知,同盟国在1944年1月末安排了占领罗马的计划。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是在意大利的英国的一个军于1月17日开始的强大攻势的目标。但是完全出乎预料——德国军事谍报局连个预测警告都没有,1月22日,美国的一个军突然从海上在德国防线的后方罗马附近的安齐奥登陆。  由于被卡纳里斯的保证引错了路,不久前意大利德军司令阿尔贝特·凯塞林空军元帅根本就没在安齐奥海岸修筑工事,结果在安齐奥只留下两个营的兵力对付沿20英里的海岸从300条船上下来的美国兵,结果可想而知。希特勒让约德尔去调查为什么情报机关没能对安齐奥的势态作出预警。凯塞林宣称1月中旬他就得到了几个线索,被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说成是错误的,不予以考虑。  到了1944年2月初,由于德国军事谍报局的一个重要特务在伊斯坦布尔投降英国,这就给为卡纳里斯准备已久的棺材上了最后一个钉子。埃里希·凡尔麦伦是谍报局在中东主要大本营伊斯坦布尔的一位年轻的低级官员,他和他的女伯爵妻子逃跑了,他的妻子比他大8岁,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一下子使得德国在土耳其的整个情报网遭到了破坏,还使西塞罗的行动突然中止了。军事谍报局拼命地试图把责任转嫁给党卫军甚至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但是希特勒已经讨厌卡纳里斯上将了,而且希姆莱则趁机表明卡纳里斯的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的失败“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希特勒终于在1944年2月12日宣布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秘密情报组织”。这不仅意味着德国陆军部军事谍报局要与希姆莱的帝国中央安全办公室的情报和安全行动组织、外国情报处等机构进行合并,更意味着卡纳里斯的下台。1944年2月18日,希特勒下令解散军事谍报局,并把德国军队的情报机构与中央保安局合并,组成一个新的机构,称为军队局(Militarische Amt)。卡纳里斯则被任命为最高统帅部特别参谋部商业和经济作战局局长。挂上这个空衔之后,这位海军上将就彻底地退出了德国的历史舞台。军事谍报局寿终正寝表明政府官僚经常干扰情报工作,也表明党卫队和德国武装力量之间有摩擦。特务机构之间的对立,严重地影响了这些机构的办事效率。军事谍报局的解散,使武装部队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情报机构,并且增加了希姆莱对将军们的权力。这也是对密谋分子的进一步打击,现在密谋分子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特务机构了。  但卡纳里斯的下台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清闲地度过晚年。1944年春天,希姆莱曾警告已经下台的卡纳里斯说,他知道得很清楚,有些将军们和他们的文职朋友正在图谋反叛。当年7月20日发生了得到相当一部分德国高级军官支持的行刺希特勒的爆炸案。放炸弹者、国内驻防军参谋长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借去“狼穴”(希特勒的大本营)向希特勒作报告之机将装有一颗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希特勒所在的桌子下边,然后以接电话为名偷偷溜走,4名军官被炸死,但希特勒只受轻伤,侥幸未死。施陶芬贝格顺利逃离“狼穴”后直飞柏林。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前军事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打电话。  近年来神经高度紧张的生活使57岁的卡纳里斯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身材矮小的海军上将看上去神色紧张而热情认真,稍稍口齿不清,表情忧郁,走路时弯腰曲背,两手紧紧地背在身后。他把女儿和妻子送到巴伐利亚去了,那儿没有无休止的空袭,相对比较安全,现在在柏林陪伴他的只有厨师和印度男仆,与他往来的朋友极少。  卡纳里斯从电话里清清楚楚地听到“‘狼穴’的炸弹已爆炸”,他知道自己的电话被窃听,于是故意大声说道:“天哪!他死了!什么人干的?俄罗斯人?”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老谋深算的他竟然如此疏忽大意,迫不及待地说希特勒死了。  几个小时以后,希特勒受了轻微震伤的消息传来,卡纳里斯立即致电大本营,祝贺元首幸免于难并要求严惩凶手。  随后进行了疯狂的逮捕和审讯。许多高级军官因此而被捕,卡纳里斯平日的所作所为使他的嫌疑尤为明显。因而在7月23日,帝国中央保安局外国情报处处长瓦尔特·舒伦堡来到了卡纳里斯位于柏林郊区舍连别尔克的别墅。这位前德国军事谍报局局长立即知道了舒伦堡的来意。他平静地上楼换好衣物,随着后者来到了安全警察学院,并很快同其他20名高级军官一起被送到盖世太保的地牢中去(同时入狱的还有其助手奥斯特将军、前任总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大将和国内驻防军司令弗洛姆大将)。盖世太保无疑是手下无情的,但侦探与审讯者仍未能从这个情报老手中得到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与7月20日的阴谋者有牵连。然而在那种疯狂的气氛中,仅仅卡纳里斯平日与那些阴谋者的联系就足以定他死罪。但也有资料说在发生谋杀希特勒事件后,希姆莱从搜查到的大量文件和日记中发现了卡纳里斯参与推翻希特勒密谋活动的证据,才把他逮捕的。由于凯特尔设法不让他被送上人民法庭,所以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接受审判,并且其早期的监禁也要比他的同伙舒服得多。希特勒后来发现了这件事,他对于这一延误大发雷霆,命令把卡纳里斯交给一个党卫队的即决法庭审判。  1945年2月7日,卡纳里斯被押解到离捷克边境不远的魏登附近的弗洛森堡集中营。在那里,他的代号为“恺撒”。他的手脚都被戴上了刑具,脚镣的一端还被锁在墙上。只有当他在院内短暂放风或是接受刑讯时,手脚才能得到稍许舒展。卡纳里斯曾以囚犯发明的一种类似于莫尔斯电码的方式敲打墙壁。在他隔壁的囚犯听到:“上一次审讯时我被打破了鼻子。”卡纳里斯还对隔壁的囚犯“说”:“我的死期已到。我不是叛徒。我行使着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职责。如果你活着出去,请向我的夫人传递我的问候。”  1945年3月,正当纳粹德国摇摇欲坠,法西斯分子作鸟兽散之际,希特勒和党卫军中央保安局局长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联合签署命令,判处在押的原德军统帅部军事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绞刑,并立即执行。但这个程序也拖延了一个时期。  1945年4月9日的黎明,卡纳里斯和他的从前的助手奥斯特以及其他4个人,终于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外怫洛森堡监狱受审,并被判处死刑。卡纳里斯全身赤裸、光着脚,被人从牢房里拖到了绞首架前。多年来对军事谍报局一直恨之入骨、的党卫军分子可不会轻饶卡纳里斯,他们把绳索套到了他的脖子上,梯子被踢开……在场的人说“他用了很长时间才断气。”对卡纳里斯的行刑过程十分残酷,他们把这位前任局长吊了两次,在把还没有断气的海军上将放下来时还说:“我们要让你尝尝死亡的滋味。”此举或许是为了得到他最后的自白,或许仅仅是为了延长他的痛苦。据监刑的党卫队员说:“矮小的海军上将被吊了好久好久才断气,他挣扎了两次。”一位良知未泯的党卫军医生说:“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死得很勇敢,死得很有气概。”总之,不是依据法院的判决,而是遵照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的命令,卡纳里斯及其最亲密的助手被处以绞刑。也有资料显示,虽然党卫军分子痛恨卡纳里斯,但丝毫没有折磨他,他们始终认为他是刺杀小组中最关键的人物。随后,他的尸体被焚化,骨灰被抛撒。此刻,巴顿率领的盟军坦克纵队离此地仅160公里,距欧洲战争结束仅仅只有29天。他的结局是如此地凄凉:没有墓地,也没有墓碑,可谓死无葬身之地。  卡纳里斯死后,他的遗孀埃里卡也被驱逐到西班牙,在独裁者佛朗哥为她提供的一套公寓里,据说依靠美国战略情报局(1947年改名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提供的一笔养老金,在对亡夫的沉痛哀悼中度过了其孤独寂寞的余生。 约阿西姆。派普也称约亨。派普1915年1月出生于柏林 他是党卫军军官和资深的装甲部队的指挥官曾担任希姆莱的副官。  派普于1933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同年10月加入普通党卫队 , 党卫队证号 132496。1935年 派普加入了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后经迪特里希亲自审核加入 警卫旗队 同年3月进入党卫队军官学校学习。在校长 保罗。豪塞尔的教导下学习成为一名战场指挥官所需的知识。毕业后以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的身份担任 警卫旗队3营11连的排长。1938年7月被凋到希姆莱身边担任副官。由于容貌英俊,仪表不凡1939年1月晋升为二级突击队中队长。由于一直想上战场建功立业,在1939年6月回到 警卫旗队并随部队参加了1939年9月的波兰战役。  在部下眼中他是个精力充沛,无所畏惧,重情有义的人。在战斗中派普总是冲锋在前 ,不断鼓励部下 ,但他绝不会让部下做无谓的牺牲,他意志坚定,执行命令不折不扣,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任何障碍他都会想办法克服。  日复一日的战斗使派普获得了更多的荣誉他在1943年5月获得金质德意志十字奖章。同年11月被晋升为党卫军中校并被任命为党卫军第一装甲团团长。时年28岁,是党卫军内最年轻的团长。1944年派普成为第337位获得橡叶饰的军人。派普的一路晋升和获奖自然少不了希姆莱的关照。但是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装甲部队指挥官和具有强烈感召力的利导者。  1944年4月在东线损兵折将的警卫旗队再次撤到西欧重组。但没过多久就投入例如诺曼底。在诺曼底派普的好友 装甲王牌米切尔。魏特曼阵亡。在1944年的阿登战役中派普被任命为一个战斗群的指挥官,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派普”战斗群。作为警卫旗队的先头部队 向马斯河上的桥梁发起进攻。派普再次表现出不顾一切的凶悍作风,尽管遇到美军出乎意料的抵抗,复杂的地形,拥挤的道路和油料短缺等问题。但派普还是竭尽全力的进攻,不惜抢夺友邻部队的燃料,甚至将一个伞兵营强行并入自己的战斗群。尽管如此派普还是 在拉格雷茨村耗尽油料陷入包围。最后派普不顾上级带车辆一起撤退的命令抛弃了包括39辆坦克在内的百余辆车辆。率800名残兵突围。该战斗群在战役开始时有5000人之众。  在阿登战役中,派普9天9 夜没合眼,他狂热的战斗精神给手下和对手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也是在这次战役中派普背上了战犯的骂名。他的部下在12月17日枪杀了180多名美军战俘,这就是著名的“马尔梅迪惨案”。尽管没有证据显示他下达了枪杀战俘的命令,但是作为部队指挥官他的确要为部下的残忍行径负责。虽然阿登战役以失败而告终,派普战斗群丢盔卸甲一无所获,但是派普还是因为表现突出而在1944年12月28日获得了双剑饰。是第119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军人。  阿登战役后。派普随警卫旗队调回东线参加了一系列战斗。但面对强大的苏军,他们只能切战切退,一路向西撤退 最后向美军投降。在战争结束前夕,派普在1945年4月被晋升为党卫军上校。  战后派普被美军逮捕。并因“马尔梅迪惨案”在1946年4月在达豪受审,被判处死刑,后减刑为终身监禁。在狱中派普还接受了美军战术专家的访谈。向他们讲述在东线和苏军装甲部队的交战经验。  1956年在监狱中关了10年的派普终于假释出狱。但是由于背着“马尔梅迪屠夫”的恶名。出狱后遇到不少困难,尽管从事多份职业但总不顺利。最后派普干脆隐居到法国北部小镇特拉福斯开始撰写一本关于“马尔梅迪惨案”的书。  派普始终坚持纳粹信仰。派普在接受一位法国记者的采访时说:“我是一名纳粹,而且一直都是。”派普的态度受到纳粹受害者和左翼分子的仇视和憎恨,1976年7月派普受到恐吓。要求他在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前离开法国,否则就得死!派普对此不屑一顾。7月13日晚间,他手持武器,坐在门口,静候袭击者到来。一些不明身份人果然出现。在短暂的交火后,派普的房屋被点燃,但他始终不肯踏出房门半步。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已经烧焦的尸体。和他那些长眠在苏联和西欧的部下一样,不得善终。也许这就是派普要选择的死亡方式,战斗而死,因为他就是一个为战斗而生的人。  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里德尔-哈特称赞派普是“二战中德军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他在战斗中体现出了最高级别的军事效能和奋不顾身的勇猛作风。” 纳粹德国战败后,数千名纳粹战犯为了脱逃将来的审判,已经开始马不停蹄寻找躲藏去处了。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派出特工来到欧洲为这些纳粹战犯办理好通行证,准备好路费,帮助他们逃到阿根廷隐居。这其中包括犹太人大屠杀中的“最终方案”主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还有纳粹“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还有二战中屠杀了数十万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克罗地亚傀儡政权的高官们。  (“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南美的阿根廷要帮助纳粹战犯呢?  首先从民族感情上来说,阿根廷对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比较亲密,因为大多数阿根廷人都是德、意、西的后裔。不仅仅是阿根廷,其实那时候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是比较支持纳粹德国的,甚至像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是德国公开的同盟。所以在二战时期,只有巴西派出远征军到欧洲战场支援盟军,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都无动于衷,心里是希望德国打胜的。  再一个,阿根廷的庇隆政府是狂热的法西斯主义支持者,更是纳粹德国的狂热粉丝。那时候的阿根廷也学着德国人那样,穿着剪裁得体的漂亮制服上街游行集会,反对犹太人。胡安·庇隆本人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分子,庇隆政府的高官和阿根廷社会的上层阶级也都是法西斯主义者。  (胡安·庇隆)  不要说在遥远的南美洲,即使在欧洲其实支持德国的国家也不少。比如弗朗哥的西班牙法西斯政权,他们从心里就是支持纳粹德国的,只是弗朗哥比较聪明,没有最终卷入战争中。再比如瑞士,虽然名义上是保持中立的,但是他们却任由纳粹份子们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钱财存在瑞士银行,这实际上是一种放纵。过分的中立其实是放任自流,没有态度其实就是一种态度。  (二战中的瑞士军人)  阿根廷帮助纳粹分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看到了二战结束后即将到来的以美苏为首的世界两大阵营的斗争。当时庇隆政府智囊团和一些顾问便推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1948年爆发。这些纳粹份子固然是屠夫,但他们毫无疑问是十分反##*供的,将来这些人或许会有用。而那时候阿根廷可以利用这些纳粹分子,扮演世界新格局中的一个重要角色。那时候谁还管他们是不是纳粹分子呢?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和英国也是有意无意的放纵阿根廷收留纳粹分子。此话怎讲呢?二战结束后,东欧一大批国家都建立共产主义政权,唯苏联马首是瞻。美英不想把这些纳粹战犯交给苏联人,就像前面说到的,因为这些纳粹战犯未来是反##*供的一支重要力量。  (纽伦堡审判中的戈林)  1955年庇隆政府倒台之后,纳粹战犯们担心阿根廷新政府会改变对他们待遇,将他们送回欧洲,甚至送给以色列人审判。但阿根廷新政府没有这么做,他们在保护纳粹战犯这点上与庇隆政府高度一致。于是大多数纳粹战犯在阿根廷愉快地生活着,他们过着平静悠然的生活。甚至有些人在阿根廷照样混的风生水起,希特勒青年团一位指挥官赫伯特·库尔曼成为了阿根廷一位相当成功的商人(纳粹战犯携带大量钱财逃往阿根廷,要想成为成功的商人十分容易)。但大多数纳粹战犯不愿抛头露面,他们往往是隐姓埋名的。  特别是1960年阿道夫·艾希曼被摩萨德特工逮捕之后,纳粹战犯们更加小心谨慎地生活。阿道夫·艾希曼就是前面提到的犹太人大屠杀中的“最终方案”主要执行者,1960年他被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的特工逮捕,并秘密运至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公开受审,最后被处以绞刑。  (1961年受审的阿道夫·艾希曼)  到了90年代,一些纳粹战犯放松了警惕,认为过去这么多年了,没人会找麻烦了吧。有两个纳粹战犯甚至上电视节目讲当年的“光辉事迹”,结果被克罗地亚政府强烈要求引渡到克罗地亚,接受审判和定罪。这俩纳粹傻老头真被引渡到了克罗地亚接受了审判。估计后来也并没有执行惩罚,毕竟年纪一大把了,关在监狱里还需要专人照顾,挺麻烦的。这件事主要更多的是一种形式,表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纳粹战犯,给人民一个交待,给历史一个交待。 所谓四合院,是由北房、南房、东房、西房四面围合,各房之间用墙连接起来形成的封闭式院落。若是追根溯源,四合院至少已有3000年的历史,且在各地有多种类型,其中尤以北京四合院为典型。如果说,胡同是北京城市的脉络,四合院便是串起城市的细胞。其布局合理、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内外有别、礼制严谨、建筑规范,当仁不让成为北方最有特点的居住型建筑代表。  就院落类型而言,北京四合院代表了古代北京城上至皇族贵戚、下至平民各阶层,各类人群所居住的所有建筑形式,堪为集皇家宫苑、王府官邸、名人故居、商贾宅院、平民杂院等为一体。可以说,历史上北京这座城市的建筑格局,就是通过无数大、中、小四合院串集而成。  元人诗云:“云开闾阖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这“百万家”的住宅,便是北京四合院。四合院住宅在北京得以规模化批量建造,始于元世祖忽必烈时代。明清两朝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成熟时期,也是合院式建筑走向成熟时期,其建筑理念、建筑文化和建筑技术等均在此时步入高峰,令四合院日趋完善。  此时的四合院已不仅仅是建筑实体的存在,而且更是丰富文化的载体。作为植根于中华文明土壤中发展起来的建筑形式,四合院与生俱来的传统文化思想烙印极深,其建筑立意充分表达了儒家的宗法制度、尊卑等级制度、伦理教化等多方面的理论。从王府到胡同中的四合院,所有建筑形式、规制等级都有着森严的限制,不容僭越。  四合院单体建筑体量、建筑形制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连住宅的称谓都有规定。《大清会典》记载:“凡亲王、郡王、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的住所,均称为府。”其中,亲王、郡王的住所称王府。至于那些不是凤子龙孙的达官显贵,住所则只能称“宅”或“第”。  四合院分大、中、小不同规格,大四合院通常是高等级官僚贵族的府第,最多可达九进院落,多是王府;中四合院则是普通官员、富商之宅,是中等人家;小四合院才是平民百姓居住之所。  在等级森严的年代,住宅及其大门直接代表着主人的品第等级和社会地位,根据建筑形式不同,四合院大门分为广亮大门、金柱大门、蛮子大门、如意门、窄大门、西洋式大门、随墙门等。 古人讲究“门当户对”,大门等级规制严格,其形式、规模、装修和门的附属物,如影壁、门墩、上马石、下马石等都需互为匹配。  在古代,同一家族的居所往往建造在同一区域,多组院落并联。宽绰疏朗的四合院落多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院内主要建筑居中轴线之上,并以轴线为核心,形成了左右两边对称的建筑格局。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彼此间以游廊联接,起居方便。  四合院内如何居住,也严格遵循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作为四合院核心的正房,也称上房,一般都位于院落中轴线上,坐北朝南,是每座院落中体量最高大、建筑等级最高的建筑,四合院中的其他建筑则以它为基准而展开。正房正中一间称堂屋,地位最高,祖宗牌位设置于此,通常是举行家庭礼仪、接待尊贵宾客等重要家事活动的地方。  卧室则在堂屋两侧,东侧卧室住祖父母,西侧卧室住父母,反映出古代以左为上的观念。东、西厢房亦是如此,厢房是晚辈居住的地方,通常是家里的大儿子、三儿子住东厢房,二儿子、四儿子住西厢房。  未出阁的家中女子需住在院子最深处的后罩房,如无后罩房,便会住在正房两侧的耳房。日常生活中,女眷无故不出内院,外人无故不入内宅,即古人所谓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垂花门是内院与外宅的醒目分界线,所谓的“二门”指的正是这道垂花门。只有踏过这道门,才意味着真正进入了主人家生活起居的地方。  四合院的这种私密性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封闭式文化,而其“正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的安排,不仅突出了家长的地位,亦有助于维持家族内部的秩序,强化等级观念。  四合院对外是封闭式的住宅,只有一个街门,关起门来则自成天地,具有很强的私密性,适合独家居住。其神髓就在于一个“合”字,将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合”在一起不分离。  作为生养安息之所,那时的人们在四合院出生后,终生便不离家庭的温暖。婚丧之礼、家长寿诞,都在堂屋举行,以传递尊长敬老的伦理传统。而每逢岁时节日,四合院中亦会有相应的礼俗活动。曲尺形的抄手游廊将庭院分成数个大小空间,但却是分而不隔,互相渗透,方便家庭成员交流沟通。  四合院建筑的装修、雕饰、彩绘上则处处体现着民俗民风,映照出人们对幸福、吉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四合院的装饰、彩绘、雕刻乃至于院落种植的花草树木中,各种图案、吉词祥语,以及附在檐柱上的抱柱楹联等,无不体现人们的美好愿望。  院落中的木雕、砖雕多以寓意喜庆吉祥的花卉、动物和器物作为题材,比如以花瓶内安插月季花来寓意“四季平安”;宝瓶上加如意头,取意为“平安如意”,用莲花挂大斗(斗与升同形),斗中置三戟,意为“连升三级”;以蝙蝠、寿字组成装饰,寓意“福寿双全”。此外,还有“三阳(羊)开泰”“五世(狮)同居”“五福(蝠)临门”“吉(鸡)庆有余(鱼)”等各种彩头说法。  过去,四合院营造时讲究极多,从定位、定时到确定每幢建筑的具体尺度、用料、装饰色彩,以及摆设物品、种植树木等都会涉及风水学。四合院大门内外讲究设影壁墙,风水学上说若门气过盛即会冲淡地气,影壁能阻断外来视线,保持院内的私密性,更避免“回风反气”。同样的设计,在台北近郊的阳明书屋也有体现。  按照中国传统的堪舆理论,四合院正房坐北朝南,即“坐坎朝离”;大门一般都开在东南角,即“坎宅巽门”。这系从八卦方位得到的启示,东南方向是和风、润风吹进的方位,乃吉祥之位;而北方坎位为吉位,在五行中代表水,将正房建在正北,意味着可以避开火灾。  北京的四合院虽说是严格按照风水学说所建造,但今天来看仍不失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比如房屋的采暖通风等考虑到了北半球日照及风向特性。四合院朝南,冬季可以最大限度地汲取阳光;北侧封闭,可以抵御冬季凛冽的寒风;而在南侧开设门窗,既便于在冬季享受和煦的阳光,又利于夏季空气的流通。  四合院积淀了千百年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在当今社会,坑爹的事情实在不少见。然则,现在的坑爹案例,也很少真正能够或者坑掉亲爹的性命。在军事这个圈子里,也不乏坑爹的事。发生在阿道夫·艾希曼身上的故事,堪称最为坑爹的案例之一。  德国战士驱逐犹太人 艾希曼是众多纳粹军官的一员。他的特殊性在于曾深度参与了对犹太人的杀害。而以色列对付曾经参与过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分子的“追逃”是极度执着的。同时,以色列的摩萨德是与美国中间情报局、英国军情五处、苏联克格勃齐名的情报机构,并列为全球“四强”。可见在“追逃”成就上,无论是态度还是能力,以色列人都不缺。 然则,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色列人在对艾希曼的“追逃”上都不顺遂。1957年曩昔,摩萨德也毫无端倪。纵然这样,以色列人也不绝没有放弃寻找艾希曼。因为犹太人与艾希曼仇深似海。艾希曼曾在匈牙利敕令驱逐和杀害65万犹太人。他还是杀害200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紧张负责人之一。甚至艾希曼还发清晰清晰清晰明了所谓的高效率杀害犹太人手段——煤气鸩杀。  纳粹德国的恶行实在不单单施加在犹太人身上,图为刚从集中营内约束进去的18岁俄罗斯女士作为杀害犹太人的紧张刽子手之一,艾希曼深知自己的一旦被找到将会有若何的下场。不得不承认,他有着惊人的反侦察能力。他在德国隐匿数年,又从意大利出逃至阿根廷。1950年今后,艾希曼不绝低调地生活在阿根廷。如果不是出现了后面的那个意外,或者他就能够平静地在阿根廷度过自己的余生。也许是天意使然,也许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意外究竟还是发生了。一名名为尼克的小伙子迷上了一名美丽的女士。人们常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这次正好完备雷同,恋爱中的男人智商为零。有人爱幸亏女士面前目今炫耀有钱,高端一点的炫耀有能力,炫爹算是挺低端的行动了,更何况是炫一个“不克不及炫的爹”。只不过,这个叫尼克的小伙子正好就做了这样一件极度可笑的事情。他在女士面前目今炫耀父亲曾当过德国军队里的大官,甚至偶尔还剖清晰明了该当对犹太人赶尽杀绝的思惟。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他所迷恋的这位女士有着犹太血统,而这位女士的父亲,则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集中营的生活,还让女士的父亲双目失明。这样一名父亲,虽然对付能够或者牵扯到纳粹的信息高度敏感。当他了解到女儿男友及其家庭的各种奇特情况,又结合艾希曼能够或者蛰居阿根廷的信息今后,多个巧合交织起来,直指尼克的父亲。颠末查探,女士的父亲确信,自己发清晰清晰明了艾希曼的踪迹。  接管审判的阿道夫·艾希曼干系情报展转分开摩萨德的领袖手中。两年后,颠末细致周密的调查取证,摩萨德打破重重迷雾,确认了阿道夫·艾希曼的真身。以色列人再次表现出在此类成就上一贯的态度,总理直接表现:“把艾希曼弄到以色列来,活的更好,死的也行!” 随即,以色列人开始策划并展开行动。他们甚至冒着获罪阿根廷的风险也执意要对艾希曼结束“惩罚”。在这个事关全体犹太民族“切身利益”的成就上,以色列外交部和航空公司对摩萨德的请求都给予了极大的配合。作为摩萨德的领袖,哈雷尔甚至切身前往阿根廷指挥干系行动。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度罕有的。在下定信念今后,摩萨达表现出了其高效的结构和行动能力。抓捕过程仅仅用了一分钟,非常干净利落。而后,摩萨德有惊无险地将艾希曼空运回了以色列。虽然,以绑架的形式抓捕并带回艾希曼,引发了阿根廷与以色列的外交胶葛。显著,能让艾希曼伏法,以色列人愿意承受这个代价。  德国人的后悔: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在华沙犹太拒却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1961年底,艾希曼被以色列判处绞刑。艾希曼的上诉也以失败告终。以色列最高法院在1962年5月29日讯断:坚持原判!艾希曼及其家人都写信给以色列总统,请求赦宥。另有上千封写给以色列总统的讨情信件。只不过,这些都阻挡不了以色列人的信念。6月1日,艾希曼被实行绞刑。 艾希曼死后,事情并无就此告终。包括艾希曼请求赦宥的情由和汉娜·阿伦特对他的报道、解读都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作为一个刽子手,艾希曼却感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实行敕令,该当由纳粹高层为此负责。他甚至表现,是他作为一个权要的服从美德被纳粹领导人滥用了。基于这样的情由,他请求赦宥。事实证明,这样的情由是犹太人所不克不及接管的。  汉娜·阿伦特汉娜·阿伦特被感到是20世纪最宏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惟家、政治理论学家之一。她的人生经历和身份更是让她对付艾希曼的辞吐引发了广泛的存眷。阿伦特是一名原籍德国的犹太人,在纳粹上台后流亡。她试图从很多人所忽略的角度去说明艾希曼的恶行。她有一个驰名观点——艾希曼的行动是“平庸无奇的恶”,他不绝在机械而又麻木不仁地结束杀害。阿伦特在报道中披露艾希曼的供词,曝光了大杀害的顺遂结束与各地犹太人社区领袖的配合有直接接洽干系。这无疑是让大多数犹太人感到耻辱的内容。各种原因起因之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一经出版即引发轩然大波。  汉娜·阿伦特的影视形象  当然啦,更为深刻地探讨“平庸无奇的恶”不是今天的主题。阿道夫·艾希曼的儿子并非什么大义灭亲的英雄。只能说客观上他加速了艾希曼的伏法。事实上,艾希曼的暴露过程就是一幕坑爹大剧。它与当今的各种坑爹故事并无本质区别…… 在西方,“骑士”是最高贵勇士的象征,他们无所畏惧,坚持理想,与生俱来的骑士信仰折服众人。而在纳粹德国一干战犯中,却也有一个人被赠予“骑士”的称谓。  这个人,就是库尔特·迈尔。  不同于多数出身贵族的纳粹军官,迈尔出身贫寒,父亲早早地在一战中就阵亡了,母亲孤身一人将他养育成人。为了缓解生活的拮据,还未等成年的迈尔,就成为了一名矿工。  但迈尔不甘心一辈子做矿工,就一边工作一边坚持学习,并最终在1929年考入了警察学校。  这段艰苦的人生经历,让他拥有了异于常人的韧性和拼劲,为他后来在军事上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埋下了伏笔。  有意思的是,入学没多久,迈尔就因为一次意外而成了全校闻名的人物,还荣膺“装甲”的绰号。  当时,迈尔原本想玩一场恶作剧——从高处把一桶凉水浇到同学身上。结果很尴尬,迈尔滑了一跤,从二楼楼顶掉了下来,身上二十多处骨折。  二十多处骨折,想想都后怕,常人不留残疾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但没成想迈尔不仅痊愈了,而且体格比原来更结实。于是,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装甲”,说他的身体像装甲车一样硬。  不过,当时看似玩笑的话,却在后来成为了现实。  1934年5月毕业后,表现优异的迈尔被选入“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跟在元首身边,自然是少不了表现的机会,短短几年间,迈尔便将铁十字勋章、骑士十字勋章、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收入囊中,甚至还由希特勒亲自授勋,成为德国最年轻的少将师长,完成了一个穷小子从矿工到师长的逆袭之旅。  当然了,这个过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许多人只看到了他平步青云的仕途,却不曾注意他在战争中遭受过18次骨折,还有4次脑震荡。  如果再加上在警察学校时受的那次伤,迈尔身上共经历过40多次骨折加4次脑震荡,竟然还能生龙活虎,这个人的身体素质真是太好了!  不妨来看一下《里戴尔哈特文集》中对迈尔的描述:“他在俄国作战的三年中,到达了德军推进的最远端,即高加索山脉深处。他曾三次被苏军包围,却每次都带领少数幸存者杀出一条血路突围而出。”  虽然一直在为罪恶的法西斯卖命,不过迈尔却被人们冠以“骑士”的称谓,一方面固然与他骁勇善战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战争中所坚持的骑士般的原则。  二战期间,迈尔曾率部在法国卡昂地区与加拿大军队展开了长期的激战,当时军队中出现了大量的屠杀战俘的恶劣行径,为了遏制这一暴行,迈尔曾对部下施以严惩。正因如此,迈尔虽然在战争中给加拿大军队造成了重大伤亡,但是他善待战俘的行为,却获得了对手的尊敬。  因此,1954年尚在监狱服刑的迈尔,当因为战俘问题而再次遭到起诉的时候,加拿大占领军总部全体将官一致对法庭提出了抗议,最终,“骑士”迈尔摆脱了控诉,并在1955年出狱。  出狱后,这个强硬了半辈子的男人并没有消沉,反而依旧乐观积极,奋斗不止。后来,他进入一家酒厂工作,并担任该酒厂的产品推销员。没成想,他还是个商业精英潜力股,迅速地帮助这家酒厂获得了成功。  另外,迈尔还一直活跃在前党卫军成员互助会上,为那些前党卫军成员争取最大的福利,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到他1961年51岁生日那天,心脏病发猝然离世才终止。  这个纯粹的理想主义的军人,用他骑士般的精神打动了许多人,据说有五千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甚至包括很多昔日的对手。  正如“希特勒青年师师长”休伯特·迈尔在悼词中所说的:“您已经为我们的祖国的命运和自由付出了全部,直到心脏停止跳动之前的那一刻,都未曾停止!” 那么国号由什么决定呢?一般来说大致有五个来由:由部族、部落联盟的名称而来,来自创建者原有卦号、爵位;源于创建者原始所有或政权统治的区域;源于宗族关系;寓意吉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上具体的国号及其由来:  1.夏(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共传十四代;延续约471年。  据传禹曾受封于夏伯,因用以称其政权为“夏”。另据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禹的儿子启西迁大夏(山西南部汾浍一带)后,才称“夏”。  2.商(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共传十代;延续约510年。  相传商(今河南商丘南)的始祖契曾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以后就以“商”来称其部落(或部族)。汤灭夏后,就以“商”作为国名。后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史家便据此将盘庚迁殷前的时期称作“商”、盘庚迁殷后的时期称作“殷”。  3.周(前1046—前255年)共传30代;延续约791年。  公元前1046年,武王在牧野之战中大败商军。纣王鹿台自焚,商朝亡,史称“武王克殷”。因为周部落到古公亶父时,迁居于周原(今陕西岐山)。武王灭殷以后,就以“周”为朝代名。周前期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后来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因在镐的东方,就有“西周”和“东周”的称号。  4.秦(前221年—前207年)  秦朝的前身为周朝的诸侯国秦国,位于关中平原。秦国的国号来自于地名。早期的秦人由于给周王室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封在秦地,秦便成了他们的族称。而在秦王政灭六国以后,秦由一个诸侯国的称呼,变成了大一统皇朝的称呼。  5.汉(前202—220年)  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以后刘邦击败项羽,统一中国,国号称“汉”。汉朝前期都长安,后期都洛阳,故从都城上有“西汉”和“东汉”,从时间上有“前汉”和“后汉”之分。  6.魏(220年—266年)  汉献帝曾封曹操为“魏公”、“魏王”爵位,曹丕代汉后便称“魏”。以皇室姓曹,历史上又称“曹魏”。  7.蜀(221年—263年)  刘备以四川为活动地区,蜀指四川,其政权帮称“蜀”。历史上也称“蜀汉”。汉指东汉的继续。  8.吴(222年—280年)  孙权活动于长江下游一带,历史上曾建吴国,曹魏曾封孙权为“吴王”,故史称“孙吴”;又以地位在东,也称“东吴”。  9.晋(265年—420年)  魏帝曹髦封司马昭为晋王,后来其子司马炎继承了此爵位。魏帝曹奂被逼禅让,司马炎得位为帝,国号“晋”。史分西晋、东晋。  南北朝(420年—589年)  10.隋(581年—619年)  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曾被北周封为“随国公”。隋文帝后袭用此卦爵,称为“随朝”。他认为随有走的意思,恐不祥改为“隋”。  11.唐(618年—907年)  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佐周有功,被追卦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太原起兵后,李渊称“唐王”,后废杨侑建唐朝。  五代十国(907年—979年)  12.辽(916年—1125年)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北方民族契丹人建立的王朝,国号初为“契丹”,后改名为“大辽”。 辽原称“丹”,改“辽”是因居于辽河上游之故。  “契丹”的含义是镔铁或刀剑之意。后来改的国名“辽”也是铁的意思,同时“辽”也是契丹人发祥地辽水的名字,以示不忘本。  13.宋(960年—1279年)  后周恭帝继位后,命赵匡胤为归德节度史,归德军驻宋州(今河南商丘),赵匡胤为宋州节度使。故陈桥兵变后,发迹在宋州,国号曰“宋”。  14.西夏(1038年—1227年)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建立的一个朝代,国号“大夏”,简称夏,源于地名。因位于中国西北地区,史称西夏。  拓拔思恭占据夏州(今山西横山县),建国时以夏州得名,称“大夏”。因其在西  方,宋人称“西夏”。  15.金(1115年—1234年)  金是中国历史上由东北女真族建立的王朝。《金史·卷二·本纪第二太祖》记载,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时对群臣说:“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亦变坏,唯金不变不坏。”于是以大金为国号。另有一说女真兴起于金水,故国号名金。  金都城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位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相传其水产金,女真语“金”为“按出虎”。  16.元(1271—1368年)  据《元史》记载:“元”的命名,是元世祖忽必烈定的。是取《易经》上“大哉干元”句中的“元”有大、首等意思。但也有人认为与蒙古人的风俗与图腾有关,有的认为与佛教有关。  17.明(1368-1644年)  朱元璋是元末起义军之一,是继承郭子兴而发展起来的,郭子兴属于白莲教组织。白莲教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借以鼓舞人民反对黑暗的元朝统治。所以又称“光明教”。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称“明王”(他的儿子韩林儿称“小明王”),都体现其教义宗旨。朱元璋不仅曾经信仰白莲教,而且承认自己是白莲教起义军的一支(他曾为小明王左副元帅)。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国号称“明”。  18.清(1644-1912年)  满族是女真族的一支。女真族在北宋时建立金国。明末女真势力复强,重建金国(后金)。后金为了向外扩展,割断了同明朝的臣属关系,清太宗皇太极把“女真”改为“满州”,把“金”改为“清”。在宋时女真人受制于契丹人,他代针对“辽”字在契丹语中是“铁”的意思,因此命名“金”,表示比铁更坚强有力,可以压倒“辽”。“金”改“清”的原因,史学家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皇太极要避免引起尖锐的矛盾。 国家是人类这种特殊的群居动物才有的组织,一群同样起源,同样先祖的人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后,才能够让个体生存能力极差的人类更好的繁衍。  当然,为了保证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军队就成为了保证其存在的基础。历史上凡是强大的帝国,基本上都会有一直无比强大的军队。这一点中国如此,外国也是一样。  与中国始终有着文字记录的历史不同,欧洲很多的国家的历史,都因为文字和文化的变迁而不可考察。而因为科技等缘故,军队有的时候也会出现突然消失的状况。  因为世界的浩瀚,以及很多未知之地的存在,发生这种突然失踪的情况也就是寻常的事情,即使在现代,也曾经出现过多次大规模军队失踪的事情。而且在古代,交通非常不便利,一旦走错了路,就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尤其是在中亚地区,交通便利,往往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走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史册之中也曾经出现过很多从中亚地区来到中国的军队。但是他们都已经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而在历史上还有一支波斯军队,最终却神秘的消失。他们在远征的时候进入了茫茫沙海,从此销声匿迹。  直到最近,有一个意大利的考古学家才发现了这支五万人的军队最后的去处。而考古学家发现该军队的地点竟然是在埃及的锡瓦地区,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原来,公元六世纪的古波斯帝国崛起以后,强大的埃及就成为了波斯最大的敌人。因此波斯大军就经常和埃及军队发生龃龉,甚至是战争。  彼时的埃及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但是因为国君的昏聩所以还是被波斯人消灭了。为了扩大自己胜利的版图,波斯人决定远征阿蒙。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些迷惑了,因为对于阿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家,大家可能都不太熟悉。  其实,阿蒙是一个在沙漠之中的绿洲之国,虽然很小,但是却异常的重要。为了平定这里,波斯人才派出了五万大军。  然而这支大军却并没有到达阿蒙,反而是在进攻的路上销声匿迹。  因为阿蒙是一个围绕着沙漠绿洲建立起来的国家,所以想要征服这里就必须要穿越茫茫无垠的沙海,而在沙漠之中,一望无际都是黄沙,很容易就会迷失方向。  如果没有向导,是很难走到阿蒙的,再加上沙漠之中经常会有风暴,所以后人猜测这支波斯大军很可能是遇到了沙漠风暴,从而葬身沙海。历史上曾经有很多人寻找过这一支波斯大军,但是他们大都无功而返。  没有想到,前人遍寻不得的波斯大军最后竟然被两个意大利人发现了!  他们在沙漠之中寻找了很久,从1996年开始关注这个故事到2004年正式寻找波斯大军,这两位意大利考古学家安格诺和阿尔福雷多在这件事情上面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所幸现在的科技发达,他们仰仗着先进的技术终于在锡瓦地区发现了波斯军队的痕迹。  当然,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千五百多年,这两位考古学家其实也并没有抱很大的期望。  但是他们两个人很可能得到了上天的青睐,在锡瓦,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洞穴。  该洞穴之中存在着大量的尸体和兵器,身体旁边还散落了不少的佩饰。这些尸体都已经变成了干尸,这很可能是因为在沙漠之中的缘故。  而那些兵器根据对比考察,最终被确定为波斯人所使用的兵器。  而根据配饰的风格我们同样可以肯定,这些银饰也都是冈比西斯二世在位时的铸造风格。如此一来,它们主人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也就是说当年叱咤风云的波斯军队最终的确是在沙海之中丧生,茫茫大漠阻隔了他们进攻的脚步,同时也让他们魂断异乡。  当然,这只是一个洞穴,其中的骸骨也不过几百具,与波斯大军的五万人数相比还是太少。  作为证据的话还是有些单薄,所以这两位幸运的考古学家认为很有可能还有其他的波斯遗迹。只有更多的遗迹出现,才能够最终确认这些人的身份。  身为军人,这些波斯士兵长途跋涉攻打阿蒙只是听从了军令而已,魂断异乡的结局还是有些令人唏嘘。  毕竟他们死后尸体都没有入敛,就在骄阳之中曝晒,被风沙侵蚀。 大家都知道现在人类可以进入太空,可是大概很少有人知道,第一只进入太空的生物是一只小狗,这只小狗名字叫莱卡,是由前苏联科学家训练并放入人造卫星飞上太空的。  事实上,科学家们把它送上火箭就没有做准备让它回到地球,因为载着莱卡的飞行器根本没有返回装置,莱卡的狗粮里也被加入了毒药,按科学家们计划让它在太空中存活几天之后安乐死。而最初的计划中莱卡本来是有机会返回地球的,只是由于当时的前苏联想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进行发射,时间紧迫,只好改变了原计划。  莱卡被一条链子牢牢的锁住,摆在它面前的食物好像果冻,人造卫星舱中设计了二氧化碳收集器、氧气发生器、还有一个可以降温的电扇。而在人造卫星发射之后,通过绑在莱卡脖子上的医学感测器传回的数据,人们可以看到在它离开地面不久,脉博速率急剧上升达至平常的三倍,当它进入太空处于失重状态阶段时,脉博又急剧的变慢,后来又急剧加快,又慢慢地完全消失。人们最后通过遥控离心分离机对莱卡进行了三次抢救想恢复莱卡的心跳,却始终没有效果。  1957年11月,前苏联官员宣布,莱卡在太空中生活了一周后平静的死去。但是事实的真相是:根据人造卫星上自动测量记录仪传回地球的数据显示,人造卫星发射不久,太空舱的温度湿度就不断的上升,那个降温的电扇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当舱内温度达到40多度的时候,莱卡再次心跳加速,到人造卫星发射5-7小时之间(飞行绕地球的第四圈时),地面已经收不到任何来自莱卡身上的生命信号了。也就是说,莱卡离开地球后,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在高温和高压中痛苦死去了。五个月后,莱卡所乘的飞行器坠落在美国,它的尸体在太空中就已被解体,可怜的小狗莱卡再也没能回到地球,目前仍在太空飘着。 世界第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世界最高的高原是青臧高原,第一次踏上月球的是阿姆斯特朗,可是,你知道,谁是世界第二高峰?谁是世界第二高的高原?谁是第二个踏上月球?就在众人皆知的霸王行动开始后一个月,另有一场同样重要但却并不怎么出名的两栖登陆作战。  D-Day诺曼底登陆日是军迷们再熟悉不过的代号了,130余万盟军士兵在1944年6月6日发起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撕裂了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并正式开辟了西欧的第二战场。不过在霸王行动开始后一个月,另有一场同样重要但却并不怎么出名的两栖登陆作战,那便是第二次D-Day登陆—— 龙骑兵行动 。  丘吉尔曾经说过,德意志“第三帝国”是一条鳄鱼,要想击败它必须要避其坚硬的背壳并攻击其柔软下腹部。虽说丘吉尔此言有些拖延盟军开辟欧洲战场时间以便进一步消耗苏联的意味,但本质上并没有错。和布满各类型防御工事并部署重兵把守的大西洋壁垒相比,纳粹德国在地中海沿岸的防御要薄弱许多,同时地中海相对平静的水域也利于进行两栖登陆。可以说正是在此思想的引导下,盟军在1943年9月3日从意大利登陆,迫使意大利投降并退出二战。  鉴于“下腹部”攻击计划的成功,盟军计划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的同时从法国南部登陆,以期南北夹击直接切断驻法德国的B、G两个集团军群撤退回德国本土的道路,并尽可能歼灭德军有生力量。不过此时一直宣扬“下腹部”攻击的英国却突然改口,认为盟军现有资源不足以同时进行两场在法国的登陆作战。终其原因,除了拿破仑时期英国舰队在法国南部土伦港的惨败留下的阴影外,更多的还是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勾心斗角。  丘吉尔认为盟军应登陆“鳄鱼腹部”的巴尔干半岛,这样明里可以彻底切断纳粹德国的石油来源,暗地里可向东欧国家进军,早些和苏联会师以削弱苏联红军在纳粹撤退后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希望战后将东欧国家变为苏联卫星国的斯大林当然反对,他更希望盟军的军事力量集中在西欧,确保苏联战后对东欧统治的同时亦可立刻缓解东线苏联红军的压力。就这样,在德黑兰会议上争执不休的二人让这个代号为“铁砧”行动的法国南部登陆计划不得不延期。  尽管如此,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还是继续着“铁砧”行动的计划,罗斯福亦认为此行动仍有战略价值,因而并没有取消。诺曼底登陆后,“铁砧”行动的战略价值便凸显出来,诺曼底附近的深水港不多,仅有瑟堡和贝辛两座在登陆初期可供盟军使用,而收复加莱港尚需时日。显然若要进一步向法国内陆乃至法德边境推进,大军需要立即能投入使用的海港,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港口自然成了不二选择。  计划中的登陆方案  终于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在1944年7月14日通过了以“铁砧”行动为蓝本的“龙骑兵”行动。吸取了一个月前诺曼底登陆的经验,龙骑兵行动尽可能选择没有制高点的海滩作为登陆地,同时调整伞兵的部署以避免出现诺曼底登陆时投放过于分散的情况。最终登陆地选择在法国瓦尔省沿海位于土伦港东侧的海岸,进攻的重点自然是土伦和马赛两大港口。此次行动亦得到法国将军戴高乐和法国抵抗运动的支持,法国新组建的第一集团军也要参加此次行动,希望借此一举将纳粹德国势力清除出法国南部。  龙骑兵行动登陆舰队  龙骑兵行动铺天盖地的伞兵  1944年8月15日早8点,第二次D-Day,美国陆军第七军的第3师,第36师和第45师在第88特混舰队4艘战列舰的炮火掩护下开始登陆。 和诺曼底登陆时不同,登陆部队并未遭到强烈抵抗。此时驻守在法国南部的德国G集团军群可谓空有其名,虽冠有集团军群的称号,实际下辖仅19军一个军。且由于法国南部从来不是防御重点,外加上一个月前盟军在法国北部的登陆,19军早已被抽调大量资源,唯一拿得出手的只有参加过东线鏖战的第11装甲师。面对来势汹汹的盟军大部队,19军指挥官弗雷德里希·魏泽将军被迫放弃滩头阵地开始后撤。  8月16日,19军重组并向盟军已经占领的雷扎克和勒米伊镇反击,但遭到美军第3师和第45师的顽强抵抗,至17日攻势已被彻底化解。几乎同时,16日开始登陆的法国第一军向西挺进,直指土伦和马赛,外加上在法国北部法莱兹包围战中被围困的德军,希特勒最终在17日下令从法国撤出全部B和G集团军群。  8月19日美军第3和第45师已经完成了对土伦和马赛的大包围,切段了驻守土伦和马赛德军与第19军的联系。8月21日,法国第一军对土伦和马赛发起同时攻击,8月26日法军以2700人的代价收复土伦港并俘虏德国驻军18000余人,两天后马赛德军投降,法军以1825人的代价收复马赛并俘虏德国驻军11000余人。至此龙骑兵行动的主要目标已全部完成,美军第3和第45师现在开始和德军第11装甲师进行向北的“赛跑”,弗雷德里希·魏泽希望精锐的第11装甲师能拖延住美军以便G集团军能在法国第三大城市里昂建立防线。  9月1日美军第45师占领里昂东北的梅克西米厄镇,G集团军在里昂建立防线的计划彻底化为泡影,德军19军开始全面撤出里昂。9月3日凭借精锐的第11装甲师,德军重新夺回了梅克西米厄镇并确保了残存部队的撤退路线,尽管美军再接下来的两周里都试图合围19军,但均被第11装甲师所阻挡。9月10日龙骑兵行动的美军部队和巴顿的第三军在第戎汇合,4天后疲于奔命的德军G集团军终于在佛日山脉建立起防线,美军也随即停止了进攻。至此,以龙骑兵行动开始的攻势正式划上了句号。  里昂追击战标志着龙骑兵行动最后一场战役  和诺曼底登陆时的混乱和大量未完成的目标相比,龙骑兵行动可谓非常成功。 虽说没能彻底消灭德军G集团军群,让其带着有生力量退回德国,但盟军在仅4周的时间里解放了法国南部并向法国内陆推进800千米有余,且未能消灭德军的一大原因便是推进速度远超预期,导致未能提前准备足够物资补给。更为关键的是,龙骑兵行动占领了法国南部诸多良港,为后续西欧所有盟军部队的补给打下了基础。 马赛和土伦两大港口9月底便恢复运营,10月一个月便卸货52万吨,超过盟军送往西欧总货物重量的三分之一。  龙骑兵行动同样成了压倒维希法国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登陆后仅2天,纳粹党卫军便冲入维希法国政府机构带走了维希法国总理菲利普·贝当,将其软禁在德国西格马林根镇。就在美军完成对马赛和土伦包围的当天,法国抵抗运动在巴黎起义,正式宣告了维希法国的灭亡。  龙骑兵行动虽远不及霸王行动出名,其在人员投入和复杂程度上更无法和诺曼底登陆相提并论,但龙骑兵行动所取得的成果和对战局的影响却丝毫不亚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霸王行动。  龙骑兵行动纪念碑  人类对第一、第一次这类印象有着执着的憧憬和崇拜,既然能做到最好、能做到第一次就成功,为什么不呢。历史所见,成王败寇,人们记住了第一次伟大事件的成功,往往忽视第二次的同类行动。就像这两次成功的登陆作战计划, 如果说诺曼底登陆开辟了西欧第二战场,那龙骑兵行动则把这第二战场从法国本土推到了德国,不仅提前解放了法国,更进一步加速了纳粹德国的灭亡。  对了,世界第二高峰是乔戈里峰,世界第二高的高原是帕米尔高原,第二个踏上月球的是巴兹·奥尔德林。诸君,前进吧,在各行各内做最好的自己,与其第二的默默无名,莫如做行业中声名显赫的第一。 最初被设想为操作铁砧,操作Dragoon要求入侵法国南部。由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首先提出,并打算与诺曼底登陆作战相提并论,由于意大利的进展比预期进展缓慢以及登陆艇缺乏,这次袭击被推迟了。1944年1月安齐奥两栖登陆困难后,进一步拖延。结果,它的执行被推回到1944年8月。尽管得到了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的高度支持,但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认为这是浪费资源,他赞成延续意大利的进攻或登陆巴尔干半岛。  展望战后世界,丘吉尔希望进行的攻势会拖慢苏联红军的进步,同时也会伤害德国的战争力量。  美国高级指挥部的一些人也赞同这些观点,例如主张打击亚得里亚海进入巴尔干半岛的马克·克拉克中将。出于相反的原因,俄罗斯领导人斯大林支持德拉龙行动,并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批准了这一行动。  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龙骑兵行动”将把德军从盟军的北面撤出,并将为马赛和土伦两个急需的港口提供登陆物资。  龙骑士行动 - 盟军计划:  向前推进,1944年7月14日批准了“暴龙行动”的最终计划。雅各布·德沃斯中将第六集团军将领,入侵由亚历山大·皮奇少将领导的美国第七集团军领导, de Lattre de Tassigny的法国陆军B.从诺曼底的经验中学习,规划者选择了没有敌方控制的高地的登陆地区。选择在土伦以东的瓦尔海岸,他们指定了三个主要登陆海滩:阿尔法(Cavalaire-sur-Mer),三角洲(圣特罗佩)和骆驼(圣拉斐尔)(地图)。为了进一步帮助部队上岸,计划要求一支大型的空降部队进入内陆,以保护海滩后面的高地。在这些行动向前推进的同时,突击队也负责解放沿海的几个岛屿。  在法国第一装甲师的协助下,主要陆军分别分配给了卢西安·特拉斯科特少将第六军的第三,第四十五和第三十六步兵师。  作为一名资深的战术指挥官,特拉斯科特在今年早些时候在安齐奥营救盟军的命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支援这次降落,罗伯特·弗雷德里克少将的第一个机载特遣部队将在德拉吉尼昂和圣·拉斐尔之间的大约一半的地方掉落勒米。在保卫城镇之后,空降部队的任务是阻止德军对海滩进行反击。在西边登陆的时候,法国突击队被命令在CapNègre地区消灭德国电池,而第一特种部队(魔鬼旅)在海上捕获岛屿。在海上,TH特鲁布里奇海军少将率领的特遣部队88将提供空中和海上的炮火支援。  行动龙骑士 - 德国准备:  在后方很长的地方,法国南部的防御任务是给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上将军的G.  前几年,G集团军大量剥夺了前线部队和装备,拥有11个师,其中4个被称为“静态”,缺乏交通应对紧急情况。在其单位中,只有温特·冯·维特尔斯海姆中将的第11装甲师仍然是一支有效的机动部队,尽管其中一个坦克营除了其中一个坦克营外,都已经转移到北方。布拉斯科维茨的指挥部在部队短缺的情况下,发现自己的身体很脆弱,沿海岸线上的每一个部队都负责了56英里的海岸线。德国高级官员缺乏人力来巩固G集团军,公开讨论命令它在第戎附近撤退。这是7月20日对希特勒的阴谋之后被搁置的。  龙骑行动 - 上岸:  初始行动于8月14日开始,第一特种部队登陆lesd'Hyères。压倒Port-Cros和Levant的驻军,他们获得了两个岛屿。8月15日早期,盟军开始向入侵海滩移动。他们的努力得到了法国抵抗运动的支持,破坏了内陆的交通运输网络。在西方,法国突击队成功地取消了CapNègre的电池。稍后在阿尔法和三角洲海滩上部队上岸时遇到了小小的反对。这个地区的许多德军是从德国占领的领土上的Osttruppen,他们很快就投降了。在靠近圣拉斐尔的骆驼红色战斗中,骆驼滩的登陆证明更加困难。  尽管空中支援帮助了这些努力,但后来的着陆转移到了海滩的其他部分。  布拉斯科维茨无法完全反对这次入侵,开始准备北撤。为了推迟盟军,他召集了一个流动的战斗群。这支部队编号为四个团,8月16日上午从Les Arcs向Le Muy袭击。盟军从前一天起就已经被打上岸了,这支部队几乎被截断,当天晚上又倒下了。圣徒拉斐尔附近,第148步兵师的分子也遭到袭击,但遭到殴打。盟军向内陆推进,第二天解除了勒穆伊的空降。  龙骑兵行动 - 北部赛车:  随着联合部队突破海滩头部的“眼镜蛇行动”,诺曼底B集团面临危机,希特勒别无选择,只能批准G组于8月16日晚上全面撤离。通过超级无线电拦截提醒德国人的意图,德弗斯开始推动移动编队,以切断布拉斯科维茨的退路。8月18日,盟军部队抵达迪涅,三天后,德国第157步兵师放弃了格勒诺布尔,在德国左翼开辟了一片空白。布莱斯科维茨继续撤退,试图用罗纳河来掩护他的行动。  随着美军向北驱赶,法国军队沿着海岸移动,开战夺回土伦和马赛。经过漫长的战斗,八月二十七日两城解放。  为了缓和盟军的进攻,第11装甲师向艾克斯普罗旺斯进攻。这一切都停止了,Devers和Patch很快就知道了德国左路的差距。他们组建了一支被称为特遣部队巴特勒(Task Force Butler)的机动部队,他们把第36步兵师推开,目标是在蒙特利马尔(Montélimar)切断布拉斯科维茨(Blaskowitz)。德军指挥官冲昏了这一步,冲进了第11装甲师。到达,他们停止了8月24日美国的进展。  第二天进行大规模袭击,德国人无法将美国人从该地区驱逐出境。相反,美军缺乏重获主动的人力物力。这导致了一个僵局,使G集团的大部分在8月28日之前逃到了北方。德弗斯在8月29日捕获了蒙特利马,推进了第六军团和法国第二军团追击布拉斯科维茨。在随后的日子里,双方向北移动,发生了一连串的战斗。里昂于9月3日解放,一个星期后,“龙骑兵”的元素与乔治·S·巴顿中尉的第三军团结合。此后不久,当G集团的残余部队在孚日山脉(地图)占据一席之地时,布拉斯科维茨的追击就此结束。  行动Dragoon - 后果:  在进行“龙骑兵行动”时,盟军共造成约17000人死伤,造成大约7000人遇难,1万人受伤,13万人被德国人俘获。被捕之后不久,工作开始修复土伦和马赛的港口设施。这两个港口在9月20日之前都开放供货。随着北方铁路的恢复,这两个港口成为法国盟军的重要供应中心。虽然它的价值是有争议的,但是龙骑士行动看到德弗斯和补丁在法国南部比预期的时间更快,同时有效地摧毁了陆军G组。 空降部队  “龙骑兵”空降特遣队的行动计划,就是在法国南部进攻战役中实施的。当时,诺曼底登陆计划的代号叫“霸王”战役计划已被确定为主攻计划,而法国南部登陆计划代号叫“龙骑兵”战役计划,被确定作为诺曼底登陆的辅攻计划。实施“龙骑兵”战役计划,目的在于策应诺曼底的登陆部队,先肃清法国南部的德军,攻占法国最大的海港马赛港,这样不仅可为在欧洲战场的盟军进行后勤补给,而且可以顺势由南向北进攻,对法国境内的德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登陆部队  按照德黑兰会议的决定,诺曼底登陆和法国南部登陆应当是同时进行的。后来,由于诺曼底登陆计划规模庞大,要保证其实施,必须准备好数量众多的海、空运输工具,如同时在法国南部展开集团军一级的登陆战役,一时很难筹集到那么多的舰船和飞机。因此,“龙骑兵”登陆计划被推迟到诺曼底登陆战役后两个月,即1944年8月实施。  整个“龙骑兵”登陆战役计划由美第7集团军组织实施。第7集团军由亚历山大·帕奇中将指挥,编成内有美、英、法三国的7个步兵师、5个装甲师、1个摩托化师和1个空降兵师,共拥有1000余辆坦克、4700余架作战飞机、850余艘舰艇和大量运输船只。作战对象是驻守在法国南部的德军第19集团军共8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120余辆坦克、200多架飞机和30余艘舰艇。德军人员和装备  均缺额很大,战斗力不强,从总体实力上比较,盟军方面已占有绝对优势。特别是在盟军选择的登陆场一线,即从圣拉法尔到土伦港之间约90公里的正面,德第19集团军仅部署了5个营,海岸防御力量十分薄弱。“龙骑兵”登陆计划规定,盟军登陆部队将在戛纳城以西夺取正面宽90公里、纵深25公里的登陆场,攻占土伦和马赛,然后向北发展进攻。  第7集团军的指挥官和参谋军官们在考虑作战方案时估计到,因正面德军岸防力量薄弱,登陆战役打响之后,德军海岸部队可能会向纵深撤退,层层抵抗;而法国境内纵深的德军也可能以快速机动部队利用便利的公路和铁路,驰援海岸防备部队。尽管当时德军在法国南部的部队已经由于抽调一部分到诺曼底而显得实力不足,但其对盟军宽大的登陆场实施猛烈的反击,还是很可能的。怎样才能有效地阻止德海岸防务部队的后撤,同时又能遏止德内陆部队对登陆场的反击呢?这确实是令参谋人员们大伤脑筋的问题。如果有一支部队能预先攻占登陆场纵深地区的公路和铁路交通枢纽,问题就会变得简单得多。如此艰巨的任务,当然最好是由空降兵丢完成。于是,“龙骑兵”空降特遣队便应运而生了。  参谋军官们计划的是实施一次师级规模的空降作战,可当时盟军在地中海区域内的几支伞兵部队和滑翔机部队都非常分散。第7集团军司令帕奇将军费尽了心思,才将零零散散的空降部队集中到一起,并于7月7日正式组建了配属“龙骑兵”登陆战役使用的空降兵师(暂编空降特遣队),师长由美军罗特·弗雷德里克少将担任。这支空降特遣队完全是混合编成的,可谓来自四面八方,既有美军,也有英军、法军,甚至有日裔美国人。它包括伞兵509团、517团、551团1营、滑翔机步兵550团和炮兵463团的两个连,还有英军独立伞兵第2旅、法军伞兵第1团、两个75毫米炮兵营和1个反坦克炮兵连;配属这支空降特遣队的还有400多架运输机和500多架滑翔机。以上均归罗特·弗雷德里克少将直接指挥。 龙骑兵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战役,盟军在此次行动过后进入法国南部。  1943年德黑兰会议确定,在实施代号霸王的行动的同时,将在法国南部进行登陆(代号铁砧)作为配合。但英国力图取消此行动,抽走部分登陆舰艇用于南欧作战,美国被迫同意推迟,直至1944年7月才重新确定实施(代号改为龙骑兵)。  参加登陆作战的有:美国第六军(3个步兵师),法国第一、第二军(4个步兵师、2个装甲师和 1个山地师),英美“橄榄球”(Rugby)空降战斗群(9730人),以及舰船约880艘(另1370艘小型登陆挺),飞机约1800多架(一说1500架)。登陆部队分别从意大利、北非等地港口上船,于8月14日在科西嘉岛西海岸海域集结。翌日晨,首先实施空降,继而出动1300架飞机和大批军舰,进行轰炸和炮火准备,然后分别从3个登陆点突击上陆。当时驻守法国南部的是战斗力极差的德国第十九集团军(10个师),其大部分兵力陷于对付法国抵抗运动,无力抵抗盟军登陆。8月19日,盟军形成宽90公里、纵深60公里的登陆场,上陆兵力达16万人。德军遂匆忙北撤。24日美军占领格勒诺布尔。28日,在人民起义配合下,法军进入土伦和马赛。31日盟军进逼里昂。9月3日,在法国抵抗运动武装解放里昂之后,盟军进入该市。11日,法军与从诺曼底登陆的美军在第戎以西25公里处会师,战役至此结束。此役由于推迟2个多月才实施,已失去原来的军事意义。  此行动原本是要和诺曼底战役同时进行,进攻地点是法国的里维埃拉。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登陆船只,艾森豪威尔不得已将它推迟了两个多月。进攻日期定于1944年8月15日。  在策划阶段,该行动之代号为“铁砧”行动,以作为大锤行动的补充,这是当时入侵诺曼底的代号。随后这两个计划被重新命名,后者成为霸王行动,前者则改名为“龙骑兵”行动。一个杜撰的故事,声称该名称是由温斯顿·丘吉尔提出,他是反对该计划,并声称已“用于残害”到接受它。]然而实际上,此次行动的代号来自于入侵地区附近一座名为德拉吉尼昂的城市。  丘吉尔认为“龙骑兵行动”浪费资源,将其投入到入侵石油生产地区的巴尔干,然后可能向其他东欧国家推进。除了进一步限制了德国获得急需的石油外,它也可以使西方国家通过解放被德军占领的地区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时期有更好的定位及防范苏联红军。  该计划原来的设想是1支由自由法军和美军组成的队攻占土伦和后来的马赛,随后的修订包括圣特罗佩。该计划在1944年终于进行了修订,但是,与英国军事人员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反对该登陆行动,认为部队和装备应保留在意大利或派往当地—而美国军事人员则赞成攻击。这是一个更大的英美的战略分歧之一部分。  在1944年6月的诺曼地登陆后,很明显的盟军必须在法国沿岸取得更多的港口设施。盟军在欧洲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属意位于南法的马赛港作为此一策略的目标,然而在他满意诺曼地登陆的战果之前,他对于"龙骑兵行动"仍未有定论。因为2件事件而天枰倾向赞成“龙骑兵行动”:罗马最终在6月初陷落,再加上成功的眼镜蛇行动,从诺曼底口袋取得突破。在7月底。“龙骑兵行动”的D日定为1944年8月15日。短时间内给予最后批准。  美国第6集团军,也被称为南方集团军和龙骑兵部队,由雅各布·劳克斯·德弗斯中将指挥,在科西嘉岛组建及由1944年8月1日起积极活动合并法国和美国的部队以策划正计划在法国南部入侵的龙骑兵行动。起初该集团军是从属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盟军总部),由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指挥,他亦是地中海战区最高司令。入侵后的一个月,指挥权转交给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由美国将军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指挥,也是西线的盟军最高司令。第88特混舰队也于8月积极活动以支援登陆行动。 闪电战之父,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推动者,拉开二战序幕并在两个月时间里攻占七个国家的古德里安,无论如何都是二战史上不得不提及的人物。作为希特勒最器重的将领之一,战功加持下的他却并非德国27人元帅之一。  其实作为一名军人,政治上的意识缺失让古德里安对战场以外的东西难以提起兴趣。即使在大部分时间里,古德里安与希特勒私交甚密,却依旧无法让他们成为政治上的同志。在二战的背景下,相互利用或者说相互合作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但是自从占领法国以后,古德里安与希特勒的矛盾似乎尖锐起来,直到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两人因战略冲突直接爆发了大争吵。当时的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当远方的红场已在望远镜中显露出轮廓的时刻,德国坦克集团军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再向前一步都将造成大量的士兵伤亡和装备战损。  就在苏德双方相互僵持的时刻,苏联方面率先发难,苏军在莫斯科城下发起反击。希特勒担心战线崩溃,下令所有部队原地死守。但古德里安眼见苏军攻势迅猛,坚决抗命撤退,以保证部队的有生力量。  莫斯科闪击战化为泡影,以古德里安为代表的三十多名将领被撤职。不过在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遭遇滑铁卢的希特勒再次起用古德里安,将其任命为装甲兵总监。凭借其对坦克质量的严抓和部队编制的改革,很快德军就重新拥有了十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  但可惜的是,斯大林格勒会战后,德国人逐渐失去了战略主动权,心有不甘的希特勒依然希望夺回主动权,这也促使其迈出了更为错误的一步——库尔斯克会战。为此古德里安曾与希特勒爆发激烈的争吵,古德里安认为用装甲师强攻防御坚固的库尔斯克非常愚蠢,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三千门大炮、三千七百余架飞机、一千五百辆坦克和五十多万的血肉之躯使德国装甲兵的家底几乎消耗殆尽。直至后期诺曼底登陆,德军几乎失去了还手之力,此时的希特勒再次调用古德里安出任陆军总参谋长,但可惜一切为时已晚。  二战末期的多次争吵使两人的矛盾逐渐转为积怨,在“帝国”崩塌的巨大压力下,希特勒再难以忍受古德里安的指责,终于罢免了其总参谋长的职务,戎马半生的古德里安自此离开了自己辛苦经营的装甲部队。 约德尔将军和另一位德国代表汉斯·格奥尔格·弗里德海军上将。盟国代表严肃地问德方,他们是否理解德国应遵从的投降条款。他们答复称是。约德尔将军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后说,他想讲几句话,即获准。他用低沉的德语说:“签字之后,德国人民和军队的福祸吉凶,就由胜利者决定了。”他继续说:“在这场延续5年多的战争中,他们得到的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和人民多,但同时遭到了更多的苦难。”  约德尔德国在投降时请求战胜国对德国人民与军队宽大为怀。但他忘了德国无情地进攻,挑起了这场世界大战,进行侵略并建立惨无人寰的集中营。投降仪式结束后,为了表彰约德尔将军在莱姆斯城的表现,乘着官方摄影师在场之时,邓尼茨授予他骑士十字勋章。  不久约德尔被逮捕,一开始,约德尔并未在盟国的所有战犯名单之内。但是俄国人坚持己见,他们想要指控他把希特勒的几乎肆无忌惮地施加暴行的命令转发到在俄国的德国部队。美国人根据杰克逊所主张的集体犯罪理论,终于决定要他完成一份被告名单,这样,戈林代表纳粹领导集团和空军,亚尔马·沙赫特代表工业界,凯特尔代表总参谋部,邓尼茨代表海军,卡尔登勃鲁纳代表党卫军,而约德尔则代表陆军。  在法庭上约德尔极力为自己辩护,最终,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陆军上将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并参与制定或执行犯有这些罪的共同计划和阴谋。  因犯有《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被判处死刑。但约德尔已被处死6年后,慕尼黑主审法院重新审理了约德尔于纽伦堡的4项主要罪行,结果被认为是无罪的;才撤销他的4项罪行,被宣判无罪。  约德尔被逮捕并移送至弗伦斯堡的战俘营,不久被移送至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大审审理其罪行。约德尔被起诉反和平密谋罪、侵略计划实行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四项罪行,除了指控他计划战争的侵略行动外,还有他签署的突击队命令和纳粹党政委行政命令;这2道命令使得许多战俘被处决。此外,约德尔还有非法驱逐和教唆执行将丹麦人和犹太人等群众送往集中营的纪录。尽管约德尔极力否认此事,但法官仍以被提出的证据来说明他与此事的涉入关系。  他的妻子露意丝同律师一起参与了约德尔的辩护,露意丝曾指出,在许多指控约德尔罪行的证物被提出时,控方却拒绝给予辩方任何相关证物,而约德尔自辩时要求的证物和证人也不齐全。即使如此,约德尔也提出了部份指控无罪的证明,如1933年曾帮助希特勒掌控德国。 法院对于他执行希特勒命令的指控,约德尔表示自己仅是服从命令,而控方也提出许多约德尔曾说过的争议言论(如对元首希特勒的崇拜),对此约德尔并无回应,但绝不认罪,即使是“在上帝、在历史和我的人民面前”。  关于约德尔的刑罚,盟军之间有些争议,苏联则是强烈要求死刑,约德尔最后也被如此判决;虽然他曾要求法庭执以枪决,但被拒绝而处以带有侮辱性质的绞刑(与凯特尔相同,于1946年10月16日行刑)。约德尔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向你问候,我的德国。”说完后18分钟约德尔就被处死。  他的遗体于慕尼黑火化并将骨灰撒入伊萨尔河的一条支流(为了防止以后有人前来吊唁或是民族主义者于该处建立起集会地点,如墨索里尼的坟墓设于意大利普雷达皮奥),最后他的家人为他在女士岛(Frauenchiemsee)公墓立一个墓碑。  纽伦堡对约德尔的判决引起了美国军界的争议。在1953年2月28日,慕尼黑主审法院(München Hauptspruchkammer)重新审理了约德尔于纽伦堡的4项主要罪行,结果被认为是无罪的;法国法庭庭长亨利·德·瓦布尔(Henri Donnedieu de Vabres)也宣布1945年对其做的判决是错误的,并将自1946年收押的财产归还给他的遗孀。  约德尔的有罪判决到了1953年被巴伐利亚州长消去(有不少西方盟军将领支持),当时约德尔已被处死6年,才撤销他的4项罪行。 二战结束后,德国战犯因犯下的滔天罪行,共有12个人被判处绞刑。  但其中有一个人却很特殊,被绞死7年后,又被宣判无罪,取消了他的所有罪状。这就太尴尬了,人都死了7年了,又说判错了?  这个人,就是备受争议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  最初的约德尔,仅仅是一名军医,不过凭借着对希特勒的极力附和,最终一步步进入了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可以说,为了讨好希特勒,约德尔真是极尽溢美之词,他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无知的国防军将军们仅仅把他(指希特勒)看作大战期间的下士,而非俾斯麦之后最伟大的政治家。”  因为长期在作战局工作,经常要向元首汇报战况,所以约德尔拥有更多接近希特勒的机会,而且,约德尔这个人确实也具备非常精准的战略眼光,尤其在1940年德军入侵瑞典、挪威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甚至连希特勒本人也自叹不如,说约德尔的胆略和智谋都胜过自己。  1940年,约德尔出任国防军指挥部参谋长以及作战局局长,同威廉·凯特尔元帅一起策划对英国的作战。  约德尔通过对德国海陆军事力量的权衡,果断选择搁置“海狮计划”登陆作战方案,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开展大规模潜艇战、控制直布罗陀海峡而遏制英国的建议。这一提案,得到了希特勒的大力赞成。  由此可见,约德尔还是有一定的军事能力的,只不过,他的缺点也实在是太过明显,明显到直接葬送了他自己。  什么缺点呢?就是狂妄自大。  1941年2月起,约德尔目睹德军取得的节节胜利,竟然认为德国有实力去挑战全世界。所以,以他为首的作战部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征服世界的计划,除了要控制欧洲大陆、同苏联开战以外,还包括越过伊朗和阿富汗去拿下印度。  这样疯狂的计划,根本就超出了德国的承受能力,无异于痴人说梦,然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约德尔却为之兴奋不已。他还曾信誓旦旦地对希特勒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赢得了最终的战争!”  只不过,现实的发展远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完美。1942年夏天,德军在苏联的战况不容乐观,源源不断的苏联红军正在将德军一点点消耗殆尽。这时候,约德尔才意识到对苏联发动战争实属不应该,而自己所谓的征服世界的企图也不过是妄想。  清醒之后的约德尔,少有地违抗了希特勒的意志,劝其改变在苏德战场上的顽固行为。结果,约德尔自此失宠,毕竟,任何忤逆行为都是这个疯狂的元首不能容忍的。  1945年5月7日,约德尔在兰斯向盟军投降。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后,这个一生狂妄的家伙用低沉的声音说道:“签字以后,德国军队和人民的福祸吉凶,都将由胜利者去决定了。在这场延续五年之久的战争中,他们遭受了足够多的苦难。”  这样的话语,从一个一生都在策划战争的人口中说出来,未免有些别扭,既然知道人民的苦难,为何还要孤注一掷地发动战争呢?  在战后的审判中,约德尔作为陆军代表出现在德国战犯的被告名单中,虽然英法等国的代表并无意判处他死刑,但苏联人却痛恨其策划的一系列苏德战争,并坚决要求给他判处死刑,甚至还拒绝了他枪决的请求,因为绞刑更具有侮辱性。  1946年,约德尔被处以绞刑,终年56岁。  然而,这一判决始终都存在着争议,迫于外界的压力,慕尼黑主审法院于1953年再次开庭,重新审理,结果,最终宣判约德尔无罪。  这样的结果,不知道早已经下了地狱7年的约德尔知道后,该作何感想。 执政  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领导的政府在国内实行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没收国外资本与大企业等重大措施;对外高举反对外国干涉、维护国家主权的旗帜,遭到了美国的敌视和反对。美国对古巴进行了政治颠覆、经济封锁、外交孤立,乃至组织雇佣军入侵,妄图扼杀新生革命政权。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61年4月,向全世界宣布“古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此后,他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与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组成了古巴共产党。当选党中央第一书记。  1962年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1965年该党改名古巴共产党后,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976年取消总统制后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  他非常尊崇拉美和古巴解放的先驱玻利瓦尔、圣马丁、马蒂等人。在领导古巴的半个世纪中,始终以这些拉美英雄为榜样,坚定维护古巴的民族利益。  反核  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呼吁科学家们行动起来进行反核宣传,使人类避免核战争带来的悲剧。  自2010年7月以来,卡斯特罗开始频频公开露面,并发表讲话呼吁世界共同努力避免爆发核战争。  卡斯特罗于2013年4月5日在古共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的网站上发表题为“有责任避免在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文章,文章末尾附有卡斯特罗的亲笔签名,落款注明写作时间为“4月4日晚11点12分”。  卡斯特罗还同时要求奥巴马政府和美国人民阻止战争爆发。卡斯特罗警告,如若战争真的爆发,奥巴马“将成为美国史上最邪恶的人物”。  卡斯特罗也表示,古巴“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和朝鲜的友好关系”,并称赞朝鲜建国领袖金日成是“有胆识的革命历史人物”。  也仅发表过悼念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的短文。  暗杀  世界上遭遇暗杀次数最多的人。据古巴安全部门统计,被计划暗杀达638次之多,居各国领袖之首。卡斯特罗则幽默地说:今天我还活着,这完全是由于美国中情局的过错。  直到199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份长达705页的档案,事情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根据解密档案和古巴安全部门统计,迄今为止,卡斯特罗曾遭受到634次暗杀,无一成功。老卡为此幽默地说:“如果奥运会有遭受暗杀次数这一项,我是绝对的冠军。”  据资料披露,中情局直到2000年还在对其进行暗杀活动。手段五花八门,包括雪茄炸弹、被真菌感染的潜水服、黑手党刺杀等,  老卡遭受的第一次暗杀,是好朋友干的。这个“自己人”就是卡斯特罗的大学同学,恩里克·奥瓦莱兹。  猪湾事件,冷战时期的一个大段子。1961年4月17日,1200名接受过中情局训练的古巴流亡分子,从古巴海岸线上的吉隆滩萨帕纳沼泽,也就是所谓的“猪湾”武装登陆,叫嚣着要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结果刚一上岸,就遭到古巴人民军的迎头痛击。死了100多,被活捉了1000多。中情局捅下的娄子,还必须肯尼迪去帮着擦屁股。  1962年,纽约著名律师詹姆斯·多诺万,作为肯尼迪总统的特使奔赴古巴,给猪湾事件中的被俘人员求情,与卡斯特罗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中情局备下了见面礼,一件潜水服,算是投卡斯特罗所好。因为经过了特殊处理,在毒药里泡过,所以显得有些破旧。 张献忠,是明朝末年农民军的领袖,他与李自成齐名,他是成都大西政权的建立者。自小出身贫寒的张献忠从小便跟着父亲到处游走做小生意。他的性情十分刚烈,在崇祯年间,组织了农民军起义,后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年号大顺。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军多次转战入川,对四川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张献忠率军几进几出四川,最后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其影响更为巨大。在1646年,清军南下,张献忠被流矢击中而死。  那么玛瑙山之战到底是怎样一场战争呢?这场战争发生在崇祯十三年,当时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正向四川转战,就在转战过程中,被明朝将领左良玉,郑崇俭等包围在四川的玛瑙山,兵部尚书杨嗣昌派人打入了起义军的内部,将明军假扮成运粮的人,混入起义军中。等到张献忠等人察觉时,明军已经逼近营地了,明军发兵进攻起义军,起义军毫无防备,再加上寡不敌众,无奈之下,张献忠等被迫突围,损失惨重。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玛瑙山之战。  张献忠起义图·  关于张献忠,在中国历史上还流传着许许多多关于他的奇闻异事,这些事件,也一直存在着争议。例如入川屠蜀、江中沉宝等等。"张献忠屠蜀"的传说流传至今,民间对此津津乐道。  《明季实录》中记载,张献忠在常德“不妄杀人,惟宗室无得免者”。张献忠进攻重庆时,放话在先,开城投降免死;不投降,攻下就洗城。攻克重庆后,也并未“洗城”,但官府军政要员均被杀,将一些顽抗的官兵的耳朵、鼻子割掉放到其他州县,以恐吓手段瓦解其他各州县的抵抗。由此可见,入川屠蜀一事可能并非张献忠所为。 在1449年关乎大明国运的北京保卫战上,一桩见证了大英雄于谦卓越军事才能的事实,就是他拒绝了满朝文武“坚城死守”的呼声,坚决将部队屯兵在城外,依托坚固城墙,与瓦剌进行硬碰硬野战。  乍一看去,于谦这决定,让人不可理解。兵法都说“其下攻城”,北京城经过半世纪经营,城池出名的坚固,又新增二十二万援军。瓦剌野战势力强悍,又是士气正旺。何必扔下自家优势去死磕?只要牢牢守住城池,把瓦剌耗走不就行了?但事实是,于谦的抉择,才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战略。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城高池深”的北京城,一旦选择“坚城死守”,必然守不住。  北京城的特点,是“城高池深”,外围就座要塞城门,各个坚固无比,看似固若金汤,却其实也是最大弱点:当时已有百万人口的北京城,城市面积也十分大,遇到守城战役时,防线也就拉得十分长。别看手里有二十二万部队,分布在九个城门上,就是严重不够。  何况气势汹汹杀来的瓦剌大军,绝不同于之前的“游牧骑兵”。当时瓦剌的攻坚能力,早已轻车熟路,攻北京前攻打紫荆关,也是一顿狂攻后就拿下。通过多年走私买卖,他们更拥有大量明军铳炮火器,一旦他们集中兵力,狂攻北京城一点。城破国灭的浩劫,绝不是开玩笑。  而且就算瓦剌畏惧北京城坚城,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但别忘了北京有百万人口,先前储备的粮食远远不够,全要靠漕运来不给。倘若瓦剌切断了漕运线路,对北京城来个围点打援,不但可以源源不断补充给养,更会将北京城困到弹尽粮绝。哗变之类的动乱更有可能发生。倘若那样,就是不攻自破。  而比这后果还严重的,就是第二个原因:如果瓦剌大军绕开北京城不打,转而对内地进行疯狂劫掠,那将是堪比北京沦陷的灾难。  在准备北京保卫战前,明王朝进行了大规模的征兵调粮,周边的粮草,以及山东河南江苏各地的漕军运军备倭军,几乎全数云集到了京城。北京城的防御无比坚固,但中原各地的防御,其实也无比空虚。  倘若明朝“坚城死守”,瓦剌调转马刀,侵扰山东河北各地州县,至少黄河以北都会遭够荼毒,中原地区极可能大乱。类似的景象,可以参考明末八旗破关侵扰时,明王朝“坚城死守”,不敢作战的后果——数十万百姓被掠,中原州县伤亡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明王朝如果“坚城死守”,恰恰是对国家民族的不负责。  最重要的原因是:以明王朝增援北京的二十二万部队实力,完全有能力击败来犯的瓦剌军队。与瓦剌进行主力决战,正是时机!  在土木堡惨案爆发前后,明王朝的军事实力,其实还是非常强大的时期。土木堡战役的惨败,说到底来自明英宗的作死指挥,而非明军战斗力问题。北京保卫战前,明朝增援北京的部队,基本以山东江苏河南的漕运军备倭军为主,其中不乏有作战经验的好部队。士气也无比高涨。正可与瓦剌一战!  而最有利于野战的,则是北京城的防御态势。虽说北京城城大战线长,但城池上装备的劲弩火器,完全有利于部队依托城池,阻击来犯的瓦剌部队。步兵为主的明军,也正好可以屯兵坚城下,发挥自身防御的优势。有限的骑兵部队,则可以作为机动兵力,防御中随时增援。  可以说,于谦的这一系列安排,绝非是头脑发热,相反却是一套缜密的积极防御战略,并被接下啦的实战验证。  更为重要的是,于谦选择的,也并非简单的“依托城池防守”,而是给瓦剌一系列组合拳。先是在瓦剌到来之前,展开大规模清查,把瓦剌潜伏在北京周围的细作,一股脑全抓了出来。杀气腾腾的瓦剌大军,还没开打就断了耳目。战役开打后,于谦更是巧妙设伏,诱引瓦剌精锐进入德胜门,一顿火器轰炸,将这支瓦剌骑兵里的“尖刀”队伍彻底打废。被打弯了尖刀的瓦剌军,这下攻击力大减。  然后,就有了后人熟悉的,热血澎湃的一幕,依托坚城的二十二万明军,战至流血凝肘而不退,以血战到底的冲杀,把骄横的瓦剌大军打的大败,甚至连瓦剌人眼中待宰的明朝百姓们,也手持砖头上城血战。万众一心的血战,终于打得瓦剌军仓皇逃跑。一场眼看要滑向深渊的明朝国难,就这样被力挽狂澜。  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不止是京城军民的浴血,更有担当重任的大英雄于谦,那卓越的军事智慧! 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1966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前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145.6%。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  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  1988年,罗马尼亚为了缩小城乡差别,大力推行农村规范化计划,把一些乡和村合并,建立农工中心。根据这个计划,强行拆掉农民的旧居,让他们搬迁到设备简陋的高楼,农民对此极为不满。这些做法在国际上也遭到反对,尤其是匈牙利(这项政策也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展开)。后来齐奥塞斯库虽然放慢了农村规范化的速度,但仍要求到2000年全部实现农村规范化。由于强制推行“农村规范化”,引起西方国家的不满,它们指责罗侵犯人权,把罗的农村规范化计划称为“文化灭绝”计划,并对罗马尼亚实行政治经济制裁,使罗与西方的关系降至很低水平。  齐奥塞斯库刚上台执政时,对内注意发扬民主,并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对外广泛开放,高举民族独立大旗,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前苏联的控制与颠覆,的确有不少建树。齐奥塞斯库执政20多年,罗马尼亚经济的确有了重大发展,从1965年到1989年,国民收入增长了32倍,工业增长119倍,农业增长6倍。20多年的建设使罗马尼亚拥有了自己的石油、化工、冶金、机器制造、电子和汽车制造等工业部门,能制造客机、大吨位的船舶并正兴建核能电站。由于执行均衡发展各地经济的政策,注意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促使落后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罗马尼亚在住宅方面的建设成就就尤为显著,到1989年,罗全国人口的82%已迁入新居,基本上解决了住宅问题。人民生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据公布的数字,到1988年,罗马尼亚人均国民收入已达3000美元。  在经济建设上,齐奥塞斯库为了摆脱前苏联的控制,逐步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齐反复强调,“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不会有政治上的独立”,“没有高速度的发展,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此,罗马尼亚把发展国民经济看作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并在努力探索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针对经济管理和计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罗共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一.改革行政区划,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发挥地方的积极性。1968年2月,罗马尼亚把全国16个州和两个直辖市重新划分为39个县(现为41个县)和一个直辖市,取消州和区的建制而建立县,由中央直辖,建立从中央到县、市和乡镇、农村的垂直领导体制,形成中央—县—乡村三级行政体系,提高市和乡的作用并扩大其权限,使中央领导接近基层单位,以便直接贯彻党和国家的决议。  二.建立工业中心,减少工业管理体制中的中心环节。把过去由工业部的高度集中领导和权力过分集中,改为相对分散的领导和权力适当下放,充分发挥了下面的积极性。这样不仅能及时解决问题,而且针对性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罗工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取消一长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吸收工人直接参加管理。这样激发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为工人发挥创造精神创造了条件。  四.改进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和计划,扩大企业自主权。  五.改革报酬制度,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六.重视国际经济合作和大力发展外贸,广泛对外开放,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采用多种形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资本。  通过实施上述措施,不但对罗马尼亚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提高了罗的国际地位。但齐奥塞斯库执政后期,没有继续坚持这一正确方针,反而逐渐走向自我封闭,继续坚持高度集中和比较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到了80年代,罗马尼亚经济已持续困难十多年,此时,齐不仅拒绝改革,还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齐虽然没有指名批评,但实际上是有保留的。面对前苏联、波兰、匈牙利改革对罗形成的压力和罗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改革的呼声,齐奥塞斯库此时的讲话及报刊文章,却反复宣传罗共“九大”和齐领导的正确,强调罗从“九大”以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改进领导、计划和组织工作的措施,“已不存在结构性的改革问题”。1988年以后,罗更是不断地批判搞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私有制改和个体经济是“倒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说“谈论市场社会主义以及自由竞争”绝对不能求得社会主义的完善,发展经济“只能靠计划而不能靠市场来调节”。1989年11月在罗共“十四大”上,齐奥塞斯库等人批评一些共产党内的改良主义者、革新家借改革和完善之名,行修正主义之实,说他们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否认计划经济的原则,鼓吹恢复市场经济的理论,是企图动摇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说那些鼓吹削弱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所有制、祈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意识形态淡化的理论,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投降,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是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科学的。齐奥塞斯库时期,为了摆脱前苏联的控制,高速发展本国经济,增强国力,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保持政治上的独立,罗共确实曾开展了大量工作,不断对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过分集中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框架,因此收效不大。加上齐在其执政后期,大搞个人崇拜,独断专行,思想越来越僵化,以至最后走上拒绝任何改革的道路,从而使罗的经济越来越糟。  同时随着威望的提高,齐奥塞斯库逐步独揽大权,对党和国家事务越来越独断专行,实行家长制的统治和一言堂领导。齐本人的作风也越来越主观武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出现了问题,唯下面是问。在干部用人政策上,齐奥塞斯库上台时尚能坚持集体领导,唯才是举,罗共“九大”产生的领导集体人才济济,既有毛雷尔、波德纳拉希、沃伊捷克都是久经考验、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像阿波斯托尔、德勒吉奇、斯托伊卡、萨拉扬等年富力强的卓越领导人,更有像特罗芬、曼内斯库、维尔德茨这样的年轻后进,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但在1967年以后,他逐渐以自己的亲信替换乔治乌-德治的手下大将。到了1971年年底以前,齐奥塞斯库已经撤换了他自己以外的所有罗共书记处书记。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齐奥塞斯库在1970年代末起对干部实行快速轮换、调动以及撤换,防止他们发展独立的权力基础。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之间,罗马尼亚部长级高干的平均年度替换率远高于其他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几乎高达25%的政府要职是每年替换。在1980年代期间,十分之四的罗共县委第一书记每年轮换。一旦发现支持者质疑他的权威,齐奥塞斯库立刻将他们踢出权力中心。例如维尔吉尔·特罗芬原本是齐奥塞斯库执政初期的罗共第二号人物,多次被降职,并于1981年被踢出中央委员会。在1970年代初期,扬·伊利埃斯库原本被视为齐奥塞斯库的嫡系人马,甚至是齐奥塞斯库的接班人,在1980年代被贬为布加勒斯特技术出版社负责人。保罗·尼古列斯库·米齐尔和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能力出众,曾帮助齐奥塞斯库巩固权力,而且敢于质疑齐奥塞斯库的经济政策,也因此一度遭到罢黜。如果党内有人敢于挑战他的权威,齐奥塞斯库毫不犹豫地予以打压制裁。  这些举措造成罗党和政府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十分频繁,搞得人心惶惶。同时还对党的干部、政府官员、人民群众进行监视、追踪和窃听。这大大抑制了干部能力的发挥,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增加了党内的不稳定因素。由于齐的个人专断,造成决策失误,致使罗的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齐个人的意见就是党的决议,党、议会、政府只能服从,而不能有不同意见。  在国内建设上,齐奥塞斯库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一味贪大求全,唯意志论地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罗一直坚持实行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长期坚持高积累、高速度和高指标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加之世界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影响,罗马尼亚陷入了能源短缺、农副食品供应紧张、外债负担沉重(外债高达110亿美元)的严重经济困难之中。就在经济困难持续发展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仍旧脱离实际地追求建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并大搞为齐奥塞斯库树碑立传式的大建设,如行政中心、布加勒斯特-多瑙河运河等工程。也不顾人民的困苦生活,急于还债,致使人民勒紧裤腰带长达十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齐奥塞斯库还恬不知耻地说什么罗“已达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已经具备了一切在本世纪末进入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和分配原则的新阶段”,罗的民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健全”,“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独一无二的”,并妄称罗的工业已能为所有部门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在这种形式下,说假话空话、虚报产量、浮夸之风盛行。齐的这种作风不仅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唯唯诺诺、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的干部,他们高官厚禄,唯齐是从,严重脱离了群众和实际,真正有所作为、敢于坚持己见、希望改变罗马尼亚面貌的干部却被排斥和被贬。其结果,当变成了齐奥塞斯库的御用工具,国家变成了齐任意支配的领地,他俨然成了“红色罗马皇帝”。  1989年3月,罗马尼亚在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十年后,终于还清了全部外债。持续十年的经济困难,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人民怨言增多,不少干部也对现行经济政策和建设方针产生了疑问。面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改革呼声,齐不仅不思改革,相反拒绝进行任何改革,说罗的政治经济体制早已完善,不存在需要改革的问题。同时还把其他国家的改革斥之为“复辟”、“倒退”,并强调单一的公有制、纯粹的计划经济、绝对的公平分配。  1967年以后,齐奥塞斯库开始走上个人集权的道路,党的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和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均由他兼任。此外,还有一些在齐本人倡议下建立的全国性的民主机构,如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以及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也由齐担任主席。这样,齐把党、政、军、经、群等各项大权集于一人手中,成为世界上兼职最多的国家领导人之一。随着地位的巩固,齐奥塞斯库越来越喜欢人们对他歌功颂德,热衷于形式主义的轰轰烈烈的场面。齐奥塞斯库在1971年的北京、平壤之行,被普遍认为是他走向个人崇拜的催化剂,中国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和北朝鲜金日成的“太阳节”模式在心理上对他造成极大的震撼和冲击,这种领袖神格化使他心驰神往。齐到各地视察,群众都倾城出动,以最高礼节来欢迎他。齐和夫人过生日、以及出访归来,或有重大活动,全国各地、各部门都纷纷致贺电,以表示衷心拥护齐的领导。一切传媒手段都用来宣传齐奥塞斯库夫妇,齐氏夫妇巨照天天见诸报端,大量出版了齐的讲话文集和言论集。每当齐奥塞斯库讲话时,与会者都要数十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齐奥塞斯库—罗共”、“齐奥塞斯库与人民”等。开大会时,每位发言者,总理和部长们也不例外,都先赞扬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功绩。埃米尔·博布、杜米特鲁·波佩斯库、米乌·多布雷斯库等人更是厚颜无耻地极力吹捧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罗官方对他们的历史评价越来越高,齐奥塞斯库被塑造成罗马尼亚千年以来最伟大的领袖。齐奥塞斯库不仅个人大权独揽,唯我独尊,还把夫人、子女及其他亲属安排在重要岗位上,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有30多人在党政军经等重要部门任职,从而形成了家族统治。齐奥塞斯库执政以来,尽管功绩不小,但他的个人迷信、家族统治以及武断专横在党内和群众中引起了不满和非议,说个人崇拜是罗马尼亚民族的耻辱,罗国内也有一个神。也有人说他是“暴君”、“独裁者”,咒他早死。  齐奥塞斯库居功自傲、闭目塞听,在偏执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终在浑然不觉中滑向毁灭的深渊,也葬送了罗共和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事业。  1989年末,东欧大陆的动荡终于波及了罗马尼亚。在这一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后,罗马尼亚人民集会要求民主,受到齐奥塞斯库强力镇压,结果引发更大骚动。  1989年11月29日,罗马尼亚体操明星科马内奇出逃,寻求西方的庇护。到美国后,她将出逃的“恐怖经历”向西方新闻界公布。这似乎是一个前兆。  1989年12月,动乱反抗的导火索终于点燃了,这就是罗马尼亚西部边境重镇蒂米什瓦拉发生了骚乱。匈牙利族牧师特凯什·拉斯特,是维护罗马尼亚少数民族匈牙利族利益的持不同政见者。公开发表过反对当局的言论,当局遂对其百般刁难,解除其职务,令其迁出公宅,引起教徒及匈牙利政府的抗议。1989年12月15日,200名教徒聚众保护拉斯特免受迁居之辱。12月16日晚,数百名市民在教堂四周结队,反对强制搬迁。人群中呼喊出“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抗议活动迅速扩大为数千人的反政府大游行。游行者上街,砸毁齐奥塞斯库画像、雕像,与军警发生冲突。警方被迫使用高压消防水龙将队伍驱散,一些人被捕,很多人受伤。入夜,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举行紧急碰头会,齐奥塞斯库命令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上将第二天将坦克和装甲部队开人蒂米什瓦拉市进行示威。12月17日,蒂米什瓦拉市万余人再次上街游行,高呼“要自由”、“要面包”、“要热水”、“要暖气”、“打倒齐奥塞斯库”等口号,部分示威群众情绪难以平息,冲击了市政大楼,打碎玻璃、设施、推翻汽车,局势更加恶化。罗共中央执委会紧急会上,齐奥塞斯库再次强烈命令,国防部派坦克部队、摩托化部队对群众采取最严厉的措施。随后,内务部部队和军队开始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实行镇压,蒂米什瓦拉市与外界隔离,断电、断交通、关闭边境禁止旅游。西方国家及苏东各国纷纷报道这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法国《解放报》报道死亡人数为4000人,后经调查实际死亡人数为147人,受伤335人,失踪25人,这是推翻齐氏政权后新政权公布的数字。蒂米什瓦拉事件是继1987年11月布拉索夫群众大游行后,罗马尼亚国内酿成的第二起大规模冲突。  1989年12月18日,齐奥塞斯库照常飞往伊朗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同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举行了会谈。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未像往常一样随他出访。作为罗马尼亚政府第一副总理,她坐镇国内,控制事态发展。此时在遥远的德黑兰,齐氏还一再宣称:“我们的形势是稳定的。”  齐奥塞斯库从中东地区伊朗访问归来,发现蒂米什瓦拉的动乱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闹大了,并一发不可收拾,逐步向全国蔓延。齐奥塞斯库于1989年12月20日发表电视讲话说,蒂米什瓦拉发生的骚乱是流氓、暴徒煽动的,是以破坏国家机关和公共财产为目的的,这是恐怖行动,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势力相勾结,试图搞乱罗马尼亚的秩序与稳定。同时齐奥塞斯库签署命令,宣布蒂米什瓦拉市进入紧急状态。  同年12月20日晚,飞扬跋扈、过于自信的齐奥塞斯库决定21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群众大会,支持他在蒂米什瓦拉采取的镇压行动。他万万没想到,这次集会恰恰给愤愤不平的群众提供了上街闹事的良机。具有雄辩演讲能力、曾经在规模宏大的群众大会上一呼百应的齐奥塞斯库,想再次发挥这种威力。21日中午12点,齐奥塞斯库就在党中央广场召开了大规模的群众大会。  严冬的 12月,天色灰暗阴沉。十万人应召前来参加大会。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出现在党中央大厦阳台上,他情绪激动地说:“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蒂米什瓦拉流氓集团的动乱。”他不时提高声调,挥舞手臂,表示讲话的高潮。突然,广场某个角落喊出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口号声像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人们震惊了,齐奥塞斯库刚举起的右手,在空中停住了。电视转播中断了,留下了齐奥塞斯库举起右手的定格画面。一会儿,电视转播又恢复了,齐奥塞斯库以提高人们的工资福利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可是,“蒂米什瓦拉!蒂米什瓦拉!”的拥护声,“打倒杀人犯!”的口号声和嘈杂声汇成了一片,再也无法阻止。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包围了四周的街道,军官向群众喊话,命令他们散去。国防部长米列亚亲临指挥,他下令:“不准向人群开枪!”但是,布加勒斯特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彼特列斯库亲自跑到前 线来传达“最高统帅”的命令:“可以开枪,朝天开枪,先警告,如果不成,向腿部开枪!”不愿向群众开枪的米列亚在上下一起施加的压力下自杀了。齐奥塞斯库谴责他是“叛徒”,并且当天广播公布了他“畏罪自杀”的消息。军心震撼了。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没有按齐奥塞斯库的旨意去拦阻群众,维持秩序,反而壮起胆来“背叛”了他,偷偷下令军队撤回军营,给了齐奥塞斯库致命的一击。示威民众的情绪更加激昂,口号声、歌声响彻云霄,一起向党中央大厦冲击。终于,齐奥塞斯库夫妇和中央要员抵挡不住,撤离了党中央大厦。1989年12月22日中午,一架超载的“海豚型”直升机从大厦阳台上起飞,飞向斯纳戈夫别墅。飞机上除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还有中央常设局委员曼内斯库、博布、秘密警察头领尼亚果伊将军等。飞机先在斯纳果夫作了停留,曼内斯库和博布在这里下了飞机。 22日晨,直升机降落在博特尼。  布加勒斯特医生尼古拉·德卡驾驶一辆达契亚牌汽车,行驶在通向博特尼机场的一条破旧公路上。一位身穿灰色衣裳的高个子男人,手里拿着报话机站在汽车正前方拦住了汽车。这是埃列娜的警卫、安全官员伊万·马里安。马里安指给德卡看,原来齐奥塞斯库一行人正站在一架直升机旁边。尼亚果伊对德卡说:“把车钥匙给我。”德卡不肯给:“不,我驾驶。”齐奥塞斯库上了车,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埃列娜和尼亚果伊坐在后座,马里安没有再上车。在去格耶什蒂的路上,齐奥塞斯库对德卡说:“发生政变了。我们去组织抵抗,你愿意跟我们去么?”这时,尼亚果伊的枪正顶着德卡呢。德卡说:“我老了,又有病。我是一名医生,我还有三个孩子。”到了一个路口,尼亚果伊命令德卡说:“向右拐,朝特尔戈维什蒂方向走!”这时,全国各地通过电视广播,在刚成立的政权机构救国阵线的指挥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抓捕齐奥塞斯库的天罗地网。运载齐奥塞斯库夫妇的车来到弗格雷什蒂乡时,车子抛锚了。在一家居民门前,一位公民正在洗车,他叫尼·彼特利索尔。他的车是一辆黑色的达契亚车,牌照是2-DB—305。后来,这辆车也出了名,电视上宣布到处追捕这个牌照的汽车。从弗格雷什蒂乡到特尔戈维什蒂市还有7公里,齐奥塞斯库一行换了彼特利索尔的车,继续往前走。  到了特尔戈维什蒂。这里大批人正在准备反齐奥塞斯库的游行,要到皇宫去。尼亚果伊说:“停车,我去给第一书记格弗内斯库打个电话。”说着就下车去了。这时,齐奥塞斯库已经完全变成一个无依无靠、被抛弃的孤家寡人。尼亚果伊显然也是离开他们另找门路去了。  车子来到乌尔米乡。彼特利索尔不知再往哪儿走了。他们已是走投无路的逃亡者的齐奥塞斯库:“你们怎么办?我把你们带到哪儿去?”这时也只能乱闯的齐奥塞斯库对彼特利索尔说:“往特尔戈维什蒂走,那里有一个医药作物种植场。”那其实是县植物保护监察局。彼特利索尔按齐奥塞斯库的意思,把汽车开进了离钢材厂 500米远的这个监察局。在这里,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下了车。这时,人们都围在电视机前,刚刚知道齐奥塞斯库夫妇已经到了他们县,齐奥塞斯库就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人们都几乎惊呆了。  走进监察局大楼,齐奥塞斯库就寻找局长:“局长在哪儿?”监察局总工程师说是去打电话找援助,其实是报告了县警察局,后又移交给对门的军事单位,实际上此时,他们已经被捕了。接管国家权力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领导人有救阵主席兼临时总统扬·伊利埃斯库和临时政府总理彼得·罗曼,还有前第一副总理,后任参议长的伯尔勒迪亚努、前外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原罗共理论家布鲁坎等人。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后,为了尽快终止流血冲突,伊利埃斯库根据布鲁坎的建议,授权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成立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紧急程序,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25日中午,斯登古雷斯库抵达特尔戈维什蒂空军基地军营。他部署空降兵把守在空军基地司令部各个关键部门,并命令把驻军司令部改装为临时审判厅,把一间办公室布置为医务室。  1989年12月25日是圣诞节。下午1时,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组建的特别军事法庭在兵营内开始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审判团由7人组成。齐奥塞斯库夫妇完全否认这一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只承认大国民议会、国务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并在审判时拒绝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辩护律师问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否要求上诉。被告如提出上诉,罗马尼亚最高法院要予以审理,即使驳回上诉也要一周时间;被告不上诉,判决便是终审判决,处决立即执行。齐奥塞斯库对此不予理睬。由救国阵线指派的辩护律师还问齐奥塞斯库夫人是否有神经病。如果埃列娜说有,那法庭也不能对她进行判决。军事法庭必须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检查。这种检查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埃列娜说没有。特别军事法庭是以下述罪名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的:  一、大量屠杀人民,牺牲者超过6万名;  二、利用秘密警察来对付人民和国家,损害了国家的力量;  三、在各个城市制造爆炸事件,破坏建筑物和公共财产;  四、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  五、在国外银行存款超过10亿美元,并企图利用这笔巨款外逃。  当地时间12月26日下午4时,一支3人的行刑队执行枪决。据外电报道,行刑前,埃列娜曾向行刑士兵喊道:“你们怎能向我们开枪,我曾经那么关怀你们,我是你们的母亲。”一个士兵回答说:“不,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死我们母亲的凶手。”齐奥塞斯库拉了拉埃列娜,说:“不要再说了。”这对风雨同舟几十年的夫妇紧紧挤靠在一起。  枪声响了,两名犯人倒在血泊中……  审讯及枪决过程的影片很快在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流传,罗马尼亚的电视台也曾播出。在处决了齐奥塞斯库夫妇后,罗马尼亚立即宣布废除死刑。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5天后,二人尸体被秘密埋葬在根恰公墓。此后,罗马尼亚官方一直未确认二人的墓地所在,而其家属也因此对所谓墓地拒不承认。在齐奥塞斯库夫妇唯一在世的儿子瓦伦丁·齐奥塞斯库及女婿奥普雷安的要求下,罗马尼亚国家法医学院于2010年7月21日开启了二人墓穴并进行开棺验尸。后经DNA检测,根恰公墓中的尸体确系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体。  2001年,被强力部门没收多年的齐奥塞斯库家族财产经罗马尼亚最高法院判决归还他的儿子和女儿。 齐奥塞斯库的大儿子瓦伦丁是一个早在“十二月事件”前就已经出名的物理学家了,因此凭借一己之力足以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他还像年轻时那样,酷爱足球,是布加勒斯特星队的追捧者。只要是布加勒斯特星队的重要比赛,他必定出场。 齐奥塞斯库的女儿佐娅1990年8月获释后,被原单位拒绝接收,只好提前退休。当时由于住房和财产全部被充公,他们夫妇只得四处流浪,在亲戚、朋友家里过一天算一天。随着政局趋于平静,他们生活已经基本稳定,但佐娅很少出门。兄妹俩前几年一直在为自己被国家没收的财产打官司,最后都打赢了,佐娅在2001年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财产,而瓦伦丁也将很快得到自己过去收藏的不少艺术品。尽管直到今天,佐娅仍然拒绝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但她的名字却不断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原因是,她近几年一直在寻找父母的安葬之地,为此她甚至把当局告上了法院。尽管大家都认为,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坟墓就在根恰公墓,但佐娅并不这么认为,她一次也没有去那里扫过墓,她要求当局开棺进行DNA检查。不过,此事直到佐娅去世都还没有结果。他们所获得的遗产总价值不过五万美元,是齐奥塞斯库数年为国家服务的报酬。佐娅去世后,齐奥塞斯库夫妇唯一在世的儿子瓦伦丁和女婿继续为解开齐奥塞斯库夫妇墓地之谜奔走。  2008年10月14日,罗马尼亚议会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以97票赞成、13票反对和58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齐奥塞斯库国外存款的调查报告。调查委员会主席萨宾·库塔什指出该委员会在成立的两年内进行了大量调查取证,结果“所有调查证人无一例外地都认为齐奥塞斯库在国外没有存款”,究其原因,齐奥塞斯库当时对自己在国内的领导地位非常有信心,没有在国外存巨款的理由。罗马尼亚保守党议员德拉戈什·杜米特鲁甚至在议会发言中指出,齐奥塞斯库是一个“诚实的人”,与当今那些逍遥法外的“硕鼠”们相比,齐奥塞斯库不知要“诚实”多少倍。2008年,布加勒斯特上诉法院终审决定,要求罗马尼亚国防部出示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埋在根恰公墓的证据。经过多年的法庭之争,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家属不久前终于获得根恰公墓有关墓地的所有权,这为开馆验尸扫清了障碍。  2010年7月21日上午,罗马尼亚前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的遗体从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墓地中被挖出,并将经过DNA检测来确认两人的身份。  齐奥塞斯库的女婿奥普兰称:“今天,遗体将被挖出,用来取得DNA实验的样本。我们必须知道葬在这里的是不是他们。”当棺盖打开,人们看到了齐奥塞斯库被审判和处决时身穿的那件黑色大衣,大衣、特别是裤子膝盖处布满枪眼。人们还看到了齐奥塞斯库那顶标志性的羊皮帽。  2010年11月3日,据罗马尼亚天线3电视台报道,罗国家法医学院DNA检测结果显示,布加勒斯特西部根恰公墓两处墓穴里的确系前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骨。 霜夜时,横下铁心,出门去。  尘世间,妻儿固可恋;  壮士豪杰,岂可苟且偷生?  乍一读上面这首诗,颇有英雄舍生取义的豪迈之气,很容易让人心生钦佩。但是,如果大家知道它出自谁人之手,就不会这么想了。  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日本甲级战犯武藤章。  作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七大甲级战犯之一,武藤章在临死前的表现可谓甚是嚣张。从上面的绝笔来看,我们完全看不出此人有半点的悔意,反而在为自己的“侵略大业半路夭折”而惋惜。  而且,武藤章在上绞刑架之前,还在声嘶力竭地吼着“天皇陛下万岁!”,跟其他几个战犯的垂头丧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下面,咱就来看看这个狂妄之极、顽固之极的家伙,身上背负的那些血债。  早在1936年8月,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武藤章就已经是关东军大佐军衔,而在日军全面筹划侵略中国之际,武藤章又出任日军参谋总部第二课课长。可想而知,身居要职的武藤章,对于日军全面侵华的作战计划可以说是“贡献不少”的。  武藤章的作战风格,不同于那些深思熟虑的战略家,他的战术简单来说就是“追着打”。什么意思呢?武藤章力主以陆军部队长驱直下,趁着中国部队的溃逃而一鼓作气搞定华东战场。在此主张下,日军以极其迅猛的攻势兵临南京城下,并于1937年12月1日果断对南京城展开进攻。  说到这里,估计大家都能猜到武藤章所犯下的最大恶行了吧?没错,正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图:南京沦陷后,中国军队在城墙上留下的“誓复国仇”)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藤章与松井石根作为日本华中方面军的最高指挥官,浩浩荡荡地开进城来。没过几天,武藤章便下达了那条屠戮无数生命的指令:由于南京城外宿营地不足,日军官兵可以在南京市内随意选择宿营地。  换句话说:你相中了哪里,哪里就是你的!  这样一条命令,无异于打开了这群野兽的笼门,他们的残暴行径不仅不会被制止,反而还得到了上级的公开许可。结果我们都很清楚,30万南京同胞在一个月内殒命于日军屠刀之下,成为举世罕见的屠杀惨案。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武藤章这个恶魔!  除了南京大屠杀,武藤章还一手炮制了著名的“苏门答腊屠杀”和“马尼拉大屠杀”。  当日军正式对美宣战后,武藤章被调离中国战场,进驻苏门答腊。1942年4月,武藤章率领手下的近卫师团,突破当地的荷兰军队阵地,并下令屠杀了25万荷兰士兵和印度尼西亚士兵。  两年之后,武藤章又以日军驻菲律宾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的身份,在菲律宾与麦克阿瑟交手,结果准备不足的麦克阿瑟孤身撤离,留下十几万美菲士兵成了日军的俘虏。而武藤章又是采取了自己的老套路——屠杀,超过16万美菲士兵和平民被杀害。  就凭这些罪行,武藤章就算死十回恐怕都不够偿还的,然而在审判之初,这个家伙还在费尽心思地为自己开脱,声称自己没有罪。  但铁证如山,最终法庭给出了如下定论:“武藤章在任参谋长期间,日本军队对平民大搞杀害、刑讯和其他暴力行为,对待战俘和拘禁人员则是用饥饿、刑讯折磨他们,或把他们杀掉。武藤章对此等令人发指的违反战争规则的行为负有责任。”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武藤章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  一代恶魔,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享誉国际的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在20世纪50年代拍过一部很出名的影片,片名叫做《罗生门》,故事讲述一个武士之死,由强盗、武士之妻、目击农夫、武士亡灵,各自从自己的角度叙述事发的经过,但是各人的说法相互矛盾,令人真假难辨,一件简单的武士死亡事件,通过各色人等之口,变成了扑朔迷离的悬案。这部影片曾经风靡国际影坛,以致“罗生门”后来成为一个特有的名词,专指那些众说纷纭结论难定的疑难事件。日本人黑泽明不会知道,他在影片中虚构的日本古代武士之死的故事,在现代的中国有一个十分类似的真实翻版。  张灵甫之死,就是这样一出“罗生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各方一致认同的定论,至今仍是一宗悬案。  厚葬张灵甫  孟良崮战役结束时,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得到了张灵甫已死的报告,陈毅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打扫战场的第6纵队特务团遵命将张灵甫的遗体连夜抢运下山,随着部队一同转移,以供验明正身。  对这个劲敌之死,包括陈毅、粟裕在内的华东野战野首长们表现了胜利者的人道和宽容,陈毅指示第6纵队要将张灵甫妥善安葬,两天之后,在山东沂水一个名叫野猪旺的小山村山岗上,竖起了一座新的坟茔,这就是张灵甫的墓地。  下葬仪式上,74师的部分被俘将校被允许参加了仪式。  皮定钧传记描述:“皮定钧遵照上级指示,要政治部买一口好棺材,给张灵甫穿上新军装。找不到国民党的将军服,就穿解放军的服装。要把他的脸擦洗得干干净净。战死沙场的将军,应该得到一个军人的荣誉。政治部照办了。掩埋张灵甫以前,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向皮定钧请示一件事,六纵队俘虏的一个少将旅长和八个上校要求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师长张灵甫。皮定钧觉得,他们跟着张灵甫出生入死,现在都当了俘虏了,还要看看他的遗容,这种感情是难能可贵的。他同意了。”  这个场面,是谢胜坤主持的,皮定钧也到了现场。  一棵古树下,没有挖坑,放着一口半人高的大棺材。棺材是买来的,花了四百元钱的大价,十分华贵。棺材旁边停放着张灵甫的尸体,已经为他穿好崭新的军装,洗过脸,下颚部位的伤口也整饰过了。张灵甫身材高大,四方脸,眉毛很重,颇有一派将军相貌。  相形之下,担架显得小了点。九个将校走到担架旁边,围成半月形,跪下,全都哭了。风从树梢头刮过去,发出呜呜的响声,伴着压着嗓子的哭泣……  棺材盖打开了,里边铺着军被,两个战士把张灵甫的尸体放在棺材里。松树下很快出现一座半间房子高的坟,坟前树起一块木牌,上写: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将军之墓。  张灵甫死法之谜:自杀?被击毙?  在解放战争中,死于战场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不止一个,比较著名的,还有刘勘、黄百韬、邱清泉、戴子奇等人,而在所有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的死像张灵甫那样,会生出如此众多的不同传说,一再传出一些新的扑朔迷离的死法,对此争论不休。  张灵甫死后,蒋介石痛心疾首,惊呼:"真是空前大损失,能不令人哀痛?"为稳定军心、振兴士气,国民党对张灵甫大加颂扬:"灵甫见大势难支,乃召集各部长官至山岩指挥所当众宣示:'战局已无可挽救,自身决心以死报国,成我军人气节。',自杀成仁"。  蒋介石在《痛悼七十四师文》中说,七十四师"饮水断绝,粮弹绝尽,全师孤立,四面受敌,即在阵地相率自戮者计有师长张灵甫等高级将领20余人,悲惨壮烈"!  《全国解放战争史》对整编第74师和张灵甫的结局是这样交代的:“华东野战军突击部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于下午4时半将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全部、干净、彻底歼灭,击毙其师长张灵甫。”  华东野战军1947年5月30日由陈、粟、谭、陈联名致中央军委的电文称:“据最后调查证实:74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58旅旅长卢醒,确于16日下午2时解决战斗时,被我六纵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当场所击毙。当特团何副团长走近张灵甫等藏身之石洞,据师部副官出面介绍为张灵甫等人。现尚在俘官处可证。”  何凤山回忆说:“攻占洞口之后,我军以机枪、汤姆枪、手榴弹向洞内扫射、猛投,然后喊话命令投降。敌报话机台长回话:‘你们不要打了,张师长刚才向蒋委员长喊话求救时,被手榴弹炸死了。’又说:‘警卫队长刚冲出洞口也被你们击毙了。’当我们进洞后,果然发现张灵甫的尸体倒在报话机桌前,副师长蔡仁杰、第58旅旅长卢醒、副旅长明灿、第57旅团长周安义也被我击毙。”  作为一个国民党军的败将,张灵甫在孟良崮上已经做出了抉择,用他的行动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了句号。死者已矣,至于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其实已不重要了。 秦统一天下,并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给中国的历史发展留下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时秦朝赫赫有名的四大军团,更是在帝国的历史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陈胜吴广起义时,百万秦国锐士为何没有出动呢?  最精锐部队域外征战  公元前209年秋,大泽乡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爆发。  但战争期间,大秦帝国首都保卫战抵抗起义军的部队竟然是由囚犯与少量首都御林组成的杂牌军——骊山军团。秦灭六国时的百万锐士都到哪里去了?  原来,除了六国覆灭,天下一统,秦始皇还有两个目标——北击匈奴,南服百越。  匈奴骑兵强横,久为边患,百越蛮夷混杂、茹毛饮血,要想建立万世基业,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扔下,南征北讨看来已经是箭在弦上了。两相比较,当然是北强而南弱,所以北伐匈奴的任务交给了大将蒙恬。蒙家世代为将,忠心不二,蒙恬、扶苏率30万大军(长城军团)北击匈奴,长城军团是大秦帝国北方边境的勇士组成,秦末战乱前,沿长城布防以抗匈奴。  除了关中军团,长城军团实为大秦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多为骑马控弦之士,军队也是以老秦国军队为基础,皆乃久经战阵之士。据《史记》记载:长城军团最庞大时兵力达30万,秦末战乱时剩20万左右。长城军团战绩显赫,30万大军北伐,不到一年的时间击退匈奴700多里,夺取匈奴河套地区,屯兵于榆林。此时离秦始皇驾崩沙丘平台(公元前210年)及秦末战乱还不到5年。  秦末动乱发生后,长城军团第二任统帅王离(即王翦之孙)奉命领军南下平叛,长城军团渡过黄河进入雁门关太原地区,后主要在燕赵旧地作战。先是在赵国叛将李良的配合下攻灭了武臣的赵国政权,之后赵国贵族赵歇在齐国支持下又重建赵国,长城军团的对手变成齐赵联军。公元前208年9月,长城军团一部分人秘密南渡黄河,与濮阳骊山军团联合,于定陶击败楚军,并杀死将军项梁。不过这已经是长城军团最后的辉煌了。  次年,长城军团围困齐赵联军于巨鹿,巨鹿破城在即,项羽抢先一步破釜沉舟渡过漳河,切断了长城军团与骊山军团的联系,并在巨鹿城下给予师老兵疲的长城军团致命一击。最终主帅王离被俘虏,两位副帅苏角战死、涉间自杀,长城军团大部覆没,余部溃散。长城军团自王离接手后让人大失所望,王离虽有名将之称,但相比他的爷爷王翦,以及前任蒙恬,可以说算是个平庸之辈;且长城军团与章邯的骊山军团会合后,两军却没有一个统一指挥,各自为战。  杂牌军曾消灭陈胜军主力  骊山军团是秦末战乱中新建的军团,数量大概在20万上下,主帅是章邯。骊山军团于公元前208年初编成,主体是关中地区的农民以及骊山刑徒,武器装备直接取自武库,骊山军团的编成由关中军团直接监督,可能也有一部分为关中军团成员,尽管《史记》记载骊山军团都是骊山刑徒,但是综合秦朝当时的实际情况及后来的研究成果,全部为骊山刑徒的可能性不大,骊山军团于公元前208年初,同关中军团击溃周章军并杀周章,继而出关于12月攻陷张楚首都陈县,并消灭陈胜军主力,陈胜于城父被车夫所杀。  镇压陈胜起义军之后,章邯名声大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骊山军团要一鼓作气,进入旧魏国地区,攻克魏国首都,平定魏国地区的叛乱,击败增援魏国的齐楚联军,杀死魏王田儋。  公元前208年9月,骊山军团会和长城军团于定陶击败楚军,杀死项梁,取得了平叛的最大胜利。公元前207年初,骊山军团几乎扑灭了黄河南岸的所有叛军,并渡过黄河,攻占旧赵国首都邯郸并围困赵王于巨鹿。  这支杂牌军为何会有这么好的战绩?主要取决于四点:一、章邯军原本都是修陵和囚徒,到了战场上有立军功的机会,相当于戴罪立功,类似于死士;二、而当时虽然陈胜的起义军打到咸阳附近,但其实战斗力根本不高,沿途基本没有遇到大的抵抗才进展如此迅速;三、章邯军有关中军团部分组成,将领综合素质远胜于起义军;四、章邯军装备精良、后勤保障等强于起义军。  遗憾的是,在巨鹿之战的最关键时刻,骊山军团未能顶住项羽军的猛攻而溃退,直接导致长城军团腹背受敌,粮道被断,最终造成了巨鹿之战的惨败。  之后章邯统帅骊山军团退守安阳,收拢长城军团残部,至7月份,由于畏惧赵高迫害,章邯与骊山军团20万人投降项羽。在新安,项羽坑杀20万秦军,骊山军团彻底消失。  关中军团是秦军之精锐,也是秦帝国最后的屏障。关中军团的郎中令军为皇帝的亲卫军官团,卫尉军为皇宫保卫部队,中尉军为内史(京师)地区的卫戍部队,人数应该不会超过6万人。在公元前207年8月,刘邦率军进入关中地区,秦王子婴刺杀赵高并执政,派遣中尉军于峣关阻击刘邦,被刘邦所击败,最后子婴投降刘邦,关中军团几乎没有怎么作战便放下了武器。  50万秦军为何不北上救援  除了上述军团外,当年南下的一支军队——岭南军团。《史记》记载岭南军团约50万人,如今历史学界大多采信10万左右的数字。估计将军队、移民、徭役、运输的人数加在一起,可能有50万。  这支军队的素质应当为四大主力最差,因其主要是以材官(步兵)和楼船士(水兵)为主,几乎没有骑兵和车兵。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命任嚣和赵佗进攻百越各部族。赵佗东下番禺(今广州市),平定东越,设南海郡,任嚣任南海郡尉,赵佗任南海郡龙川县令。  公元前211年,赵佗自番禺率军沿西江西进,秦军势力至河内以南。由此,整个岭南地区从此划入了秦朝的版图。为了保持岭南的稳定,秦始皇命进军岭南的将士留守当地“屯戍”。  然而当农民起义爆发后,对实际统治岭南的任嚣和赵佗来说,他们也面临着三个选择:  一、勤王。岭南世外桃源,大军数十万,要说勤王,倒也有这个资本,但暴秦无道,天下苦之;  二、举义。这位“东南之主”如果北上以争天下,并不是没有机会,而任嚣无此雄心,他也不想残民以逞;  三、割据。岭南方圆数千里,足以自保,干脆与中原断绝联系,管他洪水滔天,等天下安定再说。  岭南军团最高长官任嚣曾派人考查过咸阳的情况,发现咸阳秦二世昏庸和赵高把持朝政滥杀忠良,朝廷内部一塌糊涂。思虑再三,任嚣决定走第三条道路。  于是他下令,以保存實力为理由:严禁军队北上作战,甚至还派重兵把守各个山关隘口。公元前208年,南海郡尉任嚣病重,他临死前把时任龙川县令的赵佗召来,向他阐述了依靠南海郡傍山靠海、有险可据的有利地形来建立国家,以抵抗中原各起义军队的侵犯;并当即向赵佗颁布任命文书,让赵佗代行南海郡尉的职务。  不久,任嚣病亡,赵佗向南岭各关口的军队传达了据险防守的指令,防止中原的起义军队进犯,并借机杀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们,换上自己的亲信。  秦朝灭亡后,公元前203年,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都城在番禺(今广州市)。  至此岭南军团再也没有北上中原,他们就这样人间蒸发似的,抛弃了自己为之征战多年的大秦帝国。 南斯拉夫曾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在二战后,成为国际上重要的力量,连当时的苏联都要忌惮,不敢轻易招惹。但是这个巴尔干猛虎国家,却在苏联解体之后也直接分裂成7个国家,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总结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个人,那就是创造南斯拉夫的铁托,他既是南斯拉夫的英雄,但同时也是南斯拉夫的罪人,亲手毁了南斯拉夫。为何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来看为何铁托是南斯拉夫的英雄。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当时的塞尔维亚和黑山抱团取暖,合并成了一个国家,此后不断吸收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在1929年组成了松散的南斯拉夫王国。这个国家一直很弱小,为此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很容易的占领,沦为殖民地。  是铁托带领南斯拉夫人抵抗德国的入侵,并且最终将德国实力赶出南斯拉夫,实现了南斯拉夫的独立。而且在铁托领导下,南斯拉夫经济工业快速发展,在二战后很快成为工业国家和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南斯拉夫的实力,连苏联都不得不让步,可见其力量。因此,是铁托创造了后世闻名世界的南斯拉夫,强大的南斯拉夫。  但是不可否认,也是铁托的私心最终毁了南斯拉夫,导致南斯拉夫解体。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铁托的出生说起。铁托1892年出生于当时的克罗地亚,当时还没有南斯拉夫呢。而克罗地亚人却是南斯拉夫的少数民族,为此,在铁托在位期间,实行了两个政策,以提升克罗地亚的地位,最终直接毁了南斯拉夫。  这第一个政策就是民族均等化。  通常来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体民族,而且主体民族人口越多占比越大,国家就越稳固。如我国汉族占据绝对主体,因此几千年国家稳固,再比如俄罗斯,俄罗斯族也占据主体,国家也很稳定。而当时的南斯拉夫主体民族是塞尔维亚人,占比45%,这个占比本身很不稳固,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样才能稳定国家。  但是铁托出于私心,不但不加强塞尔维亚人的力量,反而开始打压塞尔维亚,同时提升其他民族的力量。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塞尔维亚被削弱,到最后人口占比下降到了30%多,而其他民族占比大幅提升,使得主体民族优势荡然无存,这是南斯拉夫后来解体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到现在塞尔维亚的人都骂铁托,在塞尔维亚的网站上,很多批评的声音。  第二个政策是总统制度改革。  这个也很关键,俗话说“天无二日”,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最核心的领导,作为南斯拉夫来说,联邦总统最为关键,铁托做了几十年的联邦总统。但是在其死前,其却做了一个非常荒谬的安排,那就是轮流做总统。其直接弱化了联邦总统的权威,改成各民族轮流坐庄的游戏,其规定联邦总统在各民族轮流。  而且将军队,政治等权力下放,最终使得每个加盟共和国和地方势力大增。而且因为轮流做总统的关系,使得每个总统上台后都只加强本民族的力量,导致联邦管理的削弱。这也是在苏联解体后,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有实力挑战中央,举行独立的原因了,这一点铁托也是难辞其咎啊。所以从这个两点来看,铁托确实是南斯拉夫的罪人啊,这两项政策一实施,10年功夫,国家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了。 “黄俄罗斯计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俄罗斯帝国提出的一项鲸吞中国北方领土的方案,意图把长城以北变成"黄俄罗斯",后由于十月革命未能得逞。  19世纪末,当俄国在中亚方向的扩张受制于英国,不得不在征服中亚后改弦更张时,由于受地理条件限制,俄国无法在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分一杯羹,1897年俄国又与奥匈帝国签订协定维持巴尔干现状,远东的中国成为俄国当时唯一的扩张方向。 沙皇俄国“黄俄罗斯计划”示意图。  为了让俄国转向东方扩张,减轻德国东部边境压力,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向他的表兄弟沙皇尼古拉二世大肆鼓吹“黄祸”。在1895年给尼古拉二世的一封信中,威廉二世宣称俄罗斯的命运就是:“开垦亚洲大陆和捍卫欧洲,免受大黄种人的侵犯。在这方面你将会看到我是永远站在你这一边,随时准备尽我的最大力量来帮助你的……俄罗斯的伟大未来,就(在于)垦殖亚洲和捍卫十字架以及古老的基督教欧洲文化,免受蒙古人和佛教的侵犯……。”  在此之前,19世纪中叶俄国扩张方向由美洲重返亚洲后,俄国国内以叶斯佩尔·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东方人派”,为俄国在远东、中国的扩张完成了舆论准备与意识形态支持。他们通过大肆宣传:“俄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关系要比它和欧洲文化关系更为密切,并且觉得把东方合并到俄罗斯帝国里,使两者融合起来,是俄国的历史使命。”  乌赫托姆斯基作为尼古拉二世的老师,其向东方扩张的观点对尼古拉二世影响极深,在其鼓动下1891年尼古拉二世以皇太子身份访问远东,在日本的遇刺又增加了尼古拉二世对黄种人的仇恨,为俄国激进的东方扩张政策以及未来的战争埋下了伏笔。1894年尼古拉二世即位后,一个以征服中国北部尤其是东北的“黄俄罗斯计划”出炉,意图在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即乌克兰)、白俄罗斯之外,增加一个黄种人组成的“黄俄罗斯”。  在当时的俄国政府内部,尽管推行”黄俄罗斯计划“向东方扩张成为共识,但也存在以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为首包括乌赫托姆斯基在内的温和派,以及以陆军大臣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御前大臣亚历山大·别佐伯拉佐夫为首的激进派。温和派主张和平渗透,步步为营蚕食中国,连接俄国欧洲部分与太平洋岸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即是维特的手笔。激进派主张以军事手段占领满洲、控制朝鲜。  在温和派主导下,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维特一手策划了俄国、法国、德国三国联合还辽,阻止了日本割让辽东半岛的企图。进而,维特又以与中国结盟对抗日本为条件,于1896年利诱出席尼古拉二世加冕礼的清政府使臣李鸿章签署《御敌互助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获得了修筑横穿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中国东省铁路的许可,从而使西伯利亚铁路缩短450英里,节省经费3,700万卢布。以中东铁路为契机,俄国又获得了铁路沿线的行政管辖权,俄国军队名正言顺地进驻满洲。同年,俄国以共同排斥他国为条件,从日本手里获得了朝鲜的共同管辖权。  1897年,德国以两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为借口,突然出兵占领青岛,次年强迫清政府签署《胶澳租界条约》,租借青岛99年,从而掀起了各国瓜分中国的狂潮。尽管当时维特极力反对瓜分中国,俄国还是对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1898年,俄国军舰以协助清朝抵御德国为借口进入旅顺,事后迫使清政府签署了《旅大租地条约》,获得了旅顺、大连25年租借权。  几个月后,俄国又迫使清政府签署了《旅大租地续约》,取得了修筑中东铁路南线即哈尔滨至旅顺铁路的权利。由此,俄国将势力由北满扩展到整个满洲,大有独吞整个中国东北的势头,这严重影响了日本在中国东北乃至朝鲜的利益,日俄矛盾在逐渐积聚。以1898年为分界线,俄国激进派逐渐压倒温和派,获得了在远东扩张的主导权。  1899年,中国爆发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次年英、法、德、美、日、俄、意、奥组成联军镇压,库罗帕特金兴奋地高呼“必须利用这个计划夺取整个满洲”。1900年6月,俄国驻中东铁路沿线军队由千余人增至1万人以上。7月,尼古拉二世自任总司令,库罗帕特金任参谋长,下令俄国各军区进入战备状态,调集12个军区17.7万俄军分五路侵入中国东北。当年12月15日,俄军占领中朝边境鸭绿江口的安东(即今辽宁丹东),中国东北全境落入俄国之手。  在占领东北的同时,1900年9月,时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的乌赫托姆斯基与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秘密会晤,要求清政府将东北作为一个政府划归俄国势力范围,实际是诱使清政府同意俄国独占东北,但未能如愿。乌赫托姆斯基又试图谒见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也未能如愿。11月,属于激进派的俄国东北占领军司令、关东州总督兼太平洋舰队司令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夫一手炮制了《奉天暂且交地章程》九条,并强迫清朝奉天省地方政府签了字。名义上俄国将奉天交还中国,实际却以条约形式剥夺了奉天省的所有主权,同时还肯定了俄国对东北殖民的既成事实。  尝到甜头的俄国试图将这一模式推广到东北全境,1900年11月13日,在维特、库罗帕特金以及外交大臣弗拉迪米尔·拉姆斯多夫参加的高层会议上,又炮制了《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俄国不仅要独占中国东北,还要将蒙古、新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1901年1月,在与清政府商讨从东北撤军的谈判中,俄国抛出了这份《原则》,强迫清政府签字。清政府在各方舆论压力拒绝签字,并废置了《奉天暂且交地章程》。4月,俄国发表声明愿意从中国东北撤军,但直到1902年4月在列强的干涉下,俄国才与清政府达成《交收东三省条约》。约定东三省归还中国,在18个月内,以6个月为一期分三期将俄军全部撤出东北。  面对俄国在中国咄咄逼人的扩张,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的外交政策,开始寻求结盟。最终,英国选择了与俄国在中国东北、朝鲜殖民矛盾不可调和的日本,1902年1月英国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有效期20年。日本在与英国结盟前,1901年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前往圣彼得堡,谋求缔结俄日协定,但他未能获得俄国对日本在朝鲜支配地位的明确承认,日本随即决定与英国结盟。  1902年10月,《交收东三省条约》墨迹未干,尼古拉二世即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延期从中国撤军。1903年4月,温和派维特升任帝国大臣会议主席,名义上为俄国宰相,实际却被排挤出决策层。同月,俄国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作为继续撤军的条件。与此同时,尼古拉二世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一旦清政府拒绝要求,将向东北北部增兵。5月别列勃拉佐夫出任国务大臣,8月阿列克谢耶夫出任远东总督,从决策层到执行层,俄国的东方政策全面由激进派掌控,军事扩张成为俄国唯一选择,与日本的战争已不可避免。10月,俄军再次占领奉天。  1903年,日本与俄国交涉,要求俄国撤军,遭俄国拒绝,谈判破裂。尽管此后日俄举行了多次谈判,但对双方而言只不过是为开战争取时间而已,双方的扩军备战从未停歇。1904年2月,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旅顺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清政府无奈宣布中立。经过一年多的战争,俄国海陆军大败,日本陆军也筋疲力尽,无力再战。1905年9月,在美国斡旋下,日俄达成《朴茨茅斯条约》,日俄战争结束。  根据协定,日本割占了库页岛一半,接收了旅顺、大连、辽东半岛及南满铁路的租借权,满洲的行政管辖权归还清政府,俄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属于日本势力范围。俄国势力被排挤出南满,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得到遏制,“黄俄罗斯计划”破产。然而,俄国转身又策动了外蒙古独立。  东方的扩张被遏制后,俄国将注意力投向欧洲,欧洲局势趋于激烈,先后形成三国协约与三国同盟,最终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政府在战争中被推翻。新成立的苏维埃俄国,尽管一度宣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却很快就成为俄罗斯帝国广阔疆域的继承者,只不过双头鹰被镰刀锤子照耀地球取代。 历史之所以被研究,是因为现如今的已经形成的观点,看法都是来源于历史,而持续不断的研究历史,是判断这些观点对错的唯一方法,再加上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就是“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在中国的历史上,下一个王朝的胜利者,也可能会出于某种需要,去抹黑上一个王朝,真相就这样被尘封了起来。  在我国历史当中,有这样四件事,一直被后代人所误解,甚至流传度极广,以至于“骗局”代替了“真理”,其实这些骗局,仔细分析一下,的确是疑点重重。  一、明朝朱棣诛杀方孝孺“十族”  大家都知道方孝孺受到朱元璋聘用,指导辅佐建文帝朱允炆,后来朱棣叛变,夺取皇位,命方孝孺写登基诏书,方孝孺一身孝服现身,并且大骂朱棣谋朝篡位,朱棣一怒之下杀了方孝孺“十族”,好像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明史》在很多朋友的眼中是一部“黑化”明朝的书籍,但就是这样一部书籍里面都没有有关“诛十族”的记载,反而在祝枝山写的《野史》里面出现,不知怎么就成为了现如今的真相了。  二、康乾盛世  其实这也是一个骗局,好名声全让康熙,乾隆占了,一辈子勤勤勉勉,操心劳肝的雍正皇帝倒成了“臭名远扬”的皇帝,这里倒不是说,康熙,乾隆是昏君,只不过,康熙时代,连年征战,国库亏空,雍正接下这个“烂摊子”,励精图治刚有点存款,就被乾隆接手了,接下来满清王朝发展的走势,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三、焚书坑儒  从字面上看就是,烧书籍,埋书生,挑明了就是说秦始皇残暴霸道,在这里要为秦始皇澄清一下,当时杀得的确有儒家弟子,但是大部分都是江湖术士,还有“焚书”这件事情,我相信历朝历代多多少少都会有,哪个开国皇帝想把丑事流传后世,但是谁让秦始皇是第一个皇帝那,后代很多人都会干的事,就他自己把这个“黑锅”就这么背了几千年。  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朝把儒家思想,当做最为正统的思想,历史上都认为汉武帝推崇这个政策,但是如此重大的事情,和汉武帝同时代,同时又是董仲舒弟子的司马迁,在自己的《史记》当中,除了写汉武帝尊崇儒学,没有一点其它相关的记载,反而是200年后东汉班固的《汉书》里面出现了原话,要知道班固本身就是儒家世家出身,不知道他这么写,是不是有“抱汉武帝大腿”的嫌疑。 公元726年,渤海以北的黑水靺鞨(位于黑龙江沿岸)派使臣前往唐朝上贡,唐玄宗一高兴,就决定设立黑水州,派遣长史镇守这个地方。  对于大唐来说,这是好事。可是对于渤海王国来讲,就不那么妙了。为什么?渤海国刚好位于大唐和黑水之间。得知这个消息后,渤海王大武艺非常不满地说:“以前黑水很懂事,到突厥请吐屯(官名),都知道先向我们报告,现在好了,与唐通谋,这是要害我啊?”于是,大武艺派自己的弟弟大门艺领兵,准备攻打黑水。  大门艺在大唐当过多年质子,忠君爱国的思想早已深入心中。一来,渤海是唐的属国,黑水也已经得到唐朝的册封,去攻打这个拐着弯的盟友,和唐朝对着干,道义上行不通;二来,唐朝兵多将广,一旦结下仇怨,那是自取灭亡。  但是大武艺坚持要打,大门艺只好带兵一路往北。大门艺到达边境后,还上书劝哥哥不要轻举妄动。大武艺看弟弟这么不愿意合作,于是派堂兄夺了大门艺的元帅印,并下令让大门艺回渤海国,要对他下手。  大门艺听到消息后,只好奔向大唐。唐玄宗很高兴大门艺能有这等觉悟,便封他为左骁卫将军。大武艺见弟弟竟然敢投奔唐朝,于是派使者前来,上表历数大门艺的罪恶,并强烈要求唐玄宗诛杀这个叛徒。  区区渤海国,不但敢攻打大唐册封的黑水,竟然还指手画脚,要把大唐的武将给杀掉,唐玄宗怎么可能会答应?人不能杀,但又不便直接与渤海国对着干,于是唐玄宗秘密地把大门艺送到安西去,并且对渤海的使臣说已经将大门艺流放到岭南了。但不知怎么的,大武艺竟然知道了实情,他又上表声称:“大国理当向人显示信用,怎么能做这种欺诈骗人的事呢?”坚持要求唐朝杀掉大门艺。这一句话,噎得唐玄宗无话可说。  但尴尬已经产生了,总得找个台阶下,唐玄宗下令彻查。原来是鸿胪少卿没管好属下的嘴,把大门艺的行踪泄露了出去。于是相关人等全部被降职。最后,唐玄宗还是把大门艺暂时流放到岭南去了,算是给大武艺一个交代。  然而大武艺对此并不满意,他大举兴兵,攻打登州。唐玄宗也火了,直接派大门艺赶赴幽州征兵,又令新罗起兵攻打渤海南境,同时,渤海以北的黑水、室韦又派出五千骑兵相助。最终,大武艺不得不退兵。只是,大武艺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此后多年,他都一直派刺客追杀大门艺,还好有唐玄宗的保护,刺客才没得手。  大唐对付渤海国的暗杀,那是小菜一碟。渤海王不依不饶,是小家子气,但是唐玄宗这事,也做得不大气。  对这次大门艺事件,司马光难得说了一通批判的话:大国征服四方,靠的不仅是兵力上的优势,更多的还得靠威望和信誉。大门艺不攻打黑水,既是忠于大唐,又是忠于渤海,他前来归附,身为大唐天子,要做的不是偷偷摸摸地把他藏起来,而是明察事情的经过,是奖是罚都得理清楚。  结果唐玄宗威望不足以让大武艺降服,恩泽又不能庇护大门艺,反而效法小人骗人,自己颜面无存,却拿几个鸿胪寺的官员出气,更丢脸。 皇太极时期正式出现了“议政大臣”的职名。皇太极有意识地抑裁大贝勒们的权力,并逐步提高议政大臣们的地位,当时奉谕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人,其爵秩资格已经降低为可以委派贝子级的贵族充任。  这显然是为了吸收较低级的贵族参与军国大政以削弱八和硕贝勒的势力,并便于控制。清王朝统一全国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有较多的增加,皇族中除亲王﹑郡王﹑贝勒参加议政外,贝子及公一级也有参加议政的。议政大臣除满洲八旗的旗主和大臣外,六部满﹑蒙尚书也列为议政大臣。其它如皇帝的侍从官员──内大臣﹑侍卫,以及王﹑贝勒府中的长史﹑旗下闲散等,也有被列为议政者。  汉军八旗的大臣等人也曾一度参预议政。当时在内廷还专设“议政处”,作为议政王大臣的办公处所。凡军国重务,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其议政形式有二:一为廷议,一为交议。在清王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用兵频繁,军情险急,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重大决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最初议政王大臣权力极大,皇位继承这样的重大决策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决策皇帝不能更改,甚至议政王大臣有权罢免皇帝。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象征着亲贵权力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必然与皇权产生矛盾。雍乾时期,皇帝专政集权体制已经发展到顶峰,作为军事民主合议制残留物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当然已无存在的必要。它的趋于衰败以至最后披裁撤,乃是必然的。 清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雏形出现于努尔哈赤创建后金之时。1622年(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努尔哈赤按照部落贵族共同议事的传统,令八旗旗主即八大贝勒(亦称八王)“共治国政”,参加后金的决策会议,共同处理军国要务。第二年,又设八大臣以辅佐之,称议政大臣,与八旗旗主一起议政。皇太极嗣位后,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有意识地抑裁大贝勒的权力,并逐步提高议政大臣的地位,“设八议政大臣……总理一切事务,与诸贝勒偕坐议政”(蒋良骐:《东华录》卷1)。1637年(崇德二年),最后确定了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中央辅政机关的地位。为了加强君主专制,雍正时设军机处,由皇帝选调亲信大臣组成。军国大事完全凭皇帝裁决。  清王朝统一全国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有较多的增加﹐贵族中除亲王﹑郡王﹑贝勒参加议政外﹐贝子及公一级也有参加议政的。议政大臣除满洲八旗的固山额真和大臣外﹐蒙古八旗(见八旗制度)的固山额真及六部满﹑蒙尚书也列为议政大臣。其它如皇帝的侍从官员──内大臣﹑侍卫﹐以及王﹑贝勒府中的长史﹑旗下闲散等﹐也有被列为议政者。汉军八旗的大臣如范文程﹑宁完我等人也曾一度参预议政。当时在内廷还专设“议政处”﹐作为议政王大臣的办公处所。凡军国重务﹐不由内阁票拟者﹐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其议政形式有二﹕一为廷议﹐一为交议。在清王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用兵频繁﹐军情险急﹐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重大决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中国清代前期满族上层贵族参与处理国政制度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正式称帝,将原来的旗主贝勒全部封王,并令除八旗固山额真继续兼议政大臣外,每旗另设议政大臣三员,议政大臣的职名正式出现。  此后,清王朝宗室贵族中的王与八旗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共同议政的形式,即称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因参与议政的还有贝勒等人,故又称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议政”是一种正式的职衔,必须经过皇帝的任命。同样,在必要时,皇帝也可以撤销某一贵族及大臣的议政资格。最初议政王大臣权力极大,皇位继承这样的重大决策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决策皇帝不能更改,甚至议政王大臣有权罢免皇帝。像多尔衮、鳌拜这样位高权重的大臣都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骨干。  清王朝统一全国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有较多的增加。蒙古八旗的固山额真及六部满、蒙尚书也列为议政大臣。凡军国重务,不由内阁票拟者,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其议政形式有廷议和交议。顺、康时期,由内阁处理政务,而雍正苦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利太大而导致皇权不稳,于是又设立军机处,作为赞襄皇帝决策的机构,牵制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使权力日益集中于皇帝。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 ,议政王大臣职名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也随之消失。 现在战争很多都是装备决定,有先进的装备基本必胜无疑,但是有时候先进的武器并不能解决问题,也未必占据优势。如下面这场战争,被称为“丰田战争”或者“皮卡战争”,卡扎菲9万大军,在飞机坦克武装下,被乍得丰田皮卡军打的大败,死伤万人,惨败而归。  这场战争发生在1987年,当时利比亚在自己的南部邻国驻扎了1万军队,以支持北部的乍得反对派。当时的卡扎菲军队驻军,有几百辆T50先进坦克,60多架战斗机,还有很多直升机。这些军队帮助乍得反对派曾经取得巨大的胜利,但是到了1986年,乍得政府军取得胜利。  而卡扎菲仍然占据乍得北部,以造成实际控制。为此,乍得不断抗议,但也不敢轻举妄动,毕竟卡扎菲有钱有武器。而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反对卡扎菲,不断支持乍得出击。于是乍得在1987年鼓起勇气,集结了30000人的大军,而且是清一色的丰田皮卡军,上面装了机枪和反坦克炮,这已经是乍得最先进的装备了。  当时这30000人攻击利比亚10000多人驻守的乍得北方地区,第一战就是重镇法达,这里有5000利比亚军队,100多辆先进坦克。当得知乍得派出皮卡军的时候,卡扎菲差点笑出来。因为坦克对皮卡,这完全就是不一个层级,那是不是大象踩蚂蚁一样。  但是战争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利比亚装甲旅被乍得丰田机动部队全歼,百余辆坦克和步兵战车被击毁,还有十余辆被俘。而乍得机动部队的损失仅为3辆丰田皮卡,举世震惊,为何会出现如此状况呢?  主要是乍得军队充分利用机动性,在坦克面前快速移动,使得卡扎菲的坦克根本瞄不准也打不中,而无数的皮卡倒是随时能向坦克反动攻击。在战争中本来占据优势的坦克,成了一堆废铁。最后乍得军不但将卡扎菲驻军赶出乍得,还直接打进利比亚。  当时卡扎菲调动了9万军队,但是都被乍得皮卡军打败,最终的伤亡达到了惊人的1万多人。而乍得皮卡军倒是只伤亡了1500多人,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皮卡围攻坦克的先例,因此,这场战争被称为丰田皮卡战争。此战彻底将卡扎菲的野心打掉,其想兼并邻国,成立阿拉伯联合国家的努力彻底失败。 恐怖分子爱开车,但只开一种车,不是坦克,也不是装甲车,而是丰田皮卡车。丰田皮卡车是一种纯民用车辆,不想竟与AK-47步枪、RPG火箭筒共同构成了恐怖分子三大标配,这是什么道理?一切都要从打败了卡扎菲上校的那场战争讲起——1987年的“丰田战争”。  这次战争因为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拒不承认乍得总统哈布雷的合法性,并于1983年占据乍得北部而开始。乍得是非洲内陆国家,很穷,很乱,当时正在打内战。乍得的奥祖,有许多可以用于造原子弹铀矿。 很巧,此地又恰好挨着利比亚。虽然渴望获得核武器的卡扎菲早在10多年前就强行吞并了此地,乍得内战开始后,卡扎菲找了个机会,介入内战。  卡扎菲派出了引以为豪的装甲部队——近万名士兵、300多辆坦克、60架战机。对于连士兵穿鞋的问题都没解决的乍得国民军而言,这是一支极其强大的侵略军。但他们不怕,因为他们有西方国家的支持。而且,他们还有丰田皮卡。  最初的战事朝着对卡扎菲上校有利的方向发展,只是由于法国的军事介入,他的远征军不能越过北纬15度线向南进攻,只得在所控制地区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企图将占领合法化。  然而,当历史车轮前进到1987年,卡扎菲上校的霉运开始了。傀儡政权第一个反了,利比亚远征军成了乍得沙漠中的孤军。西方国家趁机加大对乍得国民军的军援,鼓动其对利比亚侵略军动武。  于是,在1987年元旦之夜,乍得国民军坐着丰田皮卡悄悄出发了。他们的攻击目标是名为法达的乍得北部重镇,守卫那里的是利比亚的一个装甲旅,装备有100多辆坦克和步兵战车,实力强大。在数次袭扰之后,1月2日凌晨,乍得国民军与恼怒的利比亚装甲旅在沙漠中展开了正面会战。  利比亚指挥官通过侦察机的报告得知,数千来敌正坐着几百辆丰田皮卡朝他们杀过来,卷起滚滚黄沙,貌似很有气势。但那只是丰田皮卡啊!与自己手中的苏制T-55坦克相比,完全是玩具一般的存在。  利比亚指挥官通过侦察机的报告得知,数千来敌正坐着几百辆丰田皮卡朝他们杀过来,卷起滚滚黄沙,貌似很有气势。但那只是丰田皮卡啊!与自己手中的苏制T-55坦克相比,完全是玩具一般的存在。  但是这名狂妄的指挥官很快就开始为自己的轻敌而叫苦了。那些丰田皮卡如同蚂蚱一样四处乱窜,T-55坦克的100毫米火炮根本没有锁定目标的可能。更可怕的是,在这些丰田皮卡逼近之后,纷纷开始闪出亮光,似乎是朝着利比亚军队发射了什么东西。是导弹——法国秘密援助的便携式“米兰”反坦克导弹。  只见乍得丰田机动部队朝着利比亚那些正左右晃动炮塔的坦克和步兵战车一通猛射。悲剧了。利比亚十余辆坦克和步兵战车被击中起火。余下的还来不及反应,就被飞驰的丰田机动部队贴上了身。如同在练习移动打靶一样,乍得的战士快乐地坐在丰田皮卡上,将一辆又一辆利比亚坦克“开罐”。笨重的坦克和步兵战车在完全跟不上高速移动的丰田皮卡,又挡不住反坦克导弹的近距离攻击的形势下,除了等死,只有奔逃。  于是,有坦克装甲作战史以来最为奇特也最为屈辱的一幕出现了:1987年1月2日,乍得北部沙漠,数十辆坦克和步兵战车被数百辆丰田皮卡追杀得屁滚尿流。  1987年的战争使得利比亚军队遭受极大损失。根据美国的统计,利比亚损失了十分之一的部队,7500名士兵死亡,价值15亿元的军事设施被摧毁或俘获。  这场战争令丰田皮卡在非洲、中东封神,开始成为全球反政府武装和叛军的标准战车。恐怖分子也爱上了这种结实耐用、故障率极低、改装潜力巨大的民用交通工具,以至于丰田“有路就有丰田车”的广告被改成了“有战争就有丰田小皮卡”,“小皮卡是穷人的装甲车”。  近些年,在中东最火的车是丰田Hilux,火到连美国《新闻周刊》专门写了一篇报道来解释为毛中东团伙现在如此钟爱这辆车,此文大概是说:当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持续了几年之后,一位名叫David Kilcullen的专家去到中东,然后他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他开始意识到阿富汗的武装团伙们都有一个特别的纹身,这个纹身不是塔利班,不是阿富汗,而是加拿大的枫叶!  某网友在加拿大干了7年进出口贸易,专门销售日本的汽车和汽车零件,他表示几乎所有的日系车的打包成本都十分的低,唯独一个例外,就是Hilux。于是这个哥们开始意识到,这些Hilux的不是作为普通民用车辆来进行进出口贸易的,而是作为军用装备在市场上流通。  《新闻周刊》给出的观点就是,这些车都有着一个小小的枫叶标志,是因为都是走着正轨合法的画国际易手续来到中东的,而且还是加拿大政府主持的交易。起初的一批Hilux因为其优秀的质量和可靠性,在中东战区获得了一致好评。于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那个枫叶标志满满成了中东战区中代表质量和可靠性的标签,越来越多的海运进口Hilux上出现了枫叶标。可以说这辆车在中东地区的大规模亮相,少不了加拿大的推波助澜。  Andrew Exum曾服役于美国陆军游骑兵,目前在某私人安保公司任职,他表示不仅仅在中东有着大量的Hilux,这车几乎无处在,这是汽车界的AK47。除了皮卡通用的优点耐操和易修理以外,这辆车有着一个其他皮卡难以拥有的优点,即增强战斗力。除去后备箱超大的空间,该车型的中央车顶由于其设计特殊,可以轻易的改装成.50机枪的机枪架,甚至改装成轻型火箭发射器。以上的特点,使得该车不仅能作为运载货物的皮卡,也能作为移动轻型步兵战车,移动轻型小型坦克来使用。  如此看来,除了AK47神教,RPG神教(苏制火箭筒)以外,又有一个新的Hilux神教要建立了。 丰田战争,是史学界对乍得和利比亚两国于1987年发生在乍得北部和乍利边界的武装冲突的最后阶段的称呼。由于乍得军队利用丰田卡车增加其机动灵活性对抗利比亚军队而得名。  1986年,乍得"民族团结联合政府"开始反对利比亚,利比亚失去了在乍得军事存在的理由。哈布雷认为统一全国的机会来到了,就于当年12月命令自己的军队越过北纬16度线,与正在提贝斯提高原和利比亚军队作战的"民族团结政府"军队会师。1987年1月2日,双方在乍得北部城市法达展开激战。当地的利比亚警备部队被歼灭。在三个月内,哈布雷的部队通过游击战法和大会战的结合运用,几乎收复了整个乍得北部。在以后几个月,乍得军队连战连捷,1987年9月,双方签署协议,宣布停火。在此以后,有争议的"奥祖地带"的归属问题也开始解决,最终由国际法庭在1994年判给乍得。  本次战争因为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拒不承认乍得总统侯赛因·哈布雷的合法性,并于1983年占据乍得北部而开始。利比亚支持乍得的"民族团结联合政府"来以武力推翻哈布雷。但是这项计划由于法国的干预而被打断。法国军队将利比亚军队抵挡在北纬15度线以北。  1987年初,利比亚在乍得的军事力量还相当可观,有8000名士兵,300辆坦克,很多多管火箭发射器。还有米-24直升机和60架战斗机。这些武装力量没有统一的领导,他们分别受南方行动小组(2500人)和驻法亚-拉若的东方行动小组指挥。  利比亚军队原指望能够与他在乍得的同盟互相支援,使得他的乍得盟友能够重新夺取政权,但是到了1987年,由于对乍得形式的误判,卡扎菲失去了自己的盟友。由于担心自己被军事政变推翻,卡扎菲并没有能够在军队组织性上作出改善。这使得利比亚部队迟迟无法达到职业化标准。  利比亚人更大的挑战是日益强大的乍得国民军,这支军队有一万多机动灵活的部队,也有成熟的指挥员,如伊德里斯·代比(现任乍得总统)、哈桑·贾穆斯和总统哈布雷本人。乍得本来没有空军,只有一些反坦克炮和其他防空武器,但是1987年,法国空军的加盟使得利比亚空军几乎不敢出战。最主要的是,乍得有400多乘坐丰田卡车的、装备有反坦克制导炸弹的及其机动灵活的部队。这就是"丰田战争"这一名称的来历。  哈布雷把第一个攻击目标设定为军事保护很好的利比亚驻法达的通信基地,那个基地有2000名利比亚人以及一些装备精良的利比亚在乍伪军"乍得民主革命会议"士兵把守。30岁的军事指挥官哈桑·贾穆斯,集结了大约4000—5000士兵进攻法达的据点。由于士兵素养较高,且熟知地形,贾穆斯的军队对据点发动了正面袭击,同时又利用军队的机动性,将利比亚据点团团包围,并击败了利比亚部队。在战斗中,利比亚军队784人被打死,100辆坦克被毁,乍得方面仅50人战死。  这场意外的失败给了卡扎菲当头一棒。他于1987年1月4日将预备役人员全部动员起来。他还命令利比亚空军轰炸了位于北纬16度线以南的阿拉达。法国空军空袭了瓦迪·杜姆,摧毁了当地的利比亚雷达设施,使得利比亚驻乍得的空军几个月搞不清目标。卡扎菲还派上了革命卫队,直至1987年3月,利比亚驻乍得的军队数量达到了11000人。  1987年3月,位于瓦迪·杜姆的利比亚空军主基地落入了乍得之手。乍得出动了装备有机枪和反坦克炮的卡车部队,在贾穆斯的率领下,占据了这个有5000人、坦克、装甲车以及地雷阵保护着的空军基地。分析家估计,仅1987年的前三个月,就有3000多名利比亚士兵被打死、俘虏或掉队。大量坦克、武装运输机、战斗机被缴获和摧毁。有的时候利比亚空军飞机轰炸自己的设施,从而避免使它落入敌手,在瓦迪·杜姆,大量利比亚士兵在逃跑过程中踩到自己埋下的地雷而死亡。  瓦迪·杜姆的陷落,对利比亚军队来说是个极大的打击,被大多数乍得盟友抛弃的利比亚军队在外国孤军奋战,而且还失去了空军掩护。利比亚军队还暴露了自己不能应付机动部队的弱点。为了避免使自己的军队遭受更大损失,在卡扎菲的命令下,利比亚军队开始从乍得北部撤出,在法亚-拉若,这个沦为利比亚侵略司令长达四年的城市,现在随时有陷入包围的危险,3000名驻法亚-拉若的利比亚士兵,连同瓦迪·杜姆战役的幸存者,向北撤入利比亚国内,卡扎非急忙宣布,利比亚在乍得的使命已经结束,现在轮到乍得的反对派自己与政府作战。  美国对"丰田战争"的结果颇感兴趣,国内要求利用哈布雷打垮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后来哈布雷到访华盛顿,美国向他提供了价值320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甚至包括地对空导弹。  1987年的战争使得利比亚军队遭受极大损失。根据美国的统计,利比亚损失了十分之一的部队,7500名士兵死亡,价值15亿元的军事设施被摧毁或俘获。 从血统来说他们都是妥妥的斯拉夫人,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等等,导致了三者的宗教信仰不同。这个呢就好比一个客家人一个土家人和一个汉族湖南人。土家信佛客家信道汉族信儒。很显然中国这三位不打可能会相杀。为啥呢?这三者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区域性的利益冲突,更没有背后的境外势力支持。而斯拉夫人就不同了,德国、美国、土耳其、伊朗等等通通都有掺和的份。  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统一的巴尔干地区,没有出现过统一的南斯拉夫,铁托借着二战后的革命之风干成了,直到铁托死之前南斯拉夫总体上也算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前进。面对统一的巴尔干这在北约的意识形态上是不允许出现的。同时共产党在欧洲的最后一个国家也是北约所不能容忍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当时风头无两,可以说是世界的执牛耳者,自然他们的记者跑的比香港的还要快,至于报道嘛,出了偏差也不用负责,他们就是要让世界知道塞族人干出了各种不人道的事情,塞族的坦克没有停下。看到这些白左们坐不住了,当北约看到自己支持的克族目族阿族都打不过塞族的时候各种停战,休息好了再开战,但是奈何就是打不过塞族,没办法自己撸袖子上了。  但是在舆论导向上塞族一直是吃亏的。不论你米洛舍维奇为南斯拉夫的国家主权完整做了什么,只要塞族占上风那就是不对的。对穆族的所谓屠杀,在形式上和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所谓的反恐有什么区别么?而克族的风暴行动,造成的死亡和人民流移失所的人数比塞族对穆族的伤害高出十倍。米洛舍维奇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镇压反政府武装是违法的,米洛舍维奇在国家分裂不可避免的情况维护塞族人应有的权利也是违法的。最后还被叛徒绑架到了海牙。  至于审判什么的,那都不在重要了,北约的目的达到了,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堡垒毁掉了。至于卢旺达的是非,库尔德人恩怨,犹太人的霸道,一切的一切都是无力的,射程之内是真理。塞族人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不会进入世界主流的牺牲品而已。什么克族穆族阿族更可怜,他们只是在需求下更可怜而已,塞族人无论你可怜不可怜看到的人终究不会发出什么大的声音。 前南斯拉夫常常被人们以「一个国家、二种文字、三种语言、四种宗教、五个民族、六个共和国、七个邻国、八个政治区」来形容。  经过数百年矛盾积累和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前南斯拉夫各民族之间的积怨激化,内战爆发几乎难以避免。这时只需要一个火星,「巴尔干火药桶」就会爆炸。  谁擦出了这个火星?克罗地亚足球运动员兹沃尼米尔.博班。  民族仇恨弥漫在绿茵场  巴尔干地区民族结构非常复杂,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是前南斯拉夫三大民族。三大民族本来同源,却由于曾经被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导致宗教、文字分化。  「第一南斯拉夫王国」成立后,在塞尔维亚族主导的国家政体下,各民族间的仇恨愈演愈烈。这种仇恨和对立,也影响着南斯拉夫国家队的各族球员。  1976年欧洲杯,东道主南斯拉夫队一路杀进半决赛。本来足协承诺只要打进半决赛,比赛将由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移师到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举行。  结果足协没有兑现承诺,半决赛仍然在贝尔格莱德踢。球队中的克族球员非常不爽,他们消极比赛,南斯拉夫队被联邦德国队逆转,只能去争夺季军。  季军比赛到是移师萨格勒布,这回轮到队中的塞族球员为了抗议克族球迷的嘘声,以消极比赛作为报复。结果南斯拉夫队又输给了荷兰队,杯赛期间高开低走的东道主南斯拉夫队仅获得第四名。  这时,球场上的仇恨都是以消极对抗来表达,那是因为在铁托的铁腕统治下,联邦内各共和国表面上能和平共处,包括民族矛盾在内的各种问题一直被压制下来。  80年代初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一度陷入失去领袖的短暂迷茫状态。塞族和克族的对抗也压不住了,足球成为了克罗地亚人表达民族情绪的重要手段。  对于许多球迷来说,体育场就是他们宣泄政治诉求和社会挫折的舞台,而一些政客在绿茵场上发现了机会,开始利用自带火药味的足球运动煽动情绪。  祸起国家德比  1990年,民族主义者图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也不遗余力地鼓动塞族的民族情绪。  这种背景下,贝尔格莱德红星队与萨格勒布迪纳摩队的国家德比,定于5月13日在萨格勒布马克西米尔体育场举行。  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对抗情绪移情到了两支球队身上,多年来两队的球迷对抗,是欧洲公认的足球流氓案例。  「蓝色坏小子」是迪纳摩队最激进的球迷组织,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加入了内战中的克罗地亚军队。红星队的球迷组织「勇士」也不是省油的灯,其行为更像是准军事化部队和职业犯罪集团。  这次,3千名「勇士」成员从贝尔格莱德赶赴萨格勒布,比赛前一天就在大街上惹是生非。比赛开场前,「勇士」们对着克罗地亚球迷高喊「萨格勒布是塞尔维亚的」,还破坏座椅,向上层观众扔石块。  奇怪的是,现场的南斯拉夫警方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激怒了现场上万名克罗地亚球迷,也大大刺激了迪纳摩球员们。  21岁的兹沃尼米尔.博班,是当时迪纳摩队中最有天分的年轻队员,出生于克罗地亚南部民族情绪浓厚的小镇伊莫茨基。  博班自己提到过,他是读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长大的。博班从小就不是一个喜欢回避事情的人,当然也不是一个能隐藏感情的人。  国家德比在短短10分钟后便陷入暴力和混乱中,看台上一些早已血脉偾张的克罗地亚球迷看到红星队不断粗野犯规,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率先从看台上冲入场内殴打红星队员。  训练有素的塞尔维亚球迷也抄起各种凶器,冲向克罗地亚球迷看台袭击球场内的每一个克罗地亚人。  「所有地方都失控了,有一段时间看不到球场上的草,因为全都被砖块和座椅碎片覆盖着」,迪纳摩后卫弗拉多卡普利奇说。  混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塞族和克族青年相互间用座椅、石块甚至刀具袭击对方,有些球员也卷入其中。一直袖手旁观的南斯拉夫警方这时终于出手了,他们抡起警棍暴打冲入场地的克罗地亚球迷。  当博班看到一名警察正在对倒在地上的球迷大打出手,他跑过去,以空手道的姿态腾起身体,抬起右腿踢向这名警察。  飞踹之后,博班灵活地逃脱了警察的追赶,没有受伤。被他袭击的警察并不是塞尔维亚人,而是一名波斯尼亚穆斯林。这名警察事后说:「我完全理解博班为什么会这么做」。  确实,这一脚本来只是这个大火药桶里的一个瞬间,却因为登上各大媒体头条,成了这场骚乱的代表性一刻,这也和南斯拉夫警察扮演的角色有关。  当塞尔维亚球迷在球场内肆虐时,南斯拉夫警察不为所动。当克罗地亚球迷冲入场地,马上遭到警察们的棍棒痛击。  随后警方还调来了军车、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对付迪纳摩球迷,又护送红星队球员回更衣室,随后红星队迅速乘坐直升机逃离了球场。  官方的说法是冲突导致61人受伤,其中警察27人,超过100名球迷被捕。但人们普遍相信,在警察各种武器的攻击下,有上千名克罗地亚人受伤。  对于克罗地亚人来说,这一个个场景似乎都是塞尔维亚人享有特权的象征,因此这幅照片极具冲击力。  博班后来接受采访时这样回忆那著名的一踹:「我是一个公众人物,我随时准备承受生命和名声可能带来的风险,这全都是因为一个理想——克罗地亚的事业」。  因为这脚飞踹,博班被南斯拉夫足协禁赛6个月,错过了1990年世界杯。这一脚也使他声名鹊起,第二年博班加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的球队AC米兰。  几个国家的诞生  前南爆发内战的锅,博班一个人背不起,但也不能否认个人事件对历史进程影响重大。许多人认为博班的这脚飞踹,是克罗地亚独战争之路上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几百万克罗地亚人通过电视转播和报纸看到了博班踢向警察的这一脚,他们意识到博班当天所冒的风险和姿态,民族情绪被迅速点燃了。  时至今日,在克罗地亚人看来,这一踢是「反抗塞族七十年统治的象征」,他们的国家在「这一踢」下诞生了。  「这一踢」的第二年,无数与博班同龄的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交战,大批球迷包括足球流氓加入了各自的军队。  当时在萨格勒布指挥「勇士」攻击克罗地亚人的阿尔坎,还成为了残忍的塞族军队领导人之一。阿尔坎后来回忆说:那场比赛之后,我们立即开始武装自己。  经过十年内战,南斯拉夫解体为多个独立国家。  历史学者认为,当年在萨格勒布的这场国家德比是内战的征兆,塞族和克族同时意识到一个事实:冲突随时爆发,积怨不可调和。而平民百姓想的是,必须马上武装起来准备战斗。  「比赛结束后,每个人都清楚什么会跟着到来」,前红星和南斯拉夫边锋德拉甘.扎扎克回忆说,「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很明显,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残酷而血腥的时代即将开始」。  足球可以是战争,也可以是和平  有句话说足球就是和平年代的战争,人们可能同意这样的说法,也可能反对。  至少人们看到,足球场是连接各种宗教、种族、意识形态和地域群体的一个空间。人们可以将球场当成表达仇恨的虚拟战场,而各种规则又保证比赛必须公平而且文明。  更重要的是,足球不仅可以宣泄仇恨,还可以创造和平。  1914年一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期间,英国和德国士兵踢了一场比赛,双方为此短暂停战。贝利在职业生涯的黄金年代,勇敢地前往正在血腥内战的尼日利亚参赛。交战双方为了看到球王在他们的草地上奔跑,宣布暂时休战。  象牙海岸队曾在世界杯赛事前发表声明,要求结束他们家乡的血腥冲突,否则他们不会出赛。这都是足球光明的一面,足球绝不是动员人们拿起武器。  当硝烟散去,塞尔维亚前著名球星米哈伊洛维奇的话很能反映人们的心境:  「人都是会变的,我总是喜欢把我们跟他们分得很清楚,所以需要有敌人来刺激自己。但是时间过去这么久,我学到了很多,明白了很多事情」。 总括  斯洛文尼亚战争(十日战争)(1991年)  克罗地亚战争(1991年–1995年)  波斯尼亚战争(1992年–1995年)  科索沃战争(1999年)  马其顿内战(2001年)  斯洛文尼亚  19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独立。南斯拉夫下令由塞尔维亚控制的斯拉夫联邦军进攻斯洛文尼亚,受到强烈还击。最后经欧共体调停,冲突双方于7月7日达成停火协议,撤出斯领土,斯境内武装冲突暂告平息。史称十日战争或独立战争。  克罗地亚  第一次克罗地亚战争:1991年6月,克罗地亚独立,同境内的塞族流血冲突再起。米洛舍维奇派志愿军到克境援助塞族人。战斗主要集中在克境内的塞族聚居区,后来扩散至克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边境地区。最后由美国外交调停结束战争。  第二次克罗地亚战争:此战争较血腥,克罗地亚在1991年后重组军队。在1995年再度攻打塞尔维亚。结果塞军惨败。  波斯尼亚  史称波黑战争。1992年3月1日的波斯尼亚公民投票结果公布。全民赞成波斯尼亚独立,塞尔维亚向波斯尼亚开战。虽然联合国有派兵补给援助波斯尼亚。但塞尔维亚仍是大胜。1995年,塞尔维亚再向穆族人开火。迫使北约轰炸塞尔维亚3星期。最后塞军投降。  波黑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局部战争。战争中,塞族共动用近2000门大炮、600辆坦克、600辆装甲车以及一些战斗机等。波黑430多万人口中有27.8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沦为难民;全国85%以上的经济设施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450多亿美元。波黑战争自始至终伴随着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和武装干预,特别是美国以北约为工具所进行的军事干预对战争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科索沃  当1996年建立的科索沃解放军向塞尔维亚官员和阿尔巴尼亚人发动攻击时,冲突开始白热化,塞尔维亚官方开始大量拘捕,塞尔维亚警察在1998年3月开始大肆搜捕德雷尼察地区的科索沃解放军,冲突更加激烈,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包括科索沃实行武器禁运,但境况愈演愈烈,直至爆发战争。  1999年3月,在向南斯拉夫提出警告并在科索沃塞尔维亚人进行进攻的情况下,北约对南斯拉夫实行空袭轰炸,秘书长说这是外交失败造成的悲剧,虽然有时候“为了和平而使用武力是合法的”,但安理会在任何这样的情况下都必须参与进去。  南斯拉夫对科索沃解放军进行大规模攻击并开始大量驱逐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造成了史无前例的85万难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在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对难民进行多方面的帮助。  前南斯拉夫内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巨大物质损失,迫使大批难民离乡背井,给南斯拉夫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内战也直接导致了南斯拉夫的分裂和瓦解。 南斯拉夫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列强必争之地。南斯拉夫国内情况和周边情况极为复杂,长期以来人们常用1至8来表达这种复杂性,即1个党(南斯拉夫共产党)和1个领袖(铁托);2种文字或使用2种字母(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3种官方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4种宗教;5个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和黑山族);6个共和国(塞尔维亚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波黑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7个邻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8个“联邦单位”(6个共和国加上塞尔维亚共和国境内的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自治省)。  1945年二战胜利后的世界主要由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国家和苏联为首的东方共产势力国家两大集团对立而开始冷战。南斯拉夫因为铁托是共产主义者所以属于东侧的阵营,但是和波兰、匈牙利或是罗马尼亚等东欧诸国相比不同的是,南斯拉夫并非成为苏联的附庸国或是卫星国家,而是发展成为具有独立自主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1980年铁托在没有指定继承人的情况下死去,苏联国内也在戈尔巴乔夫的指导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罗马尼亚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也在巨变和动乱中被处死,南斯拉夫社会体制也因此由社会主义成为了资本主义,组成南斯拉夫的各国已经开此酝酿脱离南斯拉夫这个架构。此时,前南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掌权。  二战结束以后,铁托领导的南共建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致力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承认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自主权。应该说,铁托时代的铁腕政策和铁托本人的崇高威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维持了南斯拉夫国家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相对缓和。但另一方面,铁托和南共(后改名为南共联盟)在民族理论和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错误,起初过早地认为国内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后来当矛盾逐步凸现时却又简单化地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或高压政策来处理。对占国内人口比重最大的塞尔维亚族实行长期箝制、多方制约的政策,势必伤害其民族感情及对党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导致民族关系的紧张。南共联盟的这些政策失误,事实上多少也为日后南斯拉夫的民族分裂、国家解体埋下了伏笔。  1991年初,克当局突然收缴塞族聚居区警察(大多为塞族人)的武器,3月双方正式发生武装冲突,而且冲突愈演愈烈。  1991年6月25日,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共和国单方面宣布独立,引起斯洛文尼亚武装力量与南人民军发生武装冲突。经欧共体调停,冲突双方于7月7日达成停火协议,南人民军撤出斯领土,斯境内武装冲突暂告平息。事隔不久,克罗地亚当局同克境内的塞族流血冲突再起,造成众多人员伤亡。塞尔维亚共和国派“志愿军”去克境内为塞族人“助战”,致使冲突越来越大。南人民军随后又去干预克境内冲突,使战火愈燃愈烈。战斗主要集中在克境内的塞族聚居区,后来逐渐向克同波黑和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边境地区蔓延。  斯、克两共和国宣布独立后,在南斯拉夫引起连锁反应,另有一些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战后重建的南斯拉夫联邦制国家已逐渐解体。1991年7月7日,斯、克两共和国虽然同意推迟3个月执行其“独立”决定,但实际上并未放慢独立步伐。10月8日,两共和国正式宣告独立,并表示与南斯拉夫联邦“断绝一切联系”。1991年10月15日,波黑共和国议会通过了《波黑主权国家问题备忘录》,强调波黑是“主权国家”。11月20日,马其顿颁布新宪法,宣布马其顿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南斯拉夫6个共和国就有4个宣布独立了。  波黑共和国位于南斯拉夫中部,同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相邻。在436万人口中,穆斯林族占43.7%,塞尔维亚族占31.4%,克罗地亚族占17.3%。波黑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领导人为满足欧共体承认其独立提出的条件,于1992年2月29日至3月1日就是否赞成波黑为独立主权国家进行全民公决。这一公决得到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的赞成,而遭到波黑境内占人口31.4%的塞族人的坚决抵制。正当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全民公决进入尾声时,在萨拉热窝教堂举行婚礼的塞族人被暴徒枪杀,激起了塞族人的公愤。  1992年3月1日,投票结果公布,有过半数的波黑公民赞成波黑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夜间,武装的塞尔维亚平民在萨拉热窝以北120公里的图兹拉,以及波斯尼亚北部布尔奇科至比耶利纳的公路、特尔诺沃至福查的公路上设置路障,武装冲突由此开始。  正当战火在波黑境内蔓延之际,欧共体国家和美国分别于1992年4月6日和7日宣布承认波黑为独立主权国家,这无疑是火上浇油,使波黑内战骤然升级。随即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宣布为独立国家。穆斯林、克罗地亚族同塞尔维亚族为争夺地盘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波黑内战的爆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国际社会为寻求内战的和平解决,一招接一招:经济制裁、人道主义援助、美国的空投、北约禁飞区、5国安全区、北约最后通牒和空袭等。和平计划也是接连不断:万斯—欧文和平计划、美国6点计划、5国方案、“三分波黑”方案、欧—斯和平计划、“联邦加邦联”方案等。  因为本身过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引发的问题无法完全解决,但是经由北约和联合国的介入,战火最后慢慢平息。 “娃子们,以后把咱家的门可得看住了,再不能让人家说踢开就踢开,说进来就进来。”这是“慰安妇”受害者曹黑毛老人在2015年的采访中,对后辈所说的一段寄语,也是电影《大寒》最后的片段。  真实揭露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的故事片《大寒》,近日获得网友大量关注。电影的自述部分取材自有“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之称的山西盂县乡村教师张双兵,36年来,他走访了127位“慰安妇”受害者。如今,随着曹黑毛的离去,这127位老人全部抱憾而终。  7月31日凌晨2点33分,电影《大寒》官微发布了一篇题为“《大寒》沉痛发布”的文章。原来,曹黑毛老人已于24日上午10时许,在盂县家中病逝,享年96岁,并于7月30日下午出殡。  “家人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老人的关心。老人出殡后,只电话告知了张双兵老师。35年了,这是张双兵老师唯一一位没有到场送的受害老人。”  张双兵是《大寒》纪实部分的讲述者,被誉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他从1982年起迄今,共采录了127位慰安妇幸存者的证词,著有调查实录《炮楼里的女人》。  他还曾16次带着老人们去日本打官司维权。然而,官司屡诉屡败,老人们也一一离世。  每一位老人离世,张双兵都要为她们写一篇悼文。30日,远在四川的张双兵写道,他仍会继续努力,“为受害者讨回公道”、“向日本政府做最大的斗争”。  曹黑毛老人的这段往事,也被记在《炮楼里的女人》一书中。  1941年秋,日军包围了千口村,把19岁的曹黑毛押往进圭村据点的碉堡里。在被日军关押蹂躏的两年里,曹黑毛两次怀孕。  第一次怀孕时,她被折磨到流产。第二次怀孕时,被杀的恐惧使她深夜出逃,摸回家中。母亲只能把她藏到一个山沟里,想办法把孩子打掉。  但孩子最终还是生了下来。母亲将孩子扔进山沟,曹黑毛从此也失去了生育能力,直到快50岁时,她才抱养了两个孩子。此后由女儿照料她的生活。  1995年,曹黑毛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提出了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索赔诉讼。但直到去世,她也没有为自己讨回公道。  自此,有“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之称的张双兵走访过的127位“慰安妇”受害者,名字全部被打上了方框。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18年7月,全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原本仅为14人。不过,湖南九旬姐妹彭仁寿和彭竹英在上周首次公开经历,这一数字又一度增至16。  如今,随着曹黑毛老人的离世,“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5位。纪录片《二十二》中的主人公,也仅剩6位。  31日早上6点46分,《大寒》官微再次发布一篇了导演张跃平追悼曹黑毛老人的文章,“这是难眠的夜,这是早醒的晨”、“我宁愿相信您出远门了……”  今年年初,《大寒》首次上映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排片问题,电影只获得143.1万的票房就荒凉下线。  但他们此次宣布将于8月14日“慰安妇”纪念日重新登陆院线,却获得了网友潮水般的转发。  对此,张跃平导演表示“难以置信”、“绝非营销炒作”。他说,只要电影能让更多人看到、知道这些受过伤害的老奶奶们的故事,就是他对老奶奶们、对有着战友关系的张双兵做出的承诺,这也是他屹立不倒的信念。他也并不期待电影能赚钱,“如果真的赚到钱,我们就捐出去”。  这段采访是电影《大寒》最后的片段,也是曹黑毛奶奶2015年时,在镜头前对后辈们说出的寄语:  “遭小鬼子的罪可是遭尽了,官司赢不赢吧,都死了,我也九十四了,没几天了。娃子们,以后把咱家的门可得看住了,再不能让人家说踢开就踢开,说进来就进来。”  大批网友也通过微博,寄托了对老人的哀思:奶奶您放心,我们一定把家门看得牢牢的,再不能让人家说踢开就踢开! 历史上有很多战争,场面激烈打得难舍难分,战争持续很长时间,一般都是用天、月计算,甚至还有用年计算的。但是世界历史上有场战争,持续了45分钟就结束了,它就是英桑战争。  英桑战争,英指的是英国,桑指的是桑给巴尔。  桑给巴尔,原来是非洲的一个独立的国家,1964年加入坦桑尼亚,在印度洋西部,奔巴西的西南面,位于东非坦桑尼亚东部一个岛上的印度洋沿海城市上,由临近的20多个小岛组成,岛中城市,岛上以出产丁香闻名世界,占世界丁香销售量的80%,素有“世界最香之地”和“香岛”之称。  十六世纪时,这里是非洲与阿拉伯及印度的一个交易中转地。这里不但盛产农作物而且还有贵重金属和宝石。  因此可见,早在几百年前,桑给巴尔就是东西方贸易链上的重要一环,除农业兴旺,还出产贵重金属和宝石,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丁香产地。丁香、宝石、贵金属、奴隶……从它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富饶之地兵家必争,这句话在桑给巴尔得到了极好的验证。  从19世纪末期开始,当时世界霸主英国就抢下这个岛,控制了一段贸易的产业链,这有助于向非洲内陆拓展势力。桑给巴尔苏丹成为英国控制下的傀儡,英国也借此获得了这个岛的控制权。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对于任何西方列强都充满了诱惑。当时西方新兴的势力德国,国内刚好从分裂走向统一,铁血好战的日耳曼民族也试图从中分一杯羹。  老苏丹病逝后,德国人鼓动其次子哈立德·本·巴伽什自立为苏丹;而英国人则支持另一候选人哈茂德·本·穆罕默德,并要求巴伽什马上退位。这两个傀儡,开始在两大强权的支持下对峙起来。巴伽什开始组织军队,试图用武力解决问题。英国立即采取行动,皇家海军。当英军兵临城下时,巴伽什求助德国和美国,当时岛上驻有美国官员,希望能给予援助,但美德均拒绝了他。  1890年8月27日当地时间上午9点,英国对巴伽什苏丹下了最后通牒。他们集结了3艘巡洋舰、2艘炮艇、150名英国皇家海军和900名左右的桑给巴尔仆从军。与之相对,大约有2800名桑给巴尔士兵守卫,大多是刚从民众中召集来的新兵,其中也包括宫廷禁卫,以及一些仆人与奴隶。守军有几门大炮和一些机枪,其中还包括一艘停泊在港口中、虽已过时但仍在服役的军舰格拉斯哥号。最后的通牒时间一过,英军开始炮击,迅速击溃了桑给巴尔人的抵抗。战后,巴伽什逃往德国总领事馆并偷渡至达累斯萨拉姆。后来他逃往德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英国人俘虏,被流放,他1925年回到蒙巴萨,1929年去世。  整场战争前后一共只持续了45分钟。45分钟能干啥呢?估计能吃完一顿饭,或许就在吃饭的过程中,一场战争就这样从开始到结束了。并不是希望战争越长越好,越激烈越好,不管怎样战争怎么样,受到最大的伤害就是平民,妻离子散,国破人亡。希望史上最短的战争是用时0秒,最长的战争也是0秒。 瑞典  14岁的查理十二世于1697年继承了瑞典王位。从先王手中,他成为了瑞典帝国的专制君主。查理十二世试图使帝国远离战争,专注于诸如裁减军队和国家改革,加强了君主的地位和帝国的军事力量。查理十二自视为中世纪的骑士,以其强烈的公正感和对巴洛克式生活,包括饮酒,奢侈品和使用法语的厌恶闻名。他致力于废黜他认为由于背弃信义而不值得成为国王的对手,多次拒绝议和的机会。  这种态度有人尊敬,也有人认为疯狂,而且直到现在,1718年杀死他的那颗子弹是从什么方向射来的仍不清楚。战争期间,除查理十二外,最重要的瑞典指挥官就是他的密友卡尔·古斯塔夫·雷恩斯克雷德,还有马格努斯·斯坦博克和亚当·路德维希·列文霍普。  查理十二的表兄,荷尔斯坦因-戈托普公爵弗雷德里克四世于1698年迎娶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一的女儿海德薇格·索菲亚。他的儿子,自1702年成为继承人的查理·弗里德里克在查理十二死后对瑞典王位提出要求,但是被迫屈服于乌尔里克·埃莱奥诺拉的要求。他娶了彼得大帝的女儿,安娜·彼得罗芙娜。  伊万·马泽帕原是站在彼得大帝一方的哥萨克首领,但是于1708年投靠查理十二。他于1710年死于流亡奥斯曼帝国。  反瑞联盟  彼得一世于1696年继承费奥多尔三世成为沙皇,在对西欧的考察归来后,继续推进先王已经开展的改革,将俄罗斯转变为一个拥有之前三倍领土的近代化帝国,得到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里海的通道。俄罗斯方面最重要的指挥官,除彼得外还有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希科夫和鲍里斯·施兰梅特夫。  查理十二的一个表兄,萨克森选帝侯强人奥古斯特在1696年扬·苏比斯基去世后得到了波兰王冠。他的生活是巴洛克式的,将首都德累斯顿建设为世界闻名的巴洛克城市,而且他有上百个孩子。但是他将波兰立陶宛王国改组为绝对君主国的努力失败了。他1698年9月在计划进攻瑞典时与彼得大帝在帕拉瓦的会面。以浮华堕落闻名。他的绰号来自于他体魄强健。  查理十二的另一个表兄,丹麦-挪威王国国王弗里德里克四世于1699年继承克里斯蒂安五世,继续推行其反瑞政策。在1700年的挫折后,他专注于将国家改组为绝对君主国,正如瑞典的查理十一已经完成的那样。他没能实现收复在17世纪割让给瑞典的丹麦东部省份,也没能在1715-1720年间保住瑞属波美拉尼亚北部和丹麦。但是他结束了瑞典对丹麦南方的威胁和瑞典海峡通行税的豁免权。  弗里德里克·威廉一世作为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普鲁士国王参加了战争——他于1701年取得了王位。他致力于勃兰登堡的一贯目标:夺取奥德河口以为勃兰登堡核心区域获得波罗的海入海口。布伦瑞克-吕内堡选帝侯,1714年后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国国王,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也抓住这个机会使他内陆的德意志领地与北海相连。  军队规模  1700年,查理十二以常年训练为基础维持着一支77000人的常备军,但是1707年之前,尽管有损失,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至少12万。  俄罗斯有能力动员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是无法同时将其投入行动。俄罗斯的动员体系效率也很低下,而且这个急剧扩张的国家必须四处设防——卫戍部队需要维持,而战争也开支巨大。覆盖俄国全境的总动员是不现实的。彼得一世尽力将军队的士气提升到瑞典军队的水平。  丹麦在入侵荷尔斯坦因-戈托普时动用了2万人,在其他战区还有其他部队。波兰和萨克森共动员了至少10万人。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并非你有所求就有所得,比如这场发生在索马里和埃塞尔比亚之间的战争,索马里既想完成“大索马里”梦想,又想占据可能存在的巨大油田,结果战争失败,梦想没实现,就连油田至今为止也毫无消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欧加登战争  20世纪70年代,埃塞尔比亚没落,不复“非洲雄狮”的荣光,北部两省发生叛乱,造成国内6成的百姓处于严重饥饿状态。1974年,海尔·塞拉西皇帝被政变推翻,埃塞俄比亚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  更加不幸的是,这时候邻国索马里恰逢独裁者西亚德·巴雷执政,这位满脑子都是“大索马里主义”的统治者,一直鼓吹“所有索马里人生活在一个家园中”,而在埃塞尔比亚南部的欧加登省、吉布提以及肯尼亚北部都有索马里人生活,所以巴雷一直觊觎这三个地方。不过,肯尼亚和吉布提分别受英国和法国保护,所以欧加登就成了巴雷的首要目标。  欧加登  除了能满足自己一统“索马里族”的野望,欧加登还有另外一个极度吸引巴雷的地方。1973年,瑞典石油公司宣称在欧加登发现了丰富的轻质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意味着欧加登地区可能发现油田,如果占据这里,索马里就能获得巨大的利益。  埃塞尔比亚陷入内乱的同时,巴雷则通过与苏联结盟,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在这样的条件下,巴雷决定出兵欧加登。1977年7月13日,西索解向戈德城发起进攻,欧加登战争正式爆发。突如其来的进攻让埃塞尔比亚毫无招架之力,25日,60%的欧加登土地已被索马里控制。  索马里的入侵让埃塞尔比亚人认识到必须停止内乱,团结起来才能保卫欧加登。埃塞尔比亚领导人门格斯图上校立即阻止手下人的清洗行动,将剩余的前皇家军队军官放回军营,让他们统领军队,同时他还顶住压力与以色列达成协议,用境内犹太人的移民权换取以色列空军的帮助,正是以色列飞行员的努力,埃塞尔比亚夺回了战争的制空权。  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多的助力同时削弱索马里,门格图斯与苏联进行谈判,表示允许苏联在埃塞尔比亚建立军事基地、驱逐美国代表。就这样,苏联很快就倒向埃塞尔比亚,不仅向其提供装备,还让古巴出兵援助。  胜利的天平逐渐向埃塞尔比亚倾斜。为了更快的赢得战争,门格图斯以脱离苏联怀抱为威胁,迫使苏联提供更多的帮助,反观索马里,求助于美国却被敷衍对待。1978年3月5日,苏军大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率领12万埃塞尔比亚军队发动攻势,同时苏军王牌部队第76空降师实施战略空降,索马里军队阵线很快就被攻破,欧加登战争也就最终以埃塞尔比亚胜利而告终。  油田  这场战争令巴雷的“大索马里”梦想破灭,埃塞尔比亚也并不算赢家,战争加剧了国内的动荡。还有不得不说的一点,令索马里不惜发动战争也要得到的欧加登油田和天然气田,至今也没有被找到。 孙思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赫赫有名的神医,被世人称为“药王”,他在医学方面的成就非常高,精通于中医、针灸等,同时,他邈一生勤于著书,著作也非常多。据不完全统计,孙思邈著作大概有八十几种,其中代表作《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被称为旷世奇书,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影响很深远。当然,比这些医学书籍贡献更大的却是两个处方,一个是他花毕生心血研究的处方,另一个是他千方百计要毁掉的一个处方。  首先,来看孙思邈毕生专研的处方。  俗话说“久病入络”。各种慢性虚损疾病,常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气血不畅、经脉涩滞。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如何补肾补脾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便是药王孙思邈的独门秘方——山药丸。  据悉,孙思邈的山药丸除了治疗脾肾两虚所致的食少肌瘦,腰膝酸软,目眩耳鸣等症之外,还可用于肾气不固所致的久病尿血、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精神疲惫等症,只要是属于脾肾亏虚病机的都可使用。  后世治疗脾虚肾虚大抵都是从这个方子延续而来的,可谓造福了人类。  其次,来看孙思邈千方百计要毁掉的处方。  这个方子就是五石散的方子。五石散最早出现在西晋,该药最初用于治疗疟疾,但五石散的副作用也是令人无语的,服了以后容易上瘾,会让人异常兴奋。孙思邈对五石散进行研究后,认为这是一种比毒蛇还毒的慢性毒药。  也正是因为药王孙思邈深知五石散之毒之危害,一心想要除掉这个方子。然而,当时这个药是流行药,很多人对这个药很痴迷,至今很多皇亲国戚都在食用五石散,要想让它变成“违禁药“谈何容易。孙思邈却知难而上,上演双管齐下,一方面上书皇帝,陈述五石散的危害,希望可以禁止这种药物的使用。另一方面四处宣扬五石散的危害。渐渐一些人才弃用五石散。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42岁的孙思邈在去世前,还叮嘱自己的徒弟一定要竭尽全力地毁掉五石散的方子。而他的弟子们也牢记师傅的遗嘱,不遗余地去做这件事,经过上百年的努力,才彻底将这张方子销毁,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什么人能称为“称职”的军人?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军人的天职就是执行命令。”不过,真的如此吗?  今天,咱就来看看被称为“最残酷的德军元帅”恩斯特·布施,用他极具悲情色彩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军人,并不只是“执行命令”。  这个元帅的名字很有意思,叫Busch,跟美国总统布什(Bush)很像,甚至有的媒体直接翻译成了“布什”。  布施1885年出生于德国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名孤儿院院长,小小年纪的布施就被送入军官学校学习,并以连长的身份参与了一战。  战场上,布施作战勇猛的作风展露无遗,他的顽强,甚至可以说是残酷,让他在一堆年轻军官中迅速崛起,并荣获普鲁士高级勋章。  正是看中了他这种拼命三郎的胆识,李斯特上将把他招致麾下,担任第八军军长,并在波兰战场上进行了异常完美的首秀。  紧接着,布施被提拔为第十六军团司令,并在法国战役中担任佯攻马奇诺防线的任务。只不过,后来人只看到了龙德施泰德和曼施坦因指挥部队绕道而行,最终一举拿下法国的功劳,却忽视了在正面吸引对手注意力的布施。  等苏德战争爆发后,布施于1941年被调往苏联战场,参与到列宁格勒战役中。此战虽然以德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布施的表现依然很亮眼。他率部在衣耳门湖畔阻击苏军,成功地遏制住了苏联人的攻势,并且在德军防线彻底崩溃之际,成功组织了德军“有准备的撤退”,几乎在不损一人一骑的情况下实现了转移,只留给苏军两门法制榴弹炮当战利品。  1943年,深得希特勒赏识的布施被晋升为陆军元帅,同年10月又担任了中央集团军司令。  然而,布施人生中最大的败笔也开始逐渐暴露,那就是他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军人,而缺乏政治的敏锐和对于爱国真正的理解。布施单纯地认为,服从元首的命令就是对这个国家最好的回报,对于希特勒疯狂的指挥,他不但不去反对,反而固执地执行。  正是他的这份愚忠,将中央集团军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944年白俄罗斯战役中,由于布施坚持希特勒“决不允许后退”的命令,他麾下的阵地被苏联红军迅速攻破,仅仅在两天内就有五个师被消灭。为了收复阵地,布施不惜与苏军陷入拉锯战,缺乏弹药且兵力不足的德军,一时间如同陷入了绞肉机,伤亡惨重。  而明斯克地区的十万中央集团军,同样陷入了苏军的包围圈,在两周的时间内,残余的德军溃退了280公里,白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重新回到苏军之手。  德军此时的势力虽然有所下滑,但是还不至于沦落到这般不堪一击。究其原因,布施作为中央集团军司令盲目地执行希特勒的指令,而未能随机应变保留实力,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所以在战后,自认为对元首忠心耿耿的布施,还是难逃被免职的处分。这个“政治上的瞎子”,很自然地成了希特勒的替罪羔羊。  有意思的是,到1945年德军陷入不可扭转的败局之际,希特勒又想起了这位作战勇猛的元帅,并重新启用他为西线德军集群司令,负责防守北海沿岸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  不过,此时败局已定的德国任谁也无法挽救了,在布施重新披挂上阵14天后,就率部投降了,被押解到英军战俘营。  l945年7月17日,因心脏病复发,一代猛将布施死于监狱中。  公正地说,布施是一个合格的战士,然而他缺乏真正的军人应有的责任心和勇气,没有真正尽到一个军人对祖国的责任。  正如贝克上将所说的:“一个身居高位的军人,如果在这种时候只知道在他军事任务的有限范围内去尽他的职责,而忽略了对于全民族所负的最高责任,那么他对于他的职责的认识就不够圆满与远大。” 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德国陆军元帅。1935年秋,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主持纳粹德国早期的扩军工作。1936年获元帅衔。1937年11月,在最高军政秘密会议上,对希特勒提出的具体扩张步骤有所保留。1938年在勃洛姆堡-弗立契事件中被免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纳粹德国军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期间猝死狱中。  赫尔曼·威廉·戈林,纳粹德国空军元帅,纳粹德国帝国元帅,德国纳粹党的二号人物,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国会纵火案和组建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元凶。在纽伦堡审判中,戈林被控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并被判处绞刑,但他在执行绞刑前数小时在狱中自杀。  费多尔·冯·博克,德国陆军元帅。死于盟军空袭。  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德国陆军元帅。1940年7月晋升元帅。由于对苏闪击战失败,于同年12月被希特勒强迫辞职。转入预备役后隐名度日。1945年被英军俘虏。后因心脏病死于汉堡战俘营。  威廉·约瑟夫·弗朗茨·冯·勒布,德国陆军元帅。曾参加过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侵华战争。1942年因对希特勒以及党卫军不满被解职。盟军以传达希特勒的罪恶命今,宣判他三年徒刑。1956年4月29日,勒布病逝。  卡尔·鲁道夫·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德国陆军元帅,纳粹政权军官中资历最老的军事指挥官之一。反对入侵苏联。因1943年与隆美尔一起企图说服希特勒停战而被解职。战后被英国囚禁,1949年5月获释,1953年死于心脏病。  威廉·凯特尔,德国陆军元帅。1946年10月16日执行。 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以共同策划或密谋、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判处绞刑。  汉斯·京特·冯·克卢格,纳粹德国陆军元帅,著名军事家、统帅。人称聪明的汉斯。以在政治上的摇摆和在东线的艰苦防御战出名。后牵涉入刺杀希特勒事件而被解职,于1944年8月19日自杀。  威廉·利斯特,德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2年被美国当局因病释放,定居联邦德国。1971年,利斯特于西德去世,终年91岁。  恩斯特·冯·布施,德国陆军元帅。因主张撤退而被希特勒免职。1945年他被希特勒再次征召,但随后德国就宣布战败。1945年5月7日奉命投降。14天之后,他被押解伦敦送入奥尔德肖特的战俘集中营。1945年7月17日,布施死于心脏病。  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德国陆军元帅。曼施坦因与隆美尔和古德里安,并称为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帝国之鹰”。1945年被英军逮捕,判处18年有期徒刑 ,由于在监狱表现良好,1953年,提前释放 。1973年6月11日逝世,享年86岁。  格奥尔格·冯·屈希勒尔,德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犯,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20年徒刑。1953年获赦,定居联邦德国。1968年5月25日去世。  瓦尔特·冯·赖歇瑙,德国陆军元帅。1941年率所部闪击苏联,12月升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翌年1月心脏病猝发致死。  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德国陆军元帅。反对入侵苏联。1944年7月20日密谋刺杀希特勒失败被捕,被判叛国罪获处绞刑,8月8日死于柏林的普芦茨恩湖监狱。  埃尔温·约翰内斯·尤根·隆美尔,德国陆军元帅。战争后期,对国社党持否定态度,不过未有实质上的反抗。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被英国飞机炸伤。后受刺杀希特勒事件牵连,被迫服毒自杀。  阿尔伯特·凯塞林,德国空军元帅,纳粹德国最具指挥能力的将领之一。战后,凯塞林被宣判战争罪,并判处死刑,但随后赦免为无期徒刑。由于媒体宣传与政治因素,官方对外声称因“健康理由”而将凯塞林于1952年释放,1960年7月16日去世。  弗雷德里克·威廉·保卢斯,德国陆军元帅。斯大林格勒中被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主要战犯时,曾出庭作证。1953年获释,定居民主德国。1957年2月1日,保卢斯因长期患病而去世  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德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盟军所俘。1946年作为战犯,先后移交南斯拉夫和苏联。被判15年徒刑,后死于苏联狱中。  瓦尔特·莫德尔,德国陆军元帅。忠于希特勒,敢于直言,以作战勇猛著称。1945年4月,在鲁尔战役溃败后自杀。  爱华德·米尔契,德国空军元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纽伦堡后续审判起诉涉及将战俘、平民用于人体实验与强迫劳动,并判处终身监禁,但在1954年1月即获释,于1972年逝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米尔希具有犹太人血统,也是德军为数不多的犹太士兵里最高军阶者。  马克西米连·冯·魏克斯,德国陆军元帅。魏克斯因信奉天主教而一直受国社党的怀疑与排挤。1944年4月任驻匈德军司令。战后被美军俘获。1948年因病获释。1954年9月27日,魏克斯病死于波恩附近的勒斯贝格。  费迪南德·舍尔纳,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此人嗜杀成性,素有“吃人的野兽”之称。战后作为战犯在苏联被监禁10年。1955年获释去西德。1957年又因杀害东线德国士兵罪被判刑4年半。因健康原因1960年获释。1973年死于慕尼黑。  罗伯特·里特尔·冯·格莱姆,纳粹德国最晚受封的元帅。他曾应蒋介石之邀协助中国成立陆军航空队。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格莱姆在奥地利被美军逮捕。格莱姆担心自己被美军向蘇联交换战俘,5月24日在奥地利萨尔斯堡吞下氰化钾自杀,在自杀前说:“我身为空军总军司令,却已无空军。”  胡戈·施佩勒,德国空军元帅。战败后被盟军逮捕,在纽伦堡大审随后的高等指挥官审判中被判无罪。于1953年在德国慕尼黑逝世。  卡尔·冯·邓尼茨,德国海军元帅。希特勒在遗嘱中任命他为其继承人,身兼总统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任职20多天后德军投降。战后于纽伦堡审判判决十年有期徒刑,于1956年释放。出狱后,继续宣传纳粹精神及复仇主义。1980年12月24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是德国二战时期的27名元帅中最后一个去世的。  沃尔夫冈·冯·里希特霍芬,德国空军元帅。1944年因脑癌退入后备役,回家休养,1945年7月12日,在奥地利去世。  埃里希·雷德尔,德国海军元帅。因“莱茵演习行动”失败被希特勒冷落。二战结束后,雷德尔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但于1955年获释,1960年病逝于基尔。 直到今天中国人对于打喷嚏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一想二骂三念叨”,意思是打一声喷嚏是有人在想你,打两声喷嚏是有人在骂你,打三声就是有人在念叨。实际上,这个说法流传了数千年——最早可上溯至《诗经》,尤其是这个“一想”,把古人的浪漫情怀发挥到极致。  《诗经?终风》是一首讲男女恋爱的诗歌,里面有一句“寤言不寐,愿言则嚏”,小编给翻译翻译,意思是说:“我想你想得睡不着,如果你也像我想你一样想我,那么我就要打喷嚏了”。看似难登大雅之堂的“打喷嚏“在这里堪比秋天的菠菜,寄托男女相似之苦。  希望自己打喷嚏,这样就代表我的意中人也中意我,古人在儿女情长上的小心思跟小编也无差啊。也有反过来希望对方打喷嚏的,《牡丹亭》里柳梦梅思念杜丽娘,就说“叫得你喷嚏似天花唾”,以此希望她打喷嚏,知道“我想你”了。  此风一直流传,在历代皆有记载,而且诗人骚客和小说家们都拿此说事。以大丈夫气概闻名于世的辛弃疾也曾在自己的词中温柔地称"喷嚏"为"阿鹊":"山共水。美满一千余里。不避晓行并早起。此情都为你。不怕与人尤殢。只怕被人调戏。因甚无个阿鹊地。没工夫说里。"  喷嚏除了代表思念之外,还有可能代表被人在背后说闲话。宋代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过"今人喷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说我。’妇人尤甚。"意思是在当时,如果有人不停地打喷嚏,这个人一定会一边吐口水,一边咒骂"有人竟然说我闲话!"女人尤其如此。可见打喷嚏是有人在背后说闲话的说法在宋代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清人史襄哉编的《中华谚海》中也收有"打嚏有人说"的条目。  "阿鹊"乃养生大法  还有说法认为,打喷嚏有吉祥的寓意。很多地方的人打完喷嚏都要说一句"长命百岁",  譬如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燕北录》记载:"戎主太后喷嚏,近侍臣僚齐声呼‘治夔离’,犹汉人呼‘万岁’也。"清代梁章钜的《浪迹三谈》中说,这种风俗传到民间,凡小孩打喷嚏,"亦呼百岁及大吉以解之,则亦皆有所本也"。所以在很多地方如果是小孩子突然打了喷嚏,长辈就会一边抚摸他的脑袋,一边在嘴里念叨"岁岁平安,长命百岁。"  此说据说源于佛经故事,古天竺人以为,打喷嚏时,精气会被近处药叉吸走,因而得病衰老。若旁边有人祝愿打嚏者"长寿",遂能去凶化吉。此俗后入中国,于宋辽两国都有流行。  佛教把喷嚏和长寿联系起来,道教也有这样的说法。道士们还把打喷嚏当做养生的方法。道家典籍中有"向日取嚏法"。其方法是:晴朗之日,待日出二丈,面向太阳,用鼻子吸气,此为得日精。吸气吸到"得噎便止",这样使之气通,由于清晨空气清凉容易刺激鼻粘膜,会打喷嚏,道士们相信,这样会使人补精还童长生。  遇到强光打喷嚏从今天的科学道理来看说法很多,其中一种说法是因为眼睛和鼻子的知觉受到同一条三叉神经的支配,而当阳光从眼睛进入时,鼻腔误以为对自己的刺激,故以喷嚏的形式欲将其异物驱逐出去。能不能养生,没有经过科学统计,小编也不好说。  西方人眼中,打喷嚏是上帝和魔鬼的较量  今天我们可以理解由于古人医学上不发达,于是在"打喷嚏"身上负载了许多神秘。不过这种神秘在一两千年前信息基本隔绝的东方和西方世界竟不谋而合,看来人类脑洞尺度之大不分地域和种族。  上文说到中国北方民族的臣民们在主子"打喷嚏"后要喊"万岁",  而在17世纪的法国,帝王打喷嚏后的礼仪更加规范化,并明文载入国家的《文明礼法仪规大全》中:当国王或首相在宫廷打喷嚏时,全体官员必须说"上帝保佑您",然后全体后退半步除掉帽子弯腰行礼。  关于西方人在别人打喷嚏后习惯性说一句"上帝保佑您"的起源有几种说法,一种是说这种行为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六世纪的罗马,在当时黑死病泛滥时期,打喷嚏是黑死病的一大症状。据说"上帝保佑您"这一说法最初出自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之口,用以保佑打喷嚏的人免于死亡。类似的,很多国家也有自己独特的说法来表达对打喷嚏者健康的祝福。德国人会说"为你的健康干杯"(Gesundheit),而这个单词现在也同样被广大说英语的人们采用。  打喷嚏在西方也与迷信有关。有说打喷嚏的人之所以需要上帝保佑,是因为人的灵魂是一种像空气一样的物质储存在人脑袋里的,如果打喷嚏,灵魂就会"喷"出来,而破解此局的方法就是念一句"上帝保佑您",这样灵魂就会被乖乖"叫"住,老实待着不走了。  还有反过来的说法,认为邪恶的东西其实是想通过打喷嚏的机会找一个间隙进入人的身体,而人把喷嚏打出来是一种防御行为,从而把恶灵逼出来,而这个恶灵游离在外就有可能进入别人的身体,所以也要依靠上帝让这个事情避免发生。  当然,世界各地其他的人们都赋予"打喷嚏"不同的寓意。新西兰的毛利人相信造物主就是用打喷嚏的方式把生命溶入了第一个人;非洲南部的祖鲁人认为,打喷嚏是友善的精灵的赐福,当小孩打喷嚏的时候,大人们就喊:"快长大!"希望被喷嚏唤出来的友善的精灵能促使孩子快一点长高长大。古代希伯来人也认为,打喷嚏是一件幸事,这意味着生命的存在,因为死人是不会打喷嚏的。  小编很奇怪,为什么打喷嚏独独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都在它身上大做文章呢?想来想去可能是因为喷嚏作为生理现象有诸多不可思议的因素,比如它不可扼制,而且气量惊人,科学检测发现,喷嚏作为空气涌出,时速高达一百英里以上,而打完喷嚏如药效般神情又目明。大概是这些在当时无法解释的神奇因素让人们对它青睐有加? “朝秦暮楚”这个成语典故出自北宋晁补之《鸡肋集,北渚亭赋》: “托生理于四方,固朝秦而暮楚。”  “朝秦暮楚”说的是,战国时期秦楚两个诸侯大国相互对立,经常作战。一些小国为了更好地生存,时而为秦国效力,时而向楚国靠拢。许多谋士也不免时而替秦国出主意,时而向楚国献计策。更有甚者,当时秦秦楚之战如拉锯,老百姓们朝为秦地,为秦管辖,插秦旗,穿秦衣,行秦礼, 言秦语;待到傍晚,又被楚军占据,又机智地易楚帜,着楚衫,行楚俗,说楚话。  追溯历史,秦楚两国联姻是从秦穆公和楚成王开始的,共延续21代400余年。  早在春秋时代,秦国和楚国地处文化落后的华夏边缘地带,秦国在西边被视为西戎,楚国在南边被视为南蛮。在中原诸侯眼里,都是“未开化”族群,可谓难兄难弟,同病相怜。  秦昭王时,以宣太后(即芈八子)为首的“楚系外戚”,在秦形成了一个庞大集团,牢牢地控制着秦国朝政,也不可避免地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秦昭王在位时,不仅把秦惠文王(其父亲)从楚国夺走的上庸等地归还给了楚国,还出军帮助楚国反击齐国、魏国和韩国的联合进攻。宣太后病逝后,谋土范睢献策帮助秦昭王清算楚系势力。但精明的宣太后生前就做了安排,让秦太子安国君(即秦孝文王,赢政祖父)和华阳夫人(楚系外戚)联姻。  只可惜,华阳夫人一生未育,遂与吕不韦达成政治联盟,认子异(即秦庄襄王,赢政父亲)为养子,并改其名为“楚”,又名子楚。照例,到孙子赢政新晋秦王时,华阳夫人又选了一位楚国女子进宫。  秦始皇赢政出生到成人,一直活在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保护与控制之下。不成想,秦太后华阳夫人死后,而立之年的秦始皇,开始乾纲独断,酝酿已久的灭楚大计。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率领秦军一举攻破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俘楚王负刍,楚亡。  《史记,项羽本纪》云: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历史接着开始反转。秦二世胡亥继位的第二年,楚人陈胜吴广就反了。义军大旗一举,天下云集响应,星火顷刻燎原。宦官赵高杀二世,立子婴,去帝号,称秦王。立国十四年的大秦帝国灭亡。  不久,子婴就投降了另一位楚人刘邦。天下再次大乱,重归“战国时代”。一个月后,又出来一位楚人项羽,率诸侯联军入秦,尽灭秦宗族,尔后分封天下,自号霸王,史称“西楚”。  自战国以来,秦楚两国争战不已,秦灭楚,楚又灭秦,历史就是这样的诡异和不可捉摸。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皇帝对于自己死后的陵墓,同样也是看得很重的,他们一般在生前就会花非常多的资金和人力去参与到陵墓的修建工程。原因也很简单,他们认为自己死后的陵墓,会对自己所统治的国家有着影响,同时对下葬时所用的冥器,自然也很讲究。  一般来说,只有皇帝有权力选择和建造自己陵墓的建设,皇帝的妃子和母亲等人,是无权选择自己死后所葬的地方的,但是事事都有例外,在近代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不是皇帝,胜似皇帝的女人,她就自己选择和建造了她死后所在的陵寝。  此人正是历史上饱受骂名的慈禧太后,这个女人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权术,在咸丰皇帝死后,便独揽大权,先后控制同治和光绪。但人始终是要死的,慈禧也不例外。因此,慈禧在这之前就为自己找好了陵寝。  慈禧最后选择让自己永远躺在河北唐山市的定东陵,而在陪葬器物的选择上,处理慈禧后事的那些大臣,也是一点也不敢大意。除了那些珍惜宝贝,金银珠宝,无价的文物等等,有一样东西,可以说是慈禧东陵中最重要的一样。  这个东西,就是棺材。虽然棺材的价值和慈禧的那些陪葬品一比,其经济价值和文物价值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棺材是装慈禧的尸身的,也必须得慎重挑选。  最后选来选去,最终将金丝楠木定位了慈禧棺材的材料,而这种棺材,在当时不仅昂贵无比,还是皇家独有的,一般百姓除非有皇帝的特殊嘉奖,谁也不能私自用。  慈禧棺材的制作,几乎是当时的清政府大事,大太监李莲英,为这件事全权负责着,不仅亲自往金丝楠木的产地云南去,还亲自负责运输,生怕出了半点差池。  那些制作棺材的人,更是一寸一寸地为慈禧打造,在里面要刻上往生的咒语,在金丝楠木上,还要用金去填。这些都还不算什么,最繁琐的,就要属给慈禧的棺材上漆了。  给慈禧棺材上的漆,均是从遥远的秦岭运过来的百年漆树,还要结合七七四十九的道数变化进行刷漆,一共要刷四十九层,还要用那种非常昂贵的鼠须笔来轻轻地描金线,相当于是描边,直到每一层的颜色都均匀,棺材每一寸都要做到完美无瑕。  如此一来,慈禧的棺材才算是做好了,这样制作工艺繁琐的棺材,造价也是极其繁琐的,其总花费达到了数十万两白银,耗时数月之久,参与制作的技术工人达数百人。  尽管这个数字看起来很恐怖,但是和慈禧出殡时狂烧百万银两相比,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但是今天当慈禧的棺材再一次出现在世人的眼前时,却不是那种细致的金色,而是粗浅不一的红色夹杂着金色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莫非是因为慈禧的棺材在地下待太久,掉漆了?  这个猜想其实是绝无可能的,因为当时给慈禧选择的,不是普通的漆,而是百年漆树的漆。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慈禧的棺材有人给重新上了红漆。  这个红漆,其实就是慈禧的孙子溥仪刷的,而他之所以要刷这个红漆,跟慈禧陵墓的一次重大灾难有关。  这个灾难不是别的,就是慈禧的陵墓被人盗过。慈禧下葬之后,墓里面的金银珠宝是吸引着无数的盗墓贼,可是当时清朝皇室还在被民国政府保护着,谁也不敢去动清朝的皇陵。  然而终究是有胆子大的敢去这么做,在1928年,孙殿英在经过数月的查勘过后,终于动手了。  孙殿英盗慈禧墓的方式非常简单粗暴,用炸药炸开墓门,看到慈禧的棺材后,直接将其掀开甩在一边,然后开始掠夺慈禧陵墓中的稀世珍宝,就连慈禧口里面含着的夜明珠,也被孙殿英给扣走,并且还把慈禧的嘴巴划了一道口子,同时还将慈禧那条值钱的裤子都给扒了去。  孙殿英当时劫掠了好几车的宝贝,其价值难以估量,并且动作还非常粗暴,哪里还会在意这区区十来万两的金丝楠木棺材呢?  最后这件事被揭露,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其中以溥仪为首的满清皇室,对此事更可以说是怨气冲天,溥仪甚至发誓要亲手杀了孙殿英。  但愤怒归愤怒,慈禧陵墓被孙殿英搞得一塌糊涂,总得有个人去收拾才行啊。溥仪等后人和那些满清遗老,自然就只能站出来收拾残局了。  最后,他们给慈禧帮了一道简单的丧礼,其他什么陪葬品的,就基本忽略了,但还是有个问题在,这个问题就是慈禧的金丝楠木棺材。  因为当时盗墓的粗暴,导致这金丝楠木棺材掉漆严重,并且有些地方还破了,所以当时就有人建议给慈禧重新做一副。  当问到当年给慈禧做棺材的地方时,棺材店老板表示还有一副,但只是慈禧棺材的雏形,要是想达到慈禧棺材的效果,还得小心打造才行。  可当时摆在这些后人眼前的问题是一是找不到那些给慈禧打造棺材的工匠,二是没那个时间和金钱,当时清朝皇室已经没啥影响力了,所以他们最后选择放弃重新打造一口相似棺材的想法。  然而,就用一口破的金丝楠木棺材给慈禧安身,怕也是欠了妥当。于是,在这种窘迫的境况下,慈禧的后人们干脆简单粗暴地用粗糙的红漆直接涂成一口红棺材,然后将那些有破损的地方草草补一下,然后入葬就完事。  而一个曾经的晚清最高权力者,在死后,子孙却不能为其再提供一口上好的棺材,这实在是一件讽刺和丢人的事情,而溥仪也正是因为这个让他羞愧的原因,不太愿意提起给慈禧二次安葬的事情。  但话说回来,慈禧好歹也有了口棺材装身,那个时候在清朝统治下穷困到死的人,又有谁会为他们做一口薄棺材呢? 史前文明是否真的存在呢?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在向我们证明,远古的世界,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的多,今天我们就来盘点盘点那些不可思议的史前遗址!  1、玛雅巨型金字塔内发现巨人骨架  美国和秘鲁考古学家联合宣布了一个玛雅考古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他们在位于秘鲁北部海岸的一座巨型金字塔内发现了3座充满大量神秘文物的古墓。让考古队员感到震惊的是,他们在3座古墓里发现了3具非同寻常的骸骨—-3具「巨人」的骨架。  之所以称他们是巨人,是因为这些骨架的身长都在2.8米以上,而普通的当地男性身高平均仅为1.49米。再看看南美洲发现的JCA石雕,这些珍藏在博物馆里的石头上,雕刻着许多难以置信的图画。在这些石雕中,人与恐龙的比例差不了多少。以现在发现的暴龙化石为例,暴龙约有3层楼高。在所有的石雕里,恐龙虽然还是比人大,但比例并不悬殊,三角龙对于人来说,好像是现在人与牛的比例。这说明了什么?是不是有可能在恐龙时代就生存有巨人?  2、50000年前的人造心脏  众所周知人造心脏是近些年来才研制成功的。可在非洲突尼西亚北部一处偏僻的森林内,考古人员意外地发掘出一具史前穴居人的尸骸,这具尸体早已腐化,但在他胸腔内却发现一颗构造精密、十分完好,有许多金属配件组成的人造心脏!  根据用科学方法碳14进行监定,这位穴居人已经死了5万年了。也就是说,人类直到20世纪才刚刚研制出来的人造心脏,原来5万年前就已经有人制造出并使用上了。这可能吗?  3、远古模型飞机  1898年,在埃及一座4千多年前的古墓里发现了一个与现代飞机极为相似的模型。这个模型是用小无花果树木制成的,有31.5克重。后来在埃及其他一些地方,又陆续找到了14架这类飞机模型。更令人奇怪的是,在南美洲的一些地方,也发现了一些与古埃及飞机模型极为相似的飞机模型。  埃及与南美之间的飞机模型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吗?是埃及人架机曾经飞到过南美洲吗?既然4千年前的人已经发明了飞机,可为什么直到1903年才有了世界上的第一架飞机叱?古代人是凭藉什么手段制造了飞机的呢?如果这些谜都解不开。  4、中国朱洛巴石盘  1938年,中国考古学家纪蒲泰等人到青海南部的巴颜喀拉山地区考察时,在一个不太显眼的山洞里共挖出716块花岗石圆形体,中间稍四无孔,每块厚度约2厘米,从中间向四周辐射出许多十分规则的水波纹线条,极似现代的镭射唱片,上面还刻有许多现代人无法解读的各种符号。  经过测定,这些石盘大约是1万多年以前的东西。后来,石盘几经辗转到达苏联,在莫斯科所作的各项科学分析表明,这些石盘含有大量的钻金属和其他金属元素,而且石盘的振荡频率特别高,这说明它长期用于高电压之中,彷佛石盘曾经带电,或者是某种电路的组成部分。  1962年,一位中国学者徐鸿儒教授根据当地的古老传说,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最终破译了石盘上的表意符号,译文是:特罗巴人来自云端,他们乘坐的是古老的飞船,后来飞船在着陆时损坏,这些特罗巴人只好藏身山洞。  5、人类捕猎恐龙匪夷所思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秘鲁伊卡市文化人类学家贾维尔·卡布里拉博士的父亲就在古代印加人的坟墓中发现了数百块用于仪式的葬礼石。卡布里拉博士后来继续其父的研究,收集到了1100块这种石头。这些石头约有500年到1500年的历史,被研究者通称为「伊卡石」。  这些石头上蚀刻着许多图画,其中许多都是性爱场景,还有一些图画描述了人类做「心脏手术」和「大脑移植手术」的场面。然而最惊人的图画,却是人类捕猎恐龙的画面,这些恐龙包括三角恐龙、剑龙等  6、两千多年前的电池  今天人们可以在许多商店中发现电池的踪迹,但是一种古老的「巴格达电池」,却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种电池是在公元前248年到公元前226年的一个帕提亚村庄遗址上被发现的,它由5.5英寸高的粘土容器和一个铜柱、一个氧化铁杆组成。专家对它进行检测后断定,这种设备只要装满酸或硷性液体后,就可以产生电荷。  专家相信,这种古代电池也许是古人用来对物体进行镀金的。如果真是这样,没有人可以解释为何「巴格达电池」的科技会失传这么多年。  7、1.1亿年前的人类手印  化石通常都是在具有成千上万年历史的岩石中形成的,然而有一些化石却显然不符合常规的地质学和历史学规则。  地质学家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在远古时候,地球上根本就没有人类。现代人类学知识根本无法对这些「不可能的化石」做出合理的解释。  譬如加拿大北极圈一块石灰石上的「人类手印」化石,就具有1.1亿年的历史。在美国犹他州德耳塔附近的一块泥板岩上,考古学家发现的一个人类脚印化石,估计有3亿到6亿年的历史。  8、2500年前的心脏起搏器  在卢索伊城郊外出土了一具2500年前的木乃伊身上,尽然听到体内有声音而感到大为诧异。开罗一家医院的医生解剖了这具木乃伊,发现能发声的原来是由黑水晶制造的心脏起搏器,此事震惊了世界。但疑点随之也出现了,因为我们地球上只出产白色水晶,从没发现过含有放射性的黑水晶!  由于「猿-人进化论」的「科学」是不允许出现外星人的,因此也有人怀疑这「心脏起搏器」仅是一个「骗局」而已!  9、1500年前的电灯  电灯是近代发明和使用的产品,如果说在2000年以前就有了电灯是难以让人置信的。所以下例事实让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感到迷惑不解。1401年,考古学家在义大利发掘一座帕拉斯墓穴时,发现整个墓穴被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根据古墓的年代,证明这盏灯在墓穴中已燃亮了2000多年没有熄灭。那它的光源是什么呢?没人敢说。  又如:1845年4月在罗马附近发现了一座距今1500年前的古墓,在石棺内竟然也有一盏明亮的古灯!两件事实才引起科学家的关注,但科学家认为远在1500年前的古人是绝对不可能有如此高超的电气技术。那么这古灯又是谁发明的呢?  10、4200年前的彩色电视机  着名考古学家夏劳·勒加博士,在埃及尼罗河畔的一座4200年前的古墓中,发现一台完好的类似彩色电视机的仪器。这台仪器与目前流行的彩电有较大的区别,它的外型犹如金字塔模型,有4个三角形的荧光屏,屏的四周都镀上了黄金,经检查它只有一个频道,只能接收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它的机件是目前所知的金属钛制作。  它经历了4200年后,机内的太阳能电池仍能正常运作。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距今4200年前,地球人类还处在刀耕火种的时候,有设计彩色电视机的能力吗?有制作彩色电视机的材料吗?能具备制作电视机的工具吗?  不过以上的遗址和发现,同样也遭受很多人的质疑,很多人认为这些发现大部分都是骗局,如果真的有发现这么惊人的东西的话,那么现在科学界的主流早就应该是相信史前文明存在的,而不是怀疑的态度,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1941年的姆岑斯克之战是二战早期的一场著名坦克战。从这场战斗之后,T-34坦克声名鹊起,从此德国人患上“T-34坦克恐惧症”。当然,一场战斗的胜负手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如果技术优势的任何种类的武器是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必须是一种压倒性的优势。然而,1941年时代的T-34坦克并非一种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武器,那么德国人的T-34坦克恐惧症如何产生的?病因看上去似乎很简单。  1941年参加入侵苏联的德国三号坦克  总所周知,最大的恐惧来源于未知。此时,苏军的新式26吨,44吨,52吨坦克成了未知的幽灵。由于获得的情报有限,面对三种不同的坦克,在战场上德军士兵并不能分清楚具体型号。他们只知道苏联人使用“T”来命名他们的坦克,但是对于每种坦克的情况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何他们把BT系列的坦克统称“克里斯蒂”坦克,以及对KV坦克很少能辨认正确。基于这样的情况,重型坦克经常被辨认为T-34坦克,随着战争进程,这种说法流传更广。这些坦克在1941年被说成“重型”或者“新式”,之后德军士兵把它们统统认成T-34坦克。这才是T-34坦克恐惧症的真正起因。而古德里安在T-34坦克造神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里我们必须详细看看他的回忆录。  T-34恐惧症的最大推手-古德里安  说到苏军新型坦克的技术优势,古德里安写道:“第4装甲师在姆岑斯克以南遭到俄军坦克袭击,情况一度危急。俄国的T-34坦克第一次全面展示了其性能优势,给第4装甲师造成重大损失,并迫使我军暂时放弃迅速夺占图拉的企图。”这看起来挺令人悲哀的,不过这段描述与事实完全不沾边,第4装甲师并未遭遇大规模的苏军坦克部队,只遭到了一些有限的反击。况且,这些对抗也发生在姆岑斯克西南而非南面。这并非德军首次见识苏军新式坦克的技术优势,早在1941年6月底、7月初期间,德军就已经与苏军新型坦克有过多次交锋,其技术特征也已经为德军最高层所知晓。古德里安关于第4装甲师蒙受“重大损失”的陈述也是信口胡说,而他提出的德军无法快速夺占图拉的原因更是毫无根据的。由于上级的命令和恶劣天气与补给缺乏,德军未能快速袭占图拉,这与苏军坦克的行动并无太大关系。与上述陈述自相矛盾的是,随后古德里安也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恶劣天气和补给缺乏在阻止德军行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即便他依旧对实际战术态势三缄其口)。  德国人并分不清KV1坦克和T-34坦克的区别  深入审视《闪击英雄》一书,我们能读到关于T-34坦克对第4装甲师进行“大屠杀”的描述:“四号坦克的短身管75毫米炮只能击穿其(T-34坦克)薄弱的后部装甲,摧毁发动机……战场上仍散布着俄德双方损毁的坦克,而俄国人的损失要远小于我军。”古德里安继续写道:“(在姆岑斯克)俄国人投入了大批T-34坦克,给我军装甲战斗车辆造成重大损失,此前我们一直占据着装备优势,此时,俄国人夺回了优势。”古德里安的这些描述同样与事实相去甚远。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10月11日德军在姆岑斯克没有损失坦克,并宣称其打瘫了11辆苏军新型坦克。至于古德里安曾亲自检视其战场的10月6日战斗,情况也一样,此战中德军的损失为10辆坦克毁伤,而苏军的损失为12辆坦克全毁。由此可见,“俄国人的损失要远小于德军”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德军主力四号坦克  在技术方面,古德里安也弄错了,德国人在战前或姆岑斯克之战时并没有坦克优势。我们只能说1941年春,三号或四号坦克优于西欧其他坦克设计(这一点仍存在争议),而此时德国人已经知道苏联拥有比他们更强大的坦克——当1941年6月底T-34坦克和KV坦克出现在德军士兵眼中时,这一推测最终得到了证实。古德里安也承认这一点,这样一来,其著作中就又多了一处自相矛盾的地方。  第4坦克旅旅长卡图科夫战时留影  不过对于古德里安的上述陈述,其核心要义在于四号坦克对抗T-34坦克的可行性。古德里安明确指出了T-34坦克的一个弱点——后部,而这一点恰好是问题的关键。当时T-34坦克的车体侧面和后部装甲厚度均为40毫米,侧上装甲倾斜角40度,后上装甲倾斜角48度,实际上,后部装甲比侧装甲从等效值来说还厚了6毫米。只有底盘两侧的45毫米装甲板是垂直布置的。  对于T-34坦克的评价也是战后为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那么古德里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这位德国将军并不是在描述T-34坦克的技术特点,而是——KV重型坦克的特点!KV坦克的正面和侧面装甲厚度为110-75毫米,后部为60毫米厚,倾斜角也不大,这种重型坦克的弱点正好在后部。正如我们所知,卡图科夫的第4坦克旅装备有T-34坦克和KV坦克,根据当时的战术,通常由重型坦克来打头阵,以吸引德军的火力。古德里安书中所描述的苏联新型坦克,更有可能是KV坦克,他们的侧面装甲比T-34坦克更厚,使得德军袭击侧面的行动更难奏效。KV坦克的侧装甲是如此厚重,以至于短身管75毫米炮发射的Gr. 38 HL/B破甲弹在任何距离上都难以将其击穿。相比之下,T-34坦克侧装甲的等效厚度仅为45-53毫米,命中角度合适时是有可能被Gr. 38 HL/B破甲弹击穿的。只有破甲威力增加了25毫米的HL/C破甲弹才能有效对付KV厚重的侧装甲。  姆岑斯克附近被摧毁的T34坦克  古德里安造访姆岑斯克战场期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直接催生了T-34坦克的神话。关于这些事件,古德里安如此描述:“一份提交给集团军群指挥机关的报告提到了我们遭遇的新情况。针对这一情况,我解释了T-34坦克相对我军四号坦克的优势,并指出了这些情况对我方坦克未来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在报告结尾,我请求上级向我部所在的前线派遣一个包括陆军、军备部、坦克设计师和坦克生产相关厂商代表在内的委员会……我还要求立即投产足以击穿T-34坦克装甲的重型反坦克炮。该委员会于11月20日抵达前线。”假设古德里安的这份报告确实存在,不过它从未被找到过。但可以肯定的是,古德里安所谓的“报告”,其内容实际上是第4装甲师师长朗格曼将军相关报告的总结或复述。按照公文流转的一般流程,像朗格曼这样的师指挥官不可能直接向集团军群参谋部提交报告,他的报告得先让其直接上级第24装甲军军长盖尔将军知悉,获得军长批准后才能送到古德里安手里。朗格曼师长于10月22日提交了报告,之后又经由古德里安呈报给上级。这个委员会最早于11月18日抵达前线,来听取前线将领们的意见,按正常的流程来看,这个速度可算非常之快了。  姆岑斯克一役中声名大噪的T34坦克  委员会的专家们到达战场后,就立即被古德里安灌输了他的那一套理论。如同其回忆录中所述,这位坦克名将向专家们直言德国坦克已丧失优势,他还不忘向客人们大谈德国坦克是如何“在遍布泥泞的道路和战场上举步维艰”,并据此要求“(未来的新型坦克)必须在任何季节都具备良好的道路和越野机动能力”——要不是时间太过匆忙,这位将军没准还会要求新型坦克具备飞行能力。  姆岑斯克之战的英雄卡图科夫  在说明敌军新型坦克的优势时,古德里安强调“俄军44吨和52吨(这显然是指KV坦克)重型坦克在炮塔前部装有一门76.2毫米火炮和一挺7.62毫米并列机枪,炮塔后部也装有一挺7.62毫米机枪(这依然是指KV坦克)……车体装甲厚80毫米,炮塔装甲厚100毫米(还是指KV坦克)。其倾斜装甲能导致88毫米高炮的炮弹跳飞(这倒可能是T-34坦克)”。“这些坦克的速度比我军三号和四号坦克更快(这里才是T-34坦克)”。由此可见,这位德国名将显然把T-34坦克和KV坦克搞混了,而他自己还弄不明白这个事实。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造成德国人T-34坦克恐惧症的根本原因是德国将军们对苏军新式坦克的了解知之甚少,从而心生恐惧,并且在全军自上而下传染开来。而古德里安本人的种种作为更增加这一谣言的可信度。以上2点使得T-34坦克恐惧症出现并且迅速蔓延。 随着历史上:1926年2月8日——美国考古探察队在墨西哥发现玛雅金字塔,这一身处神秘热带雨林的丛林文明终于得以重见天日。玛雅人虽然处于新石器时代,却在天文学、数学、农业、艺术及文字等方面都有极高成就。  美洲印第安玛雅人在与亚、非、欧古代文明隔绝的条件下,独立创造的伟大文明,并且是唯一一个不是发源于“大河流域”而是“热带雨林”的文明。  但是,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玛雅文明与奇迹般地崛起和发展一样,其衰亡和消失充满神秘色彩。公元8世纪玛雅人放弃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大举迁移。创建的每个中心城市都终止新的建筑,城市被完全放弃,繁华的大城市变得荒芜。玛雅文明一夜之间消失于美洲的热带丛林中。  玛雅文明的建筑工程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玛雅人可是身处“新石器时代”,在使用原始生产工具的情况下竟然能对坚固的石料进行雕镂加工。并通过长期观测天象,已经掌握日食周期和日、月、金星的运动规律;雕刻、彩陶、壁画有很高艺术价值,被称为“美洲的希腊”。  玛雅文明使用高度复杂的象形文字,不仅有二维上下左右之分,还有三维的远近之分。  玛雅人在天文学上的造诣在当时无人能匹敌,他们费了384年的观察期,推算出天阳历的365.2420天(现代天文历为365.2422天)和金星历的584天(现代为583.92天),实在是不可思议。  而几千年前的玛雅人刀耕火种,用树叶遮体,用可可豆作媒介以物换物,如此的数字演算他们用得着吗?1952年6月5日,人们在玛雅古城帕伦克一处神殿的废墟,发掘出一块刻有人物和花纹的石板。当时人们仅把这当作是玛雅古代神话的雕刻。到了六十年代人们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后,那些参与宇航研究的美国科学家才恍然大悟:帕伦克石板上雕刻的,原来是一幅宇航员驾驶宇宙飞行器的图画!  有些学者提出一种大胆的假想:在遥远的古代,美洲热带丛林中可能来过一批具有高度文明的外星智能生命,他们教授玛雅人各种先进知识,然后离去。他们被玛雅人认为是天神。外星人离去时,曾向玛雅人许诺重返地球,但在玛雅人的祭司预言天神返回的日期里,外星人并未重新返回。  于是导致玛雅人对其宗教和祭司统治丧失信心,进而引起整个民族心理的崩溃,终于使他们离开故乡,各自走散,玛雅文化就这样消失。也许人们会指责这种想法带有过多的假说意味。但即使否定这种说法,仍然无法圆满地解释玛雅文化神秘的内涵、众多不可思议的奇迹,以及突然消失的原因。  玛雅人留给后世的最著名的莫过于“末日预言” “地球并非人类所有,人类却属于地球所有”——根据玛雅预言,我们的地球已经在所谓的第5太阳纪,而在每一纪结束时,都会发生惊心动魄的毁灭。第五太阳纪始于玛雅纪元3113年,历经玛雅大周期5125年后,走向新纪元,并非世界末日。现今公历对照此日期,在公元2012年12月21日,即“2012末世预言”,当然证明也只是虚惊一场。  根据玛雅人的观点,在这个时期,地球要完全达到净化。既然玛雅人的历法如此精准,其预言应该有一定的根据。在环境污染严重、天灾人祸不断的今日,可以设想,玛雅预言究竟在提醒我们何事?相比也可想而知。 中华上下五千年,浩荡的历史长河,中华文明创造了无数的文化,无数的发明,而其中,在没有封建时期,中华文明更是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术数。  《辞海》有云,术数以种种方术观测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来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有这么10种术数,他们曾被批为“迷信”,但在古中国,这样的术数却是可以控制自己或整个国家的命运,曾经这些被批作“迷信”。  10.堪舆  堪为天道;舆为地道。堪舆本有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之意,分为罗罗、日课、玄空学、葬法及形家五部分,在民间亦称风水。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风水之学是一种环境心理学。 阴阳论是风水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阴阳论把世间万物分为两极,以期实现阴阳调和。而太极便是阴阳调和的最佳状态。另一概念则是五行思想。将世间之物分成五种,相生相克,这一说法,即使在现代,也是很盛行的。  9.占星  星空,人们目之所及最远处,思考的最远方,而在古代,人们发现了星空和生活之间的联系。发现了日月星辰的分布与运行对判别时间、季节和方位十分重要,《易经》有云“观乎天文,以查时变”。在众多古代文献,占星甚至能预知小至人,大至国家的命运。  在古代占星学中,“黄道”即太阳视运动轨迹,“白道”即月亮视运动轨迹。把黄道、白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为二十八个星空区,是为“二十八宿”,以此作为坐标,观测日月五星。  金(太白)、木(岁星)、水(辰星)、火(荧惑)、土(镇星)、日、月被合称“七政”,又称“七曜”。北极星被古人认为是天的中心,称它为“中宫”。而最接近北极星的七颗星: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组成了北斗星。  8. 奇门遁甲  奇门遁甲之术是奇门、六壬、太乙三大秘术之一,是易经最高层次的预测学号称帝王之学,是论天体、人和地球运动规律的科学巨著。应用天干、地支、八卦、九宫、九神、九星、八门等元素,永远将自己处在高屋建瓴的方位,运筹帷幄。  这种在高处掌控一切的状态当然是所有人想要并追寻的,但正因为此术的神奇,它才成为一种秘术,只被少数人掌握。  7.大六壬  大六壬,同奇门遁甲之术一样,是三大秘术之一,是以天道运行之客观天象,做到百事预测。六壬术是中国古代用式盘来算命的方术 。六壬术推算难度很大,其容纳了阴阳五行学说、易经理论、占星术以及军事思想,千变万化,是中国古老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很难完全掌握。  6.太乙神数  太乙神数也是三大秘术之一,是古代高层次预测学,相传太乙术产生于黄帝战蚩尤时。据太乙神数推算,上古有一年冬至,恰好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定为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称为太极上元。甲子以来的年数称太乙积年,由太乙积年再求出太乙流年和太岁值卦,以断本年气运。  这些秘术到现在基本已经失传,但它仍然是古代人民智慧高度发达的象征,是我国文明的重要成果。  5.历法  历法由来已久,相传三皇五帝时已有历法,《易纬·通卦验》说:阴阳律历皆祖于《易》。明确指出古代历法存在的原始形态是卦,可称之为卦历。伏羲六十四卦先天圆图即是古老的十月太阳历,后天八卦方位图是神农创制的古老八月大火历。  中国古代历法都有两套系统,一为岁,一为年,岁用太阳回归年,而年则以农作物生长周期为依据。但不管是岁历法,一年为360天,而年历法,一年为365.25天,与现代科学计算进一年时长基本一致。  传统历法对人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发展到今天,我们在使用公历的同时,依然也在使用着传统的农历,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春节也依然采用农历记。  4.阵法  在中国古代,带兵作战特别讲究排兵布阵,而阵法的好坏可以影响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在《三国演义》中,阵法之重要性,更是显露无疑。  小说中常常把阵法夸张的无与伦比,几块石头因为特别的摆法就会使人被困,现实的阵法虽没有那么离奇,却也可以因令对手出其不意的布阵而大大提高战斗力。  3.解梦?  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而梦可以说是一种潜意识,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人们开始了漫长的解梦、释梦,想要以此得到一些“天机”。  在中国古代,最有名的解梦就是《周公解梦》,其根据人梦中出现的事物场景解注吉凶,谓之“夜有纷纷梦,神魂预吉凶。庄周虚化蝶,吕望兆飞熊。丁固生松贵,江海得笔聪。黄粱巫峡事,非此莫能穷。”  2.符咒?  最初的咒语起源于古代巫师祭神的祝词。 符乃神佛之法令,符代表精神意念力,符的效应主要来自意念的存在,施符者的墨水、咒语和手印等其实都是在加强意念,此意念与次元波产生抗衡作用,减少不当的次元波的干扰。  抛去一切迷信的外衣,我们会发现符咒有其科学依据,而它也不应该被全盘否定,毕竟它来源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1.卜筮  卜筮是中国远古最早的巫术活动当推殷商之际的占卜,它有两种形式,一曰卜,二曰筮。  卜,即龟卜,将经过钻、凿等加工处理的龟甲兽骨在火上烧灼,再由专门的太卜观看龟甲兽骨经灼烧形成的纹路和图像,并推断人事吉凶;筮,怕种易数,是为先天之心学。太极者道也,因心即道,故可于心中默演其数理,正所谓“人与心上起经纶”。  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迷恋着各种各样的占卜,我想,可能人总是不自觉的想要控制自己的命运。 17世纪帝国的军事支柱近卫军开始走入伊斯兰国家近卫军普遍的蜕变,禁军专权。  而此时欧洲的pike&shot战术已经达到了如火纯青的地步,虽然土耳其人也使用火枪和火炮作战,但是其作用类似于16世纪早期的欧洲,视其为普通的远程武器,而不是战场的主力,耶尼色里虽然也使用火器,但是耶尼色里却更像是多功能步兵而不是真正的火枪兵。土耳其的作战方式已经跟不上欧洲的节奏了。为此,土耳其开始进行了第一次探索,那就是雇佣巴尔干的山民进行散兵战术,由于巴尔干山民擅长山地战且善用火器,他们组成的狙击手部队确实能够对阵线较为死板(相对而言,因为此时奥斯曼既不是方阵阵线也不是线性阵)的欧洲部队形成杀伤。但是问题就在于此时的土耳其无力支付薪水,这导致了杰拉里叛乱。  17世纪的土耳其因为国内发展稳定,导致了人口暴涨,大部分领土是沙漠的土耳其人口达到了3000万,土地压力大大增强导致了国库收入的下降。无力支付复员人员的薪水和土地的结果就是这些雇佣军大规模的叛乱,而叛乱地点又在其政治核心地带的小亚细亚。战乱和后党专政让奥斯曼错过了三十年战争这个机会。  此时的奥斯曼已经无力继续进行进攻了。而扩张的停滞让采邑制的西帕希骑兵水平越来越差。也导致了人口压力越来越大。最后科普鲁律家族接任大维齐尔让奥斯曼在衰退前出现了最后一次中兴。由于调解好了近卫军,后党,官僚的利益矛盾,所以他们才有能力再次进行扩张。对于奥地利的边防军而言,恢复元气的奥斯曼威胁还是很大的,毕竟在技术上,没能形成差距。  但是进入奥地利核心之后,问题就出现了。此时的欧洲已经是线性阵的天下,pike&shot在大孔代的打击下已经显露出了颓势,而后的克伦威尔改革等等则让欧洲军队越来越朝18世纪的排队枪毙刺刀阵演进。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正是欧洲对几种新技术的一次检验。  超大规模的棱堡防御体系,野战炮,刺刀,线性阵。  经过沃邦的改革,17世纪后期的棱堡已经达到了18世纪普遍的水平,而沃邦在攻取棱堡方面也颇有建树。棱堡这种近代防御体系在面对战术还处在文艺复兴中早期的奥斯曼时,保持了非常大的优势。  野战炮在古斯塔夫二世的时候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更便捷的炮车,更长倍径的炮管,更快速的机动,更快的填装时间。此时的奥斯曼虽然火炮战术也很发达,但是战术思想落后,磅数大,填装慢,机动也差,虽然威力大,但是人家比你快很多。  此时的刺刀还是插入式刺刀,刀柄插入枪管使用,这样无法边防御边射击,不如后来的卡座式。但是比起更早时候火枪手还要用野猪矛来白刃的前辈来说已经强太多了。  17世纪后期的线列战还不是纯的火枪兵线列阵,此时依然还有长矛手,因为插入式刺刀毕竟不方便,空心阵也还没出现。可是由于火枪手比例大增,其杀伤力足以让奥斯曼传统的炮灰精锐骑兵车轮战在一开始就遭到失败。  再加上波兰手上拥有最后一只成规模的拥有贵族血统的职业骑兵,翼骑兵。实际上一开始,奥斯曼就输了。  此战之后,欧根亲王开始崭露头角,并在之后数次大胜后成了奥地利的名将。此人能够把奥地利那奇葩的各族人民部队发挥出最大的水平,不得不说是一位军事奇才。  另外由于维也纳的惨败,科普鲁律家族开始逐渐衰退,18世纪初完全退出政治核心,在这之前,近卫军开始全面掌握奥斯曼的军政大权,并且挟天子令诸侯,一直到19世纪马哈茂德二世改革,诛杀近卫军,才结束了百年近卫军专政的衰退时代。  但是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无力回天。  最后说一句,近卫军的蜕变几乎是大部分穆斯林帝国都要遇到的问题,这一点从塞尔柱人接受邀请就开始了。不管是古拉姆,还是马穆鲁克,亦或者是齐兹尔巴什,耶尼色里都是例子。像伽色尼王朝,塞尔柱王朝,马穆鲁克王朝等等都是奴隶近卫军或叛乱或篡权建立的王朝。而齐兹尔巴什和耶尼色里,虽然没有导致国家灭亡或者分裂,但是其被镇压的过程中依然损耗了国家的力量。不得不说,虽然职业近卫军一定程度上让国家免于军阀官僚或者其他势力的危害,但是同样的却带来了集权中央被胁迫的风险。这一点其实从罗马帝国就出现,尼禄被刺杀之后,罗马禁卫军多次擅自选举皇帝,暗杀皇帝,这个问题到塞维鲁,戴克里先才获得了解决,而禁卫军完全被解散要到4世纪的君士坦丁大帝。 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纠葛由来已久。11世纪时,塞尔柱突厥人进攻希腊所属的拜占庭帝国,希腊人和突厥人开始交恶。14-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冲突达到高潮。1453年,拜占庭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被奥斯曼土耳其攻占,拜占庭帝国灭亡。希腊大部分领土被突厥人统治。  希腊人具有悠久的古代文明,而突厥人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因此,突厥人统治时期被希腊人视作黑暗时代。希腊人的反抗也从未停止。在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人、俄罗斯人作战时,希腊人总是暗中支持突厥人的对手。  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希腊人的独立诉求得到英国、法国、俄国的支持。1827年,希腊人在在纳瓦里诺(Navarino)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1830年,土耳其接受英法俄签署的《伦敦议定书》,承认希腊独立。  (1830年,首任奥斯曼驻希腊大使赴任)  彼时,众多希腊语地区如塞浦路斯等仍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而希腊人的理想是恢复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因此,在后来的克里米亚战争、俄土战争、历次巴尔干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希腊都站在奥斯曼帝国的对立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腊参战目标是获得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地。英法则承诺将希腊族为主体的塞浦路斯归还希腊。1918年奥斯曼帝国崩溃,希腊军队占领了伊兹密尔等地,但是很快被土耳其共和国军队驱逐出去。  1930年,希腊和土耳其签署协议,希腊放弃对土耳其的领土诉求。1934年,希腊和土耳其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签署《巴尔干协定》,承诺相互提供援助,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1941年,希腊遭遇灾荒,土耳其是第一个提供援助的国家。  二战结束后,希腊和土耳其均成为美国盟国。1952年,两国同时加入北约。1954年,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签署新的《巴尔干协议》,相互支持共同防御苏联。但是好景不长,从20世纪50年代起,希土关系就因为塞浦路斯问题显著恶化。  当时,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强烈要求和希腊合并,这引发塞浦路斯土耳其族的不满。两国针对对方族裔的攻击开始出现,双边关系恶化。最终,希腊停止了和土耳其的所有合作,《巴尔干协定》也名存实亡。1960年,英国允许塞浦路斯独立,希腊和土耳其均在岛上驻军,保护各自族裔居民。同年,塞浦路斯共和国成立,希土两族组成联合政府。但是1963年,两族发生武装冲突,联合政府崩溃。1974年,土族的北塞浦路斯宣布独立建国,由此造成塞浦路斯的南北分立局面。时至今日,塞浦路斯问题一直是希腊和土耳其关系的“痛点”。 雍正帝形容驻防八旗在地方为“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却让人不知不觉,这是满族统治者处理政治问题和民族关系的手段日趋成熟的表现。至于如今人们多认为八旗入关后作用越来越微弱,其实正是清廷制造的假象,是他们刻意要达到的效果。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继蒙元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统一中央王朝,但它在中国的统治时间,要比蒙古族建立的元朝长得多,持续了将近300年之久,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是独一无二的。  清军入关时兵数仅20万余,连同眷属并奴仆最多百万,进入汉族的汪洋大海之后,却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效平定汉族等各民族、各种政治势力的反抗,建立起对全国持久而稳固的统治,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谜,是令历史学家倍感兴趣并希图解开的一个历史之谜。  但在中国人乃至中国的学者看来,将这一现象渲染成为“历史之谜”,却未免有些过甚其词、大惊小怪。因为事实似乎很清楚,清朝能坐几百年的天下,那是因为他们“汉化”了,“汉化”使他们继承了汉唐宋明等中国传统王朝的一整套统治制度,这是他们得以维护数百年统治的基础。  其实老一辈史学家早已指出过,清朝的统治特点,是沿袭明而不同于明,正是这些不同于明之处,造成清朝统治得以成功的诸多特征,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八旗制度。清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一再强调“八旗为我朝根本”,极言这一制度对他们统治的重要性。  本来,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根本”,都不可能长久地稳坐天下,这是一个常识。而八旗制度与清朝几百年的统治共存亡,恰是满洲统治者未曾被完全“汉化”的证明。可惜的是我国的清史学界迄今为止对此仍未予以充分的重视,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在国家纂修清史的这场耗资巨大工程中,竟然没有为“八旗制度”留下一席之地,在数十个专述典章制度的“志”中,竟然不列“八旗志”。  八旗劲旅:“打江山”的根本  从努尔哈赤自立为汗、建立大金国的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算起,到1644年入关占领北京,一共只有28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个水滨山野、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女真部族,就完成了统一诸部、开国奠基、攻占辽沈、建立清朝并定都北京这一系列的功业,所用时间之短、发展速度之快,实在令人震惊。对此,深想的人其实不多,泛泛说起,便提到女真(后来的满洲)人的骁勇善战。殊不知骁勇善战的北方诸民族,呼啸驰骋于山林草原并不自满洲人始,何以只有少数几个,能够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演出一场叱咤风云的、有声有色的活剧?这除了需要一个英雄人物的出场之外,还需要的,就是组织。正如同金代女真不仅有完颜阿骨打,还有“猛安谋克”制,后起的努尔哈赤能够克敌制胜,靠的不仅是骑射技艺,更重要的,是八旗这个后来成为清代制度的组织。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是满语(niru),本义为“大箭”,派生义为由大箭持有者自愿结合的十人围猎群体。明朝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年,公元1601年)前后,努尔哈赤对牛录组织首次进行大规模改造与重建,参照女真人的猛安谋克制,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统管,改编后的牛录被分别隶属于黄、白、红、蓝四旗,以纯色为辨。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年,1615年),努尔哈赤再次对牛录组织进行改造,完善了牛录—甲喇—固山的体制。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合为八旗。八旗建立自此始,亦即为满洲八旗的源起。  八固山 (八旗)是牛录组织的扩大,也继承了牛录的组织特点,首先是兵民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其二是军政一体,有事抽调,无事归旗,“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作战时绝无粮饷军器之运转,军卒皆能自备而行,这是八旗劲旅行军作战骁勇神速的原因之一。  皇太极即位后,在八旗满洲之外又增设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从此八旗有满洲、蒙古和汉军之分。从此擅长突骑野战的八旗蒙古成为满洲人的左膀右臂,而擅长操作火炮等重兵器的汉军八旗的加入,对于原来只轻骑兵、轻火器的满洲人来说,亦有莫大助益。但八旗仍是八旗,权力始终集中在满洲贝勒手中,是绝不可旁落的。  1644年入关时的八旗劲旅,在对农民军与明朝残存势力的战争中以一当十,摧枯拉朽,那是八旗武力最精锐、最强盛的时期。  入关后的“巩固根本”  当清王朝定都北京后,面对着一个崭新而又极其复杂、极其险峻的局面。在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他们所能依靠的,除了自己从关外带来的八旗劲旅之外,还能有谁?由明军的降兵降将编成的绿营,人数虽然数倍于八旗,他们又岂敢依恃?他们殚精竭虑,考虑的就是如何才能使为数如此之少的精兵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何依靠它来维持清朝在这样一个如此辽阔、如此复杂的国土上的统治。并因此而对八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变革,其宗旨,当然是要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  变革的第一步,是制定旗饷政策,使八旗官兵向职业军人的方向转变。这是入关后八旗制度最深刻的一项变革。  入关后的八旗官兵倾其全力投入战争,清廷虽然也沿袭入关前旧制为他们分配了“份地”,但他们却不可能仍然沿袭入关前“兵农不分”的传统,利用土地来进行生产。随着八旗“份地”大量丧失与转手,越来越多的八旗兵丁丧失了从土地获取收入的经济来源。为解决这一问题,使八旗兵丁得以全力以赴投入征服战争,清廷甫一入关,即制定旗饷政策。八旗兵丁的收入,以月饷和岁米为主,又视兵种之别而有等级之分,此外还有岁米,为每名每年24斛。这便是清代所称“铁杆庄稼老米树”的由来,所谓“铁杆庄稼”,说的就是这种收入的稳定性。清廷对八旗兵丁的一切采取“包下来”的办法,用官费为他们建造房屋,凡遇红白喜事均由官给赏银,迁徙时由官给一切用度。重大变革的另一项,是建立驻防八旗制度。  清朝建都北京,本着“居重驭轻”的用兵原则,将八旗精锐半数驻于京城,是为禁旅。同时亦不忽视对广大地方的控制,做法是在全国各大省会、水陆要冲、边疆海防,派遣八旗长期驻守,以控扼京师以外所有最重要的军事据点,是为驻防。这样一支不仅常驻于边疆,而且常驻于腹里内地的制度化的武装力量为历朝所未有,是满洲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主要工具。而它所监视、控制的主要对象,则是绿营。  清代绿营额兵60万-80万,以标、协、营、汛的组织系统分散驻扎于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关隘、水陆交通要冲,形成严密的控制网络,而对这支人数远较八旗多出数倍,又是由汉人、特别是受过专门军事训练的明军降兵降将组成的军队加以监视和控制,并对地方起着巨大威慑作用的,则是10万八旗驻防。以10万八旗兵控制数十万绿营,再以人数比八旗驻防多出数倍的绿营兵控制全国百姓,恰好像是以臂使手、以手使指,作为用兵措施,十分高明。  “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  驻防八旗有两个特点,历来未被史家关注,却是理解八旗制度入关后对清朝统治所起作用的最重要因素。  其一,清朝统治者虽然在实质上,对强化八旗驻防的镇压作用始终未曾放松,但做法上却竭力让八旗退居幕后。无论驻防何处,八旗官兵都集中居住,自建“满城”或“满营”,从不与民人混居,亦从不轻易出动,地方上若有治安问题和骚动,都由绿营出面处理,令他们充当恶人角色。但一旦出现重大事件,则可就近出兵。雍正帝形容驻防八旗在地方为“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却让人不知不觉,这是满族统治者处理政治问题和民族关系的手段日趋成熟的表现。至于如今人们多认为八旗入关后作用越来越微弱,其实正是清廷制造的假象,是他们刻意要达到的效果。  其二,驻防八旗事实上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为直省驻防体系,位于中原各省和长城沿线,与京旗一样,依靠朝廷的钱粮为生,以当兵挑甲为生活的唯一来源。另一部分是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等地区的旗丁,他们直到清朝中期,仍然保持着亦兵亦民的传统,对旗饷的依赖远远少于关内旗人。而站在前台的,却始终是驻守于江宁、杭州、西安等繁华省会的旗兵,以为他们就是驻防八旗的全部,他们的贪恋享受、懒散无能,也就意味着八旗劲旅战斗力的衰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清史稿》对清代兵制的变化所作的评述,见卷一百三十《兵志》:  太宗征藩部,世祖定中原,八旗兵力最强。圣祖平南服,世宗征青海,高宗定西疆,以旗兵为主,而辅之以绿营。仁宗剿教匪,宣宗御外寇,兼用防军,而以乡兵助之。文宗、穆宗先后平粤、捻,湘军初起,淮军继之,而练勇之功始着,至是兵制盖数变矣。……以兵兴者,终以兵败。呜呼,岂非天哉!  如今学界的说法多来源于此并予以引伸,使之几乎成为公论,那就是八旗兵力早在康熙朝平三藩时即已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绿营,太平天国之后绿营又被新兴起的湘军、淮军代替。但事实上,很多人并没有准确理解和引述这段话,因为至少字面上看,他们忽视了《清史稿》所谓的绿营、乡兵甚至湘军淮军,起到的还是“辅之”、“助之”的作用,事实上从全局来看,主力还是八旗。只不过这支作为八旗主力的劲旅,始终处于后台的位置而已。  这里所谓的后台,是与位于前台的京旗以及直省驻防八旗相对而言的,指的就是驻防八旗中非常重要的东北三将军所辖官兵,而东北,正是清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是他们的大后方所在。东北三将军属下的八旗驻防和部落兵与直省的驻防八旗,是位于一个统一政权之下、存在同一军事制度即八旗驻防制度中的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配合,互为补充。乾隆朝平定准噶尔部,在新疆设伊犁驻防,建立军府制度,奠定了如今被学界高度赞扬的“大一统”的基础,凭借的主要兵力,就是从东北调拨的索伦兵、锡伯兵,以及从宣外一带调拨的游牧察哈尔兵。  八旗武力的衰落  八旗衰落与清朝统治的衰落同步。清朝19世纪出现统治危机,其中一个明显表现,就是兵力的衰落,这种衰落又以八旗武力的衰退为主要标志。八旗武力衰落的原因不能仅仅以“腐败”来一言蔽之,它背后牵涉到的问题复杂而深刻。谈19世纪危机而不谈军事,谈军事而只谈湘军、淮军却不谈作为清朝统治“根本”的八旗武力的衰微,就找不到症结所在。  危机的根源,在于无论统治者如何粉饰,八旗制度毕竟是建立在民族统治、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的。不管嘴上怎么高喊“满汉一家”,在做法上,“首崇满洲”才是他们的宗旨。这首先就表现在旗饷制度建立后产生的负面作用上。  入关后建立的旗饷制度,断绝了旗人务农经商等其他谋生来源,日久遂成为一个完全信赖朝廷豢养为生的寄生阶层。清中叶以后政府有限的财力又无法供养日趋繁衍的八旗人口,从而产生了清朝特有的“八旗生计”问题。它首先出现于京师,然后波及内地各省驻防,最后危及边疆,严重动摇了八旗这一“根本”的根基。清廷解决这一危机的方式,是一批批地将占据食饷份额的开户人、汉军旗人排除出八旗,以保证满洲旗人的生计,最突出的一项举措,就是乾隆朝将八旗内的开户人、另记档案人和八旗汉军等非满洲成分“出旗为民”,直接导致了八旗驻防武力的衰退。成为八旗驻防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第二,乾隆朝之后清朝统治地域越来越广,对西北的征服和建立驻防将军,耗费大量额兵和财力。清廷因此而在直省诸处驻防大量裁减兵员,拿这些兵数与饷银,从东北等地调遣大批少数民族部落兵。由于这些部落兵都属半粮半饷,一名直省驻防马甲的钱粮可以供养两名少数民族兵丁,在当时确是成功划算之举,但对于直省诸处驻防兵力的损伤,到太平天国起事时便凸显出来。  第三,出于一系列民族歧视政策以及自康熙以来就认为绿营不足恃的思想,清廷对于绿营这支军事力量始终缺乏充分的信任。自雍正朝开始,清廷即将八旗驻防中的大量汉军出旗,挑补当地绿营额缺;乾嘉以后绿营兵缺更逐步向八旗开放。八旗官兵挤占绿营兵缺,是八旗将自身危机转嫁到绿营身上的反映,结果一是导致两支经制兵的离心离德,一是八旗中被裁汰的兵丁搀入绿营,导致绿营风气的进一步败坏,最终使绿营兵力更加衰微、不堪使用。  从上述三点分析可知,直省八旗驻防是清朝八旗兵力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却又在太平天国事件中首当其冲,损失极为惨重。杭州、江宁和河北沧州等处驻防均遭覆灭,其他诸处也因损失兵力过半而大大削弱。清朝武功,也正是由直省八旗最先被打开的一个缺口,尽管因北部边疆的部落兵的入关挽救于一时,但当清廷不得不将大量财力物力投入江南等地与太平天国等势力对抗的时候,对于西北边疆的无暇它顾,也最终导致无可挽救的败局。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八旗军事力量受到的致命打击,正是19世纪中国出现统治危机的直接反映。而八旗制度的解体之日,也是清朝的灭亡之时,二者如影随形。 我们都知道在李自成攻进京城以后,崇祯皇帝朱由检就选择了在煤山自杀,他没有逃跑,而是选择了自杀来殉国,很多人都会说他很无能,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他很有骨气,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大明朝还是在崇祯的手上亡了,其实早在朱棣的那时候,朱棣就想过万一哪一天明朝会灭亡,所以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条出路,只是崇祯皇帝并没有理会朱棣的一片苦心,所以明朝灭亡了。  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奇怪,朱棣留下的这条后路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明朝原来的首都南京,朱元璋在建立明朝的时候,是定都南京的,可能是因为自己从小就生活在南方,而北方边境本来就经常的容易遭受外人的侵袭,所以就将自己最英勇的儿子朱棣送去了北京,让他替自己看守国门,在朱棣称帝以后,他深深地明白了北京对于自己国家的一个重要性,所以选择了迁都,但是他并没有将南京完全的放弃,而是选择完整地保留了行政机构,害怕哪一天北方失守了,还能把南京当作是备选都城,这样可以有一天东山再起。  而如果有一天崇祯皇帝逃亡到了南京,李自成统一了北方以后,被入关的清军一下子给打败了,李自成这时候逃到南方,也是无济于事,清军击败李自成以后,自己也是元气大伤,不能和明朝相抗衡,在清军恢复元气的这段时间,崇祯皇帝正好可以再次的重整旗鼓,因为不管怎样,北京失陷,但是还是有很多忠诚的将领还在的,明朝也不会输给清朝军队,中原也是汉族的天下,老百姓们也不希望外人入侵,奉外人为皇帝。  崇祯皇帝其实在位并不糟糕,还算是一个兢兢业业的皇帝,完全可以东山再起,但是崇祯皇帝还是选择了自杀,虽然后来还有南明,但是就在崇祯皇帝选择自我了结的那一天起,明朝就没有了希望,崇祯皇帝不知道是彻底放弃了明朝,还是有着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好面子的情绪,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逃跑,而是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也许如果他能够选择朱棣这条为他留下来的路,他也不会是这样的结局。 1919年7月25日,苏俄外交官加拉罕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止1896年《中俄密约》以及与日本签订有关中国之条约、放弃庚子赔款、放弃帝俄时期侵夺的特权与土地、无偿交还中东铁路等等。消息传回中国,一时之间使得正因巴黎和会上列强对华态度不公而失望愤慨的国人,感到十分雀跃,对苏俄好感顿时大增。而当时新生的苏俄政权,仍未巩固好自己的势力,对内,与白军旧政府的内战仍方兴未艾;对外,则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与进逼的波兰军队作战,以阻止其夺回遭瓜分的故土;同时协约国军队也以支持白军、重开第一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为由,自1918年起派兵进入西伯利亚,大战落幕后仍未悉数撤离,形成在远东的威胁。在此四面楚歌的形势下,苏俄急于打破国际的围堵,同时向外输出共产革命,因此向中国示好,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  不过当时的中国仍属协约国阵营,与欧美各国俱不承认苏俄的合法性,因此对于苏俄的提议并未多加理睬。等到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第一次宣言的大部分内容,但已改变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提法,改为谈判处理,对于其余领土亦非无条件归还。此时的苏俄已逐渐站稳脚根,与波兰的战事大致结束,西伯利亚地区的白军亦逐个遭肃清,1920年4月苏俄还在此成立了远东共和国,并得到日本的承认。欧美各国亦纷纷开始与苏俄接触,转变了苏俄的国际孤儿处境,因此苏俄对华态度也就不再那么慷慨。有鉴于此,中国北京政府不得不考虑与苏俄谈判建交的事宜。等到1921年,中华民国早先收复的外蒙古又先后遭白军与苏俄占领后,北京政府便背负更沉重的压力,急着缓和中苏关系,尽可能地收回失陷领土与权利。  而在中苏准备进行谈判之际,中国各界以为从前被迫割让的领土有了回归的曙光,因此络绎呈请中央,希望与苏俄交涉相关事宜。其中最被关注的地区,就是图们江流域的毛口崴,又称为摩阔崴,帝俄取得此处后则命名为波谢特,今日则叫哈桑斯基。毛口崴邻近吉林省珲春,假如可取回的话,中国将在东北重新拥有完整出海口,在日本海建立商业甚至军事势力。  此处的重要性早被威逼清朝签订《瑷珲条约》的俄国总督穆拉维约夫所注意,他曾在1859年7月的家书内写道“人固不愿占领更多之地,但此为必须者:在波谢特湾,有一优越之海口。与中国一有隙裂,英必占领无疑……自波谢特湾至帕伏洛尼海角之整个海岸线,约有二百俄里,其间有无数优良海峡及港口,深为海军国家所垂涎,然此区为中国所有,将尽为英国所占,况1855年之间,英国曾进窥此处,书之于册,甚至公布其地图。”因此,为了扩张领土与防堵英国,俄国在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将原先《瑷珲条约》内规定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又全数夺走,彻底封死中国在日本海的出海口,并在毛口崴附近的海参崴建立了新城市,也就是今日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其义为“东方征服者”。稍后在1868年签订《中俄珲春界约》时,清朝才争回有限的图们江口出入权。  由于海参崴是俄国在远东的重要军港,因此中国没敢奢望收回,故转而考虑收回毛口崴的可能性。当时吉林省延吉、珲春、和龙等县的商会与教育会,都推派代表向地方与中央呈请此事,地方官员也提议“我国在吉江方面并无正当海口,毛口崴口岸应相机设法收回”。1921年8月8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遂向总统府咨文:  “窃查我国数十年来国土日蹙,海权尽失,动受人制,良可哀也,远且勿论,即在吉言吉……中俄续约俄人又取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以故海口全无,咽喉被扼,交通塞而商业即无由振兴。欧战以还,俄乱突发未已,值此中俄商约尚未成立,设法争回,机不可失。惟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俄国已设东海滨省,面积既广,又与各国有关,徒以口舌之争恐难奏效,况海参崴又为各国注目之点,尤难挽回。兹先退一步想,拟将珲春迤东之毛口崴海口先行争回,以便商船出入,不致永久受制于人……查毛口崴系大彼得而湾(今彼得大帝湾)内之一小海湾,俄国盛时,曾驻海陆军于此,我如争回,商船军舰均可自由出入,直与朝鲜之清津口岸对峙争衡,而国防上尤增无数便利……趁此时机,按据历史地理争此弹丸之地,当可冀就我范围”。不久之后吉林省长孙烈臣亦兹请中央类似的内容。  早前几天,张作霖甚至还另提议过:“查政府对赤宗旨,最要者在收回从前已失之权利及主权,故中东路拟收归国有,凡俄人因建筑所费之资本,自政府发行债券,以偿还之。黑龙江左岸之六十四屯,及伯利(今哈巴罗夫斯克)对岸之三角洲等,为前俄政府所侵占者,亦拟乘机收回。至中国人民因俄国政变所受间接直接之损失,亦要求相当之赔偿”,希冀连同黑龙江以北的江东六十四屯等失土一并争回,甚至向苏俄索讨其内战时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赔偿。等到中苏开始谈判后,张作霖又再度于12月咨请中央争回毛口崴一事,“近查报载,满洲里中俄已开会议,伏请转达我代表于会订商约时,务将故土争回。事关海防暨领土主权及商业上甚大,时机不再,万恳坚持,国家幸甚等情”。  此外,当时东北良港为日本控制旅顺、大连后所成立的关东州,其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东北的对外经济。1922年3月总统府亦交付国务院商讨振兴东北与收回毛口崴的事项: “查满州大豆小麦两项,近年输往欧洲者各有三十万吨之多,为大连发展计,宜将货物如何麕集,如何散布,设备完善,研究疏通海运各节,欲吸收我东三省农产运输之利全归于大连,我似宜亟筹抵制之法。查营口为通商大埠,直达沪广,似可为通欧洲输运航路之要点……营口航业如何振兴,能否分大连运输之利,归之营埠,更如何使输往欧洲较大连为便利。总之,东人政策重在发达大连,我国政策必湏注重营口。又吉林民人前有呈请索还俄摩阔崴等口之案,如能实行,则我东三省货农各品又多一出海之口。” 只是,处于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苏俄尚且不肯无条件交还,更何况是已统治数十年之久的黑龙江以北与毛口崴等地?再加上名义上仍属我国的外蒙古,当时也正被苏俄占领,因此如何讨回外蒙古与中东铁路,才是北京政府得头痛的优先要事,其余失土失权只能暂且不表。而且苏俄又派出代表与国民党、共产党还有其他地方军阀接触,这也令北京政府感到莫大压力。最后在中苏双方几度来回折冲之下,才于1924年5月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议》。苏联在协议中允许中国赎回中东铁路、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主权,并允诺在日后商议苏联退出外蒙古的办法。  但1924年11月外蒙古在苏联鼓动下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中苏关系因此又陷入低潮,其余利权更难争回。尽管迟至1925年,仍有吉林珲春的教育会呈请“毛口崴一带为吉林东南之咽喉,军事商业上之要地,亟应乘中俄订立商约拟会,援据事理先为争回,以开海疆门户,而免运输受制外人,俾我大好山河回复版图”,但终究于事无补。中国所拥有的,依然是不完整的图们江出海权。  然而当1938年爆发张鼓峰事件、苏联与日本短暂交战后,日本为了防堵苏联而封锁图们江,导致中国仅剩的出海权也遭剥夺。对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着打内战,也无暇恢复这权利。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也因初时与苏联亲善、接着中苏交恶,导致长期双方于边境上互相对峙,更无法论及东北出海口之事宜。 晋阳之战后智氏灭亡,韩赵魏三家分晋,超级大国晋国不复存在。  魏国的地理形势在三国中最为有利:  魏国主要地盘位于河东(今山西临汾,运城一带),土地肥沃。  韩国主要地盘在上党高地一带,山地比较多,耕种不易。  赵国则主要位于太原地区,形势最为不利,要面对北狄等胡人草原游牧民族。  所以从一开始分家,魏国的形势就要好于他的两位分家的兄弟。  三兄弟中,也属魏文侯最雄才大略:他礼贤下士,招纳贤才,内政上重用李悝西门豹等人改革变法,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军事上放手任用吴起,乐羊为将,攻略中山国,西取秦国西河之地。  当时秦国国力在七雄中最多居中间位置,巴蜀这时候还没在秦国手中,南面的楚国这时候它也惹不起,西河之地对秦国是至关重要,失去了之后魏国什么时候想打秦国就打秦国,魏文侯时的魏国东征西讨,开疆拓土,国力跃居诸侯之首,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霸主,而他手中的利器就是当时威慑各诸侯国的威名赫赫的魏武卒。  魏武卒是战国名将吴起倾心训练出来的强大的精锐重装步兵,是当时的兵中之王。战国时铁质兵器已经逐步推广使用,相对于青铜兵器,铁质兵器更加锋利和轻便,魏国当时冶金水平也比较高,这使得单兵重装成为可能。  《荀子·议兵篇》说:“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就是说士兵要披上三层重甲,能挽十二石的弓弩,手执长戟,腰悬铁剑,每人背五十只弩矢,同时携带三天军粮,半天连续急行军一百里的士兵,才可以成为武卒(这不就是标准的特种兵吗)当然待遇也很好,免除了他们的徭役和兵役还给了百亩田地,使得魏武卒无后顾之忧。  当时魏武卒的总兵力大概在5-7万间,你想想,5-7万的特种兵,统帅又是战无不胜的牛人吴起,试问当时的天下谁可与敌!其他国家没有魏文侯+吴起的黄金组合也就打造不出这么精锐的军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魏武卒横扫列国。吴起率领魏武卒南征北战,创下了大小七十二站,全胜六十四,其余不分胜负的战绩。打得秦国找不着北,尽夺秦国西河之地设立了河西郡。  可惜魏武卒单兵成本太高,训练维护成本也高,损失了短期内很难能得到相同的兵源补充,另一方面,魏文侯去世后,吴起本身权利心比较重,当时的相国公叔座忌惮吴起,于是设计离间了吴起和魏武侯的关系,吴起觉得在魏国已无用武之地于是弃魏奔楚。  随着魏文侯和吴起的先后离去,魏国国力大幅衰弱,魏武卒雄风不在,在庞涓桂陵,马陵之战后损失了大量有生力量,而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崛起,重新从魏国手中夺回了河西之地,并迫使魏国把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魏武卒随同着魏国国力的衰退也沉寂了下去。 大家都知道元朝是第一个非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就是元朝的统治时间太短,只有97年,而且去掉第一位皇帝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在位的24年和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在位的36年,剩余的37年时间里,元朝换了9个皇帝,平均一下也就是四年一个,朝政更迭频繁,在位的皇帝也都非常短命,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首先,元朝整个朝代都没有建立起一种非常完善的确立继承人的制度。按照蒙古人的习俗,新大汗是经过库里台大会,在皇族成员和各组长老的推举下产生,同时蒙古人还有一套非常原始的“幼子守灶”的财产继承制,而汉族自古以来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并存的继承制度是元朝混乱的继承制度存在的根源。  曾经元世祖忽必烈是想采用汉族的嫡长子继承制的,他的嫡长子真金也确实被立为太子,可是真金早丧,在元世祖之后的第二位皇帝是真金的儿子铁穆耳,铁穆耳顺利上位是因为他在忽必烈时期就确定了统治地位才没有导致混乱。  可是铁穆耳无嗣而终,却让之后元朝混乱的皇帝争夺战拉来了序幕。从此之后,成吉思汗的直系的实力强大的后裔都加入了皇位争夺战,夺位之争层出不穷。  其次,元朝虽然入主中原,但是没有接受儒家文化,宫廷内外都很少有汉族官员,当然不会主动地接受,学习并且推广汉文化,因此元朝皇帝的统治方式还是带有非常原始的草原上的风格。  元朝是没有皇帝上朝的制度的,皇帝处理政务主要是通过少数重臣的御前奏闻,而且其处理朝政的范围也非常狭窄,一般不涉及政策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多数是和收取税收和预防造反有关。  虽然忽必烈设置的中书省制对宰相的权利做了限制,但这是基于皇权强大的前提之下。元朝中后期处理大量政务的往往是当朝宰相,宰相的权利越来越大,不但成为上层统治阶级的核心,也有了左右皇位继承权的力量,也是造成了皇位争夺的一大原因。  第三,蒙古人的统治手段还处在奴隶社会的末期,皇帝认为一切的权利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管是臣民的财产还是身体,都归属皇帝所有。甚至在元朝,皇帝同样将大臣看作家奴。正是这种家奴制度的延伸,才导致元朝皇帝对大臣的信任,从而造成一部分大臣权利大的可以成为威胁皇权的存在。 从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踩下「人类的一大步」的脚印,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各国宇航员穿梭在太空,人类从来就没停下过探索太空的脚步。 但是把人送上太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太空中安全的活下来显得更是困难重重。 像苏联的「联盟11号」飞船就因为阀门漏气导致了三名宇航员在太空遇难。那么如果宇航员在太空遭遇了不测,他们的尸体应该怎么处理呢?  其实,宇航员在太空遇难了,尸体绝对不能运回地球。这句话并不准确。迄今为止,遇难的宇航员有21位,这些遇难者有1位是返回时没打开减速伞摔死,有3位返回时没穿宇航服憋死,有14位是航天飞机升空和降落时解体牺牲,还有3位在地面训练时纯氧舱起火烧死。这些宇航员要么在天上的爆炸中尸骨无存,要么都在地面死亡,埋葬在地球上。  美国宇航局表示,他们没有为这种情况准备应急计划。 宇航员们也并不知道如果自己的同僚在太空中死亡了,自己该怎么处理。尸体腐烂产生的细菌和病毒会造成什么危害,谁也不知道。 这个时候把尸体投入太空是个选择,但是我们知道,漂浮在太空中的垃圾有撞击其它航天器的危险,如果宇航员的尸体被遗弃在太空中,很有可能会随着星球的运行轨道漂浮,撞上某个卫星或者是空间站,造成危难不说,对于宇航员来说,下场也的确悲惨了些。  宇宙中存在着大量宇宙射线,导致了尸体会比在地球上更快的速度腐烂。那么宇宙中的尸体到底该如何存放呢? 分别是:密封储藏、冰冻粉碎、遗留太空。密封储藏  如果有一名不幸的宇航员在舱内突发死亡,或者在太空行走时,不慎被太空小垃圾或者陨石击中导致宇航服损坏致死。 同伴们首先会将其放到增压服里,储藏地点就选择舱内比较阴冷的地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实际上,尸体在太空舱里还是会腐烂的,为了防止细菌病菌污染舱内环境,所以除了密封之外,我们还需要找个阴冷的地方存放我们的伙伴。 之后再取得地面指挥的同意,我们可以一同回到地球。  冰冻粉碎 如果不能返回地球,出于能源考虑,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个比较残忍的决定。 将这位不幸的伙伴,放入密封袋中,移出舱内。在舱外等着热量耗散,尸体逐渐冰冻。最后的效果和地面上液氮冷冻差不多,之后机械臂再抖动几下,就成块状了  遗留太空 这个就最干脆了,直接当做太空垃圾被扔出舱外。比较遗憾的是,同伴的尸体可能会一直跟随着太空舱,因为你不大可能给它装个动力装置,比如“小火箭”之类的。 所以,这也比较煎熬人心。 最后,小编在此再次致敬伟大的宇航员们,你们辛苦了。 一座古墓  一件黄金面具  呈现一种独特的丧葬习俗  一段辉煌岁月  一个盛世王朝  采用独特的方式长存世间  千年前马背民族的荣耀,考古界震惊中外的发现,时光流转中,镇馆之宝见证马背民族的历史。  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有一件堪称镇所之宝的重器:辽代的黄金面具。  这样一件为主人量身定制的黄金面具究竟具有怎样的功能,它的背后还藏有怎样的历史信息?解答这些谜题,还要从黄金面具被人发现的时刻说起。  陈国公主黄金面具  长20.5厘米、宽17.2厘米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该面具采用捶揲工艺制作而成,长20.5厘米、宽17.2厘米,和一位成年人的脸庞大小相当。面具耳朵部位的纹路清晰可见,面部圆润,眼睛双睁,嘴唇微抿,刻画了一位契丹民族女性的容貌。  神秘的青砖  掀开千年辽代古墓的面纱  1986年,在内蒙古奈曼旗,刚刚担任奈曼旗王府博物馆馆长的敖秉权接到斯布格图村村民的报告,在当地一个蓄水坝的施工现场,推土机推出了几块年代久远的青砖。  后经考古人员的勘察,确定这是一座辽代的古墓。  这座墓葬的规格,也是王侯级别的。  根据出土的《故陈国公主墓志铭》,工作人员惊奇地发现,原来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一座、从未被盗的辽代皇族墓。  墓主人是辽景宗的孙女,陈国公主耶律氏,与她合葬的则是他的丈夫,同时也是他的舅舅,驸马都尉萧绍矩。  打开墓室,眼前的一幕震惊了考古工作者,两具带着金面具的尸体躺在官床上,墓室里堆满了宝物。  尸体用银丝包裹,头上顶着鎏金的银冠,脸上戴着黄金面具。  合葬墓中的两具古尸  经过考古人员的清理发掘,合葬墓随葬品共3227件,有许多制品是用金、银、玉石以及玛瑙、琥珀、珍珠等贵重材料制作而成。  神秘的墓主人  与舅舅联姻的陈国公主  根据发现的墓志铭记载,墓主人是陈国公主,她是辽景宗和著名的萧太后的孙女。  而躺在公主身边的人,是她的驸马萧绍矩。  墓志碑  据文博专家介绍,根据墓中出土的《故陈国公主墓志铭》记载,这位年纪轻轻的公主竟数次荣获封号,初封为太平公主,又进封越国公主,后又追封为“陈国公主”。  在16岁的时候,她嫁给了年长自己十余岁的舅舅萧绍矩。  墓志中关于驸马的介绍非常少,但查阅《辽史》得以发现,驸马都尉萧绍矩,乃辽仁德皇后之兄,为泰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师,死时年仅三十五岁。  萧绍矩不仅是辽代的贵族,竟还是陈国公主的舅舅。  据专家介绍,辽朝的皇族一般为耶律氏、后族为萧氏,两大家族为了将政治权力牢牢地握在手中,便盛行这种近亲联姻的方式。  这场盛大的契丹贵族联姻,于千年前在北方草原盛大举行。  但是,这场令人瞩目的婚姻只持续了两年。  1018年,36岁的驸马与刚满18岁的花季公主先后因病过世。  至于公主为何会突然病逝,究竟是身患何病去世,这些都还是谜团。  马背民族奇特的丧葬习俗  在这三千多件器物中,公主与驸马脸上覆盖的黄金面具最为神秘。  他们为什么要脸覆金面具,面具又是用来做什么的?  解答这些疑问还要从契丹人早期的丧葬习俗说起。  自古以来,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打鱼狩猎。  他们的衣食住行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  久而久之,人们对自然产生敬畏,因此产生了契丹人独特的丧葬习俗——树葬。  树葬指的是人死后并不马上埋葬,而是将尸体放在树上,任自然风化,等尸体风干后把尸骨重新捡起来埋葬。  在殓葬后,人们要定期进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对停放在外侧的尸体的美化和粉饰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辽代贵族墓葬中发现的金属面具、银丝网络等,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为了把尸体笼络住,让尸体变得更威严,而不会因为停尸时间过长导致尸体腐烂,影响主人生前的形象。  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黄金面具与银丝网络不仅是最完整的,也是等级最高的。  出土的錾花银靴  出土的金冠  不过,在陈国公主墓中,我们却看到了截然相反的场景。  墓室、尸床、黄金面具等奢华的陪葬品并不像史书中所记载的树葬的葬俗。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契丹建国之后,随着契丹的铁蹄踏进中原大地,中原文化受到契丹人的关注,他们开始将本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丧葬习俗也逐渐融合了中原的元素。  除了单纯的树葬之外,还产生了停尸,墓室尸床等丧葬程序。  也正因如此,今天的我们才得以一睹契丹公主的奢华陪葬。 在玻利瓦尔的领导下,在拉丁美洲和美国殖民地巴西的1810 - 1826年美国殖民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战争中,最终的胜利,在拉丁美洲形成了一系列新兴国家。这场战争实质上是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后裔之间的独立战争,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  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后的三百年间,西班牙被美洲殖民地的人民残酷地剥削。在19世纪早期,拉丁美洲由四个总督管辖和监督者管辖:新地区(包括墨西哥)的总督管辖,新格拉纳达,秘鲁,拉普拉塔地区;监督的领域是:危地马拉、委内瑞拉、智利和古巴。这些殖民地的整个经济生活都符合国家的经济利益,当地居民受到了歧视。在16世纪和18世纪,反西班牙的起义一直持续不断。现代关系的发展引起了国家的觉醒。  教会是拉丁美洲统治者在美洲的重要支柱。当拉丁美洲的统治者第一次踏上美洲的时候,教会来了。它与管理机构紧密结盟,以打击和剥削美国人民。在19世纪早期,墨西哥的教堂拥有该国一半的不动产。  在反对殖民者统治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海地人民了,海地人民是最早起来反对并且取得成功的。海地人民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其他殖民地的人民,民族解放真正的看到了希望。  海地人民的胜利震惊了法国统治者,尤其是拿破仑,他在1799年的政变中掌权。拿破仑长久以来一直梦想着海地作为跳板,建立一个美国帝国,看到黑人起义打乱了他的计划,变得愤怒不已,他厚颜无耻地在1802年派遣了两万多人前往海地制造“特别暴乱”。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侵略军伤亡惨重。但由于缺乏枪支和弹药,黑人不得不从许多战略地点撤退。最后,侵略军变节,逮捕了起义领袖杜桑·卢维杜尔,把他放到法国,最后死在监狱里,引起了海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所有的黑人都全副武装保卫祖国。到1802年底,入侵者不得不减少到几个大城市,到1803年底,他们被歼灭了。1804年1月1日,海地正式宣布独立,并在拉丁美洲诞生了第一个独立国家。海地革命的胜利对拉丁美洲被压迫的人民做一个例子,它动摇了300多年的统治。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共和国普遍成立;废除天主教会的宗教法庭,削弱教会;大多数国家废除了奴隶制、地役权和人头税;殖民垄断制度的废除,限制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拉美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当地的白人地主和教会的军队,正在努力维持土地保有权制度和封建剥削,导致经济停滞和军事独裁。  自美洲独立战争以来的16年里,这场战争横扫了美洲,影响了2000万人口。这是世界上一次意义深远的殖民解放战争。战争摧毁了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除了古巴都获得了独立,开始建立共和国和制度,打击奴隶制和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 翻开世界近代史,人们注意到一个显著的现象,即最早从殖民主义枷锁下摆脱出来的两个地区——英国北美殖民地和拉丁美洲,其后来的发展完全不同。英国北美殖民地——现在的美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地区,它从独立后开始锻造统一的民族国家,并且在经济上欣欣向荣,充满活力,一派兴旺景象。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它在独立前明显比北美洲富裕、也更有吸引力——现在却仍旧在“发展”的泥淖中苦苦挣扎,似乎怎么也跳不出“欠发达”的阴影。然而人们不应该忘记,拉丁美洲是继英国北美殖民地之后挣脱殖民锁链的第二个地区,从它在独立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及资源条件看,它的发展潜力无论如何也要比北美洲好。那么,拉丁美洲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它为什么至今仍然是“第三世界”?看来,只是独立这一因素并没有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中却蕴含着后来发展的障碍。尽管在20世纪有一些学者把不发达归咎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存在,归咎于“中心”对“边缘”的剥夺;但拉丁美洲内在的因素却构成对现代化发展的强大阻力,使拉美的发展十分艰难。本文试图对拉丁美洲的独立过程进行分析,以探讨拉丁美洲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出现的重大失误。  (一)  拉丁美洲的近代史上充满了暴力,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起,欧洲人就对拉丁美洲进行武力征服,在大约一个世纪时间里,原有的土著印第安人大量被消灭,有些地区,比如加勒比海一些岛屿上,几十万印第安人一个也没有剩下,不得不从非洲运来黑奴填补他们的空缺。征服留下一个复杂的社会,由于征服主要靠军队进行,男性移民在征服者中占主要部分,这样就造成一个复杂的人种金字塔,在顶端的是征服者自己,即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半岛人”。低一等的是殖民地出生的土生白人,他们不可以担任高级官员,然而却控制着殖民地的地方社会,是地方上的豪强劣绅。再往下是欧印混血人,这在西班牙美洲数量庞大,在许多地方占人口多数,但他们既不被西班牙文化传统所认可,又不是印第安文化的继承人,他们是一种文化上的“弃儿”,在殖民时期备受欺辱,心态十分复杂。与之相似的是黑白混血人,其地位比欧印混血人更低。再往下还有纯粹的有色人种,包括印第安人和黑人。这样一个人种复杂的社会必然蕴含着复杂的文化内涵,人种的区别和文化的区别纠缠在一起,而且与社会阶层之划分交叉重迭。于是,人种、文化、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政治权利等等所有差异都搅成一团,在拉美的殖民地社会布下了一道道裂痕。  除这种社会的分割之外,又增加地域的分割,使拉美社会更加分裂。美洲南部地形复杂,有重重的地理障碍,中美洲中央就有两道山脊,把狭长的地峡分成大西洋沿岸和太平洋沿岸两部分。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纵贯南北,山势险峻,把居民点包围在一个个海拔2000-4000米高的山谷盆地中。亚马逊河流域宽广近500万平方公里,至今仍是人迹罕至的原始热带雨林。沙漠形成第三大障碍,使本来就复杂的地形变得更加复杂。由于地形复杂,交通就十分不便,南美洲主要河流大多无法通航,陆路交通又十分有限,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秘鲁仍有30个省城无公路与外界连通,运输工具从骡车、马背直至肩担手挑一应俱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分割状态就可想而知了,一位英国地理学家在1960年写的书中还这样说:拉美的居民实际上分裂成“一连串的群落,如大海隔开的岛屿,被其实是无人居住的森林与荒漠分割开。”事实上,拉美多数人口居住在环大陆一圈的城市集镇中,其中大多数集镇人口不多于400人。内地则是一些极分散的居民点,庄园是其活动中心。大庄园可以是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英亩的大牧场,牧场上的工人寥寥无几。在这样一种地理环境中地方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后果,而且这种地方主义极其狭隘。虽说拉丁美洲有共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但共性是想像中的,事实上并不存在。弥散于拉丁美洲的是地方文化、地方特性、地方生活方式和地方认同感,它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就是——它很难形成统一的政治权威,正如一位波多黎各总督所说:拉丁美洲“要么是独裁,要么是混乱。”  在殖民时期,这种分散状态被殖民的专制统治掩盖了。西班牙本是专制国家,在它统治的广大拉美地区,完全实行集权统治。西班牙把西属拉丁美洲分成几个总督管区,由西班牙国王委派总督,对殖民地进行直接的管理。在这里,重要的官员都是从母国派来的,也都直接对西班牙国王负责。只有“半岛人”才有最充分的权力,哪怕是土生土长的白种人,也被排斥在全局性的政治活动之外。因此,专制的传统由母国传给殖民地,西班牙国王依靠由“半岛人”组成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及直接由本国派来的庞大军队维持着殖民地表面的平静,使之看起来像一个统一的实体。在这个实体中,尽管社会布满裂痕,族群与地域的分割愈演愈烈,但西班牙国王的权威是最高的权威,这一点在整个殖民地都得到承认。  但殖民地独立运动却否定了这个权威,使各地都不再服从西班牙的统治。拉丁美洲内在的矛盾立刻就暴露无遗:作为一个高度涣散的社会,它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威,但高度集中的权威在高度分裂的社会中根本就无法形成。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未能提供必要的权威,致使拉美社会陷于瓦解的状态。  (二)  我们不妨把拉丁美洲的独立和美国的独立做一番比较。北美独立运动开始时,英国已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议会掌管国家政权,权力分散在各个层面上,就是殖民地电和母国一样,有民意代表机关,因此有自治传统。独立运动开始后,英国的权威被否定了,代表机关立刻就递补上来;“人民主权”这种思想本来就隐含在英国的制度中,而它的执行机构又是现成的,即各殖民地议会。于是,很快就召开了各殖民地都参加的大陆会议,而大陆会议也立刻成为所有殖民地都承认的最高权威,因此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没有出现权威失落的现象,相反由于一切权力转归由民选产生的代表会议,独立运动同时也就成为一场静悄悄的政治革命,最终使“人民主权”这个思想第一次在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在独立战争中,大陆会议指导战争,组建军队,任命高级指挥官,征收战争税款,召募兵员,开展外交活动,俨然是各殖民地的最高同盟政府;最后,大陆会议制定宪法,宣布了新国家的诞生。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主权”得以确立,正如美国联邦宪法开宗明义所说:“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争取自由幸福,因而给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套宪法。”  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却不是一次人民的革命,而是一次军队的“解放”。由于社会根深蒂固的分裂,人民革命很难发动起来,于是只好靠军队来“解放”人民。具体的过程是:圣马丁率领一支军队从阿根廷进入智利,再从智利挺进秘鲁;玻利瓦尔领导另一支军队先解放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然后打进秘鲁,最终铲除西班牙残余势力。人民的被动状态使“人民主权”不可能出现,于是军队这种最显而易见的暴力权威取代了西班牙国王的权威,成为最高的政治权力。关于这一点,“解放者”玻利瓦尔早就有所预料,还在1815年,独立战争刚刚开始时,他就从国外对他的祖国说:“我们的同胞不具备我们北美兄弟所著称的那种能力与政治品德,完全的民众制度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而只会把我们推向倒台。”他因此主张在南美建立总统终身制(也就是独裁),以避免“解放”后的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但现实比波利瓦尔估计的要糟得多。在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中,军队成为权力的中心。军队打仗,解放国土,组建地方政府,指派自己的军官担任各地长官,征收军税,征募士兵,从军事到民政的一切事务都由军队做决定,军队就是政府,军令就是法令,独立的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置于军人掌管之下,军官的意志统治国家。然而遗憾的是,军内也未能形成真正的权威,社会的分裂太深刻了,以至于任何人都无法建立超出于狭隘的地域利益之上的权威。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军官互斗,军人们没有政治理想,他们很快就以争夺权力为能事,毫无政治原则。美国学者坦南鲍姆说:拉丁美洲独立“不是一个有中央指导机构的有组织的运动,它没有大陆会议,没有单一的公认领袖如华盛顿,它没有可以向运动提供经费或召募军队的代理机关,大陆的每一个部分都各自为战,没有中央指导,没有受承认的中央领导层。也没有大家都接受的政治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是一个超前的运动,人民并没有做好独立的心理准备,只是由于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及扣押西班牙国王才触发了拉美人的反感:他们不愿接受拿破仑的统治,拉丁美洲才宣布打算“独立”。但西班牙的权威一旦解除,权力的真空状态就立即出现。西班牙国王本来是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唯一公认的权威,一旦这个权威丧失,一切权威也就全都没有了。于是军队递补进来,“解放”了拉丁美洲,而它电立刻就变成动荡的根源。权威的丧失在军队中表现为将领之间互相不买帐,即使是独立运动的领袖也控制不了内讧四起的局面。对此,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其实是意识到了,“秘鲁护国公”圣马丁留给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个忠告是:“一位幸运的军人……执政,对重新建立的国家是可怕的。”“解放者”玻利瓦尔在为他的国家奋战了20年之后失望地说:拉丁美洲是“难以统治的”,“一千次动乱就必定会引起一千次篡权”,他预言:“将有许多暴君从我的坟墓上崛起……把内战打得血流成河。”  预言很快成为现实,老一代领导人还在掌权,将军们就开始了夺权行动。圣马丁不在秘鲁,秘鲁立刻发生军事政变;他虽然平定J,这次叛乱,但这已足以使他心碎。他回到智利,智利又发生推翻奥希金斯将军的政变。他回到家乡阿根廷,阿根廷正忙于打内战。于是他踏上了去欧洲的流亡之路,在悲愤与贫苦中了其余生。玻利瓦尔完成了拉丁美洲的解放事业,却面对着他自己将领们的众叛亲离:派斯在委内瑞拉自立山头,桑坦德在哥伦比亚发动政变,并策划了刺杀玻利瓦尔的行动。玻利瓦尔被迫实行独裁统治却又在良心的驱使下自动放弃权力,随后走上了自我流亡的路途。不久后,这位独立运动最著名的领导人在47岁的英年之时就客死他乡。他最能干也是最有理想的将领苏克雷元帅在治理玻利维亚时被政变推翻,不久后又死于非命,被背信弃义的部下暗杀了。  既然独立战争的最高统帅都阻止不了阴谋与政变;那么拉丁美洲的前途就必然很暗淡了。随着早期这批理想主义的领导人退出舞台,拉丁美洲的政坛就留给了独立战争中那批二流的将领:他们各占一方,专横拔扈,靠军队实行强暴的统治,彼此间又互不服气,互相讨伐。这样,拉丁美洲就彻底肢解了,权威丧失造成了社会的根本瓦解,而这本来是符合拉丁美洲的分裂状态的,将军们靠武力上台,然后又被有武力的其他人赶下台。一个武夫就独霸一块地盘,对来自其他方向的任何命令不予理睬。这些人就是拉丁美洲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考迪罗”,按《剑桥拉丁美洲史》作者的说法:“考迪罗是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人”,“他们发动他们的追随者向法定的权威挑战,或者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攫取权力。”@考迪罗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军人统治的模式也因此在拉丁美洲固定下来。假如当初拉美殖民地也能像北美那样形成人民代表会议的权威,那么拉丁美洲也会和北美一样顺利地向现代化强国方向发展;但人民的权威在拉丁美洲是不可想像的,于是就造成了独立后一切法定权威全部丧失的局面。坦南鲍姆说:拉丁美洲独立“摧毁了合法的政治权力而没有提出同样也合法的替代物。独立战争结束后,没有人知道政治权力在哪里,谁是西班牙国王合法的继承人——谁来继承他的权威、他的影响、他的威望、还有他近乎神圣的性质?谁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者,谁是穷人的卫士、正义的源泉?……拉丁美洲人把象征着合法政治权力的东西全都丢掉了,这个真空直至今日都还没有填上。”拉丁美洲的悲剧说明:权威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丢失的;对于新摆脱殖民统治(或新推翻专制统治)的国家来说,人民的权威应该立刻就递补上!  (三)  独立战争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直到今天它仍在制约着拉丁美洲的发展。  首先看看这些数字:  据统计:在拉丁美洲独立后的近150年时间里,总共发生过不下550次军事政变,“还不包括未遂事件。”如果这个统计准确,那就意味着在当时20个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平均每个国家发生过近30次成功的军事政变,每隔五六年就要发生一次。  一一在其中有些国家,军事政变的频率远比平均数高得多,比如墨西哥在19世纪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出现过72个执政者,其中60个靠暴力上台。玻利维亚在1825-1952年的127年中发生过179次政变,平均每两年更换三次政府,最频繁时是两天出现三个总统。  独立后150年中,拉美国家制定过大约180部宪法,其中多数是1850年以前制定的。委内瑞拉在这方面创最高纪录,它从1811年以来颁布过22部宪法。厄瓜多尔在115年中也颁布过16部宪法,平均每8年就有一部新宪法。宪法在拉美国家生活中其实不起约束作用,它充其量也只是靠武力夺权的新政客的“私人宣言书”,“从来不要求认真执行。”  到20世纪,政治动荡的幅度仍不亚于19世纪,有学者统计在1923-1966年的40多年中拉美出现过350次以上的“非宪法夺权行动”,其中海地发生过58次政变,多米尼加56次,厄瓜多尔54次,秘鲁54次,玻利维亚52次,萨尔瓦多42次,巴拉圭42次,危地马拉42次。进入60年代,整个拉美政变成风,到70年代中叶,不计古巴,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建立了清一色的军人政府,无一例外。  因此有人说,在拉丁美洲,“如果军队不亲自管理,那么也要由它决定谁来管理。”一位美国学者则这样说:“军人政治——由军人控制或接管文官政权——是拉丁美洲的通病”。~  由于权威丧失,拉丁美洲从争取独立之时起就把军队推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上,导致拉丁美洲在后来的发展中步履蹒跚,困难重重,独立近200年还在“第三世界”范围内踯躅徘徊。军队的作用太大妨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拉丁美洲现代化的重大失误。  比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重要得多”。他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走过的老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运动,推动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理所当然地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理所当然地应给予这些历史事件以更高的评价。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当作两次革命高潮与辛亥革命相提并论而给予完全肯定,“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  应当指出,黎澍提出的许多新观念、新观点,在学术界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但这是一种健康的学术争鸣。正是这种争鸣,对于学术界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拓展研究领域,促进思想和理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作为一位富于创新精神、勇于科学探索的开拓型学者,黎澍以他平等、民主的学术作风,推动了这种学术争鸣。  黎澍从来不迷信别人的“权威”,但也不以“权威”自居。他反对历史学家“故步自封,以抱残守阙为能事”,极力提倡历史学家“要有允许人们提出新认识的器量”,因为“在历史领域里,认识永远是不完善的,有缺欠的”,“新观点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他要求历史工作者“在任何时候都注意采取虚心的、老实的、充分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出乎我们意想的新见解。永远记得在我们面前还有广大的未被认识的领域和大量并未真正研究清楚的问题。因此对自己的知识的可靠性,不过于自信”。黎澍正是本着科学家的这种纯真和良知,严肃而坦然地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热诚欢迎对他的学术见解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与之商榷争辩,并进行勇敢而诚恳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批评,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家极为宽广的胸怀。 综述  15世纪未至16世纪中叶,拉丁美洲(西属美洲,又称为西班牙美洲地区)除巴西为葡萄牙占领、海地为法国占领外,其余均被来自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用武力征服。为强化殖民统治,西班牙在拉美先后建立了4个总督区,即:新西班牙(今墨西哥、中美洲等地)、秘鲁、新格拉纳达(今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和拉普拉塔(今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和玻利维亚);设置了5个都督区,即: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古巴、波多黎各和智利,给美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8世纪中叶,西班牙放宽贸易垄断政策,殖民地经济有了明显发展,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强。但这种不彻底的改革并不能挽救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危机,反而加剧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在欧洲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土生白人知识分子先进人物的推动下,拉美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1804年海地革命的成功,以及1808年西班牙王室被法国推翻,都给拉美人民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提供了信心、榜样和良机。于是,在1810年~1826年间,西属美洲殖民地人民掀起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  第一阶段  1810年~1815年为第一阶段,是独立战争的高涨与受挫时期。1810年4月19日,西属美洲反殖起义首先在委内瑞拉首府加拉加斯爆发。接着于5~9月,在拉普拉塔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新格拉纳达首府波哥大、新西班牙的多洛雷斯和智利的圣地亚哥,也先后爆发了起义,宣布脱离西班牙,建立美洲人自己的执政委员会。但是由于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使独立战争出现挫折和反复。在委内瑞拉,1811年~1812年和1813年~1814年,米兰达和波利瓦尔领导起义人民,曾两次建立共和政权,但都被西班牙殖民军的镇压所扼杀。在拉普拉塔地区,1810年5月,阿根廷发生了著名的五月革命,广大爱国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群众示威,推翻殖民总督,于5月25日成立了由土生白人独立派组成的临时政府;1811年,巴拉圭土生白人独立派发动起义,逮捕西班牙省长,成立临时政府,并宣布独立:同年,东岸省(乌拉圭)也爆发了由阿蒂加斯领导的起义。在新西班牙区,墨西哥爱国者先后在伊达尔戈和莫雷诺斯领导下,同殖民军进行浴血奋战,于1813年宣布独立,建立了共和政权。在新格拉纳达区,广大爱国者于1811年~1816年同殖民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智利爱国者在推翻殖民政权后,由于内部分歧而未能巩固新建立的政权,于1814年被殖民军击败。1815年,西班牙国王恢复权力后,派莫里略率军镇压美洲革命。至年底,除拉普拉塔等地外,各地爱国政权在西军和当地保王势力进攻下,相继失败。  第二阶段  1816年~1826年为第二阶段,是独立战争的发展与胜利时期。在拉美北部地区,委内瑞拉走在反殖武装斗争的最前列。1816年11月,玻利瓦尔在海地支持下,重新组织革命武装,开始对盘踞委内瑞拉的西殖民军发动新的进攻。经过两年作战,解放了委内瑞拉大片领土。1818年2月,在安戈斯图拉成立了第三共和国。1819年,玻利瓦尔率军越过安第斯山原始森林,于8月7日在博亚卡地域击败西殖民军,10日解放了波哥大城。同年12月,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组成哥伦比亚共和国,玻利瓦尔被选为总统。1821年6月,革命军在卡拉沃沃平原取得重创西殖民军的决定性胜利,解放了加拉加斯。1822年5月,革命军在皮钦查战役中又获大捷,解放了基多(今厄瓜多尔)。基多又与哥伦比亚联合,成立了大哥伦比亚共和国。至此,南美北部独立战争基本结束。在拉美南部地区,拉普拉塔独立战争处在南美的中心区域。1816年7月,拉普拉塔成立联合省,脱离西班牙独立。为捍卫独立,圣马丁率领“安第斯山”军于1817年2月越过安第斯山,在查卡布科战胜西班牙殖民军,接着配合奥希金斯领导的智利人民起义,解放了智利。1818年2月12日,奥希金斯宣布智利独立。1820年2月,圣马丁又率军攻打殖民军的堡垒----秘鲁。次年7月攻入秘鲁首府利马。28日,秘鲁宣布独立,殖民军主力退守东部山区。1822年7月,玻利瓦尔与圣马丁在瓜亚基尔会晤,商讨协同作战等问题,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圣马丁辞职。1823年9月,玻利瓦尔应秘鲁爱国者的请求,偕苏克雷率军进入秘鲁。次年8月,在秘鲁南部取得胡宁大捷。12月,又在阿亚库乔战役中大获全胜,摧毁了西班牙殖民军的主力。1825年1月,苏克雷率军解放上秘鲁,25日上秘鲁宣布独立,并以玻利瓦尔的名字命名新建的共和国为玻利维亚。1826年1月,西班牙殖民军最后撤离秘鲁的卡亚俄港。南美战争到此结束。  在新西班牙地区,即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这里是独立战争在北部的中心区域。自1816年起,墨西哥起义军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1820年,当地白人地主与教会势力代表伊图尔维德率保王军倒戈,与起义军共同反对殖民。1821年,起义军进占墨西哥城,宣布墨西哥独立。同年,中美洲地区脱离西班牙独立,并加入墨西哥共和国,但到1833年又脱离墨西哥,建立独立的中美联合省。以后,在1838年再分为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5个国家。 进攻的德军一开始首先遭遇了受流亡在伦敦的南斯拉夫王国旧王室指挥的切特尼克武装,这只武装尽管也打着反对侵略的旗号,但他们进攻游击队的次数远远大于攻击德国人的次数,这次他们在德军的要求下缴出了武器,但是很快又被发送回来,并且和德军一起开始进攻游击队。  转折  在利姆河和德里纳河打了几仗后,最高统帅部作出决定,向北突围到波斯尼亚去。命令很快下达到部队,停止向塞尔维亚方向的进攻,无产者第一旅作为先头突击部队向富查方向进攻,在那里与德军展开激烈战斗。这段时间的延误主要是等待英军军事使团的到来,按照近东英军指挥部的要求,4月到达南斯拉夫的三个英军军事使团的一个将直接进驻最高统帅部,5月28日清晨,这个由威廉·司徒尔特少校和威廉·笛金上尉率领的使团终于到来,因此游击队失去了六天宝贵的时间。  占领要地  战斗进行到5月底,最高统帅部已经明白在富查地区不可能突破敌人的包围,因此重新选择了苏捷什卡河谷作为突破方向。显然位于德里纳河、苏捷什卡河和皮瓦河之间的武切沃高地是通向苏捷什卡河谷的要冲,无产者第二旅受命占领这个战略要地,这些来自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战士们在德国人到达前几分钟占领了山头,把德国人赶进了苏捷什卡河谷中。但其他方向的德军却越来越紧地将游击队和伤员们包围起来。  这时候的铁托向莫斯科报告了英军使团到达的消息,同时希望苏联能提供援助,此时的苏联正在乌克兰与德军展开库尔斯克会战,很委婉地拒绝了铁托的要求;而英军使团要求近东英国皇家空军空袭德军集结地的报告同样也被英军指挥部置之不理。  德国人已经发觉游击队决定在苏捷什卡河突围,几个师的部队开始向这个方向调派。在这危急关头,人民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将部队分为两部分:人民军最高统帅部率领第一师和第二师以及十个旅渡过苏捷什卡河向波斯尼亚方向突围。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指挥第三师和第七师会同六个旅掩护伤员返回渡过塔拉河向桑夹克撤退,同时命令波斯尼亚的部队向南挺进,从背后打击敌人,以便于主力部队突围。  6月6日,部队埋藏了所有的重武器开始渡河。德国人占领了苏捷什卡河的上游,但是没能占领制高点,在这里发生了苏捷什卡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守卫这里的游击队达尔马提亚第二旅第二营指挥员6月8日发出了如下报告:  “德国人用越来越强大的兵力越来越疯狂地冲击,我们人员伤亡达三分之二,但是你们仍可以指靠我们,就当我们的编制是满员的。”  但是掩护伤员的第二集团没能渡过塔拉河,于是伤员重新返回跟随第一集团走,第二集团在后面掩护。最高统帅部渡过苏捷什卡河,6月9日登上泽伦格拉的山地。德军特种作战部队通过侦测电台准确地确定了最高统帅部的位置,并派出空军对这一区域狂轰滥炸,给游击队造成了很大伤亡,铁托在轰炸中负了伤,英军使团的负责人司徒尔特少校阵亡,另一个成员笛金上尉也负了伤。  6月10日,无产者第一旅在莱基奇的率领下,全旅排成战斗队形向德军第369师在巴利若维茨的防线发起冲锋,占领了阵地。无产者第一师在波波维奇率领下,利用战术突破口,迅速将缺口扩大,6月12日成功越过富查-卡利若维克公路,杀出了包围圈。  德国最高指挥部下达了新的命令要求紧缩包围,6月12日,吕斯特将军亲自来到富查-卡利若维克公路以提高部队士气。这时包围圈内游击队的第二批突围部队正在向这里挺进,突围前夕,在这一集团中的铁托向莫斯科共产国际发去如下电文:  “我们处境艰难,敌人再次企图包围我们。在我们向波斯尼亚中部和波斯尼亚东部前进的路线上,敌人夺取了所有的高地并构筑了工事,在这些高地上敌人配置了火炮、机关枪和部队,其主力部队则企图包围我们。敌人不断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进攻。敌人伤亡惨重,我们也有很大伤亡,特别是敌机轰炸造成的伤亡很大。尤其在6月9日和10日损失最大。10日,由于敌机轰炸,英国的司徒尔特少校阵亡,笛金上尉和我负了轻伤。弹片炸伤了我的胳膊。司徒尔特少校是英国驻我们统帅部的军事使团团长。英国人说他们没有想到我们在进行如此艰苦的战斗。他们看到,我们的部队白天作战,夜晚行军。部队没有休息,也没有食物,现在已经没有面包,马都杀掉吃了。我们处境困难,但是我们将摆脱这种困境,尽管会遭到重大损失。敌人正在做最大的努力企图消灭我们。他们不会得逞。我们请求你们在我们当前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援助我们。”  第二师同最高统帅部一起于6月12日夜开始实施突围,13日部队越过了富查-卡利若维克公路。守卫这段公路的是德军一只装甲部队,无产者第二旅的战士违反掩埋重武器的命令,还是带了一门只有三发炮弹的反坦克炮,他们将炮藏在公路旁的灌木中,等敌人坦克开到只有十几米远的地方,用两发炮弹摧毁了两辆坦克,其余的坦克就退走了。在这个时候,第七师也赶上了第二师越过了富查-卡利若维克公路。  然而德军得到了增援,最终完成了对苏捷什卡的包围,第三师带着重伤员没有能够突破包围。12日,第三师同最高统帅部取得了最后一次无线电联系,13日拂晓又累又饿的游击队员开始渡过苏捷什卡河,河对岸的德军用凶猛的火力阻击河中的战士,师长科瓦切维奇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终于在河岸敌人一座碉堡前额头中弹牺牲,失去指挥的部队损失了一半人员,分成小批突围。  最惨的是重伤员,按照游击队不成文的规矩——不能活着落到敌人手中,许多人自尽,桑贾克第三旅政委米莱迪奇在突围中负伤,他摸摸被打断的股骨,向同志们喊道:“向前冲!我不愿你们为了我牺牲”,于是向自己的额头开了枪。几分钟后,一个营副政委也负伤倒下,他一声不吭地掏出手枪,毫不犹豫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免增加战友的负担。  战役结果  根据战后南斯拉夫缴获的德国军事文件上得知,在苏捷什卡战役中,德军和意大利军队杀害了1300名游击队伤员,游击队还牺牲了大约200名护士和30位医生,这几乎是游击队中央医院技术人员的一半。  在苏捷什卡战役中,游击队一共牺牲了6000多人,也就是说1943年5月被德军包围的游击队员中三个人中就有一个阵亡。主力作战部队的百分之三十的战士长眠在苏捷什卡河谷。至于平民所遭受的屠杀难以统计具体的数字。  突围后的游击队主力在挺进波斯尼亚东部的途中坚持战斗,解放了斯雷布雷尼察等数座城市,缴获了一批武器。德军指挥部在总结战役时不得不承认,战役目标没有实现。德军东南欧指挥官莱特将军后来说:“使牵制在南斯拉夫的德军脱身并将其调往东线这一原先确定的任务根本未完成,相反,战役结束时反倒要德军派来新的部队和指挥人员。” 苏捷什卡战役(Battle of the Sutjeska),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为粉碎德、意军队“围剿”于1943年6月进行的战役。此役,南军以寡敌众,殊死搏斗,损失惨重,但主力终于突破重围,粉碎了德、意军的“围剿”。交战的结果最终为南解放军付出了约8000人损失的重大代价后成功突破敌军包围为最终解放南斯拉夫保存了有生力量,是二战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  苏捷什卡战役表明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战士和指挥员的战斗素质及其作战技术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战胜像德军指挥官这样训练有素的指挥官,像德军这样经过良好训练的军队。  德军  德军负责波斯尼亚和黑山清剿战斗的指挥官将军得到了他在上次围剿中想得到的部队,现在他不但有刚在法国完成集训的精锐党卫队第一山地师、党卫队“欧根亲王”第七步兵师,还有经历过欧洲战场硝烟的德国正规军的第118阻击步兵师、第369阻击步兵师和104阻击步兵师,他还被授权可以指挥驻扎在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威尼斯师、费拉拉师和陶里嫩塞师,亲纳粹的保加利亚也派出了2个团进入黑山,另外还有15000名纳粹扶植下的安特·帕韦利奇分子配合作战;从德国本土还特意调来德军总参谋部直属的特种作战部队——勃兰登堡团。总兵力达到130000人,这还不包括南斯拉夫游击队没有的空军。  游击队  德军以秘密方式集结,就连他们的盟友意大利人也是在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才得到通知。这对南斯拉夫人民军最高统帅部来说同样也是一个意外,铁托在指挥部队四处出击的空暇时间忙于准备接见一个从北非来的一个英国军事使团,为了消除莫斯科的疑惑和真诚希望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援,他还通过电报与苏联商谈苏联军事代表团来访的可能性。5月8日最高统帅部在皮瓦河谷的一个村庄召开作战会议,商讨游击队进攻科索沃和塞尔维亚边境的作战计划,会议期间传来了有关德军集结的消息,参谋们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情报,直到到了5月15日,当德军飞机和进攻部队四面围攻,才明白德国人又开始一个新一轮大规模进攻。  吕斯特估计在包围圈里的游击队员人数大约是15000人,这个数字几乎十分精确,人民军主力部队在包围圈中大约有16000多人,另外还有4000多名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负伤或患伤寒的伤员。吕斯特计划用十天的时间完成包围行动,然后再用十天击溃游击队主力,最后花费数周在这个区域进行来回的扫荡,以彻底消灭游击队。  如果没有这么多伤病员的话,人民军主力有足够的时间跳出这个包围圈,但是最高统帅部从来不会将自己的伤员抛弃,在第四次战役中,即使遭受了巨大伤亡,他们也把伤员一起带出包围,这次也不例外,所以游击队首先要拯救伤员,然后才能拯救自己,这意味着要在包围中进行一场残酷的战斗。 1944年7月27日破晓时分,法国诺曼底地区库唐斯郊外,德军与美军激战正酣。隶属于德国武装党卫军第二“帝国”装甲师巴克曼车组驾驶着好不容易修好的424号“黑豹”坦克去追赶已经撤走的连队。  巴克曼本人正面照,着实英气逼人  当巴克曼行驶到小镇勒洛雷的村口时,一群步兵和后勤人员象看到救命稻草一样围了上来。这些步兵报告说大批美国坦克正顺公路向库唐斯前进!毫无疑问,德军此时也向库唐斯撤退,如果让美军抢先进城后果不堪设想。巴克曼马上派出两个乘员去核实这一情况,很快他们就返回并报告一支由15辆谢尔曼式坦克以及其他一些车辆组成的美军纵队正在沿公路靠近。美军坦克的轰鸣声越来越大,巴克曼当机立断让步兵迅速撤离,单车来到勒洛雷村口设伏,决定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来换取大部队的安全。巴克曼命令豹式坦克开到库唐斯至圣洛国道与勒洛雷的便道交叉的路口,以四周的橡树作为掩护,把坦克停在路口后方约100米的小道上,静静地等待猎物的到来。 就在巴克曼的坦克刚刚隐蔽好的时候,美军坦克纵队也已经顺着公路隆隆开来。  巴克曼阿登战役时期的座驾,黑豹g型  当毫无戒备的美军装甲纵队向着盯着猎物的“黑豹”靠得非常近时,这只豹子才决定猛扑上去,咬断猎物的喉咙。“准备战斗!美军坦克从左边过来,先干掉打头的那辆!”巴克曼一声令下,豹式的75毫米穿甲弹立刻破膛而出,直接贯穿了最前面那辆谢尔曼坦克的侧装甲,这辆美军坦克立刻起火爆炸;紧接着,第二辆谢尔曼坦克也被豹式打瘫在地。头前领队的两辆谢尔曼坦克中弹起火,影晌了车队的前进,美军顿时乱作一团。另外两辆谢尔曼坦克发疯地冲撞着前面起火的坦克,企图移开前面的障碍冲向那只该死的“德国豹子”,但也都被这只“黑豹”打瘫痪在路边!当美军看清是豹式坦克后,竟然本能地开始后撤,甚至连几辆冲过路口的坦克也退了回去。  巴克曼座车与kfz-251  豹式坦克趁乱冲上公路,精准的75毫米坦克炮把沿途的美军半履带车、吉普车一辆辆摧毁。一发炮弹击中了弹药输送车,整车弹药被瞬间引爆,紧接着,燃料卡车也相继发生爆炸,一时间公路上火光冲天。这时,又有两辆谢尔曼坦克开下公路,从左侧田野上向豹式坦克迂回,企图攻击豹式薄弱的侧面。尽管谢尔曼的75毫米m3坦克炮奈何不了豹式80毫米的正装甲,但是在如此距离上穿透仅30毫米厚的侧装甲却是轻而易举,真正面对面的坦克战开始了。冷静的炮手博格道夫迅速调转炮口摧毁了一辆,又在对方进入阵位前将另一辆送上了西天,豹式坦克在战斗中也被命中2次,虽然没有造成贯穿性伤害,但是动力仓又烧了起来,不过自动灭火装置及时反应将火扑灭了。  美军被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在不明情况的状态下美军指挥官下令后撤,并呼叫战斗轰炸机进行火力支援(美军的一贯作法)。不久,美军的轰炸机出现了,几枚近失弹剧烈震撼了豹式坦克,冲击波把披挂在炮塔上的部分履带板扯掉,四下飞舞的弹片打得坦克叮当作响,乘员也被震得晕头转向。美军坦克见有机可乘,立即扑上来围攻这只受伤的“黑豹”。几辆谢尔曼趁机展开队形包抄过来,豹式被连连命中,一发打在车体焊接逢,另一发打断了履带,主动轮也被打坏。由于通风系统失灵,开炮后散发的硝烟无法及时抽出,车内弥漫着大量有毒气体,巴克曼几个人被呛得大声咳嗽,几乎无法呼吸。  这时,德军装甲兵优秀的战斗素养与高超的技术在此紧急关头充分体现了出来,巴克曼和全车成员以极其冒险的方式通力合作,一边抢修战车,一边继续战斗;谢尔曼趁机攻击履带被打断的豹式,却又被不能移动的对手摧毁两辆!终于,这辆遍体鳞伤的“黑豹”在巴克曼车组全体成员的合作下勉强恢复了行动;他们利用树林作掩护边打边撤,虽然又被命中多次,但均未造成严重损伤,毕竟豹式的三大性能均优于谢尔曼。424号豹式最后摆脱了和美军的接触,并在脱离战斗途中又击毁了一辆谢尔曼,安全到达了内格夫村进行休整。  1944年7月27日在勒洛雷村附近的这次战斗就是著名的“巴克曼之角”伏击战,恩斯特·巴克曼所率领的豹式坦克,发挥了以一当百的威力,击毁了9辆谢尔曼坦克及许多美军车辆,成功得打乱了美军抢先占领露唐斯的计划,为德军从库唐斯撤退争取了宝贵时间。7月28日,巴克曼的坦克拖着2辆丧失动力的豹式艰难到达库唐斯,但是城内已经开始巷战,埋伏在暗处的美军反坦克炮击毁了一辆受伤的豹式,巴克曼等人只好绕过美军防御点继续撤退,途中又遭美军飞机轰炸,巴克曼小腿被弹片击中,装填手也被打伤。7月30日,这支德军小分队将两辆用尽燃料的豹式炸毁之后徒步逃回了己方阵地,于8月5日终于和“帝国”师第2装甲团第4连回合。由于“巴克曼之角”的战斗,恩斯特·巴克曼于8月27日被授予骑士铁十字勋章,他的传奇战功使他的一级铁十字勋章在9月5日获加配剑。 首先,勒洛雷伏击战的成功与诺曼底的战场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战场灌木丛生,树篱水沟遍布,没有苏德战场和北非战场那样开阔的地形,所以装甲部队无法展开,因此战斗多在营、连、排甚至单车间爆发,而这种环境却十分有利于德军装甲兵发挥作战经验丰富和坦克性能较好的优势,也便于坦克在伏击后能够成功撤退。德军装甲兵经过苏德战场血与火的历练,早以百战成钢,因此巴克曼车组能够比较准确的判断战场形式并采取相应措施。而盟军装甲兵从北非战役后就从未与德军装甲兵交过手,在安齐奥战役中又没有吸取坦克战中的教训。在北非战役期间,除了虎式坦克参加的少数几场战斗外,在决大多数的坦克战中盟军坦克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了德国。甚至有人断言,谢尔曼坦克足以用到战争结束。当盟军装甲兵在诺曼底突然发现德国装甲兵无论在作战技术还是战备上都超过了自己时才匆匆开发M26潘兴重型坦克。 其次,双方的装备也是战斗成败的关键,豹式坦克无论在火力、机动和防护上都超过了谢尔曼,尽管被命中多次,但巴克曼和他的车组都是安然无恙,假如换成IV号坦克,那么即使是魏特曼那样的顶尖高手估计也难逃车毁人亡的命运。同时德国后勤分队技术精湛,能够及时修复坦克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美军在兵力上无疑占有绝对优势,假如坦克队形能够展开,那么战局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美军装甲兵缺乏作战经验也是他们在战斗中落下风的原因之一。尽管美军拥有很大的火力优势,并掌握了制空权,但是诺曼底的地形不利于精准的瞄准射击以及修正弹着点,再加上美军坦克自身的火力和装甲也不足,所以德军装甲小分队经常能够对美军实施部分的小规模反击,并使对手蒙受较大的损失。不过美军在火炮和制空权上的优势并不是无法体现,一般的美军部队在遭受伏击后都能迅速得到地面炮兵火力和空军的支援,因此德军装甲小分队在攻击得手后无法及时扩大战果。  纵观在诺曼底战场上德军装甲兵以少胜多的战术性胜利比比皆是,文中的巴克曼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但是德军没有制空权以及火炮优势,所以其发动大规模反击包围并消灭盟军主力的企图是无法实现的。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未能迅速达成突破,全线陷入与德军的艰苦争夺战,战线成胶着状态,对于盟军将军来说,这当然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事,德军的指挥官们自然不是笨蛋,双方均不遗余力地向这个小小的登陆场派去大量部队,以求打破僵局。 圣洛是诺曼底西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N-172和N-174两条过道穿城而过,假如美军攻占圣洛就可以向诺曼底东南方向快速穿插,从左翼包抄在卡昂以西作战的德军西部装甲集群。德军意识要情况的严重性,于是从东线紧急调集精锐装甲部队顶着盟军的空中优势与猛烈炮火展开拼死反扑。  刚刚从法国南部波尔多赶过来的SS2(即帝国师)立刻对美军的进攻作出反应,于7月8日组织了一个战斗群,从圣-塞巴斯蒂安—塞特恩附近对美军左翼发动进攻。第2装甲团4连的豹式坦克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SS四级突击小队长恩斯特·巴克曼在自己的424号豹式坦克里紧张地向外观察,很快,美军装甲部队就与他们交上了火,巴克曼率先击毁1辆谢尔曼坦克,连里的其他弟兄也狠狠地教训了高傲的美国人。败退的美军立刻呼叫火炮支援,第4装甲连的进攻队伍立刻被密集火炮覆盖,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退。  7月12日,第4装甲连再度与美军交手,巴克曼击毁美军坦克2辆,并将另一辆打瘫在地。次日,在波卡基村外围的战斗刚刚结束,就接到步兵报告说美军纵队正向这里开来,还特别提醒半履带车后还挂着反坦克炮。考虑到撤退的美军肯定会把自己连队的位置向友军通报,巴克曼决定开动自己的坦克在结集地周围主动搜寻敌人。豹式坦克在树林里与美军先头部队遭遇,美国炮手早已架好了反坦克炮,一发穿甲弹擦着豹式的炮塔飞过,但是豹式坦克一下子就把它摧毁了。几乎在同时,一发美军75毫米炮弹“嘣”的一声正巧打在豹式防盾了望孔下的几厘米处,炮弹顺势弹进车内,坦克燃烧了起来,在巴克曼的命令下几个乘员手忙脚乱地逃离了坦克,巴克曼在发现炮手博格道夫不见了,于是又跑回坦克将被震昏的炮手拖了出来。不料美军军中弥漫着虎豹恐惧症,撤退了。而车内的弹药也没有殉爆于是坦克手们将火扑灭把坦克开回了修理连。  7月14日,在经过坦克战又解救了伤员之后巴克曼坦克的履带被美军打坏,在此期间他取得了击毁7辆美军坦克的成绩,并换回了已经修好的424号。  7月25日,眼镜蛇行动在美军大规模空袭下拉开了序幕,美军装甲部队在空袭过后向阿夫朗什大举进攻。德军防御正面的130装甲教导师早已被炸得失去了大部分战斗力,SS2第2装甲团被迫后撤去填补装甲教导师留下的防御缺口,盟军空军紧接着又对SS2帝国师发起了2天2夜的空袭,德军车辆只得以机动来躲避空袭,在一次行军中,424号豹式坦克的化油器出了故障,为了节约时间,维修兵就地进行维修,没有采取任何隐蔽措施。4架盟军攻击机发现了瘫在地上的豹式,猛烈扫射随之而来,坦克的散热器水管和滑油冷却器被击穿,发动机燃起大火。盟军飞机飞走后,德国坦克兵立刻从坦克底下钻出来将火扑灭,经过维修兵的彻夜苦干,到27日下午坦克终于被修好了,巴克曼车组开着坦克追赶已经撤走的连队。  当巴克曼行驶到小镇勒洛雷的村口时,一群步兵和后勤人员象看到救命稻草一样围了上来,并告之大批美国坦克正顺公路向库唐斯前进!毫无疑问,德军此时也向库唐斯撤退,如果让美军抢先进城后果不堪设想,美军坦克的轰鸣声越来越大,巴克曼让步兵快点撤离后便单车来到勒洛雷村口设伏,决定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来换取大部队的安全。巴克曼将坦克开到库唐斯至圣洛国道与勒洛雷的便道交叉路口处,以树林作掩护把坦克停在路口后方约100米的小道上。此时,美军坦克纵队顺着公路隆隆开了过来。  “准备战斗!美军坦克从左边过来,先干掉打头的那辆!”巴克曼一声令下,豹式的75毫米穿甲弹立刻破膛而出,直接贯穿了谢尔曼的侧装甲,美军坦克立刻起火爆炸。仅接着第2辆也被打瘫在地,美军顿时乱作一团,巴克曼趁势又将堵在路口的另2辆谢尔曼击毁。美军看清是豹式坦克后本能地开始后撤,甚至连几辆冲过路口的坦克也退了回去。  豹式坦克趁乱冲上公路,精准的75毫米坦克炮把沿途的美军半履带车、吉普车一辆辆摧毁。一发炮弹击中了弹药输送车,整车弹药被瞬间引爆,公路顿时成为火场。2辆谢尔曼开下公路,从左侧田野上向豹式坦克迂回,企图攻击豹式薄弱的侧面,尽管谢尔曼的75毫米坦克炮奈何不了豹式相当于120毫米的正面装甲,但是在如此距离上穿透仅57毫米厚的侧装甲却是轻而易举。面对面的坦克战开始了,炮手博格道夫迅速冷静调转炮口摧毁了一辆,又在对方进入阵位前摧毁了另一辆,在此期间豹式被命中2次,虽然没有造成贯穿但是动力仓又烧了起来,不过自动灭火装置及时动作将火扑灭。  美军的轰炸机出现了,几枚近失弹剧烈震撼了豹式坦克,冲击波把披挂在炮塔上的部分履带板扯掉,四下飞舞的弹片打得坦克叮当作响,乘员也被震得晕头转向,几辆谢尔曼趁机展开队形包抄过来,豹式被连连命中,一发打在车体焊接逢,另一发打断了履带,主动轮也被打坏。由于通风系统失灵,开炮后散发的硝烟无法及时抽出,车内弥漫着大量有毒气体。德军装甲兵优秀的战斗素养与高超的技术在此紧急关头得到了体现,车组乘员一面利用时间抢修车辆一面继续战斗,2辆谢尔曼趁机攻击履带被打断的豹式,不料反被不能移动的对手击毁。巴克曼车组利用树林作掩护边打边撤,虽然又被命中多次但均未造成严重损伤,毕竟豹式的三大性能均优于谢尔曼。在击毁了离自己最近的美军坦克后424号豹式终于与美军脱离接触,开到安全的内格夫村进行修理。  巴克曼的伏击成功得打乱了美军抢先占领露唐斯的计划,为德军从库唐斯撤退争取了宝贵时间。7月28日巴克曼的坦克拖着2辆丧失动力的豹式艰难到达库唐斯,但是城内已经开始巷战,埋伏在暗处的美军反坦克炮击毁了一辆受伤的豹式,巴克曼等人绕过美军防御点继续撤退,途中又遭美军飞机轰炸,巴克曼小腿被弹片击中,装填手也被打伤。7月30日这支德军小分队将2辆用尽燃料的豹式炸毁之后徒步逃回了己方阵地,于8月5日与SS2帝国师第2装甲团第4装甲连回合。 8月27日巴克曼因在勒洛雷的出色表现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之后又指挥401号豹式坦克参加了阿登反击战。战后巴克曼幸存下来。 我们都知道,水是人们不能缺少的必需品,人可以几天不吃饭,但不能几天不喝水。我们的身体需要大量的水分来维持的,然而在古代,古人没有自来水,他们的饮水并不如我们这般方便。最开始的时候,原始部落都是依河而建,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依水而居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就发掘了一个新的技能,那就是挖井。  勘测地形找到有地下水源的地方,挖口井,这样人们就再也不用到很远的地方去打水了。这其实也是人变懒得一种表现。但这种表现却在推动这人类的发展。然而,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人们在挖井之后总会在井里面放一只乌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以我的猜想大概是这样的。要知道,在古代动物都有着美好的寓意,比如过年吃鱼代表年年有余,上供要有五谷代表五谷丰登。那乌龟在古代代表的是长寿和平安,所以,古人在井里放一只乌龟,大概的意思是希望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后代,用水的时候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人们并不知道打出来的水是否可以实用,但是又不能真的让人去尝,万一水不能喝,有可能就是一条人命啊。所以,就放下去一直乌龟,乌龟如果能在水里活的很好,那就说明这个水是可以喝的,人们就能放心使用了。但是如果连乌龟进去都死掉了,那就说明这个水根本不能喝,这口井也就废了。  当然还有类似传奇的一种说法,那就是说古代的人会比较迷信。我国古代有四大神兽,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而其中的玄武就是乌龟和蛇的结合,也是掌管水源的。  当然,这都是神话也没什么依据。但是大家是否还记得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的父亲叫鲧,曾经也治过水,然而却方法不对,并没有缓解洪水的压力,但是他对水的治理也有自己一定的见解。后来相传,鲧死后就化成了一直乌龟帮助大禹一起治水。  当然也有人会说,放鱼的话也可以检测水安不安全,也有着美好的寓意啊。但我想说鱼代表的是有余,是富足的意思,而乌龟代表了健康,平安,相对于富足,人们其实更希望自己健康。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对古人做法的猜想,究竟为什么放乌龟,不放鱼,大概也只有古人自己知道了。 明清北京城西半部曾有二条泄洪河,在缺乏干道下水道的年代里,每到雨季,通过这两道南北走向的泄洪河,把大量城市雨水往南排入护城河,再通过三里河和南沟排到外城南护城河。统称大明壕,清代称东、西沟。  一条是北起西直门内大街,南至今佟麟阁路的西沟,沟水从南城根的今新华社迤西下水关,汇入宣武门外护城河。另一条是今新华街至和平门内的东沟,沟水由宣武门迤东的白石桥下水关进入护城河。  那时,东、西沟水最深处可以没人,游人乘舟可以从白塔寺到宣武门。沟水两边有45度的斜堤,旁边才是行人走车的道路。  为方便行人东西出行,在东、西沟主要大街和胡同处,架设桥梁,位于西沟上的有红桥、马市桥、太平桥、石驸马桥等,位于东沟东西绒线胡同之间有板桥。  东、西沟虽然能泄雨水,但是遇到特大雨时,京城也难免一片汪洋。据《明实录》记载: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京师遭水灾,造成了“九衢平路成江”,长安街竟达到“水深五尺”。  早年东、西沟附近都有许多洼地,常年积存雨水,因此附近地名胡同叫:中臭水塘、大川淀、兵部洼、后水泡子、前后泥洼、二龙坑、沟头等。北京城内原来还有很多的水坑,也就是洼地。在西城和东城尤其多,这些洼地后来都填平了。旧日这些水坑的蓄洪作用不可小觑,别小瞧了这些洼地,暴雨后,也能积存很多周围的洪水,如西城  赵登禹路,原名北沟沿大街,北起西直门内大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后改名白塔寺东街。元代曾是大都金水河的故道。由和义门、引护城河水东流,经小河漕东流入太液池。明代称大明壕,清代称西河沿,是为京城重要排水的防洪措施。明清两代,在北沟沿南口与阜成门内大街交汇处有一座石桥,称马市桥,石桥以东有马市、骆驼市、羊市、牲畜贸易曾兴旺一时。民国初年,改为暗沟,民国十年(1921年)始辟筑成路,仍沿用北沟沿之名,抗战胜利后1946年,根据北平市长何思源命令,为纪念1937年7月牺牲的抗日英雄赵登禹,北沟沿大街更名为赵登禹路。  太平桥大街,原名西沟沿大街,明代为河道,称大明壕,又称河漕,清代称西沟沿,北起阜成门内大街接北沟沿,南至二龙路街南的闹市口。清乾隆年间绘制的《京师全图》对此处标注为“沟沿”。民国十年(1921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河道改为暗河,辟建成路,称沟沿大街。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以后,为纪念抗日爱国将领佟麟阁和赵登禹,将辟才胡同以北的沟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将二龙路南口以南的沟沿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中段分别称鸭子庙、太平桥、西京畿道统一称太平桥大街。明清年间,在西沟沿上架设太平桥,其位置就在今辟才胡同西口外。  佟麟阁路,原名南河沿大街,明代称大明壕,因位于皇城西部,沟边道路清时称西沟沿。是明清北京城内重要的排水沟。  佟麟阁路命名之初,还包括今复兴门内大街以北至今新京畿道西口的一段。后来把这一段并入了太平桥大街。佟麟阁街因其在民族文化宫南侧,1971年曾改名为民族宫南街。1984年恢复今名。  元大都时期,这条路所在位置紧邻大都城墙,是一条与护城河以及城内三海相贯通的人工河道,名为金水河。明朝以后,金水河上游河道淤塞,截断了上游来水,另一方面北京城墙南移,将路纳入城市范围以内,于是金水河从一条人工河演变为露天城市下水道,被人们称为“大明壕”,大明壕北起西直门内,南抵宣武门,纵贯北京内城。市民沿大明壕聚居,沿大明壕形成了一条纵贯北京南北的道路,其中最南端一段名为南河沿大街。  中华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京城市政公所提出针对大明壕的《筹划改筑大明濠方案》,准备对其进行治理,1921年治理工程开工,工程利用拆除北京皇城城墙产生的城砖,修葺大明壕,将其改造为暗沟,其上铺设马路。1930年治理工程竣工,整条大明壕改名为河沿大街,被评定为一等乙类道路,其南段仍然被习惯地叫做南河沿大街。  1945年经冯玉祥提议,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签发“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铁狮子胡同分别改名为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以示对抗日英雄的纪念。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佟麟阁路的名称被革命化,改为“四新路”。文革结束后改回现名。  民国以后,把大明壕明沟改成了暗沟,用皇城墙的大城砖,给大明沟砌上了暗沟。变成暗沟后,沟的断面面积显然变小。原来的明沟有斜坡和沟底,变成暗沟后,不可能保留原来水道的形状,改成筒子形,或圆形和方形。这种暗沟的排水能力不如原来排水能力强。  原来的南、北新华街,也就是现在在新华门与和平门的位置,明清也有一排水渠道。后来改成暗沟,变成马路。  原来皇城东侧有条御河,是皇城的护城河,也是泄洪河,从北河沿往南至前门东侧水关排出城外。三十年代改成暗河,铺设南北河沿和正义路大街。  通惠河以前也叫大通河,在元代的时候,一直是漕运的主要河道,西端在前门外。当时漕运的船只从通州可以一直开到什刹海。到了明代,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里从广渠门歪大通桥以内,不再能够通船,但是排洪的功能还有,一下雨,大雨就通过这个渠道排洪,这个渠道,到了民国后,也改成了暗沟。  在“清末北京市地下排水系统图”上面标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线,红线代表过去排水的沟渠,主要的街道两侧都有排水设施,有些是明的,有些是暗的,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考虑到了排水的重要性。  现在北京火车站的位置,有一条河叫“泡子河”,在元代是一条重要的河流,后来被填平修了北京火车站。  现在北京天坛东边的龙潭湖一带,还保留一些水坑,只是面积小多了。在先农坛西边,陶然亭公园附近,还有一些。先农坛从西边一直到北边,过去是窑厂,烧窑的时候要挖土,挖土后就形成坑坑洼洼,下雨后变成了一个个水泊子,解放后建起龙潭湖公园,已经失去了排洪左右。  原来北京旧城外的朝阳门外、东直门外地区,水坑也很多。这些水坑尽管影响市容,但是有蓄洪的作用。下雨后洪水可以临时汇集到这里,现在大部分都填平了。  北京原来内外城都有护城河,这些护城河在历史上除了防卫的作用外,就是排洪的功能,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内城的护城河包括宣武门、西直门、复兴门、阜成门等位置的西护城河和东护城河,基本上都变成暗沟。变成暗沟后,暗沟的断面大小不得而知,但是肯定没有露天护城河的排水功能强。把明沟变成暗沟,除了断面面积减少,还面临如何疏浚的问题,时间一长,生活垃圾和泥沙就会淤塞,影响排洪的能力。  过去在清朝、明朝甚至是元朝的时候,中央政府对北京城这些暗沟都会定期的疏通拓展,一般都是在下大雨之前,目的是提高暗沟的排水功能。比如史上记载南城的烂漫胡同,原来是一条水沟,是东护城河的一段。明清的时候政府常常会定期来这里淘挖水沟,以便排洪。  因为平常很多生活垃圾都会排到河里,所以在淘挖的时候,臭气熏天。这在史书上都有明确记载。  雍正七年,将外城何家庄至左安门水关一千二百余丈的明沟拓宽挖深,提高排水能力。乾隆二十七年,将东西钱粮胡同暗沟改砌砖沟,又将皇城西安门内甬路南北两侧的排水沟,部分用砖砌修,并与旧沟连接,以利于皇城西部的排水。  护城河是北京城内一个重要的排水通道,六、七十年代修建了二环路地铁,对这些护城河也造成比较严重的干扰。  七十年代北京修建了没有红绿灯的二环路,九十年代初打通二厢(左安门东厢和菜户营西厢)后全线贯通。八、九十年代修建城市快速路三环路,使北京的城市交通变得更加快捷。在二环路和三环路上修建了几十座立交桥,各式各样,北京成为世界立交桥博物馆了。北京立交桥都设有排水设施,但设计能力都很低,据说都是根据前苏联20年一遇标准设计的,有的立交桥由于受施工条件影响,几乎没有设计标准。因此,每逢暴雨,只要下十分钟,立交桥下立刻积水,例如玉泉营北桥。  2012年7月21日北京城经历一次60年不遇的暴雨,考验了北京城的排水能力。  在二环路内的内城,基本没有积水,瞬间暴雨都迅速排出,东西长安街、平安大街、两广大街,东四西四鼓楼前,路面基本没有积水。特别是北京皇城、紫禁城内的排水设施非常先进,那场大雨在故宫内根本看不到积水坑。  但是,二、三环路立交桥下可就了大麻烦,80%立交桥因为大量积水而主路断绝交通。 很多人可能感到奇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大国--美国,却一直没有元帅军衔。其实,这里牵涉到一个翻译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44年底,鉴于当时美军规模庞大(超过1200万人),编制级别多,加之与盟军联合作战,美国正式在上将衔之上设置了最高一有军衔,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元帅。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一直将这一级军衔译为"五星上将",这是不准确的。  第一, 美军被译为"五星上将"衔的英文正式衔称,分别为"General of the Army"(被译为"陆军五星上将")、"General of Air Force"(被译为"空军五星上将")、"Fleet Admiral"(被译为"海军五星上将"),其实,它们的字面上都没有"五星上将"的意思。只是由于这一级军衔的识别标志是5颗星徽,在美国也有口语称其为"五星上将"的,英文为"Five Star General"。应该指出,"General"一词,既表示"上将",也有"将军"的意思。但在这里是将军的泛称,而不表示上将。如"Liertenant General"(中将)、"Major General"(少将)。美军的上将只有一级,军衔标志是4颗星,4颗星的将军就是上将,有时口语称为"四星将军",而不是"四星上将",就像不能称中将为"三星上将",而可以称"三星将军"一样。因此,即使是口语,也应译为"五星将军",而不是"五星上将"。我国把美国的"General"和"General of the Army"分别俗称为"四星上将"和"五星上将",源于民国时期。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的特级上将、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肩章上分别佩带5、4、3颗星徽,因此也俗称为"五星上将"、"四星上将"、"三星上将"。但是,正如国民党军队的"特级上将"一直是这一级军衔的正式衔称(而不是"五星上将")一样,美军最高军衔的正式衔称也一直是"General of the Army"而不是"Five Star General"。因此,不能将军衔的俗称作为正式军衔。  第二, 我国之所以没有将"General of the Army"译为元帅,是因为有人认为元帅一词的英文应是"Marshal",既然"General fo the Army"不是"Marshal",因此就不能译为元帅。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通常,Marshal表示元帅,但它也有将领、最高级指挥官等含义,而译为"元帅"的英文也不仅限于"Marshal"一词。英国的陆军、空军元帅英文衔分别称为"Field Marshal"(陆军元帅)、"Marshal of the Royal of the Force"(皇家空军元帅),而海军元帅为"Admiral of the Fleet",并没有"Marshal"的字眼。并且,Marshal在英国泛指空军将官,如"Air Chef Marshal"(空军上将)、"Air Marshal"(空军中将)。可见,在英文军衔称谓中,带"Marshal"的不一定都是元帅,而不带"Marshal"的也未必不是元帅。因此,美国的"General of the Army"译为"陆军元帅"未尝不可。况且,"General"一词在美国陆、空军和"Marshal"一词在英国空军、"Admiral"在英国海军一样,都是将军的泛称,而"General of the Army"、"General of the Air Force"则与英国空军元帅、海军元帅的英文语词结构完全一样;美国海军的"Fleet Admiral"(被译为"海军五星上将")则在词义上与英国海军元帅(Admiral of the Fleet)完全相同。因此,参照英国军衔的汉译名称,也应将美国的"五星上将"译为"元帅"。  第三, 按照一般的惯例,军衔译名应符合本国的习惯,即将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时,凡本国语言有相应语词者,应"以我为主",尽量用本国常用的语词来表述。其实,世界各国的军衔称谓原本五花八门,但在翻译过来时,则按本国通行的军衔称谓,给预计统一的译名。如对英国"上将"军衔的译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当是中国还没有实行军衔制,最初曾采用音译的办法,译作"执纳罗"。由于音译难以使人对茯等级地位得到一个确切的概念,"执纳罗"到底是个多大的官,人们仅从译名上无法得到一个直观的判断。后来改为套用当时中国清朝武职官员的等级来翻译,译为"二品官"。因为当时清朝武官分九品,将西方国家的元帅套为一品,上将则磁为二品。这样用品级来套译,较音译是个进步,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从清末到民初,又先后译为"头等提督"、"正都统"、"大将校"、"大将军"等。直到北洋政府时期,才正式译为"上将",并沿用至今。  我国现在对各国上将或大将之上的最高一级军衔通常都译为元帅,而唯独对美国这一相应级别的军衔译为"五星上将",这既没有"以我为主",也没有与其他国家同一级别的军衔取得统一,显然是不合理的。以致于很多人都误认为英、法等国都设元帅衔,而美国未设。其实,英、法等国从来也没有设过叫"元帅"的军衔,这些国家所谓的"元帅"军衔本来有着各自的称谓:"如英国的"Marshal",法国的"Marcehal"等,只是在翻译时,将它们"汉化"为元帅。可见,军衔等级是人家设的,叫不叫元帅是自己的事。晚清时期,我国曾将西方国家的元帅译为"一品官",当时美国尚未设置"五星上将",否则的话,也会被译为"一品官",而与英、法等国的元帅别无二致。  第四, 对外国军衔名称的翻译,通常有直译和套译两种。直译就是直接将外文原电翻译过来,这种情况仅限于日本一国,如日本的"中将"、"少佐"、"上尉"等,汉译名和日文原词完全一样;套译则是按相当的军衔等级翻译成中文现行的军衔名称,如将法国的"师将军"(General Divesion)译作少将,将美国的"旅将军"(Brigadier General)译作准将,将日本的"将补"译作少将、"二佐"译作品校、"一曹"译作上士等,都是采用套译的办法。显然,所谓的美国"五星上将"的译名,既非直译,也非套译。"General of the Army"直译有"陆军将领"或"陆军统帅"的意思,套译应为"陆军元帅"。而"五星上将"如果作为非正式的俗称也未尚不可,但当作这一级军衔的汉译正式衔称,则不够严谨。特别是在军衔等级表上出现时,更显得不伦不类。其实,有些国家(如日本)就把美国的最高军衔译作元帅,我国历史上也称美国佩带5颗星徽的将领为元帅,如潘兴元帅、马歇尔元帅、麦克阿瑟元帅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韩国的军衔等级基本上仿照美军军衔,其将官军衔的识别标志(肩章)则与美军完全一样,但韩国佩带5颗星徽的最高军衔却称为元帅。  美军最高军衔五星上将获得者全记录  在美军现行的军事体制中,最高军衔是五星上将,其英文正式衔称,分别为“General of the Army”(译为“陆军五星上将”)、“General of Ait Force”(译为“空军五星上将”)、“Fleet Admiral”(译为“海军五星上将”),其实,它们的字面上都没有“五星上将”的意思。只是由于这一级军衔的识别标志是肩章上镶有5颗星徽,在美国也有口语称其为“五星上将”的,英文为“Five Star General”。美国国会规定,美军的五星上将军衔只在战时授予,相当于其它国家的元帅军衔。但其在历史上却不是美军的最高军衔。在潘兴将军逝世之前,美军的最高军衔是General ofthe Armies,有人将其译为陆军特级上将,最早设立于1799年,原准备授予华盛顿,但华盛顿没有接受。1802年,美国国会取消了这一军衔,在华盛顿逝世200年后,美国国会于1976年又通过法令,将华盛顿提升为6星上将,使其高于任何其它美国将军,并规定只有华盛顿一人独享此殊荣。1919年9月3日美国国会又授予潘兴为General of the Armies。后来,美国国会公法第415条规定,潘兴逝世之后,就停止使用这个军衔,潘兴于1948年去世之后,这个军衔也就没有再颁授予他人。但前苏联和我国的一些人却将General of the Armies错误地翻译为陆军五星上将,因此在我国目前流行的说法中,认为美军历史上共有10位五星上将,并将潘兴排在第一位。  General of the Army军衔最初设立于1866年7月25日,当时授予了格兰特将军,后来又先后授予谢尔曼将军(1869年)和谢里登将军( 1888年)。但在设立这一军衔以前,最高军衔为中将,因此此时的General of the Army只应看为上将。他们去世之后,美国国会就取消了这一军衔。  1944年 12月14日,由第78届美国国会会议通过公法第482条,设立最高军衔五星上将,次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完成立法过程。一开始只作为临时军衔, 1946年 3月23日美国国会第 79届会议决定将其变成永久性军衔。从那时起美国军队就有等同于英国皇家军队、苏联红军元帅的军衔了。  因此,1944年12月15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完成设立最高军衔五星上将立法后,所授予的将军为:  1944年12月15日授衔的海军五星上将莱希;  1944年12月16日授衔的陆军五星上将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  1944年12月17日授衔的海军五星上将欧内斯特·金;  1944年12月18日授衔的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1944年12月19日授衔的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  1944年12月20日授衔的陆军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1944年12月21日授衔的陆军五星上将亨利·阿诺德(在美国陆军航空队从陆军分开后,1949年5月又授予其为空军五星上将);  1945年12月11日授衔的海军五星上将哈尔西;  1950年9月22日授衔的陆军五星上将奥马尔·布雷特利。  自1981年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布莱德雷去世以后,美军将官中至今尚无五星上将。 徐光启,很多人并不陌生。毕竟在天文、数学、农业、军事等诸多领域创下辉煌成就的他,可谓中国历史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明朝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明末时期的数学家、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在晚明颓废形势下,徐光启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人物,因为他的出现和努力,即将日薄西山的明朝历史天空,显露了一抹亮丽的霞光。  遭倭寇劫掠过的家庭无法给他的童年提供优越的条件,仅能勉强维持生计,供他读书。通过科举考试人仕,是全家人对徐光启的期望。徐光启能体会到父母的苦心,他聪明好学,读书成绩一直不错,徐光启20岁时如愿以偿地考中了秀才,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关。但此后徐光启的运气却不太好。连续几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家境更加贫寒,通向功名的道路却依然漫长。被生计所迫的徐光启一面继续应付科举考试,一面帮家里干些农活,还不得不远赴广东、广西等地去教学。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是徐光启人生旅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这位传教士带来的三棱镜、自鸣钟、日晷仪等科技产品深深吸引了本就关注科技的徐光启。经过一年的交游,徐光启深受利玛窦的影响,被一种新奇的西方科技和文化所折服。次年,大明王朝的举人徐光启在南京受洗礼,正式加入了天主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天主教徒。这在伦理道德规范森严的明代,不啻于石破天惊的举动。但徐光启此举并非出于宗教狂热,借西洋科技富国强兵才是他的根本动机。这一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决心和理想。不久,一个译介西洋科技的前无古人的创举就拉开了序幕。  1604年,徐光启走完了他科举旅程中的最后一站,中了进士,进翰林院为庶吉士。从此,他把平生痛恨的八股文一概扔到一边,而专门致力于有益致用的实学。徐光启是个学者型的官员,他以自己平日所学去救正时弊。针对明王朝政治、军事、经济的腐朽现状,他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如《拟上安边御虏疏》、《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海防迂说》、《漕河议》等等,都是他这一阶段纵论时务的心血之作。但是由于人微言轻,以及大贵族,大官僚的排挤和反对,徐光启的这些合理的方案不能得以实施。这时候,利玛窦也从南京来到北京,从此徐光启和利玛窦可以更方便地交流和探讨。在政治上失意的徐光启将满腔报国之情寄托于科学技术的钻研。他向利玛窦学习天文、算学、历法、水利、地理等学科,无一不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不仅要自己学习,徐光启还希望把西洋科学介绍到中国,让科技之花开遍神州。为了实现这一美好心愿,他向利玛窦提出翻译西洋书籍的要求。  两人合作先从基础学科入手,首先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一本专门研究空间图形的形状、大小和位置及相互关系的书,在当时的欧洲一直受到科学家的赞誉,并被作为教科书使用。徐光启选译这本科学名著,显示了他学者的眼光。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这些数学课本上耳熟能详的术语,都是徐光启在400年前定下来的。 《几何原本》的翻译,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的习惯,改变了中国数学发展的方向,因而,这个过程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继《几何原本》之后,徐光启翻译了《测量法义》,又与李之藻、熊元拔等人合译了《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在他所编译的《大测》二卷中,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等概念,并首先作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  编制历法,本为历代王朝所重视。但是到了明末,却明显地呈现出落后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此时西欧的天文学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明王朝禁研历法政策的结果。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国初学天文有历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指的就是此事。明代施行的《大统历》已严重不准。据《明史·历志》记载,自成化年间开始(1481年)陆续有人建议修改历法,但建议者不是被治罪便是以“古法未可轻变”,“祖制不可改”为由遭拒。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日食,司天监再次预报错误,朝廷才决定由徐光启与传教士等共译西法。直至崇祯二年五月朔日食,徐光启以西法推算最为精密,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改历工作终于走上正轨。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和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疏奏之中。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他为中国天文界引进了星等的概念,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举兵南侵,攻占明朝东北的抚顺、清河等地。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为之震惊,群臣议论纷纷,无计可施。礼部侍郎何崇彦向神宗推荐徐光启,称徐光启熟知兵术,精通战守之策。神宗急召徐光启进京受命。身为左春坊左赞善(东宫官)的徐光启此时正在天津养病,得神宗诏令后不顾疾病缠身,立即动身进京听命。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廷再传噩耗,辽东经略杨镐率领40万大军兵分四路讨伐后金,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以空前的惨败告终,这一次兵败震动了整个京师,北京米价为之猛涨。  立志报效国家的徐光启出于爱国义愤,接连向神宗上了三道奏疏,披肝沥胆,痛切陈词,分析此次兵败之因,主张“正兵”自强。徐光启推出了以选才、造器,练兵、建台、联外为主要内容的“正兵”方案。他的“正兵”方案切中时弊,具有真知灼见。在徐光启的“正兵”方案中,他十分注重人才的选用,所以他把选才放在第一位。他一向认为“当今造就人才,要务必实用。”他引古语说:“才过十人谓之英,过百人谓之雄,过千人谓之俊,过万人谓之杰。”他要造就和选拔的军事人才就是这样的“英”、“雄”、“俊”、“杰”。在制造兵器和练兵上,徐光启也把选拔人才放在首位,主张挑选通兵术、聪明机智的人掌管造器局,博求海内知名工匠进行兵器制造;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总以精兵为根本”。吏部尚书赵焕、工科给事中祝耀祖等人对徐光启都非常赏识,纷纷奏请朝廷任命徐光启兼监察御史,专事练兵。神宗皇帝在朝中大臣的压力下,眼看外患不息,战争不止,敌军虎视眈眈,不得不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八月下旨,晋升徐光启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务。  徐光启承担训练新兵、防御都城的任务后,满怀信心地开始实践他的“正兵”计划。九月,他上疏十条有关练兵的事宜——关防、驻扎、将领、选士、军资、召募等。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他有职无权,徒有空名,向朝廷要兵没兵,要饷没饷,要器械没器械。他的练兵计划受到朝中昏聩大臣的阻挠,壮志难酬。徐光启曾跟利玛窦学习西洋火器,知其威力。明军在和后金的作战中,由于火铳数量少而且落后,屡次败北。徐光启就决心把制造火器摆到重要地位,以补充明军火器的不足。早在昌平练兵时,徐光启就写信托李之藻到澳门购买西洋火器。徐光启告假不久,辽东缉略袁应泰同后金作战失利自杀,辽阳失陷。危急的局势使朝廷又想起了徐光启,以紧急军务诏他回京。还朝之后,徐光启就向朝廷提出制造西方火器的主张,得到明熹宗的赞同,朝中工部尚书王佐等人也极力支持他的计划。他对这一前景充满信心,写信给李之藻展望计划成功后的美好图景。然而徐光启的这一希望又落空了。当时,朝中大权为宦官魏忠贤所把持,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而徐光启为人正直,一心为国,不买魏忠贤的账,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魏忠贤的排挤。魏忠贤指使御史丘兆麟弹劾徐光启,使他制造火器的计划流产。徐光启满腔忧愤,再次称病辞职,回到老家上海去从事他的农业生产试验。  徐光启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甚多,计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泰西水法》等。徐光启对农书的著述与他对天文历法的著述相比,从卷帙来看,数量虽不那样多,但花费时间之长用功之勤,实皆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农政全书》囊括了中国古代汉族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徐光启比较务实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全书分为十二目,共六十卷五十余万字。几乎涵盖了中国农业的所有方面。徐光启不仅研究了大量的农业资料,并且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科学实验。甘薯最初是由国外引进中国的,起初只在福建沿海很少的一些地方种植。徐光启把它引进家乡种植,进行了多次试种,终于获得成功。在上海推广后,他又将甘薯的种植扩大到全国。中国大地此后人口大量繁衍,实多亏这一高热量植物的广泛种植。有史家认为,数十年之后清朝的“康乾之治”,其实为徐光启所推动的甘薯大量种植发挥了重要作用,才使中国人口得到了大幅度增长。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五月,徐光启以本官兼任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不久又加太子太保衔,进为文渊伺大学士。这时他已70多岁了,朝政为奸臣温体仁、周延儒等人把持,他只能办些琐杂的行政事务,自己虽有满腹经济之才,却不能有什么建树。第二年十月,72岁的徐光启因过度劳累而逝世。徐光启死于任上,官拜宰相,位极人臣,但“盖棺之日,囊无余资”,两袖清风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400多年前的中国,徐光启以传统士大夫身份,正视西方文化,接受外来思想挑战,堪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于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文化,徐光启曾谓:“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翻译、会通、超胜”,乃徐光启学习西方文化的三个步骤。在那个时代,徐光启可谓打开了一个东西互相交融学习之窗口。史载,那时“西方愿意赞美东方,东方开始学习西方,东西方之间开展的是一场平等的知识大交易”。“那时,欧洲国王们不远万里派人到中国来拿线装书,葡萄牙国王最先拥有线装书,法王路易十四羡慕得不得了,也派人到中国来索取,拿到后很骄傲,展示给公爵、侯爵们看。”可见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然而,自徐光启之后,明朝便陷入内乱外患的不利局面,连徐光启引进并改良的先进火炮,也最终因为明王朝的无能昏庸反而成为清朝入主中原的利器。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复苏机会,到底没有被抓住。 巴勃罗·毕加索(1881年10月25日-1973年4月8日),西班牙画家、雕塑家,法国共产党党员。是现代艺术的创始人,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毕加索是当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天才。  毕加索的艺术生涯几乎贯穿其一生,作品风格丰富多样,后人用“毕加索永远是年轻的”的说法形容毕加索多变的艺术形式。史学上不得不把他浩繁的作品分为不同的时期——早年的“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盛年的“黑人时期”、“分析和综合立体主义时期”(又称“立体主义时期”)、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时期”等等。他于1907年创作的《亚威农少女》是第一张被认为有立体主义倾向的作品,是一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名杰作。它不仅标志着毕加索个人艺术历程中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引发了立体主义运动的诞生。  毕加索是位多产画家,据统计,他的作品总计近37000件,包括:油画1885幅,素描7089幅,版画20000幅,平版画6121幅。在1999年12月法国一家报纸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他以40%的高票当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十个画家之首。  童年时期  1881年,毕加索生于西班牙安达鲁西亚自治区的马拉加市,是唐·何塞·路伊兹·伊·布拉斯可(Don José Ruiz y Blasco)和玛莉亚·毕加索·伊·洛佩兹(María Picasso y López)的第一个孩子。毕加索受洗后,被授以教名“巴布罗·迭戈·何塞·弗朗西斯科·狄·保拉·胡安·纳波穆西诺·玛莉亚·狄·洛斯·雷梅迪奥斯·西普里亚诺·狄·拉·圣地西玛·特里尼达·路易斯·毕加索”(Pablo Diego José Francisco de Paula Juan Nepomuceno María de los Remedios Cipriano de la Santísima Trinidad Ruiz Picasso)  毕加索从小就很有艺术天赋,他会做惟妙惟肖的剪纸,还创作了许多惊人的绘画作品。左邻右舍都称叹不已,称他为天才。然而,这个“天才”却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上课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折磨,听课时他不是漫无边际地幻想,就是看着窗外的大树和鸟儿。毕加索成了同学们捉弄的对象。  作为坏学生,在学校关禁闭已成了毕加索的家常便饭,禁闭室里只有板凳和空空的墙壁,可是毕加索却很高兴。因为他可以带上一叠纸,在那里自由地绘画。有了父亲的支持,毕加索每天都沉浸在想象的天地里,虽然功课不好,但他却在绘画的天地里找到了快乐。  1889年,毕加索完成第一件油画作品《斗牛士》;1894年,首度展出作品。1895年,毕加索进入巴塞罗那的隆哈美术学校。1897年,他又进入马德里的皇家圣费南多美术学院就读,油画作品《科学与慈善》获马德里全国美展荣誉奖,后来又在马拉加得到金牌奖。  蓝色时期  1900到1903年,是毕加索人生的低潮。1900年,毕加索来到巴黎,并在1904年定居在那里。这期间他的创作被称为"蓝色时期",是他第一次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时期作品背景蓝,人物蓝, 头发、眉毛、眼睛皆蓝,蓝色主宰了他一切作品,背景简化(如《熨烫衣服的人》),避开光感和深度的感觉,把人物结合成一种简单的图样,其中沉重,强烈而流动的线条,给人以不真实的、虚拟世界的印象(如《两姐妹》)。这种线条具有情感的重量。画家后来的作品大多具有这种富于表现力的线条的特点。这些特点是从观察人的动作和姿势中得到的。  这一时期也是毕加索对现实生活关注的时期,他还没有脱离普通群众太远去追求某些哲理性强于艺术性的表现。那时候的蓝色,是贫穷和世纪末的象征,于是作品多表现一些贫困窘迫的下层人物,画中的人物形象消瘦而孤独。至于为什么毕加索会采用蓝色作为主调,尚没有确定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受法国画家莫奈和卡里埃的影响,认为这种色调加强了画面中的诗意成分。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毕加索之所以偏爱蓝色是因为它代表着忧郁。也就在那片单色的浅蓝、粉蓝、深蓝、湛蓝中,毕加索开始走上他的成功之路。  他在这一时期,目击贫困、绝望与孤寂的人们,加上好友卡萨赫马斯因失恋而自杀的影响,其作品常以蓝色为主调,加强了忧郁和悲哀的气氛。  玫瑰时期  1904年春,毕加索在巴黎蒙马尔特区永久地定居下来,随着他迁居巴黎、与菲尔南德·奥里威尔的同居,他的蓝色风格时期也宣告结束。柔和的粉红色调开始渗透到他的画布上的单一蓝色中去(《扇子女人》),很快成为他画布上主要的颜色(《花篮女人》)。那种暖洋洋的、娇滴滴的玫瑰红色代替了空洞抽象、沉重抑郁的一片蓝色。青春和爱情活生生地出现在画面上,人物形象往往是一些富有青春美或是魁梧的人。  "玫瑰红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毕加索的油画进入了完全新的世界,一个与流浪艺人和杂技演员接轨的世界,于是也有人称之为"马戏团风格"(《马上的姑娘》)。在这时,毕加索的声望使他得到了与众多女人接触的机会,在这个充满欲望和希图的时代,他用公牛一般的意志统辖着他的女人们(《玫瑰色的裸女们》)。  1905年下半年,与奥里威尔关系破裂后,毕加索进入了他的第一个古典主义时期,表现出他对艺术形式无休无止的探索(《土耳其装束的夫人》)。他预示着毕加索艺术思想中的一个新的倾向,他追求古典式的单纯线条,匀称和永恒的和谐。粗大的造型如同雕像一样简练,没有偶像的背景和与主题无关的任何细节(《立着的裸女》)。造型人物,开始带上了某种几何形的棱角和简化了的结构,不再用什么玫瑰色和淡蓝色,而是用简朴的褐黄色;与此同时,又有力图强调和保持画面的平衡感。  1906年,毕加索结识了马蒂斯。他从这位野兽派泰斗那里发现了黑人雕刻,从此迷上了黑人雕刻,并吸收其艺术精华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去。这年,毕加索将调色板上的胭脂洗掉,换上灰褐色的颜料,为文学家斯坦因画肖像。代表作品《斯坦因画像》,是毕加索从‘玫瑰红时期’跃入“立体主义时期”的跳板,即受到原始艺术的影响,也注意了几何学的基本形,画中的手是写实的,而脸却似土著面具式的形象。  艺术转折  在1907年,毕加索从事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作品的创作,这件作品是他的经验总结,并且标志着他未来的活动朝现代派方向发展的开端。这部作品就是《 亚威农的少女》。这位西班牙画家的着眼点,不像野兽派那样放在色彩上,而是放在形体上,他采用灵活多变且层层分解的、雄浑有力的、宽广而有概括性的平面造型的手法,把形体的结构随心所欲地组合起来。这些平面甚至发展到超越单个的物象,囊括周围的全部空间。这时我们还没有达到完全理性地控制物体,但是,毕加索的画已经导致我们必须走上这一道路。到1909年,毕加索才确立了真正崭新的绘画语言,这语言是从事物的内涵去认识和解析,而不再只是从事物的视觉表象来描绘事物的形象了。  《亚威农的少女》彻底否定了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视三度空间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绘画。毕加索断然抛弃了对人体的真实描写,把整个人体利用各种几何化了的平面装配而成,这一点在当时来说,是人类对神的一种亵渎行为。同时它废除远近法式的空间表现,舍弃画面的深奥感,而把量感或立体要素全体转化为平面性。这幅画,既受到塞尚的影响,又明显的反映了黑人雕刻艺术的成就。强化变形,其目的也是增加吸引力。毕加索说:“我把鼻子画歪了,归根到底,我是想迫使人们去注意鼻子。”  立体主义  不久之后,毕加索创立了立体主义。这个时期的观点是:不要去描绘客观物体的外表形态,而是把客观物体引入绘画,从而将表现具象的物体本身和表现抽象的结构形态综合起来。按照传统的透视法,只有一个固定的感觉,多重透视的画法是不允许的。毕加索开创的这种立体主义的造型方法,就是要通过画面同时表现人(有脸有背)的所有部分,而不是象传统画法那样以一个固定视点去表现形象。  毕加索的新古典主义绘画虽然描绘了三维空间的立体结构,但与传统的古典主义绘画相比,其韵味迥异其趣,那巨大的结构和人体造型等无不表现画家对其中线、面与体积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形成的空间的关注;用似乎洪荒偶人的笨拙粗稚(《海滩上奔跑的妇人》、《熟睡的农民》、《坐着的裸女》)大大否定了以往古典派的比例法和印象派的自然法。事实上,毕加索的新古典主义绘画并非与立体主义相对抗,而是一种对立体主义的纯然净化,是在重新研究其本质构成上进行的旁支探索。  1909年 解析立体派开始;创作《费尔南德头像》;1912年 把上胶的纸贴到画上,进一步发展立体主义;1917年 在意大利邂逅舞者欧嘉·科克洛娃,创作《欧嘉的肖像》;1918年 与欧嘉结婚,与马蒂斯举行联展;1920年 手工彩绘珂罗版《三角帽》;1922年 创作《海边奔跑的两个女人》;  超现实主义  很快,毕加索步入了他生命中最神秘的“超现实主”探索,当撕裂的造型(《格尔尼卡》)、深邃和凶残(《女主角》)代替了以往的忧郁或是怪诞的时候,毕加索的生活也陷入了一个个的旋涡。他开始以放荡不羁的个人形象展现在公众面前。女人们在这个狂暴、贪婪的男人身上渴望着分享他的艺术灵感与名气,但她们得到的却只是虚无而残酷的现实;相对感情而言,毕加索更看重她们的身体,为了使她们在使他娱兴之余成为他听话的创作工具(《哭泣的女人》、《自我陶醉的女人》),他甚至使用了许多令人瞠目的低级手段。  1927年 邂逅年仅17岁的玛丽·德蕾莎·沃尔持,成为毕加索的模特。并生下女儿马姬;1929年 与雕塑家贡萨列斯一起创作雕塑和铁线结构。作以女人头像为题的攻击性系列画作,显现婚姻危机,结识达利;  蜕变时期  1932年 创作《红色扶手椅中的女人》; 《读书》(La Lecture),展示了毕加索(Pablo Pieasso)的金发情人瓦尔特(Marie-Therese Walter)胸口半露地搭着披肩、膝上搁着一本书,坐在椅子上头倚着红色椅背打瞌睡的模样。该画在2011年2月8日于英国伦敦再次成交,以九百万英镑为底价,六分钟内有至少7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投标,最后由俄罗斯客户通过电话买下,成交价为两千五百二十万英镑。 陈赓就任筹委会主任  1952年,斯大林向毛泽东建议,办一所集陆海空三军为一体的军事学院。毛泽东在听取彭德怀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汇报后,感到在现代战争中军事技术与现代兵器的重要,需要培养大批军事技术人才,使我国的军事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  毛泽东采纳了斯大林的建议,经过与朱德、周恩来商议,于1952年6月,把在朝鲜战场上指挥作战的志愿军代司令员陈赓调回国内,任命陈赓为院长兼政治委员,去创建军事工程学院。  1952年9月1日,经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商议,经中央军委批准,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地安门恭俭胡同59号院组成,陈赓为主任,开始筹备创建世界上唯一的陆海空三军综合性的军事工程技术学院。  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以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华东军区科学研究所和志愿军三兵团部分干部为基础,扩大建立军事工程学院。  1953年4月25日,学院基建破土动工,在81楼工地上进行了开工奠基典礼,陈赓铲下第一锹土,全院总规划6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任务从此开始。  1953年9月1日,以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为标志,哈军工宣告诞生。  院址选定哈尔滨而非北京  军事工程学院院址选定在哈尔滨而不是北京,确实不够令人满意,不仅存在气候问题,而且与上级和各部门的工作联系上、与有关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协作上都有许多不方便。陈赓也说过,当初力争把军工学院建在北京就好了,因为要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连军委首长也未同他们争辩,就同意定在哈尔滨了。  哈军工院址选定在哈尔滨,按照苏联首席顾问奥列霍夫的意见,校园要宽大,考虑军营生活需要、将来发展需要,要建成一个园林式的校园,多种花草树木,给教学与生活创造一个优雅、清新、安静、舒适的良好环境。  至于苏联顾问为什么坚持要把军工学院校址选在哈尔滨,那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他们喜欢这座有着俄罗斯建筑与风情的城市。  陈赓谈笑定布局  结束了在北京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后,陈赓于1952年12月3日到达哈尔滨。他到哈尔滨后抓紧工作,勘察院区。5日上午,陈赓在几位院领导的陪同下查看院区勘定范围,一路上谈笑风生。  陈赓看到院区内有3000多个坟墓后说:“一个也不能留在院区内。”他到了文庙,走进去看了看,说:“这是应保留的文物,可利用它做图书馆,把大成殿作阅览室,让孔夫子陪伴咱读书。”他又说:“咱们办的是亦文亦武的军事大学校,能在文庙阅览图书,还可以使教员、学员常常想到孔子教导他的门生的学习方法‘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要学员上课好好学理论,下课还要抓紧复习、实习,把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学深学好学扎实。”  当来到马家沟河边时,陈赓说:“就以小河为界,南岸可做职工宿舍区,北岸就是教学区。”他从文庙街向西走到一曼街说:“这条文庙街要作为院内道路,不能做市区交通道路,教学区里要肃静,王字楼以西可作为教授宿舍区,一曼街以西作为干部宿舍区和行政后勤临时办公区,以后教学区、院办公大楼建成后,院直机关要全部集中在一个大楼里办公;联系方便,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陈赓最后来到了“毛子坟”,看到苏联红军陵园说:“这要保留,这是帮助我们打败日本鬼子、解放全东北的苏联红军英雄墓,要永远怀念这些国际友人。”他看到旁边的极乐寺时,开玩笑说:“大家要安心在学院工作,活着创业光荣,死了还可以登‘极乐世界’。”  陈赓转了一大圈,建筑总体布局就基本上定下来了。这样,一所规模大、有气魄、第一流的大花园式的校园诞生了。  陈赓向总理要大和旅馆  1952年9月,苏联将中长铁路交给中国,在哈尔滨铁路局工作的苏联专家陆续撤走,空闲下来许多房子,还有大和旅馆——现在的哈铁招待所贵宾楼。  陈赓得到消息,马上让属下用他的名义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大和旅馆:哈军工请的苏联专家正陆续到达哈尔滨,学院没有房子给他们住,请批准将哈尔滨铁路局原苏联专家住的大和旅馆交给我们。铁路上的专家正陆续撤走,要尽快告他们勿作别用。特别是大和旅馆能要到就基本能解决苏联专家的宿舍。  11月5日,陈赓回到北京,拿上报告亲自去找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正在开会,中间上厕所解手,他站在厕所门口等总理出来,送上报告说:“请总理批一下吧,晚了怕抓不到手。”周恩来一边接报告,一边说:“什么事这么急,连解手的时间你都不放过。”陈赓说:“你不是要求我抓紧时间建设哈军工吗?”周恩来开玩笑地说:“你真有办法,找到厕所来要我办公,是你一个发明,这应写到你的自传里。”  周恩来看完报告后,走回会议室,立即在原报告上亲批:“请滕代远部长与陈赓面谈,电话即告哈尔滨铁路局长余光生同志,务须按照军事工程学院所需房子拨给他们,并将结果告我。”11月7日,陈赓去找滕代远。滕代远看了总理批示后,马上打电话给哈尔滨铁路局长余光生,放下电话又给余光生、郭鲁(副局长)写信说:“总理批示,将中长路专家用过的房子拨给军工学院作专家教授宿舍,大和旅馆作苏联专家的专用宿舍,便于警卫保密。”  苏联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和专家们于1953年5月13日到达学院。哈军工把铁路局交给的大和旅馆粉刷一新,铁路局招待苏联专家的一班服务人员和西餐厨师全部被留下。还给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及夫人在花园路准备了一幢小楼,但奥列霍夫坚持要同大家一起住在大和旅馆。  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对军工学院的创建和军事、政治、业务教学、行政队列、物质保障等全面工作的开展,呕心沥血,操劳过度,不幸于1957年3月27日病逝在军工学院的工作岗位上。开完追悼会,即用飞机送其灵柩回苏联安葬。在原哈军工的校园里,现在依然屹立着奥列霍夫的塑像,以纪念这位苏联军事专家对哈军工创建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气势雄伟的五幢教学大楼  哈军工有着闻名全国的五大教学建筑群,分别为一系空军、二系炮兵、三系海军、四系装甲和五系工程兵。这五大教学建筑外观气势雄伟,内部坚固适用、宽敞明亮,已经成为哈军工的象征。  关于这五幢教学大楼,当时曾有两个建筑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各系共建一个综合教学大楼,像莫斯科大学那样,坐东向西,骑在文庙街东头。这是徐立行教育长和教育副首席顾问叶果洛夫的意见。第二个方案是五个系各建一个教学大楼,根据地形条件,院办公大楼和连在其后的大礼堂,坐北向南,空军系和炮兵系在文庙街东头,夹街相对建两个教学大楼,海军、装甲、工兵三个系在院办大楼后,北、东、西各建一个教学大楼,院体育馆连接大礼堂后,向北开门,与海军等三个系分东西南北相向,中间留一个大操场。这个方案是李懋之副教育长同各系的意见。  还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各大楼的立面造型。叶果洛夫主张建成俄式的,即大家形容的“火柴盒”式的,墙面平板,屋顶是“女儿墙”,铁皮屋顶。李懋之主张墙面要有线条,屋顶要中国式的飞檐斗拱结构,宫殿型大屋顶,不搞雕梁画栋,只要蓝绿色勾画的朴素花纹,灰色瓦屋面,高屋脊两端各蹲踞着一个与楼高匹配的“大老虎”模型,四角挑檐上按各系的武器装备制成小模型摆上一排,如空军系摆各型飞机,炮兵系摆各型大炮,海军系摆各型舰艇,装甲兵系摆各型坦克,工程兵系摆各种工程机械;大楼墙面都是灰白色水刷石,这样朴素大方,气势雄伟。  叶果洛夫坚持他的意见,李懋之坚持自己的意见,各系主任都同意李懋之的意见,说他主张的方案气势雄伟庄重,有学院的特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请院长最后确定。  首席顾问奥列霍夫说,现在的综合性军事工程学院好比一只老母鸡,下的蛋要分给各军兵种的。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各军兵种技术装备的增加,现在的五个系将来会成为各军兵种直属的工程学院,军工的任务将是研究设计尖端武器装备和特种设备。几个系集中在一个大楼内会互相干扰,因为各系专业不同,设备各异,各有特需,还是各建一个教学楼合适。至于造型,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感情,喜爱自己的传统风格,既然形式与教学使用价值无关,那就按李懋之副教育长的意见决定好了。李副教育长设想的大楼造型,含意很好,高屋脊上两端蹲两个“老虎”,可以象征解放军的威武,它雄姿勃勃保卫着社会主义建设。我赞成这个造型。  各系专家组长都同意首席顾问的看法。最后陈赓决定说:按奥列霍夫顾问的意见,五个系各建一座教学大楼,搞中国式的大屋顶。哈尔滨市设计院承担一、二系的教学大楼建筑设计任务,东北设计院承担三、四、五系的建筑设计任务,建工部设计院承担院办公大楼、大礼堂和体育馆的建筑设计任务。  在紧张地建造五座教学大楼时,每个工号都有陈赓的足迹,每个楼的脚手架都有陈赓的手印,每一层楼板都有陈赓的脚印,都有陈赓的汗水。哈军工院舍建筑速度快,质量高,这与陈赓亲自在第一线“督战”是分不开的。钱学森教授来学院参观时说:在我国现有条件下,短短三四年时间能这样快建成第一流现代化军事工程学院,这在世界上也是个奇迹。  到1955年4月,五座气势雄伟的教学大楼,巍然矗立在哈尔滨最高点,京哈特快火车过了双城,离哈尔滨市约50里远的地方就能望见大屋顶高楼群。  隆重的开学典礼  1953年9月1日,哈军工举行了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军委代表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在开学典礼上宣读了毛主席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并授予学院军旗。陈赓立正敬礼,双手接过《训词》和军旗,军旗立即转交给李懋之副教育长,由护旗兵举旗立正站立在队列排头。  在开学典礼上举行了阅兵式和分列式,队伍阵容严整,步伐整齐一致,十几个方队经过主席台,雄壮有力,口令洪亮。会后在大操场举行了大会餐。席间、晚上由总政文工团和学院文工团进行了演出,并举行了露天舞会。  1953年9月1日是军事工程学院诞生之日,第一期开学之日,也是“榜上有名”、直归中央军委领导、正式列入解放军军队序列之日,这是永远值得纪念、值得庆祝的日子。  陈赓大将后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但一直兼任哈军工院长。他不时奔走于京哈两地,对学院工作关怀备至,为军工学院培养最高质量的技术干部费尽心血,直到1961年3月16日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 施劳弗高地战役,是一场历时超过三天的战役,交战双方分别是苏联和德国,是奥德河尼斯河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作为二战最后一场堑壕战,施劳弗高地战役意义重大。施劳弗高地战役简介记载,这场战役发生于1945年4月16日到19日,地点是在纳粹德国施劳弗高地。苏联以相当于德国十倍的兵力获得了战役的胜利,此次战役苏联方面的指挥官格奥尔吉·朱可夫。他是斯大林最信任的副手,是一名以攻击迅猛见长的元帅,当时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指挥官。  朱可夫旧照  施劳弗高地战役简介指出,当时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被放置在奥德河沿岸,终极目标是以最快速度攻下柏林。为了达到目的,斯大林不仅给了这支军队高于德国十倍的兵力,还命令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北上支援,但是这看似万无一失的部署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离柏林太远,不利于配合朱可夫元帅。  这场战役充满了戏剧性,面对苏联强大的兵力,德国所剩无几的军队根本无力抵挡。但德方维斯瓦河集团军的指挥官哥特哈德·海因里希却凭借着无人能及的防守战术拖了苏军三天。尽管德军战败,但哥特哈德·海因里希的才能却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这场战役之所以耗时三天之久,其一是德军将领无人能及的军事才能,其二是苏军将领错误的战术及骄傲自大的态度,其三就是援军离施劳弗高地太远,种种因素导致苏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赢得了战役的胜利。以上便是施劳弗高地战役简介的主要内容。  施劳弗高地战役过程  施劳弗高地战役是发生在1945年4月16日到19日的一场战役,战役发生在纳粹德国的施劳弗高地。这场战役是二战中的一小部分,一般被并结到奥德河-尼斯河战役中,战役结果是苏联获得了胜利。此战虽然只有短短三天的时间,过程却十分坎坷。  斯大林旧照  施劳弗高地战役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施劳弗高地战役过程的第一阶段是苏军主动出击。4月16日拂晓,苏军的指挥官采取了常用战术,先用重炮把敌人的阵地犁一遍,然后出动步兵打开突破口,最后坦克突破。骄横的苏军还使用了大量探照灯意图闪花敌人的眼。施劳弗高地战役过程的第二阶段是德军反击,德军的领导者哥特哈德·海因里希深知自己军队的劣势,所以采用了防守战术。并做好一系列准备,在他的准确预测下,苏军的炮弹全数落空,探照灯反而暴露了苏军自己的位置。因为错误使用战术,苏军狼狈不堪,损失惨重。  施劳弗高地战役过程的第三阶段是苏军扭转战局。朱可夫将情况告知斯大林,被斯大林一顿臭骂,并被告知乌克兰方面军已经向柏林进军。尽管在海因里希的坚守下施劳弗高地牢不可破,但乌克兰方面军打开德军防线还是大大削弱了德军防守的成果。到第三日晚上,德军防线崩溃,并一发不可收拾。以上便是施劳弗高地战役的过程,此战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德军统帅表现出的卓越的防御才能。 施劳弗高地战役,是施劳弗-柏林攻势行动的一部分(1945年4月16日至5月2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最后的一场堑壕战。 战斗持续超过3天,从1945年4月16日至19日,大约有1,000,000隶属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78,556人属于波兰第一军团)的苏军,由格奥尔吉·朱可夫指挥下,攻击这个“柏林之锁”,这里由隶属于德国第9军团的110,000人据守,该军团由费尔德·布塞指挥,其隶属于德国维斯瓦河集团军。  这场战斗通常被合并到奥德河-尼斯河战役里面。 施劳弗高地战斗为该场战役里,进行得最激烈的一场,苏军在奥德河及尼斯河数个点进行突破,施劳弗高地只是其中一个战场,而奥德河-尼斯河战役只是柏林战役的前奏。  战役结果为德国第9军团被包围并爆发哈尔伯战役。  朱可夫把部队集中在库斯特林附近建立的桥头堡内,正对着施劳弗高地。战役于4月16日拂晓前打响。朱可夫使用了这一时期苏军常用的战术,只不过规模大一些。他首先用重炮把敌人的阵地犁一遍,然后出动步兵打开一个突破口,为装甲部队扫清道路,最后大量坦克冲进口子,向纵深突破。苏军使用大量探照灯以克服在晚间战斗的不利因素。他们试图用探照灯照亮前方,并闪花防御者的眼睛。骄横的苏军认为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激烈的抵抗,以为他们的炮兵早已把德国人扫的一干二净了。战役首日的计划就是攻克施劳弗高地,并打开通往柏林的大门。  海因里希用他手头上所有的部队加强了施劳弗高地的防守。他在朱可夫前进的道路上划出了三条防线,纵深达40公里。在施劳弗高地上土质松软,加之春天奥得河泛滥以及德军开闸放水,整个区域变成了一个大沼泽地。这大大不利坦克的部署,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苏军在装甲部队上的优势。德军在阵地前挖出反坦克壕,同时,大量高射炮和反坦克武器的部署加强了据守在壕沟网里的德军的力量。海因里希把拥有的一切都投入到了这东线的最后一战中。  当苏军在16日拂晓前开始进攻时,海因里希已经做好了准备。朱可夫的部队没能按制定好的时间表攻下施劳弗高地。不像想象中那样,苏军没能够“高唱战歌,并踩着德军的尸体”前进,而是遭到了迎头痛击。在苏军炮击前,海因里希就高明地命令德军暂且撤出第一道堑壕。结果苏军的炮弹全砸在了空无一人的阵地上。等到炮击结束,德国人迅速返回了阵地。苏军的倒霉事还没完,本来用来照晕敌人的探照灯现却把自己人照的找不到北,士兵们在强光下根本看不清楚长官的手势,反而把自己的轮廓暴露给了德国人。苏联人受了德国人的一顿胖揍,就像水桶里的鸭子一样被动挨打。红军的损失相当巨大。  对进攻的迟缓而相当不满的朱可夫,下令把装甲部队(第一和第二近卫装甲军)投入战场,力图打破僵局。结果这被证明是一个大大的战术错误。这些装甲部队本来被用作预备队,等到步兵们打开缺口后才会被投入战场,所以战场上没有给他们预留的位置。同样,在坦克军和步兵军间没有任何协调沟通。结果,泥泞的田野把坦克们逼上了已经挤满了步兵的道路。结果就是双方挤成了一锅粥,谁都动不了。  虽然在某些区域苏军已经前进了6公里,但德军的防线在总体上还是稳若泰山。朱可夫只得于下午3点地向斯大林报告了战况,大林告诉朱可夫,在他进展迟缓时,科涅夫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战果。盛怒中的斯大林让朱可夫到了晚上再给他打电话。结果这第二个电话更令人沮丧。斯大林正确地指出了朱可夫过早投入装甲部队是导致这场僵局的重要原因。对朱可夫而言,更糟的话还在后头。斯大林告诉他,科涅夫已经得到了许可,从南方向柏林进军。施劳弗高地之战是对朱可夫威名的一大打击。  到了第二天,苏军成功向德军阵地纵深推进了一些距离,但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各作战单位都向指挥部请求支援,同时,苏联指挥官们也在私下里对波浪战术的效果表示怀疑。德军的防线到了那天傍晚仍然屹立不倒。海因里希的部队还在坚守,但也到此为止了。  在维斯图拉集团军群南部,战况进展对德军相当不利。位于中央集团军群左翼的第四装甲军团受到了猛烈打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趁机推进,在17日打开了一个缺口。布施的第九军团为此被迫后退,以避免陷入包围之中。从结果上来看,科涅夫对舍纳尔成功的打击大大削弱了海因里希在施劳弗高地上的防御成果。  在第三天傍晚,德军的防线开始崩溃了。预备队们没能成功的抢在苏联人之前夺回阵地。德军已经没有多余的物资和时间来建立一条新防线了。今天,苏联人依然伤亡惨重,但是他们成功推进到了德军的最后一条防线前。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苏军向柏林推进了。  到了第四天,苏联人终于在第九军团的防线上打出了缺口。施劳弗高地之战结束了。在三天的激烈抵抗后,德军已无力再战,朱可夫打开了前进的道路。海因里希已竭尽所能。一度辉煌强大的德军现只剩下一些残余,他们将在自己的首都和朱可夫决一死战。这里不会成为德军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奇迹不会发生。  德军在这最后一战中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但海因里希已经达到了同等条件下无人能及的高度。他在施劳弗高地成功地把朱可夫拖住了三天,在战争的最后几天中把苏军最优秀的统帅搞得灰头土脸。不过,在这场向柏林冲刺的竞赛里,还是朱可夫笑到了最后。  在施劳弗高地上的防线是柏林以外最后一条主要防线。海因里希将军曾表示在施劳弗高地的战役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只可能坚持3或4天。在第4天,4月19日,进入柏林的道路(向西长90公里)仍然开放。到4月23日,柏林被完全包围和柏林战役进入最后阶段。2个星期之内希特勒死去和在欧洲的战争得以完全结束。  战争结束后,朱可夫的批评者说,他应该在直接沿高速公路进入柏林时已经暂停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攻击,及经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战线渡过尼斯河。这将避开在施劳弗高地上强大的德军,避免了大量人员伤亡和延误了向柏林的推进。但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集中在一条非常狭窄的战线,因此这样的动作可能是不可能的。其他方面军的指挥官,也可以及已经绕过主要的防线。 中国的“五胡乱华”这一中国与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期,有许多人被大规模地宰杀烹食。在入侵中原的胡人中,几乎所有的胡人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十分野蛮,许多胡人还保留着食人的兽性。以羯族,白种匈奴,鲜卑族三族最为凶恶。北方汉族一度到了灭绝的地步。其中最凶残的就是羯(jié)族了。  羯(jié)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不算太长。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建立了后赵政权,是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族贵族的奴隶军队。匈奴造反的时候,羯人强大,最后消灭了匈奴政权。五胡乱华时期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北方地区称霸,成为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之一。羯族从某种意义上说还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因为它只是当时匈奴族的一个分支。  自从羯族的首领石勒建立后赵,羯族人就经常压迫屠杀汉人,他的继任者石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还被史家称为“万世暴君”。  我们都知道战争中粮草是非常重要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在羯人看来粮草根本就不是个事,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用带粮草。在羯人进取中原的当中,把掳掠的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汉族女子为“双脚羊”,啥是双脚羊?意思是用两只脚走路像绵羊一样驱赶的性奴隶和牲畜,夜间供士兵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  到冉闵灭羯赵的时候,中原汉人大概只剩下400万(西晋人口2000万),冉闵解放邺都后一次解救被掳掠的汉族女子就达二十万。  后来羯人这一民族又从史书中神秘消失匿迹,究竟是这些人因为人口太少被其他民族同化了,还是因为别的原因重新藏匿了起来,那就不得而知了。历史上这群人不知从何而来,杀人如麻后,又不知从何而去。 基伯龙湾战役----七年战争”中英法两国进行的一次海战。1759年8月,法国地中海分舰队在拉各斯湾海战被歼后,并未放弃在英格兰登陆的企图。同年11月中旬,德孔弗朗元帅率领法国大西洋分舰队驶往卢瓦尔河。霍克海军上将率英国舰队进行追击11月20日,英军在基伯龙湾追上法军,双方在风暴中进行激战。结果法军战败。法国丧失继续作战的能力,被迫放弃入侵英格兰的企图。  1758年的下半年,法国人对他们在大陆上的失败感到沮丧,尤其是对英国人在这一年里不断袭击他们的海岸感到耻辱和烦恼,并且他们也开始意识到了,单凭法国的财力和物力不可能同时进行陆战和海战,所以决定直接进攻英国。法国的贸易几乎全部被毁,而敌人的贸易却兴旺发达。伦敦商人自夸道,在威廉·皮特领导下把贸易和战争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并且战争使贸易更兴旺了。 正是兴旺发达的贸易,使它能够为法国的敌人提供足够的金钱,所以说它也是陆战的主要力量所在。  在这个时候,路易十五任命了一位新的、思想活跃的大臣舒瓦瑟尔公爵来执政。从1759年年初开始,着手在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各港口做准备。在勒阿弗尔、敦刻尔克、布雷斯特和罗什福尔建造运输部队的平底船。计划装载5万多人的部队入侵英国,同时用1.2万人的部队去攻进苏格兰。共装备了两个分舰队,每个分舰队的力量都相当可观,一个在土伦,另一个在布雷斯特。此次重大的冒险性活动的第一个步骤,是使两个分舰队在布雷斯特会合。  由于英国人占领了直布罗陀,并且他们拥有优势的海军,致使这个计划有非常大的冒险性。1759年8月17日,土伦舰队在大雾中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后被英国海军上将爱德华·博斯科恩率领的地中海舰队追上并在葡萄牙外海的拉各斯湾摧毁。 从而中止了对英国的入侵。但是舒瓦瑟尔在他的主要计划受挫之后,仍然坚持要入侵苏格兰。位于布雷斯特的法国舰队由20艘战列舰和一些快速帆船组成,其指挥为康弗朗斯元帅,不管其头衔如何,仍是一名海军军官。对舰载部队的数量说法不一,约为1.5万至2万人。起初的目的是除用一些小型舰船外,只用5艘战列舰护送运输船队。康弗朗斯坚持整个舰队应该一起起航。海军大臣认为,他不是一位技术熟练的能阻止敌人前进的战术家,也不能确保护航船队不经过一次决定性的遭遇战,就能够安全地驶抵靠近克莱德的目的地。由于相信一次大的战斗是躲不过的,所以他认为战斗最好是在部队驶离之前进行;因为即便战斗遭到了惨败,运输船队不会遭到损失,反之战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会使这条航线畅通无阻。运输舰船被集结起来了,不是在布雷斯特,而是在远至卢瓦尔河口以南的一些港口里。就这样法国舰队抱着要与敌作战的想法和意图离港了;但是其后的进程很难与上述目的相一致,也很难与起航之前舰队司令发布的详尽的作战命令相一致。 6月21日,隐藏在芬兰的德国布雷艇在芬兰湾布置了两大片雷区,阻止苏联的波罗的海舰队进入,德国的轰炸机在列宁格勒的港口和涅瓦河中投下水雷。6月22日芬兰军队进入奥兰群岛,德国军队全面通过挪威北部进入波特萨莫,但芬兰不愿意让德国直接介入芬苏战争,所以德国军队暂时没有和苏联直接交火。在芬苏边境只发生零星战斗。  6月25日苏联空军出动460架飞机空袭芬兰18个城市的机场,宣称是针对德军在芬兰的军事目标,继续战争正式爆发。  当时芬兰在前线布置16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和两个长枪旅,另外在波特萨莫有两个德国山地师,在萨拉有一个德国步兵师,还有一个步兵师正在从挪威通过瑞典向芬兰挺进。苏联方面错误地估计芬兰只有10个师。  当时苏联在边境驻扎有10个步兵师,一个摩托化师和两个炮兵师,还有大约40个团分散在附近,列宁格勒有3个步兵师和一支机械化部队。750架空军战机以及700架海军战机,芬兰方面只有300架战机。  但苏联在其他战场上和德国作战不利,还需要抽掉部分兵力。  7月10日芬德联军攻破苏联防线,7月15日攻到拉多加湖岸,切断苏军运输线。  到9月9日,德芬联军已经占领了全部卡累利阿,直逼列宁格勒。  在1941年8月份,芬兰军队已经全部占领在冬季战争被夺去的领土,仍然和英国、瑞典保持外交关系,在5月和6月时还宣称芬兰和苏联的战争只是防御性的,芬兰决不会和德国结盟。  但是随着芬德联军的进攻,国联对芬兰实行封锁,7月31日英国和芬兰断绝外交,英国空军轰炸了波特萨莫港口。9月11日美国大使通知,既然芬兰已经收回领土,就不应该再继续参与德国围攻列宁格勒的战斗。9月22日,英国通过挪威大使,要求芬兰方面让所有德国军队撤出芬兰领土,芬兰军队应该撤回到冬季战争的边界,否则英国将向芬兰宣战,芬兰没有答应这个条件,12月6日在芬兰独立日这一天,英国正式向芬兰宣战。  芬兰和德国的结盟,使的波罗的海成为德国的内海,阻止了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活动,使得德国可以利用其作为潜艇基地。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德国战败后,芬兰组织新一届政府,力图和苏联及国联达成和平协议,但谈判始终没有成功。  1944年6月9日,苏联开始在卡累利阿反攻,第二天就攻破芬兰防线,德国在芬兰不再谋求单独媾和的条件下,为芬兰提供了武器支持。  到了7月,芬兰军队退回到冬季战争结束时的战线,苏联停止进攻芬兰,将注意力转移到波兰战线。这时同盟国军队已经在诺曼底登陆。  德国在爱沙尼亚战败时,芬兰急于想和苏联以任何条件尽快媾和,9月19日,在莫斯科达成协定,芬兰交还1940年边界以外的所有领土,另外将波特萨莫区域划割苏联,帕尔卡拉半岛租借给苏联50年(1956年就已经归还)。所有德国军队必须撤离芬兰领土,但德国军队不愿意自行离开,芬兰在拉普兰战役中和自己以前的盟国德国军队进行了一场战斗。  整个战役德国、芬兰共伤亡216715人,其中阵亡或失踪58715人,受伤158000人,1500人投降。苏军共伤亡585000人,其中阵亡200000人,受伤385000人,64000人被俘。 继续战争(Continuation War),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和苏联之间的战斗,从1941年6月25日持续到1944年9月19日,芬兰方面称持续战争是为了和冬季战争联系起来,认为是冬季战争的延续,但苏联方面认为只是卫国战争的一部分,是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的战斗,芬兰只不过是德国的帮凶。英国在1941年12月6日对芬兰宣战,但事实上没有参加战斗。在1947年的巴黎和平条约签定后,这场战争才算正式结束。  芬兰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要夺回冬季战争失去的土地,并进一步向卡累利阿延伸,创造大芬兰国家。苏联在这次战争中则只有防卫。  东卡累利阿从来也不是芬兰的领土,但居民大部分属于芬兰族,芬兰向国联呼吁几次对东卡累利阿的要求,可是没有获得支持。在芬兰内战中,为反对社会主义者,德国对芬兰白军予以很大的支援。  1939年,芬兰和苏联之间发生冬季战争,最终以1940年签定的莫斯科协定告终,芬兰丧失了1/5的工业,11%的耕地,12%的人口被迫迁徙。  莫斯科协定对芬兰人来说是很大的打击,总统要求重整军队,1940年的军费开支相当芬兰财政收入的45%。  1940年4月9日,纳粹德国进攻丹麦和挪威。芬兰丧失了化肥进口的来源,食品供应短缺,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渠道被堵塞,只能向瑞典和苏联购买,可是经常不能按时供货,芬兰只得转向德国。  从1940年5月起,芬兰向德国靠拢,媒体停止批评德国,发表不同言论会受到审查。6月23日,苏联要求波特萨莫的采矿权,6月27日,苏联要求奥兰群岛解除武装。7月8日德国和瑞典签定允许德国武装过境的协定,苏联立即要求和芬兰签定相似的协定,允许苏联部队越境的协定在9月6日签定,10月11日奥兰群岛解除武装,采矿权的协定仍然没有达成协议,但苏联又开始干涉芬兰内政,指定某些政府成员必须辞职。  当时希特勒已经计划要进攻苏联,本来希特勒对芬兰没有兴趣,但冬季战争发生后,他看到了芬兰的地理和军事价值。和芬兰秘密签定了允许部队通过的协定。  关于波特萨莫的采矿权的协议谈判了六个月,一直没有成功。1941年1月苏联外交部要求必须尽快达成协议,同日苏联停止向芬兰出口粮食,1月18日苏联电台广播开始攻击芬兰,2月1日希特勒命令驻挪威的德国军队,一旦苏联进攻芬兰,要立即抢占波特萨莫矿。  在1941年春天,芬兰和德国已经谈论了联合作战的计划,但政府正式通知英国和瑞典,说在1942年春天以前,德国不会和苏联开战,因此战争爆发后,瑞典和英国都认为是受芬兰欺骗了。  6月7日德国军队进驻波特萨莫矿,6月20日芬兰政府要求芬苏边境的4万5千居民撤离。6月21日,德国通知芬兰战争正式开始。 与高大的欧洲马相比,蒙古马有些其貌不扬——个头矮小,皮厚毛粗,短距离冲刺总被拉在身后。然而,彪悍的的蒙古骑兵并不以貌取“马”,始终将蒙古马当成自己的征战四方的伙伴。经他们调驯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诈,勇猛无比,无疑是一种优良的军马。  蒙古战马之所以优良,耐力好、不畏严寒、饲养成本低等是主要因素。  有人称,在草原骑乘蒙古马可日行近100公里并连续行走10余天。尽管这种说法从未得到过真实数据的支撑,但新中国成立后的蒙古马耐力赛却让蒙古马的优势一览无余——冠军马只用了3个小时就跑完了100公里的赛程,其速度和耐力令人咋舌。有一种说法认为,历史上只有蒙古草原的部落(比如匈奴、突厥)西迁,而从未有过欧洲人东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人的马不行——还没等到达目的地,高大的欧洲马就被累死了。  另外,蒙古马没有失去雄悍的马性,可以忍受零下40度的严寒,而且对草料的需求比其他马低,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生存,非常适合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下使用。更重要的一点是,母马的马奶还能供人充饥,蒙古马骑兵因而降低了粮草补给方面负担,放心大胆地展开大范围不停歇的机动。1223年5月,西征的蒙古大军示敌以弱,连续撤退九天至于己有利的喀尔喀河畔。此时,连续追击的欧洲军队已人困马乏,队形散乱;而蒙古骑兵仍保持着强大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转身突击一举击溃敌军。此战例成为蒙古军马耐力出众的有力证明。 在《西游记》第12回“玄奘秉诚建大会观音显像化金蝉”中描写,观音菩萨奉如来佛旨,来到东土大唐,得知唐太宗宣扬善果,选举高僧,开建水陆大会,便化作一僧人,卖袈裟和锡仗。唐太宗计划买下袈裟和锡仗,给正在讲经的玄奘和尚。菩萨说,贫僧有愿在前,果有敬重三宝,见善随喜,皈依我佛,不要钱,愿送于他。今见陛下明德止善,敬我佛门;况又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上。便将锦襕袈裟和九环锡杖送给了太宗皇上。于是唐太宗将袈裟送与玄奘,神采奕奕的玄奘穿上袈裟正讲谈佛法,观音菩萨来到经堂,说道,你那法师讲的是小乘教法,度不得王者升天,我有大乘佛法三藏,可以度亡脱苦,寿身无坏。当唐太宗兴奋地问大乘佛法在何处时,观音菩萨说道:“在大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我佛如来处,能解百冤之结,能消无妄之灾。”然后飞上高台,踏着祥云,直至九霄云上。  在小说里,唐僧是为了唐太宗取得大乘佛教经典,不畏艰辛西行取经的,也成了唐僧所遇到九九八十一难的直接原因。明显反映出作者对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不同态度。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有什么本质不同?小说借用观音菩萨的话说明大小乘佛教的不同特点,应该说并不十分准确。真正说清大小乘佛教的区别和特点并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是佛教的两大宗派。严格地说,大乘佛教实际上是北传佛教自己的称谓,南传佛教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因此现在佛教界一般把小乘佛教称之为南传佛教,把大乘佛教称之为北传佛教。大乘佛教是经阿富汗等西域诸国,传到中国、越南、朝鲜和日本的。小乘佛教主要流传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以及我国南方傣族等少数民族的。  什么是“乘”?所谓“乘”是指古代乘载的车子。如中国战国时期将“千乘之国”称为大国。即:具有一千辆以上战车的国家,这是大国的象征。大乘就是大的车子,是载人多的车子。小乘就是小车子,是载人少的车子。因此,大乘佛教在教义上重视利他(利益大众的行为),小乘佛教着重自我的解脱。注重通过自己的修行,彻底摆脱六道轮回之苦,断除烦恼,灭绝生死。小乘佛教又称声闻乘,这是因为小乘佛教着重在闻佛之教始得开悟的缘故。所谓声闻是指弟子了。大乘佛教特别发扬了菩萨行的人生观,要求修行者抱着广大的志愿,不仅要使自己摆脱六道轮回之苦,还要将一切众生一起从苦恼中救度出来,而得到最终的安乐(自度度他)。同时,大乘佛教在灭谛上进一步强调“无住涅槃”,能够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能在因缘生灭的世界中,永无休止地安处在涅槃的境界。大乘佛教可以运载广大众生到达“涅槃”彼岸。  按照佛教传说,佛陀在“涅槃”前,弟子们都为即将失去导师而悲痛。佛陀教弟子们不放弃努力,依靠自己,以教法为导师。那么什么是教法呢,当然就是佛祖每次给众比丘宣讲的佛法了。  在佛“涅槃”后,佛的弟子集中了五百比丘,对他的教法作了统一的整理。在大迦叶的主持下,在王舍城,对佛的教诲进行了第一次结集。由“执律第一”的优波离诵律,由“多闻第一”的阿难诵经,然后,合诵认可。这就是最初的经藏和律藏。这以后又出现了佛教论师解释“经”的“论”,形成了“论藏”。“三藏”和起来就是佛教经典。在《西游记》中,唐僧为什么经常被称作三藏呢,是因为唐玄奘精通经藏、律藏、论藏,因此被称之为三藏法师,简称为三藏。  当初佛在布道的时候,由于佛的弟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情况不同,文化修养不同,佛只能因材施教,相机说法。这就造成了每次说法不一样。弟子们或因佛说法的时机不同而听受的不同,或因个人的根性、专长和学修方法的不同而解悟的不同。这就给教团分裂留下了种子。佛寂灭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僧团内部的矛盾愈演愈烈。到佛寂灭百年时,就有了毗舍离城的第二次结集,造成了佛教的根本分裂。  佛教最初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这是佛陀逝世后约一百多年的事。直接引起分裂的原因是由于僧众们在戒律问题上的争执。按南传佛教史书记载,一位西方波利族比丘耶舍,游化到东方的毗舍离城,看见东印度跋祗族比丘劝令在家的信徒布施金钱,作僧众购买所需之用。他认为比丘接受金银不合戒律,于是提出异议,受到跋祗族僧众摈斥。  耶舍便往西方各地邀请西印度上座部七百比丘们云集在毗舍离城,对跋祗族提出十条新戒律重新审定,宣布包括“乞受金银”在内的“十事”为非法。以耶舍为首的诸长老是在僧团中有地位的领导阶层,他们组成了佛教“上座部”;坚持改革教义的一派则组成了“大众部”。当然,两派的矛盾除了戒律方面的争论外,两派为学的精神不同也是主导原因。上座部严格持守戒律,致力于修习禅定,注重自己内心的修持。大众部则广学多闻,致力于弘扬教法,注重接引群众。这两种不同的精神,不仅引起了戒律问题的争论,而且促使后来佛教在教理上、学说上的不同发展。  大众部成为以后兴起的大乘佛教的先驱。因此,严格地说,将大乘佛教称之为北传佛教,或大众部佛教;将小乘佛教称之为南传佛教或上座部佛教更为准切。  应该说,佛教经典《阿含经》大体上反映了佛陀言教的原貌,属于原始佛教。大乘佛教的一些理论和观点已经与原始佛教发生了很大变化。  大小乘佛教在精神和实质上主要分歧概括如下:  1、在对待佛的问题上,大乘佛教把佛神化了,建立了法身佛与三世诸方佛的观念。在《华严经》中描写了一个庄严美丽的佛的世界。强调依靠佛的神恩和他力得救,而把佛视为超人的存在。奉其为全智全能的最高人格神,彼岸世界的统治者。十方三世有无量无数的诸佛。佛是各个世界和极乐国土的主宰者。大乘佛教认为,释迦牟尼佛是化身而不是实身,佛陀的实身是积累了极长时期修行而成的;佛陀的色身、寿命和威力都是无边无际的;佛陀永远化度众生无有疲厌。而由上座部分离出的最大的一部——说一切有部则不承认自己是“小乘”,不承认释迦牟尼是化身佛之说,认为释迦牟尼佛是觉着、教主、传教师,是一个普通的觉悟者。认为世界上的佛只有一个,那就是释迦牟尼佛。  2、在追求的目的上,大乘佛教以成佛为目的,致力于一切众生的解脱。以菩提(觉悟、智慧)为目标,指斥原始佛教(小乘)只求个人解脱。而原始佛教(小乘)以追求成就阿罗汉为目标。小乘所追求的积累功德,经过艰苦的努力,最后达到涅槃境界。这种自我解脱,偏重于断除烦恼,灭绝生死。  3、在修行方法上,原始佛教(小乘)认为:人生痛苦的原因在于人生的本质,由于种行为(业)和种种烦恼(惑)而产生的,应当追求断业灭惑,不使其再生。因此主张个人远离社会,想解脱必须出家,过禁欲生活(直到如今,南传佛教国家还有许多青年出家作一年或几年比丘,然后再还俗)。而北传佛教(大乘)则重视主观求道的愿望,而不是单纯讲业报。不仅重视个人修养,而且还注重人际关系。强调菩萨行,也就是利他的实践活动。大乘佛教用菩萨的观点代替了涅槃观点。著名学者季羡林认为:由出家人即不能生产物质产品,也不能生产人。长期以往,社会将无法继续存在,人类也将灭亡。大乘佛教逐渐改变了这个弊端,想解脱——涅槃成佛,不必下这么大力量,你只要膜拜或口颂佛号等等,就可达到目的。  4、在佛教理论上,小乘佛教认为自己是佛教的正统。指责大乘佛教的教义是杜撰的,“大乘非佛说”。小乘佛教只承认人无我,就是没有主宰,没有独立永恒的实体,而不承认宇宙是空的,而是有的(法有),这是所谓的人空法有说。佛所说的语言并不全部都是经教,佛并不是以一切因说一切法。而大乘佛教对佛说有自由解释、发挥的色彩,他们认为不仅人空,宇宙没有独立的永恒的实体,也是空的。佛所说一切言语都是随机说法,佛以一音说一切法。  另外大乘佛教:这是不仅期求自我的完成与救济,而且也广泛地救助他人的自觉觉他的教法,兼顾自利与利他。它的理想就是最后能成为自觉觉他的佛陀。所以大乘又称为菩萨乘或佛乘。而小乘修练得声闻(罗汉)果,大乘修练得菩萨果、佛果也是自此而来的。  大学者季羡林还认为,大乘是从小乘逐渐演变发展起来的。在过渡期间,大乘佛教教义是受社会政治经济影响而形成,这些思想又深入小乘佛教教义中。小乘佛教理论对小国家很适用,而对大国(如阿育王帝国)就显得过于狭隘,不能满足大帝国的需要。大乘佛教强调只要真心向佛,虔诚归依,没有个人努力,照样可以成佛作祖。发展到后来,甚至出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信仰。这样的意识形态对大国是再有利不过了。  印度的大乘佛教和多佛土说,在中国和日本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大体上有两条途径,第一是形成统一大佛,第二是以众生的心作为佛。按照这一途径发展的是禅宗。印度大乘佛教经典也含有反对在世间之外另建净土的思想。禅宗最重要的奠基者六祖慧能认为,终生只要做到无妄念,就见到佛境,进到佛地。在慧能看来,佛并不在彼岸世界,也不在身外,就在众生的心中。这实际上是否认了在现实世界之外另有佛国世界的说法。 66年前的今天,1952年7月25日下午6时10分,澳门葡兵居然向中国边防军开枪射击,并向拱北—带发炮轰击。中国边防军对这无理挑衅,当即开炮还击,澳门葡兵招架不住,被迫派人与中国谈判,葡萄牙方面不得不向中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这就是关闸事件始末。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庄严申明香港、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主张在条件成熟时,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在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鉴于香港、澳门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在香港、澳门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广东解放后,为了支持解放海南岛和广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指示柯麟、柯正平在澳门成立贸易机构——南光有限公司,设法筹集解放军急需物资,通过澳门进入广州。南光公司公开注册时间较晚,为1950年5月,后来澳葡当局承认为中国在澳门的代表机构。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了冲破美国的“禁运”,叶剑英指示加快南光公司的发展,由南光公司负责聘请何贤、马万祺等爱国知名人士协助,筹措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的战略物资。  长期以来,中共在澳门一直有党组织和党员在秘密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在澳门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但在抗美援朝后,中共在澳门的有组织活动逐步半公开化。在澳门,设有中共澳门分党委,直属港澳工委领导,而港澳工委的上级则是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华南分局。澳门分党委的对外活动由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出面。葡萄牙澳门当局承认柯正平是中国政府在澳门的代表。  广东解放初期,中国和葡萄牙澳门当局一直相安无事。但没有料到,1952年7月却因澳门关闸事件,引起中葡关系一度相当紧张。  摩擦升级,战事一触即发  1950年代初期,葡萄牙在澳门驻军约为1500多人,以雇佣的黑人兵为主。当时在澳门关闸,中葡双方在前沿都有士兵把守。  “关闸事件”发生于1952年7月25日,事件起因说法不一。葡方指是解放军哨兵嘲笑葡军非洲裔哨兵;中方则指是葡军一名非洲裔士兵,越过双方警戒线,将放置在中间的“木马”向前推移引发争端。  中国边防军哨兵打手势令葡兵将“木马”往后移。但葡兵不服警告,召来9名葡兵气势汹汹将木马再推向中方警戒线内。中方哨兵当即严厉制止,3名葡兵竟用枪刺伤中方哨兵左臂及右中指,关闸葡兵还回营房端出机关枪威吓中方人员。  中方战士也不客气,掷了一枚手榴弹,警告葡方不要乱动。葡方士兵向中方开枪。于是发生冲突,双方枪战。晚上8时,澳门方面向中方拱北一带开了几十炮,炮轰拱北居民。中国军队开炮还击。葡方士兵又开枪把附近的路灯射熄。关闸附近街道的人争相逃避。中葡双方都进入军事戒备状态,关系十分紧张,战事一触即发。是为“关闸事件”。  谈判中途,葡方又开枪开炮  事发后,中方向澳葡政府发出通知,称葡方不但闯入中方地界,还首先开火,葡方要负全部责任。当时,中葡双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中方驻澳门代表、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刚好去了广州。澳督委托经济局局长罗保全权处理此事。罗保请澳门中华商会代表何贤(澳门首任特首何厚铧之父)、马万祺等出面调处。  对于澳葡当局的挑衅,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向周恩来汇报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在得到毛泽东“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的指示后,叶剑英指示同意谈判。中方提出三条谈判的条件:一是澳门当局必须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二是就关闸事件作出正式的书面道歉;三是赔偿损失。  然而,正当何贤、马万祺为调解关闸事件奔走时,7月26日、29日、30日,一部分葡方士兵又向中方开枪、开炮。面对挑衅,中方边防官兵针锋相对,发射迫击炮给予还击。在双方的军事较量中,澳葡方面死亡2人,伤7人;中方边防官兵战死2人、伤30人;同时还有拱北居民及商船“新明星”号船员和乘客9人受伤。  葡方道歉,事件尘埃落定  8月2日,中方宣布封锁关闸通道,致使依赖中山县提供蔬菜、水果、粮食供应的澳门,断绝了生活资料来源。澳门居民生活品紧张,恐惧不安,谣言满天飞。  在民众强大压力下,澳葡当局感到事态如再恶化发展,势将动摇澳葡的统治根基。澳督又派罗保请何贤、马万祺再度调解,请求中国政府宽恕。此后,何贤、马万祺连续18次前往解放军指挥部洽谈。  叶剑英一直关注澳门关闸事件的解决,他认为,澳门事件是由于葡方个别哨兵失误造成,决定予以宽大处理,只要求澳葡政府正式道歉和作象征性的赔偿。8月23日,澳门当局正式派经济局长罗保为代表,在何贤、马万祺陪同下,带着澳门当局的“道歉书”,通过关闸到中山与解放军谈判。  在何贤、马万祺的斡旋下,中葡双方前后经过15轮谈判,最后以葡方道歉、从原警戒线后撤50米、向中方赔偿人民币44亿元(旧币,约合人民币新币44万元)平息事件。  8月25日,中方恢复了拱北与澳门的陆地交通,中葡双方的紧张关系解除。 大明同时期的日本,军阀割据、群雄并起,各藩之间经常为了土地和人口发生火并,也正是在这混乱的两百年间,东瀛的军事技术和战争能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织田信长时代,日军普遍装备大量的火绳枪和进口火炮,葡萄牙和荷兰成为当时日军西式武器的主要供应商。  虽说日本各藩的规模普遍不大,甚至很多网友说日本战国的战役更像是村落之间的械斗,但平心而论,经过几百年的战争锤炼,此时日军的作战能力在东亚绝对是首屈一指,否则也不可能在后来的侵朝战争中攻城拔寨,把朝鲜国王一直赶到鸭绿江边。  织田信长基本统一了日本,可无奈经过本能寺一役,将星陨落,随后便迎来了丰臣秀吉时代。在国内各大藩镇被基本平定之后,丰臣氏把目光瞄准了朝鲜,计划在占领朝鲜之后征服大明,继而夺取印度,实现鲸吞世界的目标。  在丰臣秀吉拟定的方案里,拿下明朝之后要把天皇迁到北京,日本国内的大小事务统统交给自己的养子丰臣秀次,而秀吉本人则坐镇宁波,专事对印作战事宜。在秀吉的这种安排里,把本土交给秀次,把天皇安置在北京都很容易理解,但为什么秀吉本人却选择宁波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呢?  从地图上看,宁波跟印度八竿子打不着,除非日本人在地理上是白痴,否则绝不会把宁波作为进军印度的前哨站。而在惊涛骇浪里充当倭寇、侵扰中华多年的日本人显然不是地理盲,丰臣氏把宁波作为老巢有其更深层的考虑。  在执行海禁政策多年的万历时期,大陆沿海的很多重镇根本没有发挥出港口城市应有的作用。宁波作为少有的一个通商口岸连接着与朝鲜、琉球以及日本本土的贸易往来。从秀吉统一日本之后,便倾举国之力修建大阪城来看,这个人虽然是军阀出身,但有着极为发达的商业头脑。  在其他大名依旧指望从天皇那里多分得几亩封地时,秀吉就已经依靠大阪独特的商业位置大发贸易横财了。这也使得多年以后,当德川氏把丰臣后人的封地瓜分殆尽之后,秀赖以及石田三成依然能够用大量的金钱在一夜之间招募十万浪人。  彼时的宁波在经贸上就有着让秀吉无法忽视的巨大诱惑力,如果日本征服了大明,那么无论是从朝鲜、琉球、还是从日本本土运来的货物都可以经过宁波进行贸易和周转。  再者,从唐朝后期开始,江南就是中原历代王朝最重要的税赋来源,秀吉选择把治所定在宁波,也是为了靠近江南这块膏腴之地。打仗终究还是打钱粮,有了资金可以造舰队,有了舰队再去谈远征印度也未为晚也。不得不说,作为一代枭雄的丰臣秀吉确实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策略,只可惜遇到了大明一切企图都是枉然。 出生年份  关于他的出生年份,没有一个确切可信的说法。传说的日期跨度近十年,人们根据各自的理解主观地加以取舍。希望这位悲剧式英雄的年庚尽可能长一些的人,相信他出生于1267年;认为他是少年英雄的人则主张他的生辰其实是1275年或1276年;也有人为了凑历史的巧合,说他生于1272年或1274年,因为前者是他的死敌爱德华一世在十字军中继承王位的年份,后者是回到伦敦加冕的年份;也有主张1270年的,可能是为了取整数。  父亲名字  他父亲的名字是马尔科姆还是理查也各有其说。老爷子叫马尔科姆,而理查是叔叔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根据比较公认的说法,华家有三兄弟,老大叫马尔科姆,老二就是威廉,老三叫约翰,而一个堂兄弟叫理查。当时流行长子继承父名,所以小马尔科姆这个名字来源于父名,当在情理之中。  人物形象  传说华莱士身高两米(六英尺七英寸),即使在今天也算得上巨人,更何况据考证当时成年男子平均高度才1.5米。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留下真实的画像,但作为人们寄托理想的英雄和崇拜效法的榜样,他的形象在苏格兰民间有很多版本,有青春偶像的,有小胡子的,有络腮胡子的,甚至还有须发皆白的,多数是披坚执锐的战斗姿态。但是引起最大争议的,还是新近在斯特陵旅游服务中心前落成的那尊塑像。因为很多人说,他们要的纪念是威廉·华莱士,而不是梅尔·吉布森。  华莱士家族,据信系由威尔士迁入苏格兰的。Wallace也作Walensis,词义为“说威尔士语的人”。这个家族是苏格兰西南部的小贵族,也就是向大诸侯称臣的小领主,这种多层分封的关系在中世纪的欧洲很普遍。作为苏格兰皇家司礼事务大臣(High Stewards)家族的封臣,华氏先人不迟于1250年获得了老树原(Elderslie,Field of Elder Trees)领地,位置在当时伦弗鲁郡(Renfrewshire)的派斯雷(Paisley)附近。威廉的母亲也出自望族,是艾尔郡(Ayr,在苏格兰西部沿海)郡长雷吉纳德·克劳福德(Sir Reginald de Crauford)的女儿。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10900人,国民党东北军19万人,就两天时间,丢掉了奉天,即今天沈阳。一周丢掉辽宁,两个多月东三省沦陷。  齐齐哈尔马占山奋起抗日,打响了抗日第一枪,时间是1931年11月底,都退到了齐齐哈尔,快到俄罗斯了,才正式反抗。  而且马占山还是违令开枪,张学良不让他开枪,他却开枪了。  七七事变,日本在华北驻屯军,最多也就8400人,日本方面的统计数是5800人,宋哲元部二十九军有10万人,但一个月华北就沦陷了。  近代以来,中国之衰弱状态到了何种地步,这就像是我们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近代史学家蒋廷黻所讲的那样。  1938年在抵抗日本侵略者最艰苦的阶段,蒋廷黻用两个多月、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写了本《中国近代史》,使他享誉史学界。  蒋廷黻,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 一书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问得非常深刻,可谓中华民族根本之问,我称之为“蒋廷黻之问”。蒋廷黻说: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民族积弱之源,失败之根本,所有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能组织起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像广州三元里人民的那种抗英活动是非常少的,很少见的,大多数民众就地观战。英军登陆后,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和粮食。普通百姓认为这是洋人在跟皇帝打仗,与我何干?打败了是割皇帝的地,赔皇帝的款,与我又有何干?我还是得过自己的日子。用孙中山的话讲,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一些普通民众也加入了哄抢圆明园财物的行列。  1900年八国联军,我前面讲了只有1万多人,10天内却攻下北京。八国联军是怎么占领北京的?  当时我们中国民众之中有给八国联军后勤辎重推小车的;  北京城高尺厚,有给八国联军通风报信提供情报的,告诉他们广渠门下水道未曾设防;  八国联军从广渠门下水道鱼贯而入,排着伞兵队形,顺着土坡、斜坡往上爬,周围有那么多中国民众,却揣着手,站在旁边,麻木观看的;  攻陷皇宫,有民众帮着填平壕沟,帮着架梯子,扶梯子的,还有民众坐在城头上帮着八国联军瞭望,传递信息的;  八国联军在北京杀人,指定中国人捆中国人,中国人砍中国人脑袋。  真是一盘散沙之惨状。  人数多就有力量吗?没有有效组织的民众就是一盘散沙。  所以,近代大思想家严复在 《孟德斯鸠法意》 卷五按语中说: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  中国的积弱之源,是因为王朝的变换就是家族的变换。刘姓的汉朝变成李姓的唐朝,赵姓的宋朝,朱姓的明朝,爱新觉罗姓氏的清朝,就是姓氏的变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我们这种封建王朝制的分散性,根本无法与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抗衡。他们已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利益、国家意志,而我们只是一盘散沙。  这一点也被敌人所窥破。  板垣征四郎,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7个日本甲级战犯之一。  1931年8月,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的1个月,当时马上就要采取侵华军事行动,关东军心里也没底,他们就1万多人,而东北军将近20万人。  板垣征四郎给关东军做最后的战斗动员,信心满满地说:“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  因此,中国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  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他认为中国民众是无所谓的,不就是缴税吗,缴国民党也是缴,缴满洲国也是缴,缴日本人也是缴,只要能活命就行。中国无非是个徒有国名的部落。  另一位九一八事变的元凶,被称为日本最富战略头脑的人物石原莞尔,他讲,我不用拔剑,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  抗日战争开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其以下有20多位中央委员投敌,58位将官投敌,一些国民党部队成建制投降哗变。14年抗战期间,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人,超过侵华日军的总人数,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  德国进攻法国,法国虽有伪军,但数量没多少;德国进攻苏联,乌克兰出现伪军也没有那么多人;意大利进攻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也有伪军,但也没有那么多人。  唯有我们中国,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  当时出现这种整个意志上的崩溃和动摇,首先不是民众,而是精英,精英层、领导层出了问题。  国民政府党政军的精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鸿志、王揖唐、齐燮元、庞炳勋,都投降日军了。  庞炳勋刚刚获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还被授了勋,却带领整个部队哗变,变成伪军。  王克敏自恃资格老,还看不起汪精卫。什么是资格老?投降日本早,这叫资格老。  他碰到汪精卫,传授他跟日本人要怎样打交道,说你不知道的,你得跟我学。汪精卫回敬:  我是南京中央政府的,你是华北地方政府的。可见伪政府都要争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汪精卫在南京炮制议案,把王克敏的权力尽数剥夺。在议会通过提案时,王克敏正打瞌睡,糊里糊涂跟着举手,提案就通过了。  王克敏一觉醒来,发现权力全没了。  于是,他找到南京伪政府宣传部长周佛海发牢骚,说我当汉奸无所谓,我都六七十岁了,我哪天腿一蹬就死了,随便你们怎么骂,可汪精卫拉着那么多年轻人跟你干,那些年轻人是要有将来的。  连汉奸自己也知道当汉奸不光彩啊。  汪精卫用王揖唐取代了王克敏,可王揖唐那点中国古诗词的功底全都献给日本天皇溜须拍马用了,去见日本天皇时还极其肉麻,说什么“八綋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  这伙汉奸,把中国传统文化演绎到如此丑陋的地步。当时可以说出现了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不是一个、两个,是一大批,党政军一大批精英。  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的暗无天日的年代,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不禁仰天长叹,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的英雄不知在何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英雄,想的都是“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好汉不吃眼前亏,活麻雀比死老鹰强”,只要活着,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怪诞理论竟长期横行于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形态中。文化的阴暗面,束缚、消灭了全社会的意志。  100年前的中国脆弱的让如今的人们难以想象,但是我们仍然从近代的苦难中苏醒过来,赶走了侵略者,经过70年的建设,特别是40年的改革开放重新复兴,到底是什么让中华民族从水深火热中被唤醒的呢 他对苏格兰民族的影响,还广泛反映在各种文学作品中。  威廉·华莱士,1272生于艾尔德斯莱,父亲是苏格兰贵族詹姆斯·斯特沃特的佃农,叔父是教区的神父。他的叔叔教给他很多知识,包括拉丁文,法语等。  当时的苏格兰王约翰·巴里奥尔横征暴敛,很失民心,全国各地都有暴动事件发生。巴里奥尔眼看大势已去,于是向英王爱德华一世求助, 将君权双手奉送。爱德华一世接管苏格兰后,以残暴高压的手段控治局势,制造了数起大屠杀,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在这种局势下,华莱士长大成人,并在拉纳克附近领导了一支队伍发动起义。1297年,他与美伦·布莱德福特结婚。同年五月,在英军的一次报复行动中,美伦被当地执政官威廉姆·哈泽里克杀害。不久,华莱士设计攻占拉纳克,俘虏了哈泽里克并亲手将其处决。华莱士屡战屡胜,威名日盛,引来众多同志加入义军,其中有一位安德鲁·穆里英勇善战, 足智多谋,成为他的左膀右臂。另外,贵族们也纷纷对其表示支持,包括罗勃特·布鲁斯,詹姆斯·斯特沃特,詹姆斯·道格拉斯等。  这时,华莱士和他的起义军已逐渐引起爱德华一世的注意,遂派遣了一支大军前来剿灭。七月,部分贵族投降英国人,华莱士和穆里则加紧训练和整编队伍,准备迎战。九月,双方在斯忒林相遇,英军在渡过一座大桥时中伏,被人数少他们数倍但英勇无比的苏格兰起义军围攻并全歼。但穆里在此战役中伤重不治而死,从此华莱士只得独自担任起领导义军的重任。十月,华莱士乘胜攻克了英国北部重镇德汉姆,但由于兵力和补给不足,无力防守,因此十一月退回苏格兰。 1298年五月,华莱士在斯科克森林被受勋为骑士,并被任命为苏格兰护国大将军,领导整个苏格兰争取自由的大业。遭到失败的爱德华一世暴怒,动用全国兵力,亲率大军前来讨伐。  威廉·华莱士定下两个策略:  1.坚壁清野--将英军可能路过之处的居民,牲畜、粮食全部转移,不给英国人留下任何可以补给之物。  2.训练士兵使用“枪阵”,即以若干长枪兵为一组,背靠背站立,枪尖朝外,形成一个攻击和防御力都倍增的作战单位。  1298年七月,英军与义军在法尔科克展开激战,由于双方兵力相差过于悬殊,奋勇作战的义军全军覆没,华莱士只身单骑逃出战场。从这之后到被俘前的数年时间,华莱士的行踪在史料上很少被提及,据说他在英格兰建立了游击队,专门袭击骚扰英军部队,尤其是派往苏格兰的补给部队;另外,他还到过挪威、 法国甚至罗马教皇处寻求国际上的支援。华莱士的行动更深地激怒了英王爱德华一世,他颁下严令,许以重赏,定要捉拿威廉姆·华莱士归案,死活不限。然而,在众多爱国的苏格兰人民的帮助和保护下,华莱士数次化险为夷,英王始终未能得逞。  1304年八月,由于苏格兰人,华莱士信任的伙伴,叛徒约翰·曼提斯的出卖,华莱士在格拉斯堡附近被俘,随即押往伦敦。作为奖赏,曼提斯被任命为德姆巴敦的行政长官。而在伦敦,经过一场形式上的审判后,华莱士被指控叛国及谋杀拉纳克执政官哈泽里克,判处死刑,而且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在押赴刑场的路上,华莱士遭到围观人群的辱骂嘲笑,人们还纷纷向他投掷腐烂的蔬菜,面包等,因为他们被告之这个犯人是个罪大恶极的匪徒,叛国者,而且杀害了许多无辜的英国人。在遭受了绳勒、刀割、火烧等酷刑后,威廉姆·华莱士被斩首,身子被肢解为四块,分别送往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四方, 头颅则被悬挂在伦敦桥上,以警告人民休要反抗。  然而英王爱德华一世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苏格兰人民在威廉·华莱士无畏精神的激励下,浴血奋战,誓把英国人赶出自己的国土。最终,他们赢得了自由。似乎没有资料记载华莱士在临死前高呼“自由”,但有一首华莱士最喜欢的诗却流传至今。  原文为拉丁文:  告诉你,我的孩子,在你一生中,有许多事值得争取。但,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永远不要带着脚镣,过奴隶的生活。  如今,在苏格兰你可以看到不少苏格兰人为他们的英雄建立的纪念碑。其中一座在爱丁堡,位于城堡入口的一侧,(另一侧是罗勃特·布鲁斯);一座在拉纳克的大教堂门口;最著名的则是在斯忒林的国立华莱士纪念碑。威廉·华莱士永远活在苏格兰人民心中。  15世纪时,吟游诗人哈里(又称盲哈里)就凭长达十一卷、一万两千行的凯尔特语传奇史诗《华莱士之歌》(The Wallace)名动一时,文化阶层争相传阅。此书自16世纪付梓后,在苏格兰的流行程度仅次于圣经。1995年好莱坞出产的大片《勇敢的心》(Braveheart),由梅尔·吉普森成功塑造的华莱士形象俘获了全世界影迷的心,以致于在影片公映后,苏格兰旅游局便推出了“电影旅游”(filmtourism)的项目来满足从全世界蜂拥而至的观光客的要求,互联网上有关“Braveheart”的搜索链接竟然达到了21000个之多。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剧本改编自兰道尔·华莱士1995年出版的畅销小说,而小说就是以《华莱士之歌》为蓝本进行创作再加工的。从15世纪的史诗到20世纪的电影,它们无疑都在延续着一个“威廉·华莱士的神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神话中的华莱士究竟与历史上的华莱士相去多远呢?还需要我们来探索。 这个震惊世界的谎言整整骗了人们100多年,还是一场由诺贝尔得奖者造就的惊天骗局!  酸奶对于每个人而言再熟悉不过。尤其经过奶企厂商电视、手机、网页的轰炸,各种关于酸奶增强免疫力、美容养颜、减肥的噱头已让大家深信不疑。  但就目前科研表明:没有任何研究成果能证明酸奶有这些神奇的功效。换句话说,广告大肆宣传的这些酸奶功效都是假的!追根溯源的话,布下这个百年骗局的始作俑者竟是1908年获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的生物学家梅契尼科夫。  1899年9月,梅契尼科夫途经保加利亚一个原始村落,意外发现这里每20人就有一位百岁老人,经过几番交流后,他发现村民常常喝一种神秘的饮品。这种把牛奶经过特定条件生产而成的神奇饮品,口感确实与牛奶有很大不同,有点酸涩,当地人叫酸奶。  1903年,梅契尼科夫开始潜心研究衰老和长寿的关系,还把在保加利亚的见闻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法国《le matin》报上。文中说:经过他研究发现,保加利亚人是全球最长寿的民族,很可能源于他们常食用一种叫“酸奶”的神奇饮品。  没想到,这篇文章很快引起轰动,看过文章的民众纷纷向报社寄信询问如何制作酸奶或者能够在哪里购买到酸奶。  报社在短短两个月就堆了一屋子邮件,编辑频频联系梅契尼科夫,希望跟进关于酸奶的文章。很快,梅契尼科夫又发表了一篇解答酸奶疑云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更让民众疯狂!  文章说:梅契尼科夫已经找到了酸奶长寿的秘密!那就是酸奶中含有的“保加利亚乳酸菌”,每天食用含有“保加利亚乳酸菌”的食物,普通人的寿命就能大幅度延长至150岁!  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化学家,梅契尼科夫早就探明了乳酸菌的特性,深知无论怎么吃都不会使人延年益寿,但此刻民众已经对此深信不疑,如果自己把它当做独门秘方卖,一定能大赚一笔。  文章发布后,消息越传越快,越来越多的人蜂拥而来,乞求乳酸菌。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每天都会守在报社和他家门口,甚至,有些还在他面前下跪,祈求他赐予一点乳酸菌。不惜重金购买的大有人在。  在此之前,梅契尼科夫早已和食品厂商谈妥,秘密在巴黎开设了4家“乳酸菌工厂”,通过他的指导批量生产固体状乳酸菌药片。  梅契尼科夫指导生产的乳酸菌药片  此后,梅契尼科夫多次公开宣讲乳酸菌的神奇功效,市场对于乳酸菌的预期越来越高。  眼看时机成熟,终于梅契尼科夫宣布开卖乳酸菌药片。药片一面市就遭到哄抢,供不应求。梅契尼科夫被抬上神坛开始全欧洲巡回演讲,民众对乳酸菌的讨论越来越多。  1904年6月8日,狂热的梅契尼科夫在巴黎演讲声称:酸奶可以让普通人寿命延长至200岁,并且头发永远不会变白!此刻他已经完全罔顾事实,胡编乱造。  这场演讲快结束时,他还大方公布了制作方法。此后短短一个月,法国境内数十家酸奶工厂拔地而起,世界酸奶产业在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中诞生了。  1907年,梅契尼科夫吧之前的发现汇总,写成一本《The Prolongation of Life:OptimisticStudies》,提出乳酸菌会杀灭人体肠胃道里腐败细菌,从而得以让人长寿,因此他鼓励人们多喝酸奶。  1908年,“发现吞噬细胞,建立细胞免疫学说”让梅契尼科夫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他已经疯狂到向《费加罗报》记者说:我研究的最新成果显示,喝酸奶能让人长生不老!  这位诺奖光环加持的伟大生物学家简直变成了神!  1916年,发生了一件事,举世哗然:被法国人神化的梅契尼科夫只活了71岁便去世了。  这位掌控长寿秘诀的人竟然连自己的生命都没法延续?喝酸奶能永生的真实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甚至很多人开始宣扬:喝酸奶有害身体健康!  1917年,多位科学家联合调查酸奶发源地保加利亚长寿村。  结果大跌眼镜:保加利亚压根没有长寿村,梅契尼科夫得出保加利亚人长寿的结论也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很多人会使用一样的名字!梅契尼科夫把这些重名人寿命叠加,便有了每20人就有一个百岁老人的假数据。  此后,神化的酸奶被迅速拉下神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它当做一种日常饮品,价格也越来越亲民。虽然酸奶不再能延年益寿,但独特的口味还是有不少人喜欢。  酸奶的风波并未就此停息。  1942年,美国第一家酸奶厂落成。虽然酸奶已经摘掉了神乎其神的长寿光环,但是奶企总能想出噱头去重新包装。  当时奶企瞅准了女性减肥、美白的市场,酸奶经过一番宣传,摇身一变成为能有效减肥,美白养颜的保健品,就像曾经风靡欧洲一样,越来越多女性养成了喝酸奶的习惯,奶企销量大幅跃升。这引起了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的注意。  1960年,FDA专门成立调查小组,开始对酸奶进行严格的调查分析。  让世人大跌眼镜的是:实验结果表明酸奶非但不具有减肥、美白、养颜的功效,反而由于牛奶经过发酵营养价值部分丧失,高脂酸奶中所含的脂肪和糖反而会增肥。  1962年,FDA规定:酸奶具有健康功效的广告禁止出现在美国境内,因为这完全是虚假宣传。酸奶在欧洲、美国折腾了一圈后,21世纪初,酸奶中添加“益生菌”的广告又开始风靡,助消化、易吸收、增强免疫力这些噱头卷土重来。  2009年9月,加州大学的科研机构对酸奶的功效进行了科学评估:市面上数百种所谓“益生菌”没有一种能增进肠道健康或免疫力。欧洲所有乳企关于添加益生菌能增进肠道健康、免疫力的广告被叫停。  同年,法国达能旗下奶企因关于益生菌的虚假宣传还被判赔偿3500万美元给消费者并责令修改了宣传语。  这个百年骗局,这些虚假噱头的广告早已在欧洲、美国被叫停,但直到今天为止,这些假广告仍旧在国内被大肆宣传,许多国内酸奶厂商使用的宣传语放到欧美地区是会被严惩的,甚至可能直接让你破产!  为什么酸奶在国内如此有市场?  我们父母辈都是苦日子过来的,他们老了,越来越多的开始关注健康的问题,但国内保健品市场的乱象简直让人痛心疾首,很多所谓的保健品非但达不到增益健康的功效,甚至对于身体还是有害的。多陪陪父母,食补远比这些保健品要靠谱的多!  但是,还有一个远比酸奶骗局夸张并且至今未被拉下神坛的营销骗局——钻石。  钻石一度是地位的象征,十九世纪后期南非一座产量几千万克拉钻石矿被发现,一旦这些钻石流入市场,钻石价值势必一泻千里,于是,市场上很多投资者纷纷低价出手钻石。  1988年,戴比尔斯公司创始人罗兹调研后发现:从目前形势看,能控制住钻石的流通就能控制住价格,于是一横心All in ,买下了南非的钻石矿。此后,带着团队严格控制全世界钻石出量,垄断整个钻石供货市场近90%交易量。  当时钻石并没什么特殊含义,买的人也经常出手,加上钻石出量增加,钻石价格自然越来越低。为了挽救这种颓势,戴比尔斯公司苦思冥想终于想出来一个天才营销方案。  这世上有两样东西每个人都无法拒绝:健康和爱情。酸奶用健康布了一个百年骗局,戴比尔斯用爱情策划了一场惊世谎言。  1938年开始,戴比尔斯耗巨资打造所谓“钻石文化”,广告开始疯狂轰炸民众。钻石逐渐洗脑成为爱情的隐喻,甚至演变到订婚缺它不可。1950年,“A DIAMOND IS FOREVER”(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语横空出世,彻底奠定了钻石对于爱情不可撼动的地位。  捆绑了爱情后买钻石的人越来越多,但转手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女人看重的不仅是钻石,更看重你宁愿砸锅卖铁花数万数十万为她换来一颗爱情的象征。至今世界上已有五亿克拉钻石,但市场仍旧供不应求,价格还在扶摇直上,一切都归功于把钻石与爱情捆绑的完美营销。  2011年,南非副总统莫特兰蒂访华,面对央视说:“钻石只是人们虚荣心的产物,它只是碳而已,价格上涨是人为造成的供不应求的局面。”  你看,这个世界很多我们深信不疑的事实,或许荒谬到仅仅是一个百年骗局。 现代人很多的习惯都是从古代人那儿沿袭过来的,他们有很多的规矩和经验给现代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古人所说的一个人不进庙,二人不观景,三人不抱树,这猛地看起来着实是非常荒唐的事情,但是你如果仔细琢磨的话,里面还是有很多道理的,是存在着玄机的。  大家不要认为古代人就一定不如现代人,古代人认知水准就一定低,这种想法是非常愚蠢的,古人的智慧水平还是非常高的,他们留下来的经验和教训依然值得我们去学习。  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古人所有的东西都值得学习,毕竟古人只是传授经验,你并不能保证他们所传授的东西放在当下依旧是正确的,他们遗留下来的历史糟粕依旧不少,咱们现代人对待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具备一定的分辨能力才可以,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行。  古人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规矩,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外流浪,居无定所的时候,宁可睡在孤坟里面,也不能去荒庙里面睡觉,这就让很多人不解了。因为在荒郊野岭之中,有一座坟和一座庙,很多人都会觉得在庙里去休息,肯定会好一点,毕竟在庙里面还是有屋檐抵挡风雨的,可是坟地实在是瘆人的慌,而且也没有地方歇息。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就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了。  首先这些荒庙很多人不进去的原因在于里面经常会出现很多的坏人,运气不好的话就会在里面碰到很多坏人。  尤其是那种荒郊野岭的寺庙,那更是那些抢匪的藏身之处,如果只有一个人进去这样的寺庙休息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小命都会没了。而那些抢匪才不会在意这里究竟是不是寺庙,他们如果想杀人,直接动手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迷信了,因为古代人认为在寺庙之中没有香火,是镇不住鬼神的。到了夜晚的时候,这些荒凉的寺庙一定会聚集各种孤魂野鬼,有伸冤的,也有要索命的。当时古代的人对这类鬼神说,还是非常信奉的,所以这个道理一出很多人都会敬而远之。虽然在中国古代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躲鬼躲进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人就一定可以在荒庙之中过夜,除开那些见不得光的人。  最后,还有很多人认为那些寺庙就是供奉神灵的,凡人进去睡觉就是对那些神灵的大不敬,以后一定会倒大霉的。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进去睡觉休息就是对神灵的冒犯。自然很多人就对这样的寺庙有敬畏,情愿睡在坟墓旁,也不敢睡在寺庙之中。 我们都知道,为了优生优育考虑,现在的中国,女子的法定结婚年龄为20岁,男子为22岁。而在古代,皇帝规定,女孩子们十三四岁就要结婚,那时候还是小孩子呢,身体还没完全发育,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朝廷的推动下,古代女孩子结婚普遍都很早,,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就算在朝廷没有强制要求的情况下,女孩子如果到了十七八岁还没嫁出去,就会被认为是很丢人的事情,而且很难再找到好人家了。更有甚者,女孩子一生下来就定了娃娃亲,甚至指腹为婚,只等年龄一到就举办婚事。  从战国时期开始,统治者们开始对女子的结婚年龄有了明确规定。齐桓公曾经规定:女孩子到了十四岁必须出嫁;越王勾践规定的年龄是十五;晋武帝还比较通情达理:女子可以到十七岁嫁人;北周武帝更不人道,女孩子十二岁就要嫁人;唐太宗也规定,女子十四岁出嫁。  有的朝代为了实现百姓们早婚早育,简直想尽了办法。汉朝的汉惠帝规定,如果女孩子到了十五岁还没出嫁的,必须缴纳五倍的税收。在古代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结婚早,必然生孩子也早,所以当时汉朝人数迅速增长。  也有人质疑这种早婚早育的现象是否合理,当时的人就知道,早婚早育对女孩子的身体危害很大,甚至当时有很多女人死于难产,或者生下来的孩子容易夭折,就是因为生育年龄过早。  难道皇帝不知道早婚早育的危害吗?那他们为何还要推崇这种政策呢?其实这跟当时的国情有关。  我国的古代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社会,而当时因为大部分需要手工劳作,劳动效率低下,这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经常发生战乱,导致人口严重不足。所以就只有尽快补充人口。统治者们只好让女子们早婚早育,来促进人口的增长。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重男轻女思想严重,认为女儿都是赔钱货,且大部分家庭生活拮据,所以只好尽早把人嫁出去。  除了上面两个原因,还有一个对现在来说似乎不可思议的原因。古代的人们寿命较短,所以思想普遍早熟,十三四岁恰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父母们怕自己的女儿随便跟哪个男子跑了,还是早些嫁出去比较省心。  因为古代的封建思想作祟,让女孩子早嫁的原因还有很多,你们还知道哪些呢? 法律是我们熟知而又害怕的一种东西,虽然害怕但是也不能缺少,没有法律人们的生活就无法得到保障,保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法律都是以引导人们向善为主,可是惩戒的严重程度不同,有的过于厉害,所以这些重的惩罚就变成了侮辱,“枷锁”就是突出的例子。  “枷锁”据说很久很久以前的炎黄时期就出现了,之后一直被人们使用,用来作为押送罪犯的工具。  在明朝初建时,枷锁到了朱元璋手里就变成了一种侮辱性的惩罚工具。史书上说,枷锁长五尺五,宽一尺五,由木材制作,死罪犯要戴重三十五斤的枷锁。也就是说,在那时起,枷锁变成了别的惩罚外又加的示众手段。  那个时候官府在决定完罪犯的罪后,会把枷锁给他们戴上,并把他们带到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去示众,不仅起到吓人的作用,还给犯人侮辱。时间越过越久但是罪犯身上的枷锁却越来越重,到了明朝正德年时,刘瑾把罪犯身上的枷锁加种到了一百五十斤,所以很多罪犯都被压的死亡了。  清朝刚建立的时候法律大多都是根据明朝的法律改编的,在电视上和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罪犯戴着枷锁。清朝的枷锁有很多种,有二十多斤的,三十多斤的,六十,七十斤的枷锁甚至还有一百斤重的,清朝用这样的枷锁来惩罚不犯罪不同的罪犯。这些枷锁是真的存在的不是电视上泡沫的道具,几十斤的枷锁挂在脖子夹在手上,时间久了脖子手怎么可能受的了。有势的人能通过自己的关系减轻,没势的人只能自己扛了。  除了枷锁的重不同之外,不同罪犯受刑的时间也不同。要蹲一年牢的罪犯戴二十天,流放的罪犯戴五十天,充军的罪犯戴一路。这种东西只对满族人有效。汉族人犯事本来的惩罚不会少,枷锁也要戴,甚至还有永久枷锁戴。当然也戴不了多长的时间,因为没戴多久犯人就死了。  这种法律使用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清朝快亡的时候才被取消。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惩罚是很残忍的,然而在古人看来这是最有效的,对管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我们在电视剧很常见,但是总感觉就是跟手铐一样限制犯人而已,原来其中还有那么多猫腻!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革命母亲,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庭,这个家庭孕育出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四位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这四位革命家所从事的早期革命活动,都联系着一个伟大女性的名字——葛健豪。  葛健豪_(1865—1943),原名兰英,湖南双峰县荷叶乡桂林堂人。中国女权运动领袖,教育家。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蔡和森、原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的母亲。她年近半百还带着儿孙三代人进省城求学,后又偕子女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是160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老同学”,被当时舆论界誉为20世纪“惊人的妇人”。  她曾在湘乡和长沙两度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堪称湖南早期的女子教育家。她善于教育子女,并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工作,自己亦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活动,人们称她为“女中豪杰”、“革命的母亲”。  用革命新思想教育子女  葛健豪出生时,当地有三大望族:清代名臣曾国藩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和葛健豪娘家葛氏家族。他们彼此联姻,构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在荷叶乡的上层家族。  葛健豪的父亲原是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参将,后作过盐运使、按察使,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葛健豪五六岁时随哥哥葛望钦在家馆读书习字,能背诵《四书》等经典。  当时,距荷叶乡30多公里的永丰镇,有个叫蔡寿嵩的大户,他与葛健豪的父亲同在湘军任职,他们早就为儿女定下了亲事。葛健豪16岁时,奉父母之命出嫁到了永丰镇,与蔡寿嵩之子蔡蓉峰结婚。她有六个子女。她对子女除了慈爱有加外,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关心贫苦大众,要乐于助人。  有一次,蔡和森带着妹妹蔡畅下田去种豆子,这时,邻居曾老爹也在上边田里种豆,只见他弓着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兄妹俩便走过去帮着曾老爹种豆,并且还拿自家的豆种给曾老爹种,帮他种完了才去种自家的田。到了晚上,父亲发现豆种少了许多,就追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只好如实说出了真相。蔡蓉峰气得火冒三丈,一边骂,一边就要打人。这时,葛健豪立即站出来护着孩子,说:“他们兄妹做得对,帮助人家是好事,怎么能打呢?”在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小兄妹经常去帮助人家插秧、割稻子,还帮小伙伴割草、放牛。这样,小兄妹从小就和劳动人民建立了感情。  向警予与蔡和森  周恩来夫妇同李富春蔡畅夫妇  女革命家秋瑾的婆家所在地与桂林堂相隔不远。葛健豪听说秋瑾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巾帼奇人,接连几次去拜望。从她那里,葛健豪接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从此,她经常给儿女们讲秋瑾的事情,说秋瑾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党人,称赞她创办女学是为了唤醒妇女的觉悟。蔡和森和蔡畅从小就从母亲的嘴里听到了“革命”这个使人鼓舞激昂的新鲜词儿,他们的心里不知不觉地萌生了革命的嫩芽。1907年,秋瑾被清王朝杀害的噩耗传到了荷叶乡间,葛健豪非常悲痛,她带着孩子悄悄地凭吊烈士的英灵。从这以后,她更是不断鼓励蔡和森与蔡畅长大后要像秋瑾那样做人。  鉴湖女侠秋瑾  三代人同进学堂 赴省城寻济世良策  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对农村的封建势力、封建习俗等都没有太大的冲击,葛健豪所在的永丰镇仍是一潭死水,广大的人民群众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秋瑾那里受到了革命启发的葛健豪,认定知识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她一方面积极支持自己的子女求学,另一方面觉得为了济世救民,自己也应该有知识有学问才行。于是便出现了葛健豪三代人同进学堂的新鲜事。  1913年,湘乡县立第一女校开始招生了,葛健豪得到这个消息后,毅然卖掉了一部分陪嫁的首饰凑足所需费用,带着蔡和森、蔡畅,还有新丧了丈夫的长女蔡庆熙和蔡庆熙的女儿刘昂,一道进了湘乡县城。当她来到县城第一女校报名时,学校老师见她是一位裹足的妇女,年纪这么大了(实龄48岁),不肯让她报名。她很气愤,便要儿子帮她写一张“状纸”到县衙去告状。县官看完呈文,例行公事地说:“叫什么名字呀?”  葛健豪答:“我原叫葛兰英,现改名叫葛健豪,'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强。”  县官闻言一惊,又问:“为什么要读书?”她大声说:“要寻求救国道理,男女都要读书。”  县官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人,便在呈文上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葛健豪被免试进了湘乡县立第一女校,与儿子蔡和森(在另一学校)同读高小班。蔡畅就读初小班,长女蔡庆熙就读缝纫班。入学后,葛健豪和儿女们一样勤奋好学。年底,他们学费用完了,才一道返回永丰镇。  1914年,葛健豪的丈夫为得一个财主500银元,要把年仅10来岁的小女蔡畅卖给人家作童养媳。葛健豪极力反对,蔡和森在长沙知道这件事后也极力反对,三个人一致认为只有用“逃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来砸断这根封建“包办婚姻”的锁链,于是由蔡和森把妹妹蔡畅从永丰镇接到长沙读书。  1916年,在蔡和森的支持下,葛健豪又带着蔡庆熙及外孙女刘昂从永丰镇到长沙读书。葛健豪入女子教员养习所学文化,蔡庆熙入长沙自治女校学缝纫和刺绣,刘昂入周南女校幼稚园。于是,蔡家祖孙三代5人进省城求学,曾一时在省城传为佳话。  葛健豪到省城后,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探求真理。尤其是儿子蔡和森与毛泽东等人结识后,葛健豪很快就成了这班有志青年的革命活动的热情支持者和参与者。大家总是亲热地称她为“蔡伯母”。她的家,也成了谈论时政、交流思想的聚会场所。新民学会成立后,“蔡伯母”常常去当“旁听生”,倾听他们的议论,领悟其中的道理,从中接受了新思想。正如蔡畅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所说:“我母亲在那时候,真是一个惊人的妇人。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年近50岁了,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  奇女性办女校 播撒革命种子  葛健豪在湘乡县城读书回到永丰镇后,打算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她认为这是争取妇女解放,让女子自立自强的途径之一。蔡和森利用假期为母亲联系办学事宜,得到了县府的同意。当时葛健豪曾就读的女子职业学校称为“一女校”,在永丰镇办的这所便称“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  湘乡二女校设在永丰镇观音阁(今双峰一中的校址)。在头一个学期,只办了一个综合班,50余人。到第二个学期,扩大为文科、缝纫、职业3个班,学生达100多人。  到女二校就读的大多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中青年女生,有的家庭还相当困难。对经济有困难的学生,葛健豪每月发给一定的生活费津贴。在当时,很多妇女把二女校当成“妇女之家”,说:“进了二女校,就好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这里的确是比较自由的。葛健豪经常集会宣讲时势、议论国家大事,谈妇女解放。她还倡导学生唱歌、跳舞,积极组织跳高、跳远、竞跑等许多体育活动。她自己兼任教导主任,蔡庆熙任缝纫教员,蔡畅任音体教员。  当时,在女校学生中,“放足”、留短发,提倡妇女自立自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一时蔚然成风。这些“越轨”的思潮及办学行动,触怒了封建势力,他们说“二女校败坏了社会风气”,便唆使官方“严加整饬”。终于,三个学期后,“二女校”被迫停办了。  这个打击,并没有使葛健豪气馁。她已认识了读书的重要性。她一直积极地投身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1924年6月9日,她参加省女界联合会“恢复成立大会”,并参与了女界联合会简章和宗旨的讨论、制订工作。1925年夏,她又在长沙颜子庙办起了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当时,省总会介绍眷属来入学的特别多。学校开办时为两个班,后来增至4个班。  这所学校由于与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实际上成了革命者的活动场所。葛健豪亲自为党组织传递信件,担负党组织的接头任务,还让党内的许多同志在校内寄住。毕业学员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革命者。“马日事变”后,学校的一些革命者的身份暴露,女子平民学校因此遭到了破坏而停办。  裹足不裹心,涉重洋赴法留学四载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向警予、蔡畅等人发起“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与新民学会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相互呼应。当时有些人的出国经费有困难,葛健豪便利用与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是亲戚和同乡的关系,通过他向裕丰纱厂借来了银洋600元,解决了部分人的困难。  不久,蔡和森动员自己的母亲也去。这一年的12月25日,葛健豪遂与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30多位学生,从上海启程赴法国留学。行前她对送行者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活得有意义,我们现在去法国留学,将来回国就可以干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葛健豪这“第一个留学老学生”的风采,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的报纸发表文章说:“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头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其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真是难得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  经过35天的海上航行,葛健豪一行于1920年1月30日安抵法国。她与同去的6名女生,入了蒙达尼女子公学。葛健豪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四年,是她传奇经历中更具传奇色彩的四年。在这里,她这个裹过足的中国妇女像小学生一样,刻苦攻读法文。虽然年纪大,记忆差,又没有任何的外语基础,但她凭着顽强的毅力,从一个个单词学起,在同去的人中,每天数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经过不懈的努力,她终于能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法文报刊了。  在法国留学的日子里,她积极支持儿子蔡和森与向警予、女儿蔡畅与李富春相互进一步了解,并支持他们分别自由结婚,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那时,葛健豪与蔡畅、向警予一起,白天学习,回家后立即开始刺绣,直到深夜。葛健豪的刺绣工艺精湛,深得法国妇女的喜爱,一件可卖几十法郎至上百法郎。换来的钱,她不止是供自己和儿女们的勤工俭学,她还用剩余的钱资助他人。  在留学的同时,她积极参加了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对蔡和森等人在法国的建党活动予以支持和帮助。她曾发起组织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队”,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到里昂大学请愿。1921年2月28日发生的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她又一次参与其中。她与蔡畅、向警予等人走在400多名留法学生的最前列,冲进了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迫使其作出了让步。  1922年,蔡和森与向警予先后回国,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蔡畅于1923年2月在法国生下了小孩。葛健豪既要勤于做工,又要俭以求学,还要参加革命活动,又要为女儿当保姆。她一个人要付出几倍的辛劳,但她坚持下来了。直到同年秋,党派蔡畅、李富春夫妇二人去苏联学习后,她才带着小外孙女李特特辗转回国。  1920年葛健豪(前排左二)在法国  英烈的母亲,归桑梓晚年心系伟业  葛健豪归国后,先在长沙安家,大革命失败后,她先后辗转于武汉、上海,掩护儿女、儿媳和女婿干革命。至1928年她的二儿子蔡麓仙与三儿媳向警予先后为革命牺牲后,经蔡和森与蔡畅商定,才把老母亲安排回到了老家湖南永丰镇。  1931年,蔡和森在广州壮烈牺牲,家中的人怕她伤心,一直瞒着未让她知道。葛健豪居家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这时,她在永丰镇的老家一点财产也没有,只好与丈夫带着长女及孙辈们租居别人的房子。  1932年,其丈夫蔡蓉峰去世,葛健豪便在距永丰镇十多华里的石板冲定居下来。为了生计,她种了几亩地,和女儿蔡庆熙、孙子蔡博,外孙女李特特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如今,石板冲故居的大门前的地坪里,还生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杨梅树,这就是葛健豪当年搬到这里居住时亲手栽种的。  1943年3月16日(农历2月21日),葛健豪在永丰石板冲与世长辞,享年78岁。临终前,她还一直不知道儿子已经为革命壮烈牺牲。她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并要长女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她的遗言,使我们仿佛看到了那颗为革命怦怦跳动了一生的伟大母亲的心!心脏可以停止跳动,但她那博大的胸襟,坚毅的精神以及爱国的革命情怀,将永远为后人所景仰。  这位伟大的女性,养育出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出类拔萃的四位伟人——  儿子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中央宣传部第一任部长;  儿媳向警予,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毛泽东曾称赞她为“模范妇女领袖”;  女儿蔡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女婿李富春,曾任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  葛健豪为革命养育出了四个中央委员,她不愧为伟大的革命母亲。  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蔡母逝世后,提笔写了“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 比利时弗拉芒人主要住在该国西部和北部,人口约600万。弗拉芒人母语为荷兰语,也是比利时通用语言之一。  因居住在佛兰德(英语译佛兰德斯)地区得名。主要分布在比利时北部,弗拉芒人占比利时总人口58%;另外还有一些佛拉芒人分布在荷兰和法国等国。佛拉芒人以荷兰语为母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属于白种人。佛拉芒人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佛拉芒人的族源与荷兰人基本相同,主要由弗里斯人、法兰克人、撒克逊人等古代日耳曼部落和克尔特人{凯尔特人)结合而成。为中世纪尼德兰南部的居民。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中,北部居民由天主教改宗基督教加尔文派,脱离西班牙,建立荷兰共和国,发展成为荷兰人。尼德兰南部的居民仍处于西班牙统治下,继续信奉天主教,逐渐发展为佛拉芒人。在西班牙之后,佛拉芒人又相继遭受奥地利、法国的统治。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归属荷兰。1830年,大部分佛拉芒人与瓦隆人共同建立了比利时王国,但仍有部分佛拉芒人留在荷兰和法国境内。佛拉芒人经济发达,历史上以生产呢绒、麻纺、陶瓷著称,现今主要工业有造船、炼油、冶金、采煤、热带产品加工、机械和电气设备等。文化亦发达,尤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驰名于世。居住在荷兰的佛拉芒人已日趋与荷兰人融合。  另有10余万佛拉芒人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  弗拉芒人是比利时的两大族群之一。主要居住在比利时北部的佛兰德地区。佛拉芒人长期以来与比利时南部的说法语的瓦隆人之间关系紧张,一直都有要求自比利时独立的呼声。  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军为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借道比利时入侵法国。比利时军民在国王阿尔贝一世的领导下,展开顽强的抵抗。比利时军队同英法军队一道,据守弗兰德平原西部的一小块领土,这里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一部分。在西线比利时小城伊普尔进行的战役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德军的占领进一步激化了说荷兰语的弗拉芒人和说法语的瓦隆人之间的矛盾,部分弗拉芒人公开欢迎入侵者,觉得他们是把自己从瓦隆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救星,但比利时国防军在整整4年时间里顽强地据守住了德巴涅和法国之间的一小片国土,直到1918年11月比利时光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比利时没有获得战争赔款,这对它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比利时南方的煤矿、钢铁和制造业开始衰退,而北方的佛兰德地区则通过发展轻工业获得稳步发展,特别是安特卫普周边地区成为新的工业区。先进的农业技术给弗拉芒人带来了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收益。20世纪30年代末,弗拉芒人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瓦隆人,他们利用足够的多数选票将弗拉芒语确定为弗兰德地区教育、司法和行政上的官方语言。  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入侵比利时,比利时政府在18天后投降。利奥波德三世国王留在国内,试图缓和征服者的残暴统治措施。比利时的抵抗组织同欧洲其他地区的地下组织一道,对纳粹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但另一方面,佛兰芒人和瓦隆人中都有人加入德军,他们分别组成了不同的党卫军部队,参加了德军在俄国的作战。  瓦隆人,比利时两大民族之一,分布于首都布鲁塞尔及其以南地区。讲法语,属印欧语系罗曼(拉丁)语族;信奉天主教;族源接近法兰西人。其先民主要为凯尔特人中的比利其人,公元前后逐渐罗马化,后又吸收部分日耳曼族系利普里安法兰克人的影响。中世纪至近代,曾相继受法兰克王国、法国勃艮第公爵、西班牙、奥地利、法国、荷兰统治,直至1830年比利时独立。弗拉芒人,亦作佛兰芒人、佛来米人,即弗兰德人。比利时两大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该国北部,法、荷境内也有。操弗拉芒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书面语与荷兰语几无区分。先民为巴塔维人、利普里安法兰克人等日耳曼系统族群,族源与荷兰人相近。16世纪尼德兰革命后,北部荷兰脱离西班牙统治而独立,南部仍处西班牙治下地区(19世纪形成比利时)逐渐演变成单独的弗拉芒人。比利时建国后,瓦隆人和弗拉芒人的民族矛盾集中表现为语言争端。1963年起,比利时政府根据历史上居民分布情况,划分了不同的语言区,并明确规定荷兰语和法语为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两种官方语言。 美国舰队共有约25艘战舰,它们在美国南海岸和加勒比海游弋,寻找法国雇佣军。托马斯·托克斯顿对其手下训练有素,付的薪水也很可观,导致其护卫舰星座号俘获了法舰起义号和重创了复仇号。1798年7月7日特拉华号俘获了可信号。企业号俘获了八艘雇佣军舰只,营救了11艘美国舰只。实验号俘获了法舰双友号和迪安号并营救了众多美国商船。波士顿号击沉了摇篮号。1800年5月11日袭击了与法国联盟的西班牙在圣多明哥的一个港口,宪法号把法国雇佣军舰只三明治号逼出港口并炮轰了西班牙要塞。  在冲突中美舰反击号被法国俘虏,后来又被美国俘虏。反击号本来是被美国俘虏的可信号,被美国海军买下。1798年10月28日它与蒙特祖马号和诺福克号离开诺福克在西印度群岛为美国商船护航。11月20日法国护卫舰暴动号和志愿号赶上反击号,当时反击号的友舰正在远处,反击号舰长威廉·班布里奇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投降,班布里奇告诉法国指挥官蒙特祖马号和诺福克号的炮力比法舰强得多,因此使得法舰放弃追逐,让蒙特祖马号和诺福克号逃脱。法国把它改名为魔法师号,6月28日它被梅里马克号正中后向美舰投降。  美国海关缉私快艇(后来演化为美国海岸警卫队)也参加了这场冲突。爱德华·普雷布尔指挥的皮克林号两次去西印度群岛并俘获了一些战利品。后来它甚至经过九小时的海战后俘获了法国雇佣军舰征服埃及号。1800年9月皮克林号在一次风暴中失事,所有水手丧身。普雷布尔后来指挥埃塞克斯号护卫舰,他绕过合恩角为美国商船护航并俘获了一些法国舰只。  总而言之美国海军损失轻,只有一艘武装船只是在海战中损失的。但是一份资料称到1800年战争结束为止法国俘获了两千多艘美国商船。  虽然英国皇家海军与美国海军的敌人是同一个,但是他们没有合作,也没有交换行动计划或者互相协商部署他们的力量。不过英国向美国政府出售了海军资源和弹药,另外他们交换了互相之间的信号系统,这样他们在海上能够互相之间识别对方的战舰并允许对方的商船加入自己的护航队。  1800年秋美国海军和英国皇家海军的行动以及法国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政府比较外交和谐的政策导致了法国雇佣军和战舰活动减少。1800年9月30日签署的条约结束了美法短暂冲突,但是这个消息并未能够使得约翰·亚当斯在当年的总统大选中得以连任,亲法派托马斯·杰斐逊当选总统。 美法准战争(英语:Quasi-War,法语:Quasi-guerre),也被称作美法短暂冲突,是1798年至1800年发生在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战争全程在海上进行。  战争的双方并没有正式宣战,所以在美国有时也称它为对法国的不宣而战。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兰西王国是美国的一个重要联盟者。1778年美国和法国签署了一个联盟条约。但是1794年美国和英国之间签署了杰伊条约,解决了美国独立战争后两国之间的一些争执。这个条约也包括了一个经济款项。  这时的法国已经爆发了革命,法国看到美国在英国与法国的冲突间改变了立场,采取了中立姿态,而且美国还开始与法国的敌人英国做买卖使得法国非常气愤。不但如此,美国还拒绝向法国还债,理由是法兰西共和国建立后这笔债消除了(因为美国欠的是法兰西王国的债)。  法国开始对美国追踪英国的贸易船只,1796年12月美国驻法国的新大使到达巴黎后法国拒绝认可他。1797年末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向美国国会做报告的时候说法国拒绝谈判,“我国因此必须采取必要的防御姿态”。1798年4月亚当斯向国会报告了XYZ事件,法国代表要求大量赔偿来弥补与美国的关系。  法国导致美国相当多的船只损失。1797年6月21日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向国会报告说在过去的11个月里法国俘虏了316艘美国商船。法国的敌对行为导致美国船只的保险金上升了500%。法国战舰在美国大西洋海岸前几乎所向无敌。美国政府没有舰只来抵抗它们,美国的最后一艘战舰在1785年已经被卖掉了。美国仅有一支海关缉私快艇舰队,海岸堡垒微不足道。  由于革命,法国雇佣军的劫掠不断增多,美国需要重建已经被取消的海军来保卫其不断扩大的商船舰队。美国国会授命总统购买、武备和征募船员来组织顶多12艘舰只,每舰顶多装备22门炮。在这个法令下美国购买了一些舰只并把它们改装为战舰。  1798年7月7日美国国会作废与法国的条约,此举一般被看作是美法短暂冲突的半正式开始。两天后国会又发布法令允许攻击法国船只。 1890年12月29日,由James W. Forsyth率领第七骑兵团的500美国骑兵对印第安人苏族(Sioux)的部族拉科塔(Lakota)进行的屠杀。  距离拉什莫尔山东南约120公里Shannon县有个地名叫伤膝(拉科塔语: ?ha?kpé ópi Wakpála,英语:Wounded Knee),因附近的伤膝河而得名。  1868年《拉勒米堡条约》的签订规定了大苏族保留地(GreatSiouxReservation)的范围,其中包括对黑山的永久所有权。  1874年,美军中校卡斯特对黑山进行了违反《拉勒米堡条约》的勘探,并发现了金矿。大批淘金者蜂拥而至,联邦政府的态度从保护印第安领地驱赶淘金者,变成了试图购买黑山并驱逐印第安人到新的保留地,战争不可避免了。  随后的1876年6月爆发了小大角河战役(BattleoftheLittleBighorn),印第安人消灭了中校卡斯特率领的美军第七骑兵团的五个连队,并击毙了卡斯特本人。然而在联邦军队后继的一系列打击下,这场战争失败了。  大苏族保留地被割让出大部分土地,其中包括圣地黑山,剩下的地区又成立了5个小的保留地。印第安人的土地的大大减少,生活十分艰辛,许多人甚至只能局限在小小的保留区内等待政府的分配食物救济,人们十分苦闷,酗酒现象很普遍。  在这样的情况下宗教总是能够起到特殊的作用,而且像历史上其他宗教也曾发生的一样,先知或者救世主出现了。这个印第安先知叫Wovoka,他预言世界将会改变,死去的人能够重生,已经灭绝的美洲野牛也会重新奔跑在大地上,甚至白人也会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他发起了一种被称之为“鬼舞”的集体舞蹈,人们唱着圣歌,召唤祖先的魂魄。  这种舞蹈和信仰很快传遍了各个印第安地区,这时已经从加拿大返回美国的坐牛(Sitting Bull)也表示支持这种舞蹈,当局对此十分紧张。  1890年12月15日,大约40名印第安警察去逮捕早已老迈的坐牛。坐牛的支持者与警察发生了冲突,随后爆发枪战,结果坐牛被警察当场打死。坐牛的部族人由于害怕逃到了另一个首领“大脚”(BigFoot)那里。  红云要求大脚带着这些人和自己的部族到红云所在的松脊岭(PineRidge)印第安保留区来,以避免麻烦。  1890年12月28日JamesW.Forsyth率领第七骑兵团(就是前面提到的在小大角河战役中遭到重创的那支部队)在伤膝河(WoundedKneeCreek)边追上并包围了大脚和这些印第安人。  第二天,也就是1890年12月29日清晨,Forsyth命令大脚交出所有的武器,印第安人照做了。但是Forsyth上校认为仍有一部分武器未交出,命令士兵搜查。这时据说有一名听力障碍的印第安人“黑郊狼”(Black Coyote)不明白这些士兵的意图,在争执中发生了枪支走火。  第七骑兵团的士兵随后开火,无差别的射杀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至少146名(一说300多人)拉科塔人因此被枪杀,其中成年男性84人, 成年女性44人, 儿童18人。与此同时,美军也有25名士兵死亡。  伤膝河惨案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持续三百年的印第安战争划上了一个句号,这也是美国境内针对印第安人的最后一个屠杀事件。美国的边疆消失了,到处都是新开发的土地和城镇。哥伦布当年来到美洲大陆时,北美洲约有数百万印第安人,而1900年时只剩下约25万人,其中大部分死于传染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名为美国印第安运动的武装组织与当时负责治理居留地的腐败保守派展开了斗争。他们行进到华盛顿,占领印第安人事务局长达数日。而回到居留地后,1973年在伤膝河大屠杀的旧址前展开的与联邦警察长达4个月的对峙终于让他们放下了派系间的争斗。  1975年通过的《印第安民族自决与教育援助法案》允许印第安人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其中包括组建自己的警察队伍和掌管学校等。同时,根据1868年的条约,有关土地索权案的诉讼一路告到了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于1980年做出裁决,判定印第安人有权就被侵占的土地获得赔偿以及相应的利息。法庭宣布的初步赔偿金额高达1700万美元。加上利息,其现值超过4亿美元。  然而,苏族人却拒绝接受赔偿。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土地不能够用来出售,并且认为自己的代理律师没有尽到其代理人的职责。直至今日,很多拉科塔人依然要求按照1868年条约将布拉克山归还给他们。他们依然不懈地通过法律和外交渠道希望拿回他们的土地。 拉辛农民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农民起义的自发性、其行动的局限性和分散性、缺乏集中统一指挥、领导屡犯战略错误、对沙皇抱有幻想;起义军在军事方面不如自己的阶级敌人,起义军的装备较之政府军差得多;他们的军事素质差,纪律不严。起义军在战斗中表现英勇顽强。拉辛及其战友们均熟练掌握了哥萨克军的作战方法,在确定完成任务的期限和方法时,能考虑社会、政治、军事和地理等各方面的因素,起义军的许多战斗都具有物质准备充分、进展神速、攻防转换迅速、战术灵活多变等特点。起义军十分重视书面和口头宣传。列宁指出了农民阶级斗争的弱点,还指出农民具有许多革命因素,他强调,俄国农民“为了争取自由”曾建立卓著功勋。在俄国历史发展过程中,1667-1671年的农民战争同十七至十八世纪历次农民战争一样,在俄国各族人民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其实拉辛最初只不过是一个打家劫舍的盗匪,但是当他转型为平民起义的领袖和象征之后,他的行为就具有了政治意义。拉辛想要维护哥萨克的独立,反抗权力日益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哥萨克是支持沙皇和独裁政体的,但是他们也希望沙皇不要只关心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忽视人民的呼声。拉辛通过四处劫掠这种方式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给予平民更多的自治权。但是事实证明拉辛的起义不仅没能打击沙皇的统治基础,反而是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哥萨克被剥夺了一部分自治权力,而沙皇处于对抗叛乱的需要和上层贵族走得更近。不过另一方面,如阿夫里奇所说的那样,拉辛的起义也有积极的作用:“(这次起义)唤醒了穷苦民众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识,虽然只是一种朦胧的、模糊的认识,但是他们感受到了一股新的力量,而统治阶级则时刻处于担心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被夺走的恐惧之中。”  苏联国内战争(Russian Civil War)时期,著名作家,也是白军的支持者伊凡·蒲宁(Ivan Bunin)把拉辛和布尔什维克做了一番对比,他惊叹道:“天哪!当年斯捷潘·拉辛四处烧杀抢掠的行为,和今天所谓的‘第三国际’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相似啊!”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对十七个满洲姑娘来说也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她们都是有权戴红珊瑚顶珠的大臣的女儿。整个北京城的人都知道,咸丰要选妃子了。这十七个姑娘的父母情绪十分激动,因为如果他们的女儿被选中了,这对母亲来说将是极大的光荣,而对这个幸运姑娘的父亲来说,则意味着权力和威望。对姑娘本身,则可能意味着幸福。所以圣旨中点名的十七名女孩,她们心情的激动程度与日俱增,每一个姑娘都在猜度着自己会不会被选中。  只有兰儿没有怀疑。她有信心,在她心灵深处早就埋下了这种信心。为什么她会有这种信心?她把理由告诉了她父亲,但是没有对其他任何人说,一直到光阴在无尽的时间长河中流逝了好几十年以后。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当她一听到她的名字列入第一道诏书后,她就祈祷菩萨保佑她交好运。在她父亲的花园一角,有个祠堂,她点上香,跪下祈求祖宗保佑她成功,坚定她的志向,这种志向荣禄是不会想到的,因为她亲口对他说过她爱他。  下面就是她对她父亲讲的故事:  “父亲,我在神龛前点上香后,从香炉里升起的烟盘旋而上,摇摇曳曳地形成了一个男人的面容。这面容我从未见过,但在我心里我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预兆啊,父亲!我将成为皇上的妃子!”  父亲感到迷惑,他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他自己的这个孩子。她是一个梦想家,而父亲不理解梦想家。他自己是一个缺乏感情的、外向的、使人一目了然的人,正像那许多常在他住处周围喧闹的人的面孔所表现的那样。慈禧  从荣禄知道了兰儿的名字列入第一道诏书后,他和兰儿又见过好几次面了。有一次见面的时候,兰儿站在凉亭后面的假山上,从那里她可以看到她家围墙外面热闹的大街。一队人马通过了。在骑马的人中,有一个人的脸引起了兰儿的注意。她转过脸来问荣禄:  “那男人是谁?”荣禄感到痛苦,嘴轻微地抽动了一下。但他还是回答了:“那是咸丰皇帝陛下。”兰儿深思地眯起了眼睛。那大人物和伴随他的队列过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站在墙的另一侧假山上的这两个人。兰儿悄悄地对自己说:“这是同一张脸,”她告诉自己说,“这正是我看到的从香炉中升起的烟云中显出的脸!”一个预兆!是好运还是厄运,只有岁月能告诉我们。但是,从这时候开始,兰儿对荣禄的恋情表示了冷淡,而荣禄对她的爱却是与日俱增。她疏远他,而她将自己关进那蕴藏着无穷野心的梦室里的时候,他更是疯狂地爱她。就这样,那伟大的日子逐渐靠近了。十七名出身于满洲高贵家庭的女孩子向紫禁城进发了,去接受咸丰皇帝和慈安皇后的召见。  十七名心情激动的小女子踏着那鞋跟高得惊人的满洲靴蹒跚进城了,每人都渴望自己能成为咸丰的妃子。高跟靴敲打着地面的咯咯声与兴奋的喋喋不休的细语声交织在一起;诏书命令她们必须同时到达。她们的服装五彩缤纷,都是用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好的服装。她们都戴着未婚女子专用的高高的荷花式黑色头饰,中间是粉红色的花朵,周围镶了珠子串成的莲子。不同的设计赢得了十七个姑娘彼此的喜爱。她们颤抖的下嘴唇轻施了胭脂,眼睛里闪耀着期待的光芒。成为中国皇帝的妃子,这是多么高的荣誉啊!  兰儿不是最先被召见的。这可能有偶然性,也可能是有意的。迟见皇上,这是不明智的。但是她还是迟了,而且,她迟缓一二步,也许就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历史。 第一节 末代皇后之死  异样的伪满洲国政权,带来了溥仪异样的家庭。  无疑,一个和谐的“安乐窝”,可以给人以温暖,甚至可以称之为逃躲“乱薮”的避风港。反之,怪诞的家庭也可以造成怪诞的心理。  溥仪的一生,畸形的心态始终与他相伴。家庭,自然是重要因素……  在伪满洲国的几年间,由于与溥仪接近颇多,我有幸了解或接触了溥仪的四位妻子。  溥仪的这几位妻子,依我之见,她们都不过是封建制度以及溥仪充当日本傀儡生涯中的“殉葬品”。  在溥仪前半生的四位妻子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得算是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溥仪  她出生在北京,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荣源的女儿。确切地讲,她名叫婉容,字慕鸿,恰与溥仪同岁,都属“马”。可以说,这位末代皇后的一生都是悲惨而且值得同情的,尽管她后来“堕落”了。  客观地来看,婉容的命运也正是腐朽的封建制度走向衰亡的一个真实缩影。  她有着自身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那个黑暗的社会使她走上了一条无可挽回的道路。  溥仪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从生理上的苦闷转向内心极度苦恼的重要原因。而溥仪的非正常心态,其实早在进入清宫不久就开始了的。后来,溥仪也曾懊悔地回忆说:  “在我刚刚进入少年时期,由于太监的教唆,我便染上了令人可恶的自渎行为。在毫无正当教育而又无人管束的情形下,我一染上了这个不知后果的恶习,就一发不可收拾。结果造成了心理上的病态现象。”  当他回忆当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时,也曾直言不讳地坦白相告:  “在新婚的这一天,我感不到这是一种需要。婚后,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于文绣和在伪满时另娶的两个妻子,更纯粹是我的摆设,这四个妻子全过的守活寡的日子。”  在伪满宫内,溥仪与婉容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我当时不是没有察觉,但以我与溥仪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能够谈论这些内情的程度。从他的性格来看,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他与谁也不会提及这些事的。甚至于,我隐隐约约猜测地知道了一点事儿,也不敢多问或多说一句。  当我初到伪满宫廷读书时,就知道了婉容住在伪内廷的缉熙楼上东侧的房间里。  可在人们的眼里,囚住在这豪华的房间里度日的“皇后”,生活得却并不幸福。到宫内不久,我便曾听到人们悄悄地议论说:  “皇后有了病……”  后来又听说,她不但早就抽上了大烟,而且烟瘾大得已经一天也离不开了。起初,我简直难以置信,末代皇后能抽上大烟……  而婉容在平时,却很少有人在宫内见到她,因为她只在自己的那个屋子里抽大烟,溥仪也绝对不让她满处乱跑。在伪宫内,人们大多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皇后”,却极少有人见到过她。  但事有例外。有一次,我在院中走着,猛然听到一个太监喊了长长的一声:“走……”  我听后,便本能地感到可能是皇后过来了,忙背转身去,按照宫里的规矩,望着墙站立着。  听到动静,我觉出“皇后”正在走过我的身旁,这当儿,我禁不住偷看了末代皇后婉容一眼,只见她在太监的扶持下,披头散发,衣着也显得非常脏旧,步履踉跄。  过后,我想大概婉容平时就是这般打扮的,而我偶尔陪溥仪见她时,一定是经过了着意的准备。足见她当时已经没有了正常人的良好生活习惯。  伪满洲国行将垮台之际的八月间,溥仪准备从“新京”(长春)逃往通化,命令我们这些亲信学生和随侍、太监去烧毁他与日本人勾结的铁证——即原来拍摄的有关溥仪访日内容的那些影片。由于不慎,一个殿上的下人——高清普在地下室的锅炉房里梵烧大量的影片时,引起了宫内的一场大火。  一团强烈的火光和浓烟漫卷了缉熙楼。溥仪被吓得在侍从和我们这些学生的搀架下,慌忙地从楼上的寝室中跑了下来,连鞋子都没顾得上穿。  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楼下,想起皇后婉容并不知道着了大火,还在楼上没出来呢。于是,我急得不顾什么礼法和规章制度了,马上朝楼上跑去,准备救出婉容。当我刚刚跑到二楼的楼梯上时,只见她的贴身太监元儿已经背着婉容从楼上一拐一拐地走下来了。  此时,婉容满面烟灰色,披头散发,浑身上下只穿着一件睡衣,样子实在是狼狈不堪之极。  在此两天以后,溥仪带着“皇后”和“妃子”,与我们一起逃到了通化大栗子沟。八月十八日,溥仪从大栗子沟启程,准备逃跑到日本,因飞机上乘坐不了那么多人,皇后婉容以及其他家人被迫留在了大栗子沟,准备等候机会乘船再去日本。由于苏军进展迅速,情况发生了变化,溥仪和我们这批人在沈阳机场被捕,尔后又送往了苏联。  当然婉容与留在那里的人,自然也就谈不上乘船去日本了,只好艰难地各奔前程。后来,我听毓萶对我说,他们一行人走到半路上时,遇到了东北的八路军,随军在冰天雪地里行走了多日,饱受了辗转流离和冻馁之苦。婉容自然也受了不少的罪。  开始,还有一些八路军战士听说她就是“皇后”,好奇地悄悄来看她。可是,待看到她的一身破烂的衣着,异常肮脏的“尊容”,很少有人能将她与那个曾经是大清帝国的国母的“皇后”形象联系起来。  她在路上时而烟瘾发作,鼻涕口水流淌一脸一身;时而累得不肯走路,被人们轮流背驮在肩上,随着队伍艰难地向前行进。她这个“末代皇后”被人们当作了滞累,也失去了往日残留的一点风采,在许多不知内情的人看来,那是一个非常脏的普通的糊里糊涂的女人。  的确,她时而明白,时而糊涂,后来竟至只知道张手要吃的以及鸦片烟了。八路军为了不至于让她死去,只好破例给她找一点儿鸦片,以让她得到暂时的安静。  在风雪中,这支奇怪的队伍,跟随八路军的队伍从长春到吉林,又从吉林步行到延吉。当他们在枪炮声中又从延吉迁至敦化后,皇后婉容已经近似于痴呆了,而且变得更加脏了,身上还时时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  当众人离开敦化时,婉容被关在了敦化的监狱里。不久,中国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就悲惨地死在了这个远离北京的狱中。  当溥仪特赦后,我们俩见了面,他曾经非常痛惜地谈起过婉容的可悲的命运。他伤感地说:“唉,她后来死在哪儿我都不知道,真是太悲惨了。在这个事儿上,我也是有罪过的呀……”  提起这个话题后,溥仪好长一阵时间没有说话。可以想见,每念及此,他的内心深处尽管十分复杂,但也是内疚不止的。  显然,“皇后”的悲惨下场,“皇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是溥仪无法否认的。  溥仪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从生理上的苦闷转向内心极度苦恼的重要原因。而溥仪的非正常心态,其实早在进入清宫不久就开始了的。当他回忆当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时,也曾直言不讳地坦白相告:“在新婚的这一天,我感不到这是一种需要。婚后,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于文绣和在伪满时另娶的两个妻子,更纯粹是我的摆设,这四个妻子全过的守活寡的日子。”  第三节 谭玉龄临终目击  若说,在溥仪的脑海中,始终占有非常重要地位,而又在他的生活里来去匆匆的一位妻子,那可以说就是谭玉龄了。  她也是满族人,姓他他拉氏,原是北京的一名中学生。一九三七年,溥仪与婉容的感情业已破裂,于是他经过北京的一个亲戚介绍后,从北京将她接到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  异常神速,二人结了婚,他将她册封为“贵人”。她遂成了他的“复辟事业”中的又一个可怜的“牺牲品”。  ……  应该说,谭玉龄在那时的几个妻子中,一度最得溥仪的宠,她对溥仪也非常“忠心”。  大约在一九四二年秋天,谭玉龄偶然得了一次并不算很重的感冒,后来看了几次也没好。溥仪于是亲自派去了他的两名贴身御医为其诊治,一名是他的贴身侍医佟阔泉,一名是徐思允,这两人,都是当时宫中最有名的中医大夫。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溥仪首先叫佟阔泉和徐思允两人一起商量诊脉开药方,然后,经过溥仪亲自在药方子上修改、增减,再派人去抓药给谭玉龄煎服。  确切地说,溥仪只是粗通中医知识。在此之前,溥仪就曾亲口对我说过:  “佟阔泉是北方人,开的药方剂量大,徐思允是南方人,为人谨慎,开的药方剂量特别小。所以嘛,我就得亲自动手给予中和中和……”  我对药理一点儿也不懂,不知道溥仪的这种“中和”方法对治疗谭玉龄的病症,究竟利弊效果如何。只是,谭玉龄的病总是始终未见一点儿好转。  后来,溥仪又找来了一名西医大夫黄子正。他原是长春市内一家私人小医院的主治大夫,因为当时西医在伪满不太受欢迎,所以收入也比较少,他原本打算回台湾原籍去,可巧前几年溥仪的大腿内侧起了一条红线,让黄子正大夫给治好了,于是,溥仪赏赐了他五千元,叫他继续开那家小医院,实际上他也就从此成为了溥仪的“御用”西医大夫。  每天晚上,不管溥仪是否有病,他都得照例到伪满宫内廷来为溥仪诊治一下。  因为谭玉龄的病仍不见好,溥仪便又找来了黄子正大夫进一步确诊。过了一些日子,溥仪见谭玉龄的病还是没有一点儿起色,就有些慌了手脚,又叫来了一个针灸大夫林永泉给谭玉龄作针灸治疗。也不管有无效果,简直成了胡找庙门乱“烧香”。  结果适得其反,“谭贵人”的病不但没治好,反而越治越重。  后来,溥仪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好通过黄子正又找来了伪满新京市医院的一位日本西医给她治疗。  当时,我们几个学生按照溥仪的“旨意”,参加了在谭玉龄居住的寝室外屋的轮流值班。  也就是说,谭玉龄从病重期间一直到去世为止,我都参加了在她旁边的守候,所以,对整个诊治过程我都可以说非常清楚。  在她逝世的前几天里,我和几个学生终日轮流在外屋为谭玉龄准备熬中药或炖人参汤,并随时听从溥仪的差遣。对于谭玉龄那几天的病情发展,我也知道得非常详细。  对于谭玉龄的逝世,历来众说不一,但绝大多数是主观猜测或以讹传讹。甚至在她是否被“害”的问题上,始终纷争不已。这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我觉得作为她逝世当天始终守候在她身旁的当事人,我责无旁贷将那时的情形公之于众。  帮着打下手或煎药。出于对谭玉龄的关心,那时,我对屋内的任何一点动静都格外留心。  当天晚上,那个日本大夫带去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女护士,从那个女护士胳膊上抽血给谭玉龄胳膊上注射。  就在谭玉龄病情如此严重之际,我还听到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向我们问道:  “皇上进膳了没有?吃的是什么……啊?”  当时,我真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心想,“贵人”心地真是不错呀。溥仪上哪儿再去找这么好的妻子啊!不知怎么的,我也在内心虔诚地念叨着:保佑“贵人”早日康复吧。其实,这一点儿用都没有。她的病持续恶化不已。  时间已经到了深夜。治疗仍在紧张地进行。  忽然,听说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伪满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来到了宫内府候见室。他让门口的传达人员毛永惠马上告知溥仪,立即找正在给谭玉龄治疗的日本医生,去候见室与他会见。  溥仪哪敢不遵命?于是,那个日本医生中断了治疗,去候见室里与吉冈谈了许久。谈话内容,当然无人知晓。  之后,那个日本医生又回到了内廷,走进谭玉龄的居室,继续为她治疗,但他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那种紧张的神态了。他在不紧不慢地、无声无息地给谭玉龄治疗着。  过了一会儿,谭玉龄由于尿液排不出去,感到异常难受。于是,那个日本医生提出要给谭玉龄导尿,大概是因为这样做要接触谭玉龄的身体尤其是下部,作为一个“皇后”,“皇上”怎么能够同意如此的做法呢?  溥仪考虑后,表示坚决不同意。在这之后,谭玉龄的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就渐渐听不到她说话的一点儿声音了。  又过了许久,溥仪可能是因为谭玉龄已经濒临死亡,再也无法抢救过来,便回到他自己住的楼上休息去了。临走之际,他叫我们几个学生和那个针灸大夫林永泉一同到谭玉龄的床前为她做临终前的祈祷。  只见当时谭玉龄合着双眼,仰卧在床上,身上盖着丝绸夹被,面部还露在外边。我们面朝着她,紧张而又严肃地站在那里,向她虔诚地合掌默诵佛经——虽然我也并不怎么懂得“佛经”,只是跟随众人一起哼念着……  秋风瑟瑟。后半夜,我们正默默地站在她的床前,只见谭玉龄突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鼻孔内流出了两条鼻涕,那张周正的脸稍稍歪向了一侧。随后,她就变得再也无声无息。  谭玉龄就这样默默地与世长辞了。  噩耗马上禀报给了溥仪。我们也随之忙乱了起来,在溥仪的“旨意”下,我们几个学生默默地退了出来,由平常伺候他的几个妈妈给她更换“寿衣”——这是早就提前准备好了的。然后又将她的遗体从缉熙楼的居室内,抬到西花园植秀轩的堂屋里停放。  接着,溥仪将我们几个学生叫到他的寝室内,向他禀报谭贵人逝世的经过。我们含着眼泪,向他详述了前后的情况之后,溥仪让我们在植秀轩院中轮流守候着谭玉龄的遗体。  第二天早晨,溥仪特意派人为谭贵人买来了崭新的满族服装,让妈妈们给她换上,然后,将她慢慢地安放在准备好的灵柩中。溥仪对我们讲,为了超度她的亡灵,又请来了一些僧侣为其诵经、超度。  过了一会儿,溥仪打点停当之后,又将我和溥耊叫到他的身边,郑重其事地说:  “你们俩赶快去换衣服,穿上一身重孝,给谭贵人守灵……”  我们俩听后,刚要走,溥仪又叫住我俩,叮嘱说:  “你们俩这是当作谭贵人的孝子,要诚心地守在灵前,而且要按时祭拜。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我一定按皇上的旨意去办。”  “您就放心吧……”  我们俩一前一后地回答着溥仪。  回去换上一身白色的孝服后,我们俩就按照溥仪的要求,一齐跪在了谭贵人的灵前,确实形同“孤哀子”一般。  在溥仪的统一吩咐下,宫内的各色人等也都纷纷来灵前做了祭拜。祭奠仪式,从头到尾都搞得挺隆重,惊动了整个“新京”。  就这样,谭贵人的灵柩在植秀轩照规矩,一直前后停放了整整七天七夜。  “停七”之后,溥仪又让我和溥耊二人披重孝,扶灵柩,跟随着抬“大杠”的队伍——多少杠,我可不记得了,但在当时是异常隆重的,一直将其护送到了长春“般若寺”的最后一层院的北房正中央。  据我所知,全部丧事办完后,溥仪还特地派了专人在长春般若寺中为“谭贵人”看守灵柩。  “谭贵人”的灵柩在伪满垮台后的处理情形,我是在一九五七年受到“免予起诉”,从抚顺回到北京后,见到了溥俭和毓萶等人才得知的。他们先后告诉我说,他们在溥仪从长春逃走后,也随之仓促地逃跑了,根本没来得及处理谭玉龄的灵柩之事。当溥仪乘飞机赴沈阳,撇下这些人后,他们又从大栗子沟返回长春时,才将谭玉龄的尸首火化,带回了北京。  大概,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曾为谭贵人“披麻带孝”,溥仪又曾将我“立嗣”,再加上我的胞叔溥修一直管理着溥仪的很多家事,所以,当时溥俭和毓萶就将谭玉龄的骨灰盒寄放在了我现在仍居住的西城区南官房的家里。  这样,在家中,我一直替溥仪默默地为“谭贵人”守着“灵”。  谭玉龄那风姿绰约的形象,以及那莺回啼转的娇音,也曾时或闯入我的梦中。更令我不安的是,她临逝世前的“谜团”,始终缠绕在我的心头,多年来也没解开……  溥仪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从生理上的苦闷转向内心极度苦恼的重要原因。而溥仪的非正常心态,其实早在进入清宫不久就开始了的。当他回忆当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时,也曾直言不讳地坦白相告:“在新婚的这一天,我感不到这是一种需要。婚后,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于文绣和在伪满时另娶的两个妻子,更纯粹是我的摆设,这四个妻子全过的守活寡的日子。”  第四节 “福贵人”的命运  往常,明眼人冷眼便看得出来,愁肠百结的溥仪自从“祥贵人”——谭玉龄去世以后,心情更是变得郁郁闷闷,而且时常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来人哪!”……“拉下去!”……  这些令人心惊胆战的“旨令”,简直整天成了溥仪的口头语。  紧接着,不可避免的便是一场大打出手。他让手下人发狠地毒打手下人,如若不然,他便马上迁怒于旁人,使打人的人转眼间变成了被毒打之人。  总之,他一度仿佛失去了理智,变得更加暴怒无常。  显然,那时日本人为了控制溥仪,也试图从各方面来“驾驭”他。就在谭玉龄逝世不久,那个专门对付溥仪的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兼任伪满洲国宫内府“帝室御用挂”的吉冈安直,便找到溥仪,五次三番地劝他娶一个日本老婆,又拿来了许多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照片,让溥仪从中挑选中意者。  其实,溥仪自有他的考虑。谭玉龄的被害,他还怀疑是日本人搞的“鬼”,怎么能再找一个日本女人睡在身边,昼夜不离地监视着自己呢?  这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只不过,他不敢明说罢了。  从内心而言,溥仪是坚执不同意的,但出于畏惧的心理,表面上只是委婉地说,如果找个日本妻子,惟恐语言不通。但吉冈转而解释说,那可以专门找一个懂满洲语言的,溥仪又只得推说生活习惯不一样……  表面文章做来做去,仍绕不过实质问题。  到后来,溥仪终归拗不过老谋深算的吉冈安直,妥协的结果依然是,吉冈代他在新京南岭女子优等学校中“选”中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学生。不过,那是一个十分单纯的中国女孩子。  她叫李玉琴,是东北吉林省长春市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  据说,她的父亲原来卖过豆腐,后来一直开饭馆,家居吉林省长春二道河子附近。其父人缘颇为不错,人称“李老好”。  自从李玉琴来到宫内,溥仪就将她安置在同德殿楼上东半部的房间里居住,不久,就又正式地册封她为“福贵人”。  从此,这位纯朴的少女就仿佛与外部全部隔绝了。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伪满洲国垮台之前,她始终被“圈”在伪满宫内那个狭小的天地里——大部分的活动局限在同德殿楼上的东部,最大的活动范围也超不出内廷的院落。连见一见父母及亲人都不那么容易。  按说,也许难以令人置信,在三年多的宫廷生活中,她竟连伪宫内廷的大门槛也没有迈出去过一次。但事实的确如此。  平日,她的生活枯燥无味之极。每天常见到的人也就只能是溥仪,除此外,就是我们几个已经结婚的学生的妻子。像溥俭的妻子叶乃勤、溥耊的妻子叶希贤,我的妻子马静兰以及我的姐姐毓菊英等人。  据我所知,李玉琴的父母,只是偶然来到同德殿探望过她。除此外她平时连通信的自由也没有。多么可悲呀!  说起来,平日溥仪也不是总与李玉琴“粘”在一起,他也有他自己的规律和事情。  起初,溥仪与李玉琴相见,大多都在晚上七八点钟到夜间一两点钟左右。  有时候,他与我们吃完晚饭后,再去李玉琴那里。也有时他与李玉琴呆上一会儿,再从同德殿到缉熙楼来吃晚饭,这时,他的心情好像会好一些似的,与我们说的话也多了点儿。  自打李玉琴进宫后,溥仪较从前而言,好像越来越对注射男性激素上了瘾,有一阶段,几乎每天必打不可。  “听着,毓萳呵,你今天晚睡一会儿,等我睡着了以后你再睡觉……”  有一天,溥仪晚饭后对我吩咐说。  “是!”我不敢稍有懈怠,于是静静地坐在屋里,连盹都不敢打地等候着他的传唤。  那天,他从李玉琴那儿回来已经是午夜之后了。我仍然按照溥仪的“旨意”,在卧室内专心地恭候着他。  “准备好了吗?”  “早就为您准备好啦。”  我知道,他指的是让我给他注射男性激素之事,所以答应得很干脆。而且,事先我的确早已把针头消毒这类的准备事项弄妥了。  “这次打多少?”  对此,溥仪是一点儿也不马虎从事的。  “皇上,奴才还是按平常注射的那么多打。”  我小心谨慎地回答着他,观察着他的表情。  这时,溥仪“嗯”了一声,也就没再说什么,可当时将我吓了一大跳,以为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呢。  实际,任何事儿也没有。注射后,溥仪穿好衣裳,又再次叮嘱我说:  “这几次针注射得不错。打今儿起,我也许睡得更晚一点儿,你也得完了事才能睡觉。”  “是,是。”虽然我嘴里答应着,当时,我却并不明白溥仪的真正用意。  过了一天,到了夜间,我才发现溥仪确实睡得比以前更晚了。他从李玉琴那里回来时,我都困得拿不起个儿来了,而一听见他回屋的动静,就得赶紧勉强挣扎着打起精神,拿起针头全神贯注地为他注射。  他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溥仪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从生理上的苦闷转向内心极度苦恼的重要原因。而溥仪的非正常心态,其实早在进入清宫不久就开始了的。当他回忆当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时,也曾直言不讳地坦白相告:“在新婚的这一天,我感不到这是一种需要。婚后,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于文绣和在伪满时另娶的两个妻子,更纯粹是我的摆设,这四个妻子全过的守活寡的日子。”  有一天后半夜,我为溥仪注射完男性激素,走出缉熙楼时,外面的麻雀已经吱吱喳喳地叫起来了。这也就是说,天已经快大亮了。其实,当时我的心里也在思忖着,溥仪的生活这么没有规律,注射什么激素都不行呀。生活注意点儿,比这恐怕要强得多。  可那时,我全然不知道,溥仪的生理早已经在京城的宫内,就随着他生活的畸形和没有节制而陷于完全病态了。  据我后来所知,溥仪与李玉琴之间也根本没有什么夫妻之间的“幸福”可言。  溥仪那原本不正常的病态心理,对“福贵人”不可能有哪门子温暖,只是拿她作个解闷的“妻子”而已。李玉琴后来亦曾谈过这方面的情形。她说:  “溥仪有一天曾经对我谈起,我一天都是烦人的事情,哪儿有什么欢乐的事啊?只是你一来到这里,我才稍微高兴一点儿。所以你就得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让我高兴才对。我高兴的事情,你要做,我不高兴的事儿,你就不能去做。你的任务就是这么简单……”  也许,直到此时李玉琴这才明白,自己不过是溥仪在烦闷之时,手中的一个活“玩具”呵!实际上,她也是刚刚过了玩“玩具”的年龄不久。  在伪宫内近于囚禁般的生活里,她又拾起了玩具,整天抱着一个大个的布娃娃不松手,算是作为她的精神寄托。  宫里头知道的人们中,甚至有人不免说她单纯得近乎有点儿“憨”。话说回来,哪个正值青春妙龄的大姑娘整日里被圈在一个不能轻易见着人的地方,还能够有内心的真正欢乐呢?!  偶然,也可以见到溥仪带她去同德殿去看一看电影,虽说都是那些看过了多少遍的旧片子,毕竟在单调的生活中有了一点似乎新鲜点儿的内容。可是,次数少得太可怜了。以后由于战事紧张,宫内干脆就不让放映电影了。  于是,这惟一的一点儿乐趣也就没了影儿。  愁闷中,李玉琴想方设法地寻开心,竟又独出心裁地学起了骑自行车,在宫内四处逛游,但可叹的是,她连伪宫大门口都没有骑出去过。  岁月如流。待她走出伪满宫内府的大门之时,已经是日本关东军遭到彻底失败、伪满洲国垮台的末日了。  那些日子,我们在伪满宫内所见之人,无不充满了悲戚慌遽之情,真应了那句话: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糊里糊涂中,李玉琴跟随溥仪与我们一起逃到了通化大栗子沟。溥仪临走时,曾告诉她过几日再来用火车接她去日本,谁想竟一别十几年后才见的面。  哎,回想起来,她在那段日子里,真是一个无福的“福贵人”。  当我们随溥仪去了苏联后,她便伴随“皇亲”一行人,在东北飘泊了一阵子。没辙的情况下,她又跟着何长工带领的一支东北抗日队伍,在风雪呼号中行军,颇受了不少的罪,后来总算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长春的家里。  尔后,她又由于某种原因,去了天津日租界永平里五号溥修的住处。虽然至此溥仪的下落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溥修竟然提出了让她为皇上“守节”。她对溥仪当时还存有“迷信”心理,于是也就心甘情愿地为被苏联人俘获走的溥仪,莫名其妙地守上了“节”。  这种状况,竟至维持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那,是多少个凄凉的日日夜夜呀……  困窘的生活无法继续,她又追随溥修从天津回到了北京度日。  恰巧,当李玉琴在北京的那一阵子,我的两个孩子也正在北京无人照管。  那当儿,溥修根本顾不上这些,李玉琴就千方百计地照看这两个孩子。可以说,我的这两个孩子基本上是李玉琴给带着的。至今,我的孩子们每逢提起她来,依然是满怀深厚感情的——因为在困苦中共度艰难之人,感情最为真挚,这是常人在常日里难以理解的。  多少年来,她每逢到北京,也总是上我家里来看一看。大凡从艰辛的日子里一起度过来的人,谁不记惦着对方给予自己的一点好儿呢?  时至今日,我也仍然万分感激她对我的两个孩子和我的一家的情份呢!  后来,我才知道,自称为溥仪“守业”,而又只会坐吃山空的溥修,当时生活也极为困难,对李玉琴更加苛刻,连大便纸都不给她买。  以至,她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当若干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她还向我屡屡叨念起过这档子辛酸的往事。  在种种困境中,李玉琴愈加思念着家人,想起来便寝食不安。于是,便又由毓萶陪伴返回了东北长春的老家。因为溥修在此之前,曾卖掉了在天津的一些财产和三所房子,李玉琴临走前才又从溥修手中接过了一些钱,以作回家的盘缠以及日后的生活之资。  当时,李玉琴回到长春后仍然不知溥仪的真实下落。虽然她也曾反复、徒劳地打听过,但一直杳无音信。其实,那时溥仪和我们已经从苏联返回了中国,正被关押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后来,李玉琴得知此信儿,才找到了战犯管理所与溥仪见了面。这已经是后事了。  就我这个局内人来看,溥仪的婚姻,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能说不是个悲剧。  而在晚清到伪满傀儡朝廷这一场无可逃脱的历史大悲剧中,他的家庭悲剧——包括与李玉琴的姻缘,不过是必然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的政体由执政制改为君主立宪制,溥仪也从伪执政改为伪皇帝。成为伪皇帝后,溥仪颁布的第1号帝室令中就规定了“尚书府典守御玺、国玺并掌关于诏书、敕书以及其他文书之用玺事务”。  “国玺”和“御玺”什么样  在一些电视剧和历史故事中,“御玺”常常是争夺皇权必不可少的要素,很多精彩故事也常围绕其展开。在民间,人们对“御玺”的认识常常是以讹传讹,戏说的成分非常大。比如,电视剧《隋唐演义》中,就有一出瓦岗寨首领李密派王伯当用“传国玉玺”换回萧后,秦琼、程咬金、罗成等瓦岗将领因此与李密反目的剧情。  说到这里,想必大家会注意到“御玺”与“传国玉玺”中的“御”和“玉”两个字了吧!两者有什么不同呢?“玺”是印章的意思,“御玺”的“御”指的是皇帝个人专属专用,“传国玉玺”中的“玉”应该是表明“传国玺”的材质是“玉”。由此,我们再举一个比较现代一点儿的例子,比如一家单位既得有单位的印章,还得有法人代表的印章。单位的印章相当于“国玺”,法人代表的印章相当于“御玺”。由此,大家也就可以了解伪满洲国尚书府的主要职能了,它负责掌管伪满洲国的“国玺”和溥仪的“御玺”。  据文献资料记载,伪满洲国“国玺”印文图案为85厘米的正方形,上面写着“满洲帝国之宝”;溥仪“御玺”是82厘米的正方形,上面写着“皇帝之宝”。“国玺”和“御玺”均为碧绿色的玉制品,带有兰花纽。溥仪与妃子文绣  溥仪用印程序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伪满洲国尚书府大臣是一个闲得不能再闲的闲官。第二任尚书府大臣袁金铠是一位饱学之士,他闲着没事常常为皇后婉容抄写唐诗打发时光。  尚书府大臣虽然是个闲职,但是工作却不能有丝毫怠慢,因为他负责伪皇帝颁发的诏书、叙勋状、任命状以及伪满政府所颁发的一切重要法令、章程、规则的用印工作。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小事。大家对“叙勋状”可能不太了解,它是对外交往的国书。尚书府大臣每个月月底要列表统计用印的次数和缘由,奏报给溥仪。  溥仪十分重视“国玺”和“御玺”的使用情况,因此,他对用印之事管理得十分严格。平时,溥仪把“国玺”和“御玺”都放在身边,由随侍严桐江保管,出宫的时候也要带在身边。尚书府需要用印时,由专人持尚书府大臣的“请玺牌”找溥仪取印,用完后立即还给溥仪。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去溥任先生家。寒暄过后,溥任先生的夫人张茂莹托我一件事,要我帮她把时令鲜果送往载涛遗孀王乃文处。我与王乃文长辈虽不熟稔却也相识,她是载涛先生的三太太,按我儿时管载涛叫七爷爷推论,该称她七奶奶。可人家本身是三太太,称七奶奶会有歧义,大为不妥,所以,家中长辈让我叫她金奶奶。  去溥任先生家原本是想讨教一些事情,因为日前偶见一本1985年出版的香港杂志,上面刊登着李淑贤的“大作”。对那“大作”颇多疑问,欲在溥任先生家解惑。然而,不知如何发问。踌躇间,一听张茂莹先生差遣,豁然开朗,何不趁此良机向金奶奶讨教?  刚一落座,我便硬直发问:“金奶奶,您熟悉李淑贤吗?”  金奶奶回答:“那是我侄媳妇,曾多有走动,当然熟悉。”随后又反问我:“你怎么想起问她来了?”  我亮出那本香港杂志,告诉金奶奶:“这上边登着她的大作,大标题是‘我和溥仪’,副标题是‘从友谊到爱情’。”金奶奶闻之一愣:“从友谊到爱情?这是她说的?真不知道寒碜!”  斟上茶后,金奶奶说她眼神不济,让我把那文章念给她听。溥仪  于是我就开念,当念到文章中述说有两位封建贵族小姐在她之前紧追、纠缠溥仪,还描述出她们的梳妆打扮时,金奶奶让我打住,再念一遍。“一个满头珠翠,身着绣花旗袍;一个头顶珠宝,打扮得花枝招展。”我遵嘱又念一遍。  金奶奶由此打开了话匣子:“这不是满嘴跑瞎话吗?解放十年了,除了戏台上有这景儿,谁家姑娘有这打扮?那时候的姑娘再好美也顶多烫个头,半截子头发,这珠翠珠宝的可怎么戴呀?糟蹋人也没这么糟蹋的吧!”  品味金奶奶的评论,心中暗叹:可不是嘛,那时候的年轻女性甭管烫发、梳辫子还是“半截子头发”,无非戴个发带、发夹,李淑贤所说的“满头珠翠、头顶珠宝”根本不可能。还有那绣花旗袍,除了戏台上见过,日常生活中从未有见……李淑贤确实是“满嘴跑瞎话”。香港的编辑也够蠢的,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不怕砸了杂志的牌子?也许是对内地的情况全然不知,来文照登?  随后金奶奶告诉我,那俩闺女她都熟悉,头一个是婉容的姨妹,因为溥仪到人家家里做客,溥仪和那闺女聊得挺好,所以有人撮合,后来溥仪说要找也找苦出身的,这件事就打住了,人家闺女根本没纠缠过溥仪。况且溥仪有什么可纠缠的?那时的溥仪在香山植物园上班,月薪60元,一边劳动一边还得写思想汇报,值得纠缠吗?  金奶奶接着说,过了一段时间,溥仪调到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工作,载老瞧他饭不会做、衣裳不会洗,日子过得不像个日子,可怜他,想把他们的干闺女介绍给溥仪。载老跟溥仪一提,溥仪就说要找苦出身的,要不然就不找。这事到这儿就画句号了,哪有什么“紧追”和“纠缠”?  没等我说话,金奶奶又道出了她干闺女的一段往事,“文革”抄家那会儿,俞平伯家的保姆被红卫兵轰走,俞平伯夫妇年老多病没人管,是她冒着风险去照料两位老人。金奶奶说,这人品岂是李淑贤能及的?  由介绍干闺女的为人又说起李淑贤,金奶奶说:“李淑贤是溥仪在政协的同事周振强和人民出版社一位姓沙的编辑介绍给溥仪的。溥仪和李淑贤初次见面是1962年春节,几个月后的4月21日就登记了,4月30日举行的婚礼。婚礼那天,载老和我都去了。”  金奶奶评价:溥仪和李淑贤的恋爱不单“快”,而且两人全没说实话。说到这儿,金奶奶用了一句戏词:“两人心思怀中揣。”  原来,溥仪瞒了自己不能生儿育女的毛病,而李淑贤则把自己的身世打了折扣。  李淑贤跟溥仪说她8岁丧母,14岁丧父,在她17岁上继母将她卖给一个阔佬儿当妾。她不堪继母虐待,从江南跑到北京投奔表姐。李淑贤的这番表述让溥仪动了心,其实是溥仪受了骗。因为政协机关调查的结果跟她的自述不一样。  李淑贤曾在上海当舞女,还跟多人姘居。1949年后正式出阁嫁了人,在与溥仪交往之前刚刚离婚。但是,当政协机关的调查出炉时,溥仪已和李淑贤领取了结婚证。相识不足几个月就迫不及待地登记,为什么没等调查结果……只有溥仪能说清楚。  金奶奶还说,在溥仪得知李淑贤和自己交往之前刚刚离婚的消息时,也曾大为光火,还信誓旦旦地要去兴师问罪,后来不知怎的就悄没声儿认栽了。金奶奶感慨:“这恐怕就是溥仪的命,原本想捂住自己的毛病,却让李淑贤骗了个底儿掉。”  金奶奶感慨完之后问我:“动菜刀的事你听说了吗?”我摇了摇头。  金奶奶便又讲述起来。溥仪和李淑贤成家没多久,有一回李淑贤在厨房切菜,让溥仪摆饭桌,溥仪不慎摔破了几个碗,李淑贤便攥着菜刀训斥溥仪:“你想干什么,不过就离婚!”吓得溥仪跪地求饶,这事才算过去。溥仪也是,像这样的家丑就别外扬了,可他却拿这事当故事讲。旁人听过一乐,沈醉却记在心里了,后来沈醉在一篇文章中讲了此事。  李淑贤不干了,她跑到沈醉家兴师问罪,沈醉告诉她说那是据闻而写,不是他自己编的。沈醉不愿和她纠缠,所以告诉李淑贤“不信去问溥杰”。要是知趣的话,打沈醉家出来就别再折腾了。可李淑贤又转到溥杰家问罪。李淑贤一边哭一边号地指责溥杰败坏她的名誉,破坏她和溥仪的幸福。  溥杰本想息事宁人岔开话头儿给她个台阶,就跟她说:“别信沈醉的,他是军统。”不料,李淑贤不识高低,调门儿越升越高,不单指责溥杰,更“控诉”起整个爱新觉罗家族来。什么封建余孽啦,歧视劳动人民啦,合起伙来造她的谣啦……越说越不着调儿。平时从不动气的溥杰沉下脸来一拍桌子:“就是我说的,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没想到,溥杰这一拍桌子,李淑贤就像断了电的喇叭没声了,愣了一会儿神,灰溜溜地转身走了。  这位大嫂好做梦  金奶奶数落溥仪,说溥仪但凡有溥杰的三分之一,李淑贤也不会如此嚣张。金奶奶说,溥仪月薪不低,政协又配给他每月一条烟,可他却逢人讨烟抽。问他为什么这么寒酸?他说薪水由李淑贤管,李淑贤不给买烟的钱,溥仪只能把“名额”让人,但收取十分之一的“回扣”,即一条烟由别人买,溥仪抽一盒不花钱的烟。金奶奶说,李淑贤不抽烟,又不让溥仪抽烟,那烟就这么“便宜”给人了。  当时,我禁不住问:“溥仪干吗这么怕李淑贤?”  金奶奶回答:“怕离婚呗。”金奶奶说,溥仪曾跟他们诉过苦。说当初在天津闹过一次离婚,小报报道不断,弄得他灰头土脸;后来长春的李玉琴又跟他离婚,他又灰头土脸,如今成了“社会主义新人”,要是再闹离婚就没脸活着了,他从心底里怕离婚。李淑贤抓住了溥仪这一怕,动不动就喊“离婚”,溥仪一听这俩字就告饶,有错没错都认错,李淑贤也就越来越嚣张。  对于李淑贤的“刁”,曾听介绍过。有一年与溥杰先生既是至亲又是好友的达理扎雅来京,其时将到溥杰先生生辰,达理扎雅提议邀至亲们聚一聚为溥杰做寿。  盛情难却,溥杰就应允了,但坚持自己做东。溥杰首先邀请溥仪夫妇,并且亲自登门相请。可届时李淑贤不去,说溥杰没请她。溥仪低声下气恳求,说那天二弟来请时,明确说的是“两位光临”,怎能说没请你?  李淑贤驳斥:“我不姓两,也不叫位,更不是你的贴身丫头,他没点明了请我李淑贤,我就不去,你要去你只管去,我不拦着。”溥仪无论再怎么哀求也无济于事,只得悄悄出门打了个电话,谎称李淑贤病了,他得留家照看。那次溥杰的寿宴,载涛、溥任等全到了,至亲中只有溥仪夫妇“没赏脸”。  事后,李淑贤那“不称名道姓地请我,我就不赏他那个脸,我不去,溥仪敢去才怪呢”的“挑眼”,由她自己口中传出。然而,她这一犯“刁”没“刁”出威严来不说,反倒让亲戚们都像躲瘟神一般,能躲着她就躲着她了。  听金奶奶一席话,再加上往日所闻,对李淑贤有了初步了解,也对香港杂志刊登的李淑贤“大作”有了看法。  再去溥任先生家,聊起从金奶奶处得知的李淑贤往事,由此引起溥任的话头。溥任说:“还有新鲜的呢,我的这位大嫂好做梦,头一个梦折腾得谭玉龄的骨灰搬了家;第二个梦折腾得溥仪的骨灰搬了家……”  溥仪先后和五位女人成亲,他最心宜的女人是谭玉龄。然而日本人却对谭玉龄有成见,认定谭玉龄会对溥仪效忠日本天皇的思想有副作用,所以在1942年,借给她治病之机动了手脚,致使谭玉龄芳龄早逝。溥仪为表歉疚,特意从北京借去全套皇杠给她大办丧事,其灵柩停放长春般若寺,直到日本投降后才火化。  火化后的骨灰由溥俭带回北京,由溥修保存,溥修过世后毓嵒接替。待溥仪被大赦后,毓嵒将骨灰呈送溥仪,溥仪一直珍藏在家中。与李淑贤结婚之后,李淑贤便要溥仪想办法处理,溥仪于心不忍。一见溥仪不听话,李淑贤就做梦了。  一天醒来,李淑贤满脸惶恐,告诉溥仪她夜做一梦:谭玉龄身穿白纱飘然入室,一下扑在床上,她被吓得半夜没睡。然后恐吓溥仪,得立刻拿定主意。  溥仪忙不迭地唤来毓嵒,对毓嵒说:“谭玉龄的骨灰放在这儿,你大婶害怕,还是你拿回去替我保管吧。”毓嵒无奈把骨灰捧回自己家中。后来,长春有关方面闻知谭玉龄的骨灰在北京,派员与毓嵒协商。于是谭玉龄的骨灰返回长春,现存于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  李淑贤的第二个梦做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溥仪已经过世有年。她跟人说:“我做了个梦,梦到一个朋友抱了条龙到我家来,朋友说他要出差,请我代为保管这条龙。谁知道那朋友一松手,龙就钻回水井里……”然后她解释这是溥仪托梦,接着她便张罗把溥仪的骨灰送往西陵的“华龙陵园”。并且强调:“说我迷信也好,我就是觉得这事该现在办成。”  溥仪死后,骨灰一直安放在八宝山公墓,与傅作义等人的骨灰同处一室。李淑贤在散布溥仪托梦的同时,还大言不惭地向外国友人杜撰,说溥仪在1967年10月17日晚临终前嘱托她,要她把骨灰设法安放到西陵……  但凡知道详情的人都对她的杜撰嗤之以鼻,因为溥仪死前终日昏迷人事不晓,何曾有过嘱托?再者,60年代的“嘱托”90年代才“亮相”,岂不是咄咄怪事!  她一见“托梦”和“嘱托”亲戚们不相信,又发出另一怪论:“溥仪的骨灰现在存放八宝山公墓,等我百年之后没人交纳保管费,势必会深葬,所以我要买块墓地,先将溥仪与谭玉龄合葬,我死后也去那里。”  不过,两年后,待李淑贤身患绝症留下遗言时又变卦了:“溥仪当了大半辈子的傀儡,死后不能再让他当招牌了,我的骨灰坚决不要和溥仪葬在一起,我要去八宝山人民公墓。”  李淑贤何以非要将溥仪的骨灰从八宝山公墓迁往西陵“华龙陵园”?原因并不复杂。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位香港开发商投资“华龙陵园”,因其地处西陵,离北京、石家庄等大城市路途相对遥远,所以陵园建成有日却售出墓穴不多。有人向这位开发商献策,说末代皇帝溥仪的骨灰若能来“华龙陵园”,必有轰动效应,能抬高“华龙陵园”的身价。  这位开发商深信不疑,通过关系找到李淑贤,几次商谈之后,李淑贤终于放话应允。随后就“做梦”,梦到溥仪化成小龙求她……接着就“想起”20多年来无人知晓的“溥仪嘱托”。用心不可谓不良苦,计划不可谓不周详,无奈亲戚们不上当,一致表示根据溥仪“做社会主义新人”的心愿,骨灰安放在八宝山最为妥当。可李淑贤一意孤行,不把溥仪的骨灰弄到“华龙陵园”不罢休。  1995年1月26日,李淑贤抱着溥仪的骨灰,乘坐一辆并非溥仪生前机关所派的马自达轿车从八宝山公墓到了西陵“华龙陵园”。溥仪的其他亲属未有一人出席,当然更无一人随行。亲属们还曾向有关方面反映,反对李淑贤所为。但有关方面答复:李淑贤是遗孀,第一继承人,取走溥仪的骨灰是她的权利,将骨灰安放何处也是她的权力。 在一些电视剧和历史故事中,“御玺”常常是争夺皇权必不可少的要素,很多精彩故事也常围绕其展开。在民间,人们对“御玺”的认识常常是以讹传讹,戏说的成分非常大。比如,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隋唐演义》中,就有一出瓦岗寨首领李密派王伯当用“传国玉玺”换回萧后,秦琼、程咬金、罗成等瓦岗将领因此与李密反目的剧情。  说到这里,想必大家会注意到“御玺”与“传国玉玺”中的“御”和“玉”两个字了吧!两者有什么不同呢?“玺”是印章的意思,“御玺”的“御”指的是皇帝个人专属专用,“传国玉玺”中的“玉”应该是表明“传国玺”的材质是“玉”。由此,我们再举一个比较现代一点儿的例子,比如一家单位既得有单位的印章,还得有法人代表的印章。单位的印章相当于“国玺”,法人代表的印章相当于“御玺”。由此,大家也就可以了解伪满洲国尚书府的主要职能了,它负责掌管伪满洲国的“国玺”和溥仪的“御玺”。  据文献资料记载,伪满洲国“国玺”印文图案为85厘米的正方形,上面写着“满洲帝国之宝”;溥仪“御玺”是82厘米的正方形,上面写着“皇帝之宝”。“国玺”和“御玺”均为碧绿色的玉制品,带有兰花纽。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伪满洲国尚书府大臣是一个闲得不能再闲的闲官。第二任尚书府大臣袁金铠是一位饱学之士,他闲着没事常常为皇后婉容抄写唐诗打发时光。溥仪  尚书府大臣虽然是个闲职,但是工作却不能有丝毫怠慢,因为他负责伪皇帝颁发的诏书、叙勋状、任命状以及伪满政府所颁发的一切重要法令、章程、规则的用印工作。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小事。大家对“叙勋状”可能不太了解,它是对外交往的国书。尚书府大臣每个月月底要列表统计用印的次数和缘由,奏报给溥仪。  溥仪十分重视“国玺”和“御玺”的使用情况,因此,他对用印之事管理得十分严格。平时,溥仪把“国玺”和“御玺”都放在身边,由随侍严桐江保管,出宫的时候也要带在身边。尚书府需要用印时,由专人持尚书府大臣的“请玺牌”找溥仪取印,用完后立即还给溥仪。  伪满尚书府共有3位伪大臣,分别是曾做过吉林省省长的郭宗熙、曾做过张作霖秘书长的袁金铠、曾做过东北边防军中将旅长的清朝皇族吉兴。这3位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投降了日伪政权,他们的人生注定会泛起波澜。  郭宗熙在清末、民国及伪满洲国都曾担任要职。生于1878年的郭宗熙是光绪年间进士,1904年任长沙府中学堂监督。1909年任吉林省东南路分巡兵备道道员。1910年任吉林交涉使。1911年任吉林西北路分巡兵备道道员、滨江关监督。在清朝亡国之时,郭宗熙已经是一名副省级高官了。  民国时期,郭宗熙先后任吉林提学使、吉长道尹兼长春交涉使、吉林巡按使、吉林省长、中东铁路督办等职。1928年,郭宗熙被张学良聘为中东铁路公署高等顾问。可见,郭宗熙深受当局的重视。遗憾的是,郭宗熙后来降日,成为伪满尚书府第一任大臣。郭宗熙于1934年去世,如果他能在生命中最后几年里坚守民族大义,他的人生应该是很精彩的。  对于今天的长春来说,郭宗熙留给这座城市的不仅仅有他那段独特的人生经历,更有他在天津路3号的老宅。这栋古朴的宅院位于长春市南广场西侧一条狭小的胡同里,其建筑风格很少见,带有一些巴洛克风格,但又不是非常典型。这栋老宅经历了历史的变迁,一直留存到今天,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如能加以修缮,它定会更好地发挥作为城市历史文化见证实物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张作霖出身草莽,能叱咤风云,统一东北,经略蒙疆,进而问鼎中原,并一度操纵北京政权,所有这一切,皆因他在当时任用了大批知识分子,而袁金铠无疑是这批知识分子中的领军人物之一。  袁金铠的政治仕途早于张作霖数年。在张作霖投降清政府从军时,袁金铠已经成为奉天省谘议局副议长。可以说,张作霖在东北的崛起与袁金铠的出谋划策关系很大。张作霖在取得奉天的统治权时,对袁金铠说过:“我之有今日,皆六兄之谋。今后更望有关军政各事多加帮忙,富贵与兄共之。”此后,袁金铠一直在张作霖的左右,为其出谋划策,并助张攫取了黑吉两省。  袁金铠对张作霖的另一贡献就是举荐人才。他举荐的王永江成为张作霖的左膀右臂,当时的人们说张作霖“文有王永江,武有杨宇霆。”可见,王永江对张作霖的作用有多么大。这里说句题外话,张作霖曾经说过:“吾此位得自马上,然不可马上治之,地方贤俊,如不我弃,当不辞厚币以招之。”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可见张作霖能够从土匪成为权倾一方的东北王,也绝非浪得虚名。  吉兴是爱新觉罗的后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历任奉军参谋处长、27师参谋长、黑龙江炮兵团长、吉林督军署参谋长,领陆军少将衔。九一八事变时,吉兴已任陆军第13混成旅中将旅长兼延吉镇守使。  伪满洲国成立后,吉兴被授陆军上将衔。当时,伪满洲国共有12位上将。除吉兴外,还有张景惠、张海鹏、张文铸、于琛澂、于芷山、王静修、王之佑、王殿忠、邢世廉、郭恩霖、乌尔金。  吉兴为日本人卖命,多次打击抗日武装,这成为其人生挥之不去的污点。  吉兴的寿命很长,活到了90岁。 1924年11月5日,这一天,溥仪被逐出故宫。  这一年,溥仪十九岁。  一般人所不知的是,载沣在溥仪出宫前,不止一次赶赴南苑驻军营地,试图亲自劝说冯玉祥不要“逼宫”。  但冯玉祥丝毫不为所动,溥仪此前也曾派帝师陈宝琛拜望过冯玉祥,也被拒绝。  一个有趣的历史内幕发生在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等商量如何执行几经修改的《清室优待条件》时,当时,鹿钟麟仅仅带领二十人的手枪队,怀里揣着两颗手榴弹,从神武门闯进紫禁城,赶往养心殿。  这些士兵采取“钉人术”,每见到一人,就强令站住,这样一直找到内务府大臣绍英,要求他向溥仪马上转达命令,限时离开紫禁城。  当时溥仪正在储秀宫跟孙耀庭踢完鸡毛毽后,跟婉容一起吃苹果。  由于事态紧急,限时将到,鹿钟麟将怀中揣着的两颗手榴弹掏出来,猛然摔在绍英的桌上,故意大声向随从说:时间虽然到了,景山先不要开炮,再延长二十分钟……  溥仪被吓得胆战心惊,只好在鹿钟麟等人的“护送”下,怅然离开了紫禁城。溥仪年幼照片  巧合的是,四十年后,溥仪在全国政协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活动上,遇到了鹿钟麟等人,溥仪特意向鹿钟麟询问当年景山上是否真的架有大炮。  鹿钟麟哈哈大笑:“那是骗你的呀,哪儿有什么大炮?”  溥仪出宫之际,召唤心腹之人去养心殿西暖阁将最具书法价值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私藏在行李卷中欲带出宫外,结果被守门的国民军搜出,《快雪时晴帖》后来辗转到了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而三希堂的另外两件珍品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被敬懿太妃偷偷地带出了宫,此后又叫贴身太监卖给了后门桥一家名叫品古斋的小古玩店。1951年,故宫将两件珍品从香港的英国汇丰银行购回,现藏于北京故宫。 大家都知道溥仪是慈禧指定的皇位接班人,那么慈禧与溥仪家族有着怎样的渊源?从下面两个例子中,大家可以看到慈禧对溥仪家族的厚爱。  溥仪父亲娶了荣禄的女儿  溥仪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慈禧指定的。当时,溥仪的父亲已经有了婚约,慈禧也知道这件事,但是慈禧可不管那一套,她为了拉拢溥仪父亲和母亲两个家族的势力,强硬地赐婚了。溥仪父亲载沣家族是醇亲王家族,是清朝的皇室,是可以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溥仪母亲瓜尔佳氏家族也不是等闲之辈。  荣禄是慈禧身边的红人。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光绪帝起用康有为、谭嗣同等参预新政,准备实行变法。慈禧太后惟恐形势有变,于是迅速起用了手握兵权的荣禄,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帅袁世凯等人控制的军队。光绪帝颁布推行新政、起用新党等一系列谕旨,引起了一班守旧大臣的极度恐慌。荣禄见此情形,立即进京密报给慈禧太后。这时,恰好慈禧和光绪要去天津阅兵,朝中的维新派想利用倾向维新的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乘机杀掉荣禄。不料,袁世凯告密,荣禄连夜赶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报告。慈禧乃于次日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  这两个家族的结合,更像一桩政治婚姻,冥冥之中注定了溥仪的身世会与众不同。溥仪  溥仪外祖父娶了慈禧的“丫鬟”  荣禄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溥仪的父亲,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溥仪的外祖父。耐人寻味的是,荣禄的婚姻竟然也是慈禧赐婚。慈禧把自己身边的宫女赐给了荣禄。  另外,溥仪的祖父娶了慈禧的亲妹妹。这些因素虽然不能成为慈禧在生命最后一刻选择溥仪为光绪皇帝继任者的主要因素,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曲人性的悲歌;乱世中对人心的筹谋,你来我往间,深意却是灵魂深处最简单的初衷——但求三寸净土换得安眠。编剧陈文贵给了这部剧一个沉稳的基调和一个轻快的节奏看似相悖。导演阎建刚给了这部剧一种悲怆的气氛和一种明亮的色彩感看似不协调。演员吴秀波和孙淳给了这戏一次好人和“混蛋”的角色立意和内心深处将程婴和屠岸贾还原为人的诚心表演看似不搭。这是一出矛盾的戏剧,用最简单的故事和大白话式的台词讲给观众,实质却有对“忠义”的解读,对人性的思考和如何立世为人的深思。这一点上来说,《赵氏孤儿》是一部有点高级的戏剧,这点有意思在如今“基情”和“琼瑶”满天飞的当下弥足珍贵。  故事:赞编剧的巧思布局  这是一个好本子  演员的二次发挥给了这部戏十足的加分,但第一眼看去,仍然要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本子。编剧陈文贵给该剧一个全新的好立意,巧妙的设置了一盘棋,不要跟他讲什么“观棋不语真君子”的话,他的每一招式,都借演员之口讲给你听,于是,一个充满筹谋和奸诈甚至有点血腥的悲剧轻轻挑起了一根主线,全盘尽解。观众一边看戏一边猜度的当下他已经找准脉门的一击即破,你拍着脑门感叹——原来这个局的谜底在这里,他已经跑去编下一次谜语和设置下一个戏剧点高潮了。可以说,这是个聪明的写作者,他既保留了大历史剧的唯物史观和一种大气的风格,却也不乏循循善诱的耐心讲解。对于该剧,观众不会有看不懂的故弄玄虚之感,每一次交锋,都是主人公男人和男人间的硬碰硬充满智慧。他的笔下,不论是大奸臣屠岸贾,医者仁心的程婴,看似软弱的景公,忠义之臣韩厥,还是数个女性角色庄姬,宋香都有千人千面的性格。陈凯歌版的电影《赵氏孤儿》只是讲了一个众人皆知的故事什么也没留下,电视剧版用更长的篇幅将他们落地为人,不论忠奸皆给他们灌输了为人的那股子精气神。把一部“大剧”讲得平易近人,这点来说,编剧确实做到了。两个人的对戏充满看点  人物:敬吴秀波  孙淳“扎”戏激情四射  如果说,已经好久看不到戏中游刃有余半玩半演的吴秀波如此用力的演整部需要时时刻刻藏着掖着的角色不知你是否能看明白,我们也看到在中年大叔范上越走越远的孙淳终于又回到了“走向共和”范儿上,不禁感叹——你还是适合这种老奸巨猾的角色。而练束梅,从《圣天门口》到如今的宋香,青衣范儿带点泼辣劲,给你人的第一感觉是很舒服。这是一出没什么大场面的戏剧,没有《楚汉》中大场面的搏杀,战争场面也就是北京郊外跑出一满脸是血的汉子大喊一声——报告大王,我军大捷。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大段隐藏着深意的人物特写对话,暗光中,孙淳和吴秀波的两张侧脸,机位一点点的捕捉他们的每一丝情绪的变化,你执黑棋,杀我个片甲不留,我却留着一手等待直捣黄龙。两个戏骨的对戏,他们演得酣畅淋漓,我们也看得过瘾。不喜欢用飙戏这个词,却愿意为他们两个人的戏起一个名词——扎,因为他们的演技已经有了刀刀见骨的透彻感。孙淳,演一个历史上奴才式的司寇屠岸贾,本以为应该两撇小胡子随时挂着奸诈的笑。但这一次,他穿着厚大甚至显得肥硕的衣服,全剧有一种定海神针似的气定神闲。他是一个奸臣,就是什么奸诈的损招都提前告诉你,然后躲在一边看热闹似的看人见招拆招。他的坏,放在当下,也就是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佐证,谈不上翻案风,顶多是编剧,导演和孙淳本人对角色的最终定位。而吴秀波版的程婴,剧中有一句口头禅似的定位——我就是一个医匠,我只救人不杀人。故事从他起,最后的杀青戏也落在他身上,《黎明之前》后,大概这是最能烘托他气质的角色,稍加用心,成了。全剧也可以起个洋气的名词“程婴很忙”,屠岸贾端坐其中,程婴围着他跑小圈,这一跑,就是几十年的光阴。  小推荐:  未免剧透,人物和剧情留待下次分解,但这些表演上的小高潮,你可以留意。  看屠岸贾:为父的那点小心思  编剧陈文贵在编剧阐述的最后一句话里对屠岸贾的评价是——一个慈父。他是一个父亲,毕生追求是为儿铺路,所以剧中渲染屠岸贾人情的部分留给了他和儿子的戏。那个儿子一哭拎起裤子拔腿就往内室跑的父亲有点可爱,那个儿子战场归来哭倒在夫人灵位前的父亲有一丝感伤,那个被亲生儿子出卖全盘皆输心如死灰的父亲充满悲剧感。关注这些戏,也能看到演员孙淳的小心思。  看程婴:那点为夫的小心思  摔孤,和屠岸贾的戏都是想得到的精彩,但戏中,可以关注的还有程婴和夫人的戏,那段只要他们夫妇出现就会有的古琴配乐清透,夫人那句“你说你的智慧有半斤,我的呢?”“夫人在我心中何止千金”。最后一集雪夜中相携着死去,没有吻戏,更不谈床戏,这两个人的戏,相濡以沫的感觉刚刚好。应采儿饰庄姬  看庄姬:她只是一个母亲  应采儿很久没有把闹腾的性格隐藏在端庄的白衣下去塑造一个高高在上的公主,初看她的表演是惊喜的,她就是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剧情的后半段,她认子的几场爆发戏演的出彩。  看宋香:她只是一个妻子  她的一生,就是程婴的妻子,失子之痛疯癫了,治愈了待程婴都一如往昔。练束梅的泼辣给了这个人物很多的市井气,更好的解释了悍妻贤夫这种经典配搭。她的精彩,都集中在和程婴的对手戏上,一场失子后万念俱灰被程婴抱着的戏让人印象深刻。 清末民初,中国民众好谈宫闱秘闻,即便识字不多的市民也能读懂的通俗小说,自然成了“讲新话”的最佳载体。在清代十三朝中,雍正是一位施行恐怖、苛严政治的强权统治者,关于他的流言蜚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世人眼里,这位皇帝夺位前老谋深算,即位后冷酷无情。他屡行大狱文网森严,广布耳目,令人谈虎色变……。凡此种种都为他的统治蒙上了一层诡秘的色彩。当时的小说以雍正轶事做为谈资的有胡蕴玉《胤禛外传》、孙剑秋《吕四娘演义》、紫萼《梵天庐丛录》、和蔡东藩《清史演义》、燕北老人《满清十三朝宫闱秘闻》等等。这些小说言称借史实演绎成篇,其实都是择采民间传说,进行艺术加工而成。其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形象:“血滴子”。“血滴子”最早究竟出自何处,不可确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类似的艺术构思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借古讽今的作用。然而,历史总是有其客观性的,雍正到底是一个好皇帝,抑或是一个坏皇帝;他的强权政治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还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必须从史实中去加以考察、认定。"血滴子"的形象特征是诡秘、残暴、人治加铁腕,艺术原形是雍正朝的特务组织和密折制度。  那么,“血滴子”与特务政治的真相是什么?笔者不揣简陋拟加以正之:  据史书记载,公元一七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雍正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得病,次日凌晨死亡。由于死亡非常突然,于是在官场,在民间,便产生了种种猜想和传说。民间流传最广的就是吕四娘报仇削取了雍正首级。  雍正年间,湖南秀才曾静因不满清廷统治,上书陕西总督岳钟祺(岳飞的后裔)策动反清。事后,雍正就此事大做文章,对案犯严加审讯,广肆株连,由此引出浙江文士吕留良文字狱案。曾静等人鎯铛入狱,后被满门抄斩,吕留良一家也未能幸免。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因在安徽乳娘家中,幸免于难。年仅十三岁的吕四娘秉性刚强,得知其全家祖孙三代惨遭杀害,悲愤填膺,当即刺破手指,血书“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于是只身北上京城,决心替全家报仇。途中巧逢高僧甘凤池,四娘拜之为师。甘授吕四娘飞檐走壁及刀剑武艺。雍正  之后,吕四娘辗转进京,设计潜入干清宫,刺杀雍正,削下头颅,提首级而去。民间又盛传雍正大葬时只得以金铸头代之,葬于河北省易州泰陵地宫。  (1)关于“血滴子”和粘杆处  小说是有事实的“影子”。在文人笔下雍正被刻画成精谙武艺、神通广大的阴谋家,他的手下豢养了一批技艺绝伦的侠客力士,操持着一种名曰“血滴子”的杀人利器,能取敌人的首级于千里之外。同时,“血滴子”也是秘密杀手的代称。据传,雍正的八弟“阿其那”(允祀)、九弟“塞思黑”(允?)都是为“血滴子”所杀。显然,此类荒诞不经的描写不能作为信史。然而,雍正确实是以处于弱势的政治力量在夺储斗争中取胜的。他能登上宝座,除了本人工于心计和有一套政治手腕外,还得力于他有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组织。这个组织便是“粘杆处”。  顾名思义,“粘杆处”是一个专事粘蝉捉蜻蜒、钓鱼的服务组织。雍正还是皇子时,位于北京城东北新桥附近的府邸内院长有一些高大的树木,每逢盛夏初秋,繁茂枝叶中有鸣蝉聒噪,喜静畏暑的胤?便命门客家丁操杆捕蝉。康熙四十八年,胤?从“多罗贝勒”被晋升为“和硕雍亲王”,其时康熙众多皇子间的角逐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胤?表面上与世无争,暗地里却制定纲领,加紧了争储的步伐。他招募江湖武功高手,训练家丁队伍,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四处刺探情报,铲除异己。  雍正登上皇位后,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也为了酬谢党羽,在内务府之下设立了“粘杆处”机关。“粘杆处”的头子名“粘杆侍卫”,是由有功勋的大特务担任的。他们大多是雍正藩邸旧人,官居高位,权势很大。粘杆处的一般成员名“粘杆拜唐阿”统称“粘杆拜唐”,由小特务充任。他们都是内务府包衣人,属未入流,薪水不高,但每天跟随雍正左右,炙手可热。  可见“粘杆处”表面上是伺候皇室玩耍的服务机关,实则是一个特务组织。小说中所谓的“血滴子”大约指的就是粘杆处的这些人。不难推想,雍正是把政敌比作鱼、蝉、蜻蜒一样的小动物来撒网捕捉、加以控制的。  “粘杆处”虽属内务府系统,总部却设在雍亲王府。雍正三年,胤禛降旨雍亲王府改为雍和宫,定为“龙潜禁地”。但奇怪的是改制后的行宫并未改覆黄色琉璃瓦,殿顶仍覆绿色琉璃瓦,有人认为:雍和宫虽为皇帝行宫,曾经有一条专供特务人员秘密来往的通道。但是,今天的雍和宫其实是一个森严的特务衙署,为了不致秘密外泄,才改府为宫。还有一种传说:在雍和宫已找不到任何地下通道的痕迹了,很可能雍正的儿子乾隆为了消除其父留下的不良遗迹,改雍和宫为喇嘛庙时,已加以彻底翻修,将之平毁无痕。  “粘杆处”在紫禁城内还设一个分部,御花园堆秀山“御景亭”是他们值班观望的岗亭。山下门洞前摆着四条黑漆大板凳,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四名“粘杆卫士”和四名“粘杆拜唐”坐在上面。雍正交办的任务,由值班人员迅速送往雍和宫,再由雍和宫总部发布命令派人办理。雍正去世后,乾隆皇帝继续利用"粘杆处"控制京内外和外省大臣的活动,直到乾隆死后,"粘杆处"的特务活动才逐渐废弛。  (2)别出心裁的密折制度  告密,为君子所不耻,因为这是不正当的手段。可是在雍正麾下互相告密却是官员的常课,被视作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雍正二年,封疆大吏渐闽总督觉罗保、山西巡抚诺珉、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扬名时突然遭到皇帝严厉的斥责,紧接着宣布停止他们给皇帝上奏的权利。作为一个封建官僚,除了降罪撤职,再也没有什么比被剥夺其参政言事的权利更为严重了。  为何事得罪?可以参见雍正七年胤?给鄂尔泰的侄子鄂昌的一段批示:“密之一字,最紧要,不可令一人知,即汝叔鄂尔泰不必令知。”原来,觉罗保们是因为向外人透露给皇帝奏章的内容被惩罚的。这种不得让第三者知道的奏章,不是题本、奏本,而是雍正朝的一种特殊的文书制度--奏折。  古代臣对君的报告名目繁多,常用的有章、表、议、疏、启、书、记、札子、封事等。清代沿袭前明制度,用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题本是较正式的报告,由通政司转送内阁申请拟旨,再呈送皇帝,手续繁复,又易泄密。奏本不用印,手续较简,但也要做公文旅行,毫无机密可言。奏折的要旨就在一个"密"字,它由皇上亲拆亲行,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有很强的保密性。因此,雍正登基的第十四天,便下了一道收缴前朝密折的谕旨,使密折逐步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书制度。在雍正钦定的规章里,从缮折、装匣、传递、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都有一定的程序,不允许紊乱。按照密折的内容,分别规定用素纸、黄纸、黄绫面纸、白绫面纸四种缮写,并使用统一规格的封套。密折须本人亲笔,臣工缮写完后,加以封套、固封,装入特制的折匣,用宫廷锁匠特制的铜锁锁住,坊间锁匠配制的钥匙是绝对打不开密折匣的。密折派专人送达。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荣誉。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的奏折。当时有资格上奏的只是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设官员,他们大多是皇帝家臣。如江宁、苏州织造什么的。终康熙一朝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多达一千一百多名,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何等官职才有资格密奏,谁也说不清。与其说依品级,不如说视与皇帝的关系而定。到了雍正后期,甚至连知府、同知副将等一些微职也可特许准奏。  上密折是特权,有权力就有义务,臣子们在洋洋得意于自己恩宠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把前程也付之于这一奏折了。奏折的内容千殊万别,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来陈事,还用来荐人。于官员的登用、陟黜极为留意,他曾一再透露:"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着重点是对地方的官吏的检查。他给官员授权,允许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了解了很多的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好坏,官员中谁认真负责,谁搪塞敷衍。也使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蹈法网。但是,雍正很讲究体制,他不允许下级超越职权。他一再告诫臣子:“今许汝密折奏事,切毋籍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体。”  密折作为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可以无话不谈;臣下献议,皇帝先睹为快,可以通达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见;国家有所兴荣,臣下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婉转谏劝。奏折制只是一种文书制度。它虽是无形的,但比之某个官衙的设置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一般的衙门的兴废。杨启樵先生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密折制是雍正推行专制政治的有效手段。之一,皇帝可以直接处理庶务,强化其权利;之二,有效地控制了官员,使他们互相牵制,效忠于皇上。密折制度牵涉到君臣间的权力的分配,是官僚政治的重大改革。  (3)情报网的由来  在雍正朝每一个具有奏折资格的人都有权向皇帝密告自己的同僚、下级甚至上司;同时在他监视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置于别人的监视中。雍正并不忌讳谈到告密,他标榜自己“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从现存的资料分析得知,他的耳目触角遍及全国各地。有以奏折制度为依托的明线,又有由特工所织成的若干暗线。一切都是无形的却又很制度化。其情报网组织的人员,一为科道言官和写奏折的官员;二为雍正所培养的一批御前侍卫;三为通过各种渠道推荐给各省督抚的书记、长随等。  探究雍正情报网的设立,起因有三端:一是政体上的原因。清代以族国立制,皇帝是臣子的最高主子。家臣效忠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官员以取得与皇帝进行私人通信的资格为荣。二是受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这是直接的原因。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造成了雍正了解民间动向的迫切性,也增加了他严格控制官僚们思想行为的自觉性。三可说是集权的需要,这是最本质的原因。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君主专政时代,人君深居九重,与外界隔阂,政事则委诸大臣,但又恐所托非人,为非作歹,贻误苍生,甚或生觊觎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广布耳目,以周知庶务,通达下情。”按照他的观点,高高在上的皇帝并非高枕无忧。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权,对每一点星星之火都要防微杜渐,随时扑灭,以免失去控制,形成燎原之势。历代的特务机关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诸如 “诏狱”、“大谁何”、“丽竟门”、“不良人”、“侍卫司狱”、“内军巡院”等。最有名的当推明代的“厂卫”,其荼毒臣民的残酷和恐怖令人谈虎色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公开的任用特务,不得人心,且目标太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下情不能不周知,耳目不能没有。有此殷鉴,雍正所建立的情报网才有更多的创意。  雍正情报网监控的主要对象是臣子。雍正以为用人得宜则地方获治,此乃敷政宁人的根本。所在,他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对官员要不时体访,防其改节。他的用人政策有三个要旨: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以广东省的官箴为例,略见一斑。广州提督王绍绪系宠臣鄂尔泰所荐,雍正也曾予以“明敏稳妥”的考语,但他疑惑王绍绪“偏于养柔,恐不能克胜现任”,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对王绍绪不错,说他:“ 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雍正仍不放心,再向两广总督孔毓?、署理广东巡抚傅泰调查,直到再一次证实王绍绪操守极好,这才罢休。为了一名提督的任用,他不惜劳动众人。又如傅泰,不但监视王绍绪,还访察过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娄俨。照此说傅泰所得的宠信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傅泰又何尝不受他人监视?从《朱批谕旨》可知,王士俊和广东总督郝玉麟都负有密报傅泰行止的使命。由此,一省大小官员均在互相监督之中。将军和总督可以密报提督、巡抚;提督、巡抚对总督,也要按皇帝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情报。章学诚在研究《朱批谕旨》时说:“彼时以督抚之威严,至不能弹一执法县令、詈误之吏,但使操持可信,大吏虽欲挤之死,而皇览能烛其微。愚尝读《朱批谕旨》,而叹当时清节孤直之臣遭逢如此,虽使感激杀身,亦不足为报也。”所叹正是封建政治尊卑统属,督察参劾均有定制,而雍正却随心所欲地混乱上下次序。一方面皇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巩固,另一方面臣子们却处在被愚弄的境地中。  雍正的耳目还有一类是发往督抚处试用后补的侍卫,如雍正曾派遣十个御前侍卫到川陕总督年羹尧处学习军事。这些侍卫赋有了解该地官民情况的职责,同时身负监视封疆大吏行止的密务,应该随时随地向皇帝密报年羹尧的表现。不曾料他们被年羹尧恩威并重收买下来,给雍正的密折中充满了对年羹尧肉麻的吹捧。做皇帝的得不到任何真实情况,非常恼火。当年羹尧获罪时,他在给侍卫的朱批中连斥"卑鄙"令他们不必再回京。  在文人笔记和小说中,有许多对密访人员的记载和描写。有些情况因资料本身语焉不详已弄不清楚了,但有一批人在为雍正干密访的勾当则是千真万确的。赵翼在《檐曝杂记》中述及:官僚王云锦元旦在家里与亲朋好友打叶子牌,不知怎么丢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询问他新年假期做了些什么。他从实回奏,雍正点头称是,说他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随手从袖中把那张丢失的叶子牌掏了出来。王云锦惊骇有加五体投地。这样的说法近乎演义,不实的成分很多,但是雍正用耳目以获取真实情况却是事实。  有一利必有一弊。雍正要求亲信和非亲信、了解或不甚了解的官员都互相监督。文员武弁、上下级之间、中央派员和地方官员交互进行。文武不同途,这样互察已出了正常的范围。上级监督下级,本是应有职责;但密访密奏,不是正常考核。特别是下级汇报上级、属员汇报主官更是极不正常。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必然会招致朝臣们的非议。雍正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原监察御史谢世济和伯爵钦拜就大声疾呼取消密折制,他们声泪俱下历数密报的弊端:“小人多以此说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他们在《论开言路之疏》中提出:“欲收开言路之利,且先除开言路之弊。”尽管,新一代君主乾隆对于他们的发难不以为然,继续把密折当作法宝相袭相沿。然而,这位新皇帝对于那种训练特务、派遣耳目的手段也感到过于凶残了。为了替父亲重塑形象,掩盖其败政;更为了给自己留下好的口碑,从此他再没有大张旗鼓地强调要强化情报网、并重用那些专事密报的耳目。 中国古代帝王均立后,秦始皇却未曾立皇后,致使秦始皇陵园内一墓独尊,没有皇后墓。对于这一千古之谜,参加“秦俑学第六届学术研讨会”的专家认为,立后关系到秦王朝的政权建设,但根本原因在于秦始皇的个人性格及家庭环境之影响。  中国古代帝王有多个夫人及众多妃嫔,后妃制度中“第一夫人”又称皇后,皇后是太子之母,立后制遂与储君制相互表里,成为中国古代后宫制度乃至君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演出了一幕幕的政治活剧。  秦人在秦孝公(公元前4世纪)以后对于立后和立太子之事已经制度化,秦国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各种国家制度已臻完善,秦统一中国后更全面建立了各种制度,并定出了皇帝的正妻为皇后、母亲为皇太后的制度。但是秦始皇帝始终没有设立皇后,这成为令人费解的千古之谜。  秦兵马俑博物馆副研究员张敏说,秦始皇13岁即位到22岁亲政,中间有9年的太平天子时间,也正是古代男子要娶妻的时间。即位3年,他便有资格立后,但前后9年都未立后。22岁到39岁的17年是其自己掌权、统一六国的时间,国事繁忙,在后方立后也不费事。从39岁到50岁时,秦始皇多在巡游路上,但是立后以“母仪天下”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秦朝虽短,但秦始皇有充足的时间立皇后,不是他来不及立皇后,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愿意,更非其母亲不操心,也非大臣不尽职。”秦始皇雕像  张敏说,秦始皇在有机会立皇后的时间内未立皇后有许多原因,但主要原因是很复杂的。有性格多疑恐皇后掣肘外,还跟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和后宫美女过多有关。  秦始皇曾4次巡视六国故地,其中3次都会见了徐福等方士以求长生不死之药,甚至派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赴东海神山求药。“正是有长生不死的厚望和六国佳丽充斥着后宫,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秦始皇立后的进程。”  史载,秦始皇的母亲行为失谨,秽乱后宫,并生了两个儿子。这使秦始皇在思想上受害甚深,可谓是终生难忘的伤痛。  为此,他把母亲赶出了首都咸阳,后来虽有悔过,但至死未让她再住咸阳。张敏说:“由怨母而仇视女人的心理阴影,使秦始皇长大后在婚姻能力上未能健康发展。宫中众多女人,仅仅是为满足他的生理需要。由母亲行为而形成的心理障碍,也是秦始皇迟迟未立后的重要因素之一。”  张敏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东方六国的佳丽尽充后宫,要选一个名门之后的贤淑女子也是一个难题。何况秦始皇自认功德超过了古代的圣王--三皇五帝,皇后的标准难定,选定皇后就更难了。 由于两汉对秦已下恶评,随着时代的发展,秦的骂名便滚滚而来。发展至唐宋,就有了孟姜女对始皇暴政的血泪控诉。这个故事说始皇时,有一个叫范杞梁(或写作范喜良)的人,结婚刚三天就被征发到北方去修长城。他的妻子孟姜女因对他思念不已,遂跋山涉水,前往修长城的地方寻找他。然而当她历尽艰辛终于来到长城时,却得知范杞梁早已去世。悲痛之下,一连哭了三天三夜,直哭得感天动地,以至于长城为之崩塌。这就是著名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然而尽管故事讲得有鼻子有眼,但却更经不起推敲。检讨史籍,可发现这个故事的人物原型实际上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杞梁和他的妻子。据称齐人杞梁在一次战役中阵亡,战后齐庄公在郊吊唁杞梁,由于根据礼制妇人无外事。因而他的妻子认为杞梁要是有罪,就不应该劳烦国君吊问。如果无罪,她们还有先人留下的破敝的房子,因此她认为自己不应该在郊外接受齐庄公的吊唁。齐庄公于是到杞梁的家中吊唁他。  历史发展到汉代,在汉人刘向的《列女传》与《说苑》这两部著作中,关于这件事又有了崩城之说。据《列女传》称杞梁的妻子由于没有孩子,因而无所归依,接受齐庄公吊唁后,在城下枕着她丈夫的尸体痛哭,感动得路过的人都为之流泪,这样哭了十天,结果城墙为崩塌。《说苑》内容与此大同小异。  到了唐代,民间盛传杞梁妻事,久之遂与秦朝修长城事产生了联系。如晚唐五代的贯休和尚有《杞梁妻》诗云:“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秦始皇铜像  此后孟姜女哭长城之说遂广为流布,而几成定论。有的虽明知其假,但禁不住其中所蕴含的道德教化思想的诱惑,而甘愿上当受骗,并自愿以讹传讹。  因此自宋以后,学者以之考史,如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在提到秦长城时说:“秦长城是秦始皇让蒙恬辅佐他的儿子扶苏所筑,东西长万里,杞梁妻哭城崩得夫骨,指的就是这个长城。”  诗人以之命篇,如元杨维祯的《杞梁妻》云:“极苦复极苦,放声一长哀。青天为之雨,长城为之摧。为招淄水魂,共上青陵台。”  伶人以之入戏,如宋元时有《范杞良一命亡沙塞,孟姜女千里送寒衣》之戏文,而元明杂剧亦有《孟姜女死哭长城》之剧目。  民间为之建祠,如据清人称在山海关、山西潞空、直隶古北口都立有姜女祠。显然关于孟姜女哭长城一事,自宋代以来近乎众口一词,于是始皇便更加臭名昭著了。 从前221年并吞六国,混一天下,到前207年秦王子婴在自己的颈上系上绳子,乘坐着白马素车,捧着皇帝的玺符,来到轵道旁,恭候刘邦的到来,前后不过十五年时间,一个强大的皇朝就解体了。明人杨慎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如电光石火般短暂,所谓“不啻石火之一敲,电光之一瞥,吹剑之一吷,左蜗之一战,南槐之一梦也”(见《升庵集》卷七十),这真是一个短命的皇朝。  而论及原因,汉人普遍认为是由于暴政。如陆贾称:秦朝任用刑法,不作变革,最终招致灭亡。贾谊在其名文《过秦论》中认为始皇是禁止文书的传播,推行酷烈的刑法,崇尚欺诈与暴力,轻视仁德与正义,以凶狠残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二世胡亥是刑法繁复严酷,吏治严峻苛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贾谊的观点也得到了司马迁的认同,因此在《秦始皇本纪》篇末引其《过秦论》以为总评。晁错谴责始皇父子宫室的规模超过限度,贪婪的欲望没有极限。民力疲弊之极,赋敛却仍不加节制。他们还妄加赏赐以随顺其喜悦之意,妄加诛戮以快慰其愤怒之心。法令纷繁芜杂,刑罚残暴酷烈。二世皇帝更是亲自射杀行人,使天下寒心,不能安于其处。董仲舒批评始皇好用残暴冷酷的官吏,赋敛无度,竭尽百姓的财力,百姓四散逃亡,不得从耕作纺织之业,结果群盗四起。班固也指出,世俗传言说秦始皇开始推行暴政,到胡亥时发展到极致。  要知在两汉,出于不同的目的,时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指斥秦之残暴,痛恨之下,甚至不肯承认它作为一个皇朝而存在的事实。如扬雄在其《剧秦美新》一文中称之为“秦余”,也就是历史上多余的一个皇朝的意思。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把秦与新莽并举,称以前秦朝烧毁《诗》、《书》以确立其私议,现在王莽又借六经之事文饰其奸邪之言,正所谓殊途同归,就如同《易经》中所讲的无德而居于高位的亢龙一样断绝了气息。秦朝和新莽所得到的天命因为不是正统的帝王之命,因此也就如同非正色的紫色、非正声的蛙声一样,又如同岁月中由多余的日构成的闰年、闰月,不过是作为神圣的帝王驱除的对象而存在罢了。并且人们对秦朝也极尽嘲笑之能事。司马迁为此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指出学者们为所听到的事情所影响,见秦朝存在的历史短暂,便不肯认真考察探究其兴亡的原因,而都嘲笑它。秦始皇  更有甚者为了贬低始皇,人们又杜撰了一个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典故。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称,秦庄襄王子楚早年在赵国为质子时,一方面由于秦国当时频繁地攻打赵国,因此赵国对子楚相当冷淡;另一方面由于子楚是秦昭王次子安国君的庶子,地位低贱,故而秦国也不甚关心子楚,结果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很不得意。这期间秦国王室内部发生了一件重大变故,却是秦昭王的太子在秦昭王四十年(前267年)时死了。要说这与子楚也没什么关系,然而想不到的是秦昭王没立其太子的儿子也就是其嫡孙为继承人,而是立了次子安国君为太子。父亲为太子,这本应是一件高兴的事,但在子楚看来与自己关系也不大。因为尽管被安国君立为正夫人的爱姬华阳夫人无子,但子楚被立为安国君嫡嗣的希望也很渺茫,因为在安国君的二十余个儿子中子楚排行居中,也就是说没有年龄优势;并且子楚远在国外,穷困不堪,纵是有心争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然而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却从子楚这萧瑟的处境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于是为谋取暴利,遂携重金投奔子楚,意欲通过光大子楚的门庭最终使自己飞黄腾达。吕不韦肯在安国君宠幸的人们身上投资,又兼其巧舌如簧,最终居然将子楚这个落魄王孙推上了安国君嫡嗣的位置。他为长保富贵,又设计把自己身边一个已经怀有身孕的绝色女子赵姬献给了子楚,以期通过偷梁换柱的手段达到长期掌控秦国的目的。这种手段被司马迁称为“钓奇”,也就是钓取奇货的意思。该女子到了子楚那里后,隐匿了已有身孕的事实,到“大期”时,生下了儿子嬴政,也就是始皇。  此论一出,再提起始皇,人们往往径以“吕政”名之。南宋人胡宏在其《皇王大纪》一书中称“吕政穷欲极凶”;朱熹在其《四书或问》一书中称:“史谓元帝牛姓,犹吕政之绍嬴统也。”王应麟在其《通鉴答问》一书中称:“至吕政而法令益苛,诗书尽废”。元人陈栎在其《历代通略》一书中称:“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嬴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胡一桂在其《史纂古今通要》一书中称:“吕政嗣位,犹冐嬴秦之姓”。明人凌迪知在其《氏族博考》一书中称:“况吕政受命,寄身不常”;王立道在其《具茨集》一书中称:“吕政纵并吞之谋”。清人秦蕙田在其《五礼通考》一书中认为,司马迁做《封禅书》“意在广陈淫祀以彰武帝之失,而于三代常礼幸存一线于吕政者,反从其略”。  然而揆诸史实及常理,《史记》的嬴政是吕不韦私生子之说并不成立。  如嬴政“大期”而生之说就经不起推敲。关于“大期”,魏晋人谯周和东晋人徐广都认为是指十二个月,如徐广称:“期,十二月也。”谯周称:“人十月生,此过二月,故云‘大期’。”但是正如谯周所言,人多是十月怀胎而生,因此嬴政十二个月才出生,未免与常理过于不符。对此谯周解释如下,赵姬是为了消除子楚的怀疑方才这样做的。他认为人从怀胎到分娩需要十个月,嬴政却推迟了两个月,因此称“大期”,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既然称自己隐匿了有身孕的事实,则生嬴政自然应当过了正常的时期,所谓“既云自匿有娠,则生政固当踰常期也”(见司马贞《史纪索隐?吕不韦列传》)。此意为不如此就要露馅,因为赵姬被送给子楚时怀孕当已两个月,若到子楚那里后的第八个月也就是如期十月而生,在子楚看来当属不正常生产,就不能不引起子楚的怀疑。但向后推迟两个月,也就是赵姬到子楚那里的第十个月而生,嬴政就属正常生产,子楚就没有怀疑的理由了。  不过此说虽有道理却不高明,因为其他事情尚可商量,生孩子这事却由不得人说三道四,到了该出生时,莫说是两个月,就是一刻也推迟不了。显然,嬴政十二个月出生说是不成立的。  “大期”还可理解为是十个月。唐初人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卷十三中称:“十月而产,妇人大期。”若将此“大期”理解为从赵姬怀孕算起,则其在子楚府中生下嬴政时肯定少于十个月,这就不能不引起子楚的怀疑。但嬴政一出生,子楚即以赵姬为夫人,则显见所谓的“大期”应是从赵姬到子楚府后算起,却是足月而生,子楚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是自己的儿子。情况若是如此,即嬴政属正常生产,则嬴政也肯定不是吕不韦的儿子。所以无论是十二月说或是十月说都不支持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的说法。  而比较“大期”的十二月说和十月说,十二月说应更符合《史记》的原意。因为持此说的谯周与徐广,尤其是谯周所生活的年代与《史记》成书年代相去不远,并且谯周还是一个研究《史记》的专家,故而他对一些基本常识的看法应与汉代比较接近。而孔颖达为唐初人,与汉人已相去甚远,看法的可信度上是不能与前两人相提并论的。细究起来,史书之所以言之凿凿地记下嬴政“大期”而生的话,根据现代胚胎学的解释,应该是因为古人在推算孕期时出现误差所致。考此说应该出自《秦记》,即秦的官方材料,因为像这种琐碎的事情,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而秦代的史官之所以将此事郑重其事地载入秦的史册,乃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件事可以反映出嬴政与众不同的卓异秉性。  嬴政并非吕不韦之子还可从吕不韦、赵姬(即史书所称的“帝太后”)、嬴政三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就吕不韦而言,若其果真欲以赵姬来“钓奇”,则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必然会持续加强与赵姬的联系,竭力增进与嬴政的感情,并伺机将自己与嬴政的关系用比较恰当的方式告知嬴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长保荣华富贵,也才符合“钓奇”之意。从当时的情况看,吕不韦也完全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因为庄襄王死时,嬴政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国家大事尽在他和赵姬手中,照说他们是既有时间又有机会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嬴政的,并且以其行事之老辣,使一小儿乖乖就范应该不成问题。然而从后来吕不韦的言行看,他和赵姬并没有这样做,当时随着嬴政年龄渐长,因担心自己与赵姬私通的事情败露,招致嬴政的报复,吕不韦竟主动疏远了赵姬,不肯再与其私通,此举显然也与“钓奇”之旨相违。对此的解释只能是吕不韦并无“钓奇”之举,嬴政也不是他的儿子。不然后来嬴政也不会质问吕不韦说:“你对秦有什么功劳?秦封你于河南,食邑十万户。你与秦有什么亲情?号称仲父。”把他朝绝路上逼,而吕不韦竟拿嬴政没一点办法,犹豫良久,只得饮鸩而死。  吕不韦可称得上是战国晚期的一个能力超凡的政治家,因此关于他被逼而死这事,着实令后人不解:他怎么会在掌握国家大权的情况下,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区区十三岁的小儿将自己的权力慢慢侵蚀,然后再将自己置于死地,竟无还手之力呢?对于这个问题,本人觉得应该从制度上理解。说来说去,吕不韦不过是一个来自东方诸侯的客卿而已,吕不韦再强悍,也是个客人,嬴政再小,也是个主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或者也可以说,嬴政是董事长,吕不韦是总经理,两者在地位上是有着质的区别的,这是其一。  其二,自战国以来,权力愈来愈集中,到战国晚期,秦其实已形成相当完善的官僚制度,而君主即居于权力的中心,任何敏感事务都需君主认可,或者说有君主的印信才能实行,故而再强的大臣也很难斗过君主。始皇的假父就是那个大阴人嫪毐后来要比吕不韦更接近权力,不也没弄成事!其三,此时的重臣虽有封邑,但只有经济方面的权力,而无在封邑上组织私人武装的权力,并且封邑随时都可能被君主剥夺,与春秋时期卿大夫相比,可说是已被摘除了神力。其四,当时辅佐嬴政的并非吕不韦一人,还有其他很多实力派人物,尤其是手中握有重兵的蒙氏家族与王氏家族,他们实际一直都是王权的有力捍卫着,也可以说谁做国君他们就忠于谁。也正因如此,这两个家族自秦昭王时起,一直被君主依为左膀右臂,吕不韦若想动嬴政,那是非常难的。所以总此诸点,吕不韦只能眼睁睁看着权力一点点地丧失而没有一点办法。最后只得饮鸩而死。  此外记载战国至楚汉之间史事的《战国策》一书也不支持嬴政为吕不韦之子一说,因为该书有偷窥癖,极爱采摭他人隐私,逞为快论,然在叙述吕不韦崛起这一段史事时,却绝口不提有献姬之事,并且认为吕不韦游秦不是如《史记》所说在秦昭王时,而应在孝文王时,而此时嬴政已经数岁,故吕政之说当不攻自破。学者已经指出,《史记》所记战国时事,多本之于《战国策》,唯有此处,别据他说,然也最不可信。  考“吕政”之说大概产生于与吕不韦有一定关系的人,如他的才华出众的食客们,这些人或因吕不韦而受到牵连,或为吕不韦的不幸遭遇而抱不平,因以此来骂始皇。而之所以这么骂始皇,很有可能受了战国晚期赵人李圆兄妹的启发。因为这对兄妹就曾和楚国的重臣春申君一道在楚国上演了一出偷梁换柱的活剧。  却说当年李园带着他的妹妹来到楚国,想把妹妹献给楚考烈王,后来听说考烈王没有生育能力,担心跟了考烈王后,会由于不能生孩子而失宠,于是设计先将妹妹送给了主持国政的春申君,待到怀孕后,李园又让他妹妹劝春申君把自己送给楚王。  李园的妹妹于是对春申君说:“楚王对于您的宠幸,就是楚王的兄弟也比不上,现在您为楚相国已二十多年,楚王也已经老了,可是楚王至今也没有儿子,那么楚王死后肯定由其兄弟继位,而楚国立新君后,新君也肯定会像楚王宠幸您那样宠幸他们所喜爱的人,那么您就很难继续得到国君的宠幸了。不仅如此,您在长期主持国政期间,对楚王的兄弟们多有无礼之举,因此如果楚王的兄弟做了国君,恐怕您就会大祸临头了。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我这个已有身孕的女子送给楚王,如果我侥幸生了个儿子,那就是您的儿子做了楚王,楚国就都是您的了。您想想这种结果与您身临不测之罪相比哪一个好哪?”  春申君听了觉得很划算,就把这女子献给了考烈王,这女子进宫后便得到了考烈王的宠幸,过了一阵儿就给考烈王生了一个男孩,于是那男孩便理所当然地被立为太子,而该女子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楚国的王后。  后李园兄妹又设计于考烈王二十五年亦即始皇九年(前238年)趁考烈王去世之日,刺杀了春申君,立太子为王,这就是楚幽王。李园兄妹遂霸有楚国。只是生当末世,不免好景不长,此后过了十多年楚国就灭亡了。想来这兄妹俩真有点火山口上搞杂耍的味道。  “吕政”之说很可能就导源于此。而六国的亡国之人,则借此宣扬秦先六国而亡;饱受始皇暴政摧残的人,亦可通过骂他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而获得一种阿Q式的快乐。于是流言不免流传开来。由秦入汉后,由于汉人论秦,唯恐其恶事不彰,不免肆意传布,遂成舆论,司马迁受此影响,因取之以入于《史记》,遂使“吕政”之说千载流传。不过细看《史记》关于此段史事的记载,可发现司马迁本人对此事也是疑信参半。虽然众口一词称嬴政为吕不韦之子,但他所见到的秦代的史册却明确记载了始皇是“大期”而生,也就是十二个月而生,于是本着“疑以传疑,信以传信”的严谨治学态度,而两言之。然而后人因对始皇有成见,务必要把他为私生子这事坐实了,于是不勉强作解人,结果常把简单的问题搞得极其复杂。 关于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责任,以往一直归咎于蒋介石,一直流传蒋向张学良下达过不抵抗的手谕,甚至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  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  张学良回到病房后,立即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吩咐荣臻不得擅自抵抗;并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亲自通话,请示如何应变。迅即召来顾问特纳,让他通知欧美各国驻北平新闻记者,夤夜通报日军攻占沈阳消息……是夜,张学良几乎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  9月21日张学良打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提到,“先是我方以日军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成事端,曾经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必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特出意外。我方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次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未几,日军攻入北大营内,驱杀士兵,毫无顾忌。我军不得已,遂退出营房”。这封电报也证明了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当夜即对东北军做出了明确指示,只是对事变的性质判断失误,事变发生时还以为日方只是“寻常寻衅”;事变发生后,又希望和平解决,还不明白“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人策划已久,解决满蒙问题的决战,直到已经开战,还抱着和平的幻想。  不抵抗命令的出炉  电文中的“官方”在这里显然指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前次命令”也就是说张学良和南京政府的统帅蒋介石在事变前就探讨过此事,并且已经达成共识。张学良  其实早在8月上旬,日方提出关于中村事件的交涉时,张学良就已向蒋介石请示对策,蒋的答复是“要效仿印度甘地,遇事退让,军事上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蒋还在8月16日致张学良的函电中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车站列车内会见张学良时,又一次当面解释了他的不抵抗政策。  事后,张学良曾私下对东北军将领何柱国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枪的,他们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不清了。”可见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与张学良就对东北形势就有了初步的判断,并且达成了一致的处理办法——不抵抗主义。  所以“九一八”事变当日不像民间流传的那样——张学良对东北军没有下达命令,而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造成东北军一溃千里的局面。  不抵抗命令谁之过  关于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责任,以往一直归咎于蒋介石,一直流传蒋向张学良下达过不抵抗的手谕,甚至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  但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他:“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张学良晚年所说还是公允的。依张学良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外交上的实力,他和蒋介石之间在本质上绝不是上下级关系,更像是一种利益联盟的盟友关系。蒋介石在战前对张学良无论面谈还是派发电报,更像是阐明自己的态度,并且对张本人表达建议,不会直接影响张向所部发号施令。所以有关“不抵抗”命令的出炉,张学良于情于理都要负绝大部分责任。 一、“AB团”的由来和解体  “AB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新右派的一个反共组织,其全称为“AB团反赤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为了破坏江西的工农革命军运动,夺取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通过其党羽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派段锡朋等到江西,以“庐陵同乡”、“北大同学”的关系网络党羽,于1927年1月秘密组织了专门从事反共活动的反革命团体-“AB团”。“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共、联俄、农工等政策,取消民主主义”。其建立不到三个月,即遭到江西革命人民的打击,于是1927年4月2日国共分道扬镳时,即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南昌人民举行暴动,一举摧垮了“AB团”把持的省党部。从此“AB团”彻底解体。  “AB团”作为一个组织的寿命是短暂的。据段锡朋说,“四二”暴动使“AB团”分子纷纷逃到京沪,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到,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反赤团因而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即在中央党务刊物,亦曾正式备载其事实。“AB团”另一头目程天放在回忆录中也说AB团“寿命仅三月”。AB团“无形解散”的时间是在中央苏区肃反中反AB团的三年之前。如果说段、程均是AB团头目,他们的话不可全信,那么我们还可以从肖克将军完全相同的证言来看这个问题。肖将军说,他曾问过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同志,他们说:“一九三0年前后,敌人的情况我们基本上是掌握的,他们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的有关人士,他们也说特务组织中没有AB团”。  二、苏区反“AB团”  中央苏区错误的肃反斗争起源於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县陂头村举行的“二·七”会议,即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发展赣西南和闽粤革命根据地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这个失误,主要是对赣西南党的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并轻率决定杀人。首先开始肃反的江西苏区,从整肃“AB团”开始,至“富田事变”进入高潮。1930年6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根据举报,抓捕团特委干部朱家浩,朱家浩又供出一批反动组织“AB团”成员。进一步逮捕审讯,“AB团”越抓越多,到9月,赣西南3万多共产党员中已经清洗1千多人!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缴获敌人的物资中发现“AB团”徽章,还有一张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父亲写给地主的收条。总前委惊骇不已,前委书记毛泽东于14日致信党中央,报告赣西南发现大批“AB团”分子。此时,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集中精力指挥战斗,肃反大权完全下放。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大力肃反,从4万多红军中整出4400多“AB团分子”。李韶九  三、“富田事变”的经过  1930年12月3日下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率政治保卫局(红十二军一连士兵),从总前委驻地宁都黄陂,前往江西省吉安县的西部疆域,像一条长长的带子,与吉水、泰和、兴国、永丰四县接壤。座落在这带状疆域中的富田村,是一个由十多个小村组成的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五县交汇处的富田曾一度是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从黄陂到富田不过一百多里,由于敌我形势犬牙交错,白区和红区如插花的拼盘,这一连人整整走了四天,于7日下午3点才到达目的地。一到富田,李韶九即命令,迅速包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将正在里边开会的几位负责人捆起来,接着开始翻箱倒柜,满屋搜查,一片杀气腾腾。被捕的人中有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  随后李韶九亲自主持审讯,不许对方辩解,许承认自己是AB团,然后交待其他AB团成员的名字。否则便施以“地雷公烧香头”、“点天灯”、女的烧阴户等酷刑。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连夜刑讯逼供,受刑人惨烈的呼叫声震撼着富田的夜空。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被迫供出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于是,李韶九又把目光投向了四十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就在李从黄陂出发的第二天,12月4日,总前委根据严刑后犯人供出的新的口供,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来富田加强肃AB团的力量。古柏一行于8日到达富田,李韶九留古柏、曾山负责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一排人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自己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9日吃罢早饭,正要动身,蒋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上路。  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率领独立营正在前方,接到军部要他返回的急信,还以为是因为打了胜仗要他回去领慰劳品和补充兵源。却不料一到军部即被当作AB团要犯抓起来,由李韶九审讯。刘敌与李是湖南同乡,且早相识,知道李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渐渐取得了李的信任,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还要刘好好干,示意将来二十军会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回营。侥幸脱险的刘敌到达营部时,营长张兴和政委梁贻喜出望外。刘敌将这天的遭遇说了一遍,张、梁二人都愤愤不平。第二天(12月12日)吃罢早饭,刘敌找到张兴和梁贻,说出自己的心事,肯定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三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但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等人,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只可惜偏偏跑了李韶九。  由于担心李潜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刘敌等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红十二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同志。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只是误捕了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震动苏区的“富田事变”。  四、教训的启示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从以上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面对当今国际国内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要把我国在现代治国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治国方略,即“法德并济“真正落到实处。我们所要落实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就能实现。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尤为重要。  (一)坚持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深刻地表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实践充分证明,要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没有完备的法制,不实行依法治国是不可能的。  实行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当前,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极大地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在中国,党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直接领导立法、行政、司法等各项工作。党是依法治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的领导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反之,党不遵守宪法和法律,就不能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司法公正,依法治国最终不能实现。  (二)坚持以德治国基本方略。  “以德治国”就是以现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为依据,规范和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概括精辟,寓意深刻,涵盖了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抓住了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集中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愿,是非标准鲜明,价值导向明确,是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化,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当今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体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对于进一步匡正社会风气、提高文明程度、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在全社会养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良好风尚,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相协调,与优秀文化传统相衔接的道德体系。从而把保障社会秩序的刚性手段和柔性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  (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济。  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治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关键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为此,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致力于能力建设,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围绕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从执政理念到执政方略,从执政体制到执政方式,从执政骨干到执政基础,从执政本领到执政素质,进行全面的加强和改进。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党员领导干部要成为全党的表率。共产党员党员要成为社会的表率。才能使社会主义荣辱观蔚然成风,在全社会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风尚。 异地任官国家提供住房,居住官舍也是一种政治待遇,办公住家一体化,官多房少退休离任必须搬出官舍。本文揭秘先秦以来“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如今日之“机关大院”,所以有时也兼容办公场所的含义。因其不仅所有权一般都姓“官”,即属于国家资产,而且往往还特定属于某官署即某一个机关。官员不得添置任何家具,供给知县的家具杂用有六十三种二百余件,县丞、主簿等有六十种,典史仅十九种。也就是说给你多少家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动用公款添买,就是违反制度。另外,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百合)  异地任官国家提供住房  此事从头追溯,在大小贵族各以封地为行使政令场所的先秦时代。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无论是各地贤能被征辟或举荐到中央当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当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汉书》卷三十九记曹参封爵列侯,食邑平阳,但本人先后在齐国和中央任相,其长安的“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云云。此“相舍”与“吏舍”,就是相国住宅和吏员宿舍的同义语,当由国家提供。汉高祖刘邦向全国发布《同安辑令》说:“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达到二千石级别的将吏,就可迁居长安,赐给次一等的住宅。”这当然是开国时期优待功臣的一种措施。  再看《汉书》卷九十三记,侍中董贤为邀汉哀帝宠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与老婆团聚,于是哀帝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他在宫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据这一条史料,可知至迟到西汉后期,官吏家属可以随居机关住房(官寺舍),已经是普遍现象了。《太平御览》卷四九一引《汉书》称,光禄大夫魏霸丧妻,其长兄还特意“为(魏)霸娶妻,送至官舍”。  居住官舍也是一种政治待遇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  办公住家一体化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  《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种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半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  官多房少  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我们可以从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各地光复的报道中看出,清廷的各级地方官多在义军攻打衙署时束手就擒或携眷出逃。相反,京朝官住房的解决方式,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前文说过,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称:“府廷之内,吏舍比属”(汉时“吏”之概念包含“官”义),足见规模之大。《后汉书》卷六十四记赵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属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儿子媳妇。  知县的家具杂用有六十三种二百余件,县丞、主簿等有六十种,典史仅十九种。也就是说给你多少家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动用公款添买,就是违犯制度。另外,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但是,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据《文献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统计,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统一后达一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则不仅“京师百司”之机关用房要发生危机,亦将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因为办公区内除了这二千六百二十员京朝官外,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胥、杂役和卫士,以及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环老妈子等。  退休离任必须搬出官舍  “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质自然是“官舍”了。若从所有制关系上考察,分布在长安居民区里的京朝官住宅中,还有不少与之同类的情况,就是皇帝为表示对大臣关怀,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产业属国有的宅第,一般情况下又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大唐新语》卷三记,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就是马上退还官舍,搬进其他房子。  《唐语林》卷七记,永宁坊有一幢被风水先生称为“金盏地”的住宅,先后有王锷、韩令弘、史宪诚、李载义等许多大臣住过,可知这都是与职务相关的待遇。当然以“赐第”形式化官为私的也有,不过因改朝换代或获罪受处等原因,亦难保永业。如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等他垮台了,房子也就没收了。  小官员居住官舍的情况也有,卢照邻《病梨树赋并序》称:“癸酉之岁(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余卧病于长安光德坊之官舍”;又谓:听坊内的老居民说,以前鄱阳公主在此住过,名医孙思邈也在此住过。看来另有入住理由,或者只要交房租便可入住也有可能。《长安志》卷八称,北街崇仁坊与尚书省选院(即吏部司)靠近,凡参加考选的官员而在“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坊)”,想来应有官舍供付费居住,于是“昼夜喧呼,灯火不绝”,恰是机关集体宿舍的景象。  家具杂用不许擅自添置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县署为个案,据《海瑞集·兴革条例》载,知县的家具杂用有六十三种二百余件,县丞、主簿等有六十种,典史仅十九种。洪武时,黄州府有个同知安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员向按察司检举,按察司又向中央汇报。朱元璋得知后,为安贞开脱,说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若另迁他官,一样也带不走”。据此可知,给你多少家具,你就使用多少,私自动用公款添买,就是违反制度。另外,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夫人]望见,即命送还”。由此可知,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犯。  因为缺少专项的建筑和维修基金,又无完备的物业管理(在京都由各部司务厅兼管,在州县由工房兼管),所以在多数时态下,机关住房的条件包括有关生活设备,都很差劲,通常总要隔许多年才得大修一回。  本文摘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轻松为官:破解千年隐蔽秩序》(完颜绍元) 导读:刘备为何主张杀吕布呢?一是吕布曾夺取刘备的地盘,备当然怀恨在心;二是刘备担心如果吕布为曹操所用,则使曹操如虎添翼。刘备最大的敌人是曹操,当然不愿看到曹操势力的强大,对自己以后的发展形成更大的威胁。  王之野心,而只是企图割据一方,作一个诸侯罢了。例如,他答琅玡相萧建的一封信颇能说明其抱负。“(吕)布与(萧)建书曰:‘天下举兵,本以诛董卓耳,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莒与下邳相去不远,宜当共通。君如自遂以为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也!昔乐毅攻齐,呼吸下齐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单故也,布虽非乐毅,君亦非田单,可取布书与智者详共议之。’”《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从中可见,“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乃当时的实情,但吕布并不想割据称王,这和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确实非常相似,操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当然,吕布所拥有的地盘和政治军事实力并不能同曹操相比,但他其时身为徐州牧,也是一方诸侯,其势力并不逊于袁术。而且袁术称帝时,吕布“止之,而使不通章”同上。。这说明吕布的理想是做个汉朝的臣子,并无不臣之心,而且他还力图恢复汉朝一统天下的局面。  当吕布为曹操所擒,命在旦夕之时,吕布曾向曹操建议:“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吕布自视甚高,有不把天下诸侯放在眼里的傲气。在不经意中说出,他欲为朝廷重臣,助操平定天下。对吕布的这番话,“太祖有疑色”《三国志》卷七《吕布传》。,说明曹操颇有几分赞同。  吕布的为人亦有不少可取之处。可以说,还是深得部下爱戴的。例如,他战败后,手下大将高顺等不降,陈宫慷慨赴死,都说明他颇得人心。当曹操兵围下邳城时,“布与麾下登白门楼。兵围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资治通鉴》卷六十二。从“左右不忍”这四个字,可以看出吕布和部下的关系是融洽的,否则当此危急关头,手下人何不卖主,将吕布的人头献给曹操,以获取荣华富贵。吕布在大难临头之际,“令左右取其首诣操”亦足以说明他并非贪生怕死之徒,不然就先降了曹操,何必要左右取自己的首级呢。至于他后来“下降”,是他相信曹操会需要他这样的豪杰来平定天下。吕布对操言道:“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可见其在言辞间还是有一股霸气。  其实,曹操本不想杀吕布,“布缚急,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客,我为执虏,不能一言以相宽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语,而诉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宽缚”。《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献帝春秋》。但刘备却在旁言道:“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三国志》卷七《吕布传》。刘备为何主张杀吕布呢?一是吕布曾夺取刘备的地盘,备当然怀恨在心;二是刘备担心如果吕布为曹操所用,则使曹操如虎添翼。刘备最大的敌人是曹操,当然不愿看到曹操势力的强大,对自己以后的发展形成更大的威胁。曹操一向主张唯才是举,善于选拔人才,再加上“操之驭将,自古少有”《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如果操不杀吕布,让其为己效力,也许会使吕布成就一番功业。  吕布为何会失败呢?我认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看,吕布盘踞的徐州地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政治、军事斗争错综复杂。自曹操为父报仇,大肆屠戮徐州士民后,长期的战乱使徐州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缺乏巩固的根据地及可依靠的后方,制约着吕布集团力量的发展。从主观上看,吕布行事优柔寡断“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党”同②。部将高顺忠心耿耿,吕布不能用;谋士陈宫屡出奇策,吕布不肯信。高顺常谏吕布:“‘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英雄记》。陈宫被俘后也对曹操说:“但坐此人(指吕布——笔者注)不从宫言,以至于此。若其见从,亦未必为擒也。”《三国志》卷七《吕布传》注引《鱼氏典略》。二人的确说出了导致吕布败亡的致命伤。  总体来看,吕布为人性格直爽,不拘小节,颇得人心,有容人之量,又无割地称王之野心。其一生行事并无大恶,从未有过类似于曹操的屠城坑卒残暴之事。所以我认为陈寿作出的吕布“轻狡反复,唯利是视”的评价并不十分公允。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混战,他们之间只有利益,没有诚信。见利忘义、反复无常者多矣,岂独吕布哉!刘备、张绣、马超、公孙渊等哪一个不是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与他们相比,吕布缺乏的仅是权术和战略眼光,所以才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清雍正皇帝:有人说,雍正之所以上位成功,主要是隆科多和年羹尧两个人,一内一外,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所谓“一内”,指的是隆科多利用步军统领的职权(他当时统辖步军五营约两万多兵力),封闭京城九门,让雍正的反对派们成了瓮中之鳖,同时又完全断绝他们和外界的联系,控制了雍正即位后京师的秩序;所谓“一外”,指的是雍正通过川陕总督年羹尧震慑并钳制十四阿哥胤禵,稳定西北局势,倘若胤禵举兵造反的话,断难通过年羹尧这一关。  中国的古话常说,鸟尽弓藏,功尽人亡,功臣一般都是不得好死的。曾经有个浙江钱塘的举人汪景祺,因为在仕途上混得不顺利,后来便投书给年羹尧,奉承他是“宇宙之第一伟人”,说唐朝名将郭子仪等人和年大将军相比,不过是“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还说他“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历史上无人可及。汪景祺的马匹功夫很到位,捧得年羹尧心里乐开了花,于是便将他收入幕中。  后来,汪景祺给年羹尧又上了一书,叫《功臣不可为》。他在书中说,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乱平后,往往又猜疑功臣,他们认为功臣既然能定乱,必然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往往会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要是功臣壮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往往会被主子认为骄横,进而怒之厌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  汪景祺写书的时候,正是年羹尧得意之时,他没有理会汪景祺的劝告,不料后来年羹尧获罪时这书被发现,反成了年羹尧的一大罪状。在查抄年府的时候,侦察人员又发现了汪景祺的一首七言绝句,里面有一句说“皇帝挥毫不值钱”,把雍正气得几乎吐血。结果汪景祺被处斩,妻子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军士)为奴,五服内的族亲全部革职。  和汪景祺类似的还有个叫钱名世的人,他和年羹尧是乡试的同年(同年中举),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进京的时候,钱名世上奏说年羹尧平定青海有功,请求为之立碑。年羹尧倒霉的时候,钱名世也被连累,雍正说他的行为是文人的无耻钻营,并亲自写了四个大字送他,曰:“名教罪人”!  不仅如此,雍正后来还革了钱名世侍讲学士的职,把他赶回老家,并命地方官特制一个写有“名教罪人”的大匾挂在钱名世家里。更搞笑的是,雍正还让举人、进士出身的京官每人写首诗讽刺钱名世,最后还非得让钱名世亲自将那些讽刺诗文编辑出版,作为宣讲材料发到各地让人学习。有个侍读学士吴孝登诗写得谬妄,被雍正流放在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还有几个人诗写得不认真,也被革职,处罚甚至超过了钱名世。  再说那年羹尧,也非等闲之辈,他本是汉军镶黄旗人,父亲年遐龄曾做过工部侍郎、湖北巡抚,哥哥年希尧也曾做过工部侍郎。这些还属平常,关键是年羹尧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被封为贵妃。如此说来,年羹尧还是雍正的大舅子。不过,年羹尧虽说是标准的皇亲国戚,但他本人是有真本事的。他后来虽然以军功著称,但他年轻的时候却是中过进士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并且还做过翰林院的检讨,这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妹妹的这层关系,年羹尧和雍正的关系自然大不一般,他在官场上也是一帆风顺,他先做四川巡抚、后升为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1721年)又做上了川陕总督。康熙死后,雍正命他与接替抚远大将军胤禵的延信共同执掌西北军务。由此,年羹尧和隆科多成为雍正即位后的左膀右臂,备受恩宠。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青海和硕特蒙古部首领罗卜藏丹津趁抚远大将军胤禵回京之际发动叛乱,妄图控制青藏地区,使得本已经平静的西北局势再起波澜。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对于刚刚上位的雍正是个不小的考验。当然,雍正也可以像大多数建国者一样,利用这个机会把当时对他篡位的质疑给转移过去。于是雍正便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坐镇西宁,指挥平叛,许胜不许败,以帮助他稳固皇位。  年羹尧也算争气。经过充分的作战准备,在雍正二年(1724年)初,年羹尧下令诸将“分道深入,捣其巢穴”。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各路大军跃进千里,将叛军打得落花流水,稀里哗啦。特别是四川提督岳钟琪(当时雍正封其为奋威将军)更是表现神勇,他率军一路狂追,直捣敌穴,匪首罗卜藏丹津仓皇之下,化装成女人才得以逃脱。最后,罗卜藏丹津领着两百多残兵败将投奔了准葛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从此一蹶不振。  由此,“年大将军”之威名,大江南北,人尽皆知。  对于年羹尧的功劳(不仅仅是战功,关键还是对雍正初期稳固其皇位的贡献),雍正是看在眼里的。他曾极为肉麻的对年羹尧说:“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西宁危急之时,即一折一字恐朕心烦惊骇,委屈设法,间以闲字,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得。总之你待朕之意,朕全晓得就是矣。所以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如是应朕,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朕实庆幸之至。”  雍正对此时的年羹尧可谓是圣眷正浓,几乎有过火之嫌。譬如有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了保证新鲜,雍正特令驿站必须在六日内快马送到(从京师到西安),这难免让人想起当年唐明皇的“红尘一骑妃子笑”的典故。至于其他的赏赐,如奇宝珍玩、珍馐美味那更是隔三差五的就送到年羹尧的军中。除此之外,年羹尧的家人有什么事情,雍正也是关怀备至,嘘寒问暖,连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和外甥福惠(8岁夭折)的身体状况,雍正也常常在下发给年羹尧的手谕中特意告知。  是否难辨:年羹尧  雍正曾语重心长的跟年羹尧说:“朕要是不做一个出色的皇帝,就对不起你如此对朕;但你要是不做英武超群的大臣,那也不能回报朕对你的知遇之恩。但愿我们两个能给后人做千古榜样。”他还常念叨说,如果朝中要有多几个像年羹尧这样的大臣的话,那大清帝国还愁不强大?年羹尧听雍正这么推心置腹,那还不云里雾里,喜不自禁?  天威难测,盛极则衰。年羹尧一高兴,脑子就糊涂了。他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也开始居功自傲,专横跋扈,经常做出些超越本分的傻事。譬如在西安都督府,年羹尧也弄得像朝廷一样,令文武官员逢五逢十做班,辕门和鼓厅也画上四角龙。他给人东西叫“赐”,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弄得自己跟皇上一样。在和其他督抚、将军的行文中,年羹尧经常使用皇帝才有的命令口气。就连雍正派来的御前侍卫,年羹尧也只把他们当成前迎后随的下人厮役使用(正如二月河在《雍正皇帝》的描述)。  由于雍正的宠信,凡是年羹尧所保举的人,吏部和兵部都优先录用,时称“年选”。在西北年羹尧的辖区,“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雍正都给了年羹尧很大的任免权力,年羹尧也不自知,他便利用这个机会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年记”小集团。另外,年羹尧利用手中的任免权,买官卖官,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算起来也有数百万两银子之多。当然,这事要在康熙朝的话,也许皇帝睁一眼闭一眼就过去了,但雍正初年正是严厉整顿吏治、清欠亏空的时候,年羹尧也是撞在枪口上。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第二次进京陛见,这成为他人生由盛转衰的拐点,可惜他当时还是一点都不知道收敛。赴京途中,他居然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接跪送。到京后,王公以下官员出城跪迎,年羹尧坐在马上,安然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完全不放在眼里。年羹尧的跋扈,一度引起了京城士大夫们的公愤。更有甚者,年羹尧在雍正面前,居然也“箕坐无人臣礼”。在此之前,本就很多人告年羹尧的状,雍正见年羹尧这个样子,这下真的火了。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雍正借着京中出现“雍正赏兵乃是年羹尧主意”的谣言,指桑骂槐说:“朕又不是三岁小孩,难道还要年羹尧的指点!难道因为年羹尧强为陈奏,朕才赏兵的么?”“年羹尧的才能,做个大将军或者总督是有余的,但怎么可能具备天子的聪明才智?!”雍正又说,那些人造谣是因为嫉妒中伤年羹尧,但话外之意,也有警告年羹尧切莫骄横过度的意思。  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下旬,年羹尧奏报回到西安,雍正在他的折子上批了一段关于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我君臣期勉之,慎之。”雍正的这段话意味深长,等于是第二次给年羹尧警告了。  还没等看明白雍正什么意思,年羹尧又犯了一个大错。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天象,大臣们纷纷上表祝贺,年羹尧也上了一表。不料别人的马屁都没事,偏他不小心拍到了马脚上。原来,年羹尧在表中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结果赞美的话变成了讽刺之语。雍正接阅后大怒,说:“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于朕耳。观此,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尽管年羹尧后来一再进折请罪,但雍正就此抓住不放,要借此机会置年羹尧于死地了。  由此,雍正开始正式修理年羹尧。首先,雍正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一一撤换,并对那些人分化瓦解,让他们和年羹尧划清界限。随后,雍正撤了年羹尧川陕总督的职,并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他去做杭州将军。年羹尧毫无还手之力,还得具折谢恩。雍正在他的折上批道:“朕听说有个谣言叫‘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朕倒要让你去那里做做官!朕想你要是自称帝号,那也是天数,朕也没办法。要是你自己不肯做,那有你统朕数千兵在此,你 天宝十二年(753年),也就是西域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在怛罗斯的大战后两年,安西都护府已经从两年前的惨败中恢复。盛唐时期的恢复力可谓是无限,仅仅两年的功夫,高仙芝一手提拔的新任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就有实力率军讨伐大勃律(今巴基斯坦所领克什米尔的巴勒提斯坦)。此时的大勃律同吐蕃可算是同气连枝,已经成了吐蕃的附属国,这一地区在十世纪成书的波斯文佚名作者所著《世界境域志》中被称做“勃律之吐蕃”(BoloranTibet),而其首府斯噶尔(Sidkar,今作Shigar)在《拉达克王统记》里被归于“墨”(Smad)地(弗兰克1926:32)。“墨”这个词在西藏地理中与另一个词“麻域”(Maryul)一样,都意味着低地,而且总是用来指拉达克一带。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直到近代还有人把巴勒提斯坦叫做“小吐蕃”,而把拉达克叫做“大吐蕃”;甚至把它们分别称做第一吐蕃、第二吐蕃,而把西藏本身称做第三吐蕃(海达尔书1972:135,注2)。正因为如此亲密的关系,吐蕃又一次站在了唐军的面前。西域唐军一向以强悍著称,即便是怛罗斯血战而败,也没丢了唐军的名头。此时两军对决之下,吐蕃军果然抵挡不了,只能向后败退,而唐军一路高歌猛进,直捣大勃律的贺萨劳城。不过吐蕃人也可算是唐军的老对手,虽然不敌,但是也想出了一个败中求胜的招数。他们将军队埋伏在山林之中,然后用老弱残兵进行挑战,企图将唐军诱入埋伏圈。然而这样的招数却被唐军时任判官的段秀实所识破,于是唐军并不冒进,派兵搜山,将埋伏的军队一举歼灭。此时大勃律再无力量与唐朝对抗,只能投降。  眼看着大唐在西域又要风生水起,风光无限的时候,突然一声晴天霹雳,将一切美好的前景击得粉碎。这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呢?聪明的读者肯定已经猜出来了,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辉煌鼎盛的唐王朝从此走向没落。从文首杜甫的诗篇当中,我们就可以深刻的理解安史之乱的前后唐朝境况的巨大反差。  对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现在主流的说法就是李林甫嫉贤妒能,为了阻止有战功的将领入朝威胁他的地位,所以大力提拔少数民族将领,从而造成藩镇权重,尾大不掉。其实本人认为这个看法很有问题,我们知道唐朝初期实行的是府兵制,而府兵制的好处就是既保持了充沛的兵员,又极大的节省了国家养兵的费用。可是府兵制有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极其倚赖田地而且兵员的战斗力不能保证。唐初因隋末大乱,人口急剧下降,所以府兵的田地都有保障,这样还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到了玄宗这一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熟悉我国历史的都知道,我国的王朝很多时候都是开国的时候土地平均分配,然后亡于土地兼并,其实哪个朝代不知道土地兼并会亡国呢? 但是这个不是人力就可以控制的,唐朝也不例外。唐朝初期颁布了很严厉的法规进行限制,但是从来就是上有决策下有对策,土地还是一点点的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失去了田地的农民如何还能负担府兵的征调呢?于是只有逃亡。古代的土地兼并无法被抑制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可没有计划生育这种法规,儿子们大了之后自然要分家产,于是田地也越分越小,直到最后分得的田地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只能卖掉。而且种田这种事情也不是旱涝保收的,遇到天灾什么的一年的收成就完了,农民自然就不会有钱置办武具装备,但是兵役还必须得服,最后也只能逃亡。这样的情况愈演愈烈,到了玄宗时期甚至连护卫皇宫的府兵都招不满了,面对这个情况,唐朝开始用“彍骑”和“长征健儿”这样的募兵来取代府兵制。这样本来是府兵比例最多,兵力最为雄厚的关中地区便逐渐空虚起来,而边疆地区的实力开始逐年的增长,外重内轻的趋势其实已经不可避免。此时正当盛唐虽然均田制渐渐遭到破坏,但是对唐朝国力影响却并不大,此时唐玄宗雄心勃勃,意图继承乃祖遗风,开疆扩土,所以设置了十大节度使,让他们负责对外的防御和征战。  以下是唐朝的兵力分布:  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  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护府,兵二万人。  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黑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  朔方节度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人。  河东节度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云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岚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万五千人。  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  高仙芝此时正在陕郡布防,他手上有五万人,同样也是唐朝在长安临时招募的新兵,另外夹杂着一些在长安的边兵,长骑以及彍骑,既成份复杂,战斗力更是不能有多少期望。而且本来作为元帅的玄宗第六子荣王李琬居然到任没几天就得暴疾而薨,虽然我们说在指挥方面其实有这个王爷和没这个王爷没什么区别,但是荣王要是不死,作为监军的宦官边令诚绝对不敢在军中指手画脚,干预军务从而导致后面的悲剧。  在封常清与高仙芝会后之后,高仙芝立刻了解到了他这点乌合之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面都不是叛军的对手,立刻在封常清的建议之下坚壁清野,退守潼关,虽然在撤退过程中被叛军的先头骑兵攻击,损失不少,但是高仙芝的主力已经安全的撤到了潼关,开始修完守备,据险抗击。这时候安禄山的部将崔干佑追到了关下,只能望关兴叹,叛军想直捣长安的企图暂时破产了,高仙芝和封常清为帝国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喘息时机。  此时安禄山的部将大同军使高秀岩率军进攻朔方镇武军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南),他这边可是踢到了一块大大的铁板,遇上的是后来的中兴名将时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更为重要的是郭子仪此时率领的军队是他的本部兵马,当真是如臂指使,一仗打下来高秀岩溃不成军,而郭子仪乘胜追击,攻下静边军城(今山西省右玉西北右卫镇)。此时安禄山的大同兵马使薛忠义率军反攻,却被郭子仪击杀胡骑7000。由此,唐军乘胜收复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马邑(今山西省朔州东北),进而攻下雁门关,打通了南下河东、东下河北的战略通道。  静边军之战后,唐军开辟了全新的战略局面:在敌后,唐军的进攻像是给安禄山惨淡经营多年的老巢三镇嵌进一个巨大的楔子,使叛军后路断绝,失去依托,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而无后顾之忧了。不仅如此,只要叛军无力拔除这个致命的楔子,那么楔子造成的突破面势必越来越大,以至把叛军腰斩为二,使其北线与南线失去战略联系,从此首尾失顾,其发展趋势只有被各个击破了。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大宦官边令诚粉墨登场了。大家还记得高仙芝讨伐小勃律的时候么?也是这位在高仙芝攻下连云堡的时候畏敌不前,结果高仙芝只能将本来就不多的一万人马分出了三千来保护这位老兄的安全,还好高将军能打仗,靠着手上的六七千人就攻克了小勃律的都城。之后的要财要物也不用多说,反正我们高大将军也不是个吝啬鬼,要多少也就给多少就是了。可是千不该万不该,在这个兵战凶危的时候这位大人却也想指手画脚一番。这打仗可不是儿戏,高仙芝自然不能听这位的话乱来。这宦官翻脸比翻书还快,按史书的说法就是“易怒而难消”,立马向玄宗皇帝上谗言,把高仙芝、封常清的“败绩”添油加醋地在玄宗面前一一陈讲,对于二将的顽强和匆忙召募士兵的低素质却只字不提。玄宗“龙颜大怒”,丝毫不念二将固守潼关之功,“遣(边)令诚赉敕至军并诛之。”  边令诚到潼关后,在驿南西街向封常清宣读敕令。跪听圣旨后,封常清言道:“我讨贼无方,令国家蒙羞,死所甘心。但身死之后,有表章奏与皇上,请公公予以上达天听。”言毕,随身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奏表,递给边令诚,然后,跪地伏首,慷慨受刑。  封常清在临终表章中,先陈述自己东京失陷后之所以败逃,不是为了苟全性命,并向唐玄宗详细讲解与敌交战后对安禄山叛军的军事分析和重新认识。接着,封常清又如实讲述了洛阳败绩的原因和自己忍辱败退的情由。  “中使骆奉仙至,奉宣口敕,恕臣万死之罪,收臣一朝之效,令臣却赴陕州,随高仙芝行营。负斧缧囚,忽焉解缚,败军之将,更许增修。臣常清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臣读《春秋》,见狼瞫称未获死所,臣今获矣。  昨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  这篇名传千古的《封常清谢死表闻》今天读起来依然催人泪下,可谓是千载之下,可悲可悯!此文之后又激励了一位大唐西域英豪,这在后文中将提及。  高仙芝从城外巡营回来,刚知道封常清被下旨斩首,还不知道自己也有份儿。由于高仙芝此时仍兵权在手,大太监边令诚急忙找了百多名陌刀手跟随身后,迎前对高仙芝讲:“大夫您亦有恩命!”一闻此言,高仙芝知道大祸难逃,并无惊慌,只是跟随边令诚走到封常清受刑的地方,跪听敕令。  敕令宣达后,高仙芝很平静,对边令诚说:“率军撤退,确实算得上是罪过,为此受死,我无异言;说我克扣士兵钱粮和赐物,就肯定是冤枉我!上有天,下有地,兵士皆在,足下怎么不知道实情呢。”刑场这外,此时已经密密麻麻围满了高仙芝招募而来的兵士。这些兵士虽跟随高仙芝不久,但对这位豁达大度的将军都很敬重。高仙芝扭头对兵士们高声说:“我于京师招募你们出来打仗,大家虽然得到一些兵饷装备,其实远远不足。正想和诸位儿郎一起冲杀破贼,取高官重赏,不料想贼众突来,我才带领军队后撤至此,本意也是想为国家固守潼关。如果我果真克扣你们的钱粮,你们就说有;如果我没有克扣钱粮,请你们说无。”话音刚落,数万士兵齐声大喊:“无!”其声震天动地。  虽然这两位将军被奸人构陷,壮志未酬,我们后人只有将他们的事迹记录出来,让世人不要忘记这些本应该在西域这片辽阔的疆土上纵横驰骋的将军们。而边令诚这样的宦官,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将军都是少数民族,所以史书里面所说的因为李林甫大力提拔番将而导致安史之乱的说法不攻自破。  这两员大将的死使得朝廷无人可用,只得将中风在家养病的哥舒翰请了出来。这哥舒翰也算是一员成名的将领了,在防守潼关上也坚持了高仙芝封常清的策略,坚决不出关与敌野战,打算将叛军拖在潼关之下。此时郭子仪和李光弼从山西进兵河北,重新光复很多州县,忠于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机策反,有占领整个“敌后”的可能。按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的话,叛军前路被堵死,老巢却在唐军的威胁之下,沿路占领的郡县又纷纷反叛,拿现在的一句流行的话就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是纵然有如此多的忠臣良将,却敌不上奸臣的一句话。在驻防潼关的时候,有将领建议哥舒翰领人马回长安除掉杨国忠,为朝廷除此大害,可是哥舒翰见大敌当前,便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可是参与商议的人中间却有杨国忠的人,于是杨国忠不顾社稷存亡,居然严令逼迫哥舒翰出关与叛军决战。哥舒翰无法,只能撑起病弱的身体,提兵出城决战。可是编制复杂,战斗能力低下的杂牌军如何是精锐叛军的敌手?于是哥舒翰被擒杀,潼关失守。叛军顺势攻陷长安,唐玄宗只得逃往蜀地,战乱之火终于遍布整个中国大地。  虽然安西军的两员重要将领含冤被杀,但是西域男儿并没有就此在平叛的过程中充当看客,而是继续为国家舍生忘死拼搏。看过本人的大漠孤烟直的都应该知道李嗣业这个人,他是高仙芝当时军中的左右陌刀将之一,在征讨小勃律和与阿拉伯战斗的时候他都是先锋大将,在肃宗灵武即位之后率五千安西兵马驰援朝廷。  唐朝西域健儿的风采我们今人已经无缘得瞻,但是靠杜甫的诗篇,我们的心中又会浮现出当时的那支大唐百战精锐。  李嗣业来援之后没多久就迎来了一场关键性的大战,是时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九月十三日,朝廷以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统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另有四千回纥骑兵从凤翔出发,二十七日进至长安西。叛军出动十余万相抗衡,双方大战于香积寺(今陕西长安南)北,沣水以东。唐军列阵十里,李嗣业时为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为前军,朔方右行营节度使郭子仪为中军,关内行营节度王思礼为后军。叛军知道彼此兵力有差距,于是集中精锐骑兵,倾全力做一点突破,唐军的前军用强弓硬矢也抵挡不住叛军的集团式的决死冲锋。眼看唐军阵型就要被敌人骑兵穿插分割,溃不成军,此时李嗣业单独一人战到了阵前,效法汉时虎痴许褚脱衣徒搏,手持陌刀,独自面对敌军骑兵。巨吼声中,他所立之处瞬间刮起了一片腥风血雨,“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他犹如一尊杀神,硬生生的将敌军骑兵挡在了身前。  相信此时嗣业将军的心境就如同这首诗一般吧,是啊,天欲倾,国有殇,断头相见又何妨?唐军将士见此惨烈的情景,怎会不奋命争先,戮力与共呢?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于是前军之士尽执陌刀、长柯斧如墙而进,所向无前,嗣业先登奋命,所向披靡。  李嗣业在前面拼死力战的时候,叛军在东面也有伏兵,但是却被唐军先一步发现,于是回纥骑兵先一步将叛军伏兵击溃,然后绕道至叛军背后,与李嗣业前后夹攻,自午及酉,终于大败叛军,“斩首六万级,填沟壑而死者十二三。”此战后唐军终于光复西京长安。  将军难免阵上亡,嗣业将军最后还是阵亡于平乱的战场上。是时安禄山已经被他的儿子安庆绪谋杀,而安庆绪不敌朝廷军队,一路败退回邺城(今河南安阳),干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唐军誓师讨伐安庆绪,到了十月唐军九大节度使聚集六十万兵马将邺城团团围住。此时安庆绪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了,于是只能派人以让位为条件向史思明求援,于是史思明发兵十三万进行救援,但是在攻下了魏州之后却开始按兵不动。邺城的攻城战一直持续到了干元二年(公元759年)的正月,由于唐军在出征之前没有安排总指挥,于是各路人马各不统属,指挥不灵号令不畅,更有个宦官监军鱼朝恩,于是各将帅心里都在打保存实力的小九九,居然到了城里已经开始人相食的程度还没有打下来。见到这种情况李嗣业不胜其忿,亲自引本部兵马攻城,却被流矢所伤。数日后,疮口快要愈合的时候,卧于帐中,忽然听到金鼓之声,奋而起身大叫杀贼,却使得疮口崩裂血出数升注地而卒。虽然嗣业将军算是死得其所,完成了一个武人的最后的理想——马革裹尸而还。可是本人认为嗣业将军当时走得其实是非常的心有不甘,不能亲眼看到叛军全灭的那一天,正应了一句诗——“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最后这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历时八年之后终于被平定,可是这场动乱对于国家,更主要的是对于此后中国人的精神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安史之乱之后中央对于藩镇的控制逐渐无力化,这直接导致了唐末的藩镇之乱,这样的混乱一直蔓延到五代十国时期。最后宋朝建立后吸取了唐朝的教训,对武人的权力进行限制,但是却矫枉过正,从此中国人尚武崇文的精神中尚武一道就被硬生生的砍掉了。  经过三年的血战,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张义潮终于一举攻克了凉州。张义潮收复凉州后,即表奏朝廷。于是,“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唐王朝复置凉州节度使,统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所在凉州,由张义潮兼领凉州节度使。从此,河西走廊又畅通无阻。当世之时,世人写下这样的诗句来赞扬张义潮:“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中,张义潮以瓜州、沙州为根据地,对外征讨,扩大战果,巩固归义军政权对河西的统治。当时,河西地区的形势还是相当复杂:南面的吐蕃还在伺机卷土重来;北面的回鹘也在觊觎着河西这块富庶之地。另外,吐蕃国内,自“尚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诸州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他们纠合在一起,大肆劫掠河西各地。  张义潮在基本没有中央政府军队帮助的情况下,进行了一系列战役。《张义潮变文》直接记述了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至十一年间的三次战役:第一次是吐谷浑王进犯沙州,张义潮出兵讨伐,两军在西同附近相遇,张义潮首战破敌,土谷浑王败逃,张义潮率军乘胜追击1000余里,并大获全胜,活捉土谷浑宰相3人,斩首示众,而后全军高唱《大阵乐》,凯旋而归;第二次是纳职县回鹘、吐蕃抄掠伊州,张义潮奔袭,回鹘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沙洲军大获全胜;第三次是叛乱回鹘劫夺唐朝册立回鹘使王端章,张义潮闻知大怒。由于下文残缺不全,不知结局如何。由此可知,张义潮为了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骚扰、劫掠,仍然进行着非常艰巨的斗争。《张义潮变文》中所说义潮“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奴,不曾暂暇”,就是当时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十月,“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余众逃奔秦州,途中又遭到了尚延心的袭击,“吐蕃自是衰绝”。河陇肃清,使唐王朝无西顾之忧。至此,河西地区初步形成了统一局面,“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唐王朝的势力,已达陇右诸地。  正是张义潮率领的沙州起义及其战果的不断扩大,河西地区才得以克复,使“百年左衽,复为冠裳;十郡遗黎,悉出汤火”。对于他在河西重振大唐声威的业绩,人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悍,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猃狁,款少骏之蹄,南土蕃浑,献昆岗之白璧。”堪称英雄盖世之功!在攻取凉州到张义潮前往长安的近十年时间内,这一段时间张义潮的另一个主要活动就是经营河西地区。内政方面主要是全面恢复唐制,废部落制,重建唐前期在这里实行过的“州-县-乡-里”制。与唐前期不同的是归义军在乡一级还设置了知乡官,负责全乡的政务。乡下虽仍设里,但因里正的许多职权被收到知乡官手里,这使里正在基层政权中的作用比以前下降了。在沙洲城内,归义军还恢复了唐前期实行过的城坊制度和坊巷的称谓。与此同时,张义潮还仿照内地的军政体制,设置了与中原藩镇一样的文武官吏,恢复了相应的一套文书、行政制度。其次,废除吐蕃时期的户籍、土地、赋税制度。按照唐制编制新的户籍,制定新的赋税制度;归义军时期的户籍,除注明人口情况外,还注明了各户土地亩数与分布情况。针对当时沙州荒田闲地较多的特点,张议潮还实行了请田制度,即允许百姓向归义军衙门申请耕种荒田闲地。对于百姓之间自愿对换土地,调整土地位置,官府一般也予以批准。  在重新登记人口和土地的基础上,张义潮还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根据敦煌出土的文书记载,归义军实行的是据地出税的制度,其地税主要包括地子、官布和柴草三项。地子完全按亩交纳,纳的是粮食。官布、柴草也是按亩交纳的。为什么地税中既有地子,又有官布和柴草呢?这与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河西地区还没有实行货币经济有关。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实行的是部落——将制和突田制,唐王朝的通用货币被废除,主要实行的是原始的物物交换,交换的媒介是实物。归义军政权建立后,由于货币极度缺乏,人们在买卖、雇工、典当、借贷时仍以麦粟、绢帛、布匹等实物计价。从已知的出土敦煌文书看,在交换领域除以麦粟计价者外,以布匹计价者也很多。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时期货币反而不是普遍的交换媒介,在这种情况下,张义潮的归义军政权才将唐朝赋税制度中应交现钱的那部分税收改为征布或者其他实物,因此在今天出土的敦煌文书中保存了许多征收官布和柴草的记载。  与此同时,张义潮还在河西地区大力传播汉族的先进文化:“河西创复,尤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瑥末,雷威摄伏,训以华风,咸会训良,规俗一变”。另外还恢复唐朝服装,推行汉化。很快就使敦煌“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同时,在吐蕃时期被废弛的各项水利设施也被重新运作起来,张义潮在河西诸州开挖沟渠,并设立专职水利管理人员,使得河西的农业得到了大发展。当时世人赞叹道:“三光咋来转精耀,六郡尽道似尧时。田地今年别滋润,家园果树似玉脂。州中现有十碾水,潺潺流溢满沟渠。必定丰熟是物贱,休兵罢甲读文书。”对辖区内的少数民族,归义军政权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已汉化者编入乡里,与汉人杂居。吐蕃化较深者部分继承吐蕃制度,仍用部落的形式进行统治,尊重他们的习俗。同时吸收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参加政权。对于具有强大政治、经济、社会势力的佛教,他们首先废除了吐蕃时期的僧官制度,恢复唐制。并通过削减寺产限制其依附人口的发展,削弱都僧统的政治经济权力,以后又通过控制僧官的任免权使沙州僧官逐渐依附于世俗政权。寺院依附人口的减少导致寺院经济衰落,一些原由寺户上役时从事的工作逐渐被各种租户和雇工所代替,以沙弥为代表的下层僧徒承担的劳务开始增多。经过张义潮的努力,河西诸州的各族民众开始和睦的生活在一起,河西走廊也慢慢回复到了往日的繁荣景象。  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张义潮在长安留为人质的兄长张义潭去世,已经69岁高龄的张义潮离开沙洲,前往长安为质。这是张义潮兄弟为了表示自己对大唐的忠诚而作出的决定,“先身入质,表为国之输忠;葵心向阳,俾上帝之诚信”。张义潮入朝后,唐朝授义潮为右神武统军,晋官司徒,职列金吾,并赐给田地宅第,可以说给了他很高的礼遇。  张义潮入京后,他的河西职务交给了他兄长张义潭之子张淮深。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八月张义潮卒于长安,享年74岁,从而结束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公元907年,朱温逼唐末代皇帝哀帝禅位,自登帝位,建国号梁,定都于汴州(开封),唐朝至此宣告灭亡,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而西域这片苍凉而又雄浑的土地也在默默地等待着下一个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的到来。公元1690年,这片充满着黄沙,绿洲,冰山和雪莲的土地上再次出现了中国士兵持戈跃马的身影,而西域也最终被命名为新疆!  为了剿平叛军,朝廷从西域抽调了大批精锐部队,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除了李嗣业、段秀实的五千安西精兵之外还有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的七千兵马,马磷的三千精兵,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资治通鉴》卷218记载,756年肃宗在征发拔汗那兵马的同时,又使拔汗那“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旧唐书·尉迟胜传》)。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资治通鉴·卷219》)。到了干元元年(公元758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册府元龟》卷973《肋国讨伐》,参见《新唐书·吐火罗传》]。如此多的西域国家踊跃为唐廷出力,可见唐朝在西域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在安史之乱之前,由于唐朝控制了西域的绝大部分地方,所以阿拉伯帝国不得不与吐蕃帝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唐帝国这个敌人,可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军队无力西顾;而吐蕃相继攻占陇右、河西、天山南北两路,吐蕃与阿拉伯的关系就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由盟友转变成了敌人。德宗贞元二年(786),唐润州节度使韩晃至长安,上言曰:“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以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以来,兵从寝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从中可得知阿拉伯帝国和吐蕃帝国已经爆发了冲突,而宰相李泌将这一切看得非常透彻。  天宝战争后,南诏与吐蕃联合进攻四川,大败而还,吐蕃迁怒于南诏;且南诏归附吐蕃后,苦于应付重税和助兵战守,对吐蕃也已不满。李泌联合南诏的意图刚刚一表露就获得了积极的回应,从贞元四年(公元788年)起,双方即以书信往返商洽。贞元七年(公元792年)唐王朝派南诏旧臣段义忠回南诏洽商。贞元八年(公元793年),剑南节度使韦皋致信南诏王异牟寻,愿同南诏驱逐吐蕃于云岭之外,相互保卫,永为一家。异牟寻与清平官、大军将等密谋大计,一心归唐。贞元九年(公元794年),南诏派使臣由戎州、黔州、安南三路献表,愿归大唐。唐德宗赐异牟寻诏书,下令韦皋派使者到南诏安抚。贞元十年(公元795年),唐节度使巡官崔佐时前往南诏,与南诏王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神祠,立誓言“愿以全部落归唐,辖内各首领永不叛离”。唐册封异牟寻为“南诏”,赐银巢金印“贞元册南诏印”,这一会盟史称苍山会盟。至此唐与南诏40余年纷争化干戈为玉帛,而李泌一手构筑的对吐蕃的世界包围网也宣告正式形成。李泌此人初显身手于安史之乱,后造福于地方,再谋划于朝堂,略施小计就将野心勃勃的吐蕃帝国的威胁化于无形,身历四朝——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参与宫室大计,辅翼朝廷,运筹帷幄,使君臣和睦不猜忌,皇室父子不相残,居功至伟,可以说是中唐第一名相!  此时西域的形势是大食帝国仍然控制着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四镇、北庭以及西州还掌握在唐朝守军的手中;吐蕃政权西据伊吾,东有陇右,占据河陇地区,隔断了四镇与朝廷间的联系;而回鹘汗国[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蔼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迦可汗遣使将回纥的族名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以后文中通用回鹘这个名称。]则占据了金山以东的漠北草原,并进而左右着北庭地区的局面。  但是在李泌的包围网形成之前,在西域发生了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件,这使得唐帝国几乎结束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经营西域的活动。上文提到过由于吐蕃的入侵阻隔了西域与内地的交通,这时唐朝西域守军与唐朝政府的信息往来以及西域各国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交往都不得不改道,经由北庭,通过回鹘控制的“回鹘道”到达长安。安西、北庭因为不得不“假道”回鹘,所以被迫“附庸”回鹘(据《旧唐书·吐蕃传》),以作为自存之计。但是由于回鹘人“征求无厌”,激起了葛逻禄、白服突厥以及北庭附近的沙陀部落的反抗,葛逻禄、白服突厥勾结吐蕃一同进攻北庭。  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冬天,吐蕃军队以葛逻禄、白服突厥作为向导,联合大举进攻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率军由漠北西进,援救北庭。回鹘军队与吐蕃军队在横口遭遇,回鹘大败,恰好这时颉干迦斯得到了回鹘可汗被暗杀的消息,于是在贞元六年(公元790年)6月撤军返回漠北。失去回鹘的援助之后,北庭很快就被吐蕃攻陷,节度使杨袭古率残兵二千人逃往西州。  同年秋天,颉干迦斯在处理完漠北事务之后,又率领五、六万军队匆匆踏上了西征的道路,谋求夺回北庭。但是回鹘军队又大败于吐蕃,士卒死亡大半,无功而返,(《资治通鉴》记于贞元七年,公元791年,秋)北庭终于完全失陷。与吐蕃联合攻取北庭之后,葛逻禄乘胜取回鹘之浮图川,回鹘震恐,悉迁西北部落于牙帐之南以避之(《资治通鉴·卷233》)。公元792年西州等地也被吐蕃攻陷。北庭之战以后,吐蕃又在贞元七年(公元790年至791年)连续攻陷了于阗、西州(疏勒失陷的具体情况史无明文)。原来由唐朝控制的西域重镇大多都落入了吐蕃与葛逻禄联军的手中。此时只剩下受到重重围困的唐朝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在苦苦支撑,城中唐军为了不让中国在西域的最后一块土地失陷,与吐蕃军死战,城在人在,城陷人亡,全城军民戮力同心,坚守了一年之久,终于没有让吐蕃军把城攻破。(当然对于龟兹还有另外的一种看法,那就是随着北庭的陷落,安西都护府随之移节,转到西州与吐蕃帝国做长时间的拉锯战。不过根据摩尼教的《赞美诗集》内记载,当时的龟兹内北庭大将军节度使,龟兹节度使,拨换的曹侍郎,焉耆的唐副使等均为唐朝官吏,可见即便安西都护府移节了,当时的龟兹还是处在安西都护府的控制之下,直到之后让与回鹘汗国。)  不过在李泌的政治斡旋之下,吐蕃的胜利更像是回光返照。回鹘此时正值极盛,之前的挫败并没有对回鹘造成太大的伤害,回鹘势力很快又卷土重来,与葛逻禄、吐蕃的联合势力在天山东部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而在西域,我们知道当时主要就是三个国家在争夺,唐,吐蕃和阿拉伯这三大帝国。当时唐朝在西域的兵力大大下降,比兵力下降更为可怕的是朝廷的供应补给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等到了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时,吐蕃军队已经尽陷兰、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资治通鉴·卷223》)。看一下唐朝当时的地图我们就知道,中国腹地同西域的那一条窄窄的通道被吐蕃完全掐断,西域唐军与内地的联系终于断绝,此时的西域唐军身处两大帝国的包围之中,又得不到自己国家一丝一毫的帮助,形势之险恶,条件之恶劣可见一斑。可是即使是这样,西域守军依旧不屈不挠,为国家坚守西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吐鲁番出土的《高耀墓志》(发掘简报见《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有广德四年(相当于公元766年)年号。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公元763-764年),公元765年代宗改元永泰(公元765-766年)。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公元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  大概到了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左右,西域守军通过种种途径艰难的与朝廷恢复了联系,(斯坦因在于阗发现的汉文文书中,有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号。见M.A.Stein,AncientKothan,AppendixA:ChineseDocumentsFromtheDanda-Uillq,NiyaandEnder,No.1)本人估计是通过回纥绕道同朝廷取得了联系。本来已经对西域不报什么希望的唐廷突然获悉西域居然还在本方的控制之下,自然惊喜不已,朝野上下对于西域守军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感动不已。唐代宗亲自下诏褒奖,并向西域唐军通报内地情况,赞扬他们“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怀,张我右掖,凌振于绝域,烈切于昔贤。微三臣(指河西节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之力,则度隍逾陇,不复汉有矣(《唐大诏令集》卷116常衮《喻安西北庭诸将制》。据岑仲勉研究(《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04页),此制文下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至大历七年(公元772年)之间)。”帝国上下对于西域守军的忠诚在感动之余也非常的歉疚,西域虽有“奉国之诚”,朝廷却因“事势不及相恤”,(《全唐文》卷464《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实在是对不住这些忠义男儿。  可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此时在慢慢发作,在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唐朝将领朱泚又发动兵变,占领了长安。唐德宗出奔奉天,情势危急之下无奈遣使向吐蕃请求援兵,吐蕃却想乘火打劫,借机提出以径、灵等四州以及安西、北庭作为交换条件。唐德宗当时也没多想就答应了下来,并且写了《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预备派沈房、韩朝彩等人前往西域办理交割事宜。拟将西域将士、官吏、僧道、耆寿、百姓等撤回内地,然后将西域交割给吐蕃。令四镇、北庭将士“递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摘,速图近路,复归乡井,重见乡亲。同时“如有资产已成,不愿归此,亦任便住,各进所安”(《全唐文》卷464《慰问四镇北庭将士敕书》)。可是吐蕃虽然出了兵,却根本没有履行诺言,不但如此,甚至还将武功城劫掠一空。朝廷靠一己之力平定了朱泚叛乱之后,吐蕃居然厚颜无耻的要求唐廷履行诺言,割让安西、北庭。唐廷自然不会答应如此无礼的要求,当时的名相李泌就说:“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皆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更指出:“两镇之人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现在发现的文物资料也证明了沈房、韩朝彩根本就没有去西域,所以西域唐军也并不知道交割西域这件事。唐德宗发布撤军敕书的时间是784年(兴元元年)(据《旧唐书·吐蕃传》),但是在于阗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却发现了有建中八年(相当787年)年号的汉文文书,(M.A.Stein,AncientKothan,AppendixA:ChineseDocumentsFromtheDandan-Ulliq,NiyaandEnder,No.9)唐德宗建中年号只有四年(780一783年),784年改元兴元,785年又改元贞元,直到787年(贞元三年)西域仍在沿用建中年号,说明不知道两次改元的消息。总之,一直到了788年至789年(贞元四、五年)之间,唐朝驻守在安西四镇,北庭、西州的军队还控制着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悟空行记》,参见《宋高僧传》卷3《唐上都章敬寺悟空传》、同卷《唐北庭龙兴寺戒法传》)。  吐蕃屡屡乘火打劫的行为导致了唐朝举国上下一致的敌视,在休养了数年之后,唐朝于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在宰相李泌的领导之下,针对吐蕃这个巨大的威胁策划了一系列高超的外交活动,以高超的政治素养将吐蕃推入了困境当中。一开始李泌就提出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这样的一个外交方针,此后经过李泌的不懈努力,不久之后,回纥可汗便称臣,与唐和好。贞元四年(788)回纥合骨咄禄可汗遣使迎娶公主,极为隆重。并说:“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回纥就此站到了和吐蕃作战的第一线上。此后又提出:“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白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阿拉伯帝国)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仅仅距北庭失陷过了一年的时间,回鹘可汗就向唐朝政府派遣使节,“献败吐蕃、葛(逻)禄于北庭所捷及其俘畜”。显然回鹘人很快又在北庭地区取得了胜利,但是战争的实际进程如何,回鹘最终是否控制了北庭,汉文史籍阈载。《九姓回鹘可汗碑》中的汉文部分大略记载了这次战争的经过,碑文中说,回鹘军队在天可汗(即公元808-821年在位的保义可汗,碑文中记述的许多内容是保义可汗继位之前担任内宰相时的事迹)的率领下对北庭“半收半围”,而后,天可汗又“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收复了北庭城。并对北庭的居民进行了妥善安置,“食土黎庶,纯善者抚育,悖戾者屏除”,安定了北庭地区的社会环境,恢复了北庭以东的交通。对照汉文史料的记载,回鹘收复北庭的时间应在公元791年秋季或之前。争夺北庭的最终失利对于吐蕃政权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吐蕃因在北庭战役中伤亡过重,曾向南诏征兵,以作为西域战场的补充。  收复北庭之后,回鹘政权取得了在西域的落脚点。接着回鹘军队再次出征,和唐安西守军里外夹攻,打败了围攻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的吐蕃军队,取得了在天山南部地区的重大胜利。《九姓回鹘可汗碑》第十六行在北庭之战后记叙了龟兹战役之情况,“后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烬。”于术就是唐朝安西都护府所辖于术守捉城的所在地,西距龟兹四百六十里,东距焉耆七十里,这是一次长途追袭。吐蕃军队先败于龟兹,尔后又被围歼于于术城中。北庭、龟兹两次战役的胜利,使天山南北的两个战略要地都处于回鹘势力的控制之下。在回鹘解决吐蕃围攻安西的军队的时候,唐朝政府也没有坐视,在公元795年唐朝也出兵西州,继而将西州光复。  从地图上看,从沙洲(今天的敦煌)到天德军(今天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直线距离大约为1400公里,这段路程中,80%以上的路途是沙漠地带,包括了巴丹吉林大沙漠、腾格里大沙漠和库布齐大沙漠。可想而知,中间路途的艰难困苦。从天德军(今天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到长安的直线距离约为800公里。当这支来自沙洲,历经数千里的磨难,满身尘土的信使队伍到达长安的时候,整个长安轰动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民众纷纷涌到街道上来迎接这支队伍。自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大唐完全失去河西之后,河西走廊就成了大唐帝国心中的一个隐痛。从古至今,河西陇右从来就是中央政府打击或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基地,可以说是西北的门户,没有了这片地区,关内等于说是门户大开,长安就会直接受到敌人骑兵的威胁。而且这片地区民风悍猛,还是中国最重要的养马基地之一,可以说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如今听说沙洲人民心怀故国,居然靠自己的力量将沙洲光复,这可真是极大的喜讯,让人欢欣鼓舞。大唐政府以隆重的仪式迎接了这支信使队伍的到来,唐宣宗听到这一喜讯后,竟情不自禁地欣然赞叹道:“关西出将,岂虚也哉”。  本来张义潮的计划是想通知中央政府同他里外夹攻,共同击破吐蕃,光复河西陇右全境,可是他派出的十队送信使中的九队全部覆没在路途上,仅有的一队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经过了两年之久才到达长安,显然原先的计划是行不通了。张义潮也并没有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上面,而是把沙州作为根据地,整饬军队,发展生产,“缮甲兵,耕且战”,很快沙洲的军力就壮大起来。另外他又以沙州为根据地,乘着吐蕃军还没有从打击中反应过来的时候率精锐进攻河西的其他被吐蕃控制的城市。因为吐蕃内斗不休再加上在河西的倒行逆施,张义潮的收复行动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进行得很顺利。到前往长安的信使回来之前,张义潮已经率部攻取了肃州、甘州、伊州等地。这一时期,张义潮率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这些战斗主要包括: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收复甘州,肃州之战。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收复伊州之战。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对伊州纳职城附近的回鹘和土谷浑进行征讨,以解除后顾之忧。  前往长安的信使带回了来自大唐帝国的赞扬和褒奖,这使得张义潮的起义军更是军心大振。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张义潮率军开始对吐蕃展开大规模军事攻势,吐蕃在河西腐朽的统治立刻土崩瓦解,各州的吐蕃军队往往闻风而逃,都退往凉州。到这一年的八月,张义潮军已经收复了整个河西走廊中除凉州之外的所有州县,河西终于又重归大唐的版图之中。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八月,张义潮第二次向长安派出规模宏大的信使队伍,携带着河西11州(瓜州、沙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的图籍入长安告捷。为了对中央政府表示忠诚,张义潮的兄长张义潭毅然作为信使带队前往长安,并且就此留在长安为质。并且在张义潭之子张淮深成年之后,张义潮也于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以69岁高龄入京。以张义潮为代表的归义军以实际行动向中央政府表示了他们的忠诚。  由于此时河西走廊的大多数州县已经处在张义潮军的控制之下,所以这一次的信使团出使长安的行程十分的顺利。唐宣宗接到瓜、沙11州图籍和张义潮的捷报后,特下诏表扬张义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诏令说:张义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11月,唐王朝于沙州建立归义军,统领瓜沙等11州,授张义潮归义军节度使、11州观察使,管内观察处置,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食邑2000户,实授300户。拜李明达为河西节度衙兼监察御史,拜李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御史中丞,授吴安正为武卫有差。而作为人质留在长安的张义潮兄长张义潭则被授为金吾卫大将军。  随着瓜、沙、肃、甘诸州的收复及沙州归义军的建立,吐蕃军队节节败退,最后集中于姑臧(凉州)。凉州是北朝、隋唐以来的河西重镇,唐朝前期一直是横断吐蕃和突厥的河西节度使所在地。吐蕃统治时期,又是统辖河西东部的大军镇驻地。如果凉州仍在吐蕃手里,那么张义潮所提出的收复河西东部及陇右数郡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为了有效地控制河陇地区,张义潮便从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八月率军开始了他东征凉州吐蕃的伟大壮举。当然此时的凉州已经聚集了大批的吐蕃军队,另外还有河西陇右地区败退至凉州的吐蕃军,军力十分雄厚,这导致了凉州战役变得极其艰难。  前面已经说到吐蕃在河西倒行逆施,不但导致了唐人的愤怒,就是吐蕃人也对统治者极为不满。而归义军建立之后秉承大唐传统,对各族人民一视同仁,有力地团结了在河西走廊的各族人民。而这支东征军由汉、吐蕃两族士兵组成,共计7000名士兵。这是一次空前激烈的战斗,归义军“分兵两道,裹和四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和,昏雾张天。”两军对阵之时,归义军人人置生死于度外,”列乌云之阵,四面急攻,蕃贼糜狂,星分南北。”在血腥的死斗中,大唐精神重新焕发了光彩,吐蕃军终于支撑不住,“汉家持刃如霜雪,虏骑天宽无处逃,头中锋矢陪垅土,血溅戎尸透战袄”。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杀戮横尸遍野。”吐蕃军虽然遭到很大的打击,但是毕竟是强悍的敌人,归义军人数少,也没办法一时全部消灭,于是这场残酷的战争足足拉锯了三年。  难道就此结束了么?不,还没有,老英雄虽然倒下了,新的英雄却又站了起来!虽然唐朝在安西,北庭已经没有可能再有作为,但是对于汉人占大多数的河西走廊唐朝依然拥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河西走廊这块有个叫沙洲(敦煌)的地方,在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以后,河西走廊的的各个要塞和城市都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下为吐蕃人一一击破以后,沙洲就成了唐军在河西走廊的最后一个据点。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开始,沙洲开始受到吐蕃人的围攻,沙洲守军知道没有任何的援军,也知道能守住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们依然选择了坚守。唐军为了守城,守将阎朝贴出告示:“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征集粮草。就这样沙洲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足足坚持了十一年,直到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才因为弹尽粮绝不得不出降。即便是这样,在投降之前阎朝仍与吐蕃主将绮心儿相约,不要让沙洲城民众流离失所。由于得到了吐蕃人的许诺,从而使得沙洲的汉族民众,尤其是一些大族如李氏,索氏,张氏等得以继续留在沙洲城中,这些大族都在后来的张义潮沙洲起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沙洲的顽强防守导致失陷之后,沙洲城中的民众受到了吐蕃人的残酷报复和压迫。沙洲城破后,“丁状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赢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不仅仅是沙洲城,整个河西陇右的人民均在吐蕃非人的暴政之下挣扎在死亡线上,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08年),太常少卿韦伦奉命出使吐蕃,返回时路过河陇地区,亲眼见到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守兵劳弊,以国家始因用胡为边将而致祸,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故其人苦之。及见伦归国,皆毛裘蓬首,窥觑墙隙,或搥心陨泣,或东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虚实,望王师之至若岁焉。”吐蕃将占领区内的人民视若贱民,予以残酷的压榨和剥削,所以当地人民无时不刻的盼望中央政府能够救人民于水火。吐蕃人规定,在河西诸城生活的汉人,走在大街上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吐蕃人,民族压迫由此可见一斑,这样的民族压迫自然会激起强烈的民族反抗,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吐蕃当时的军事实力虽然也能称得上帝国,可是毕竟文化底蕴和政治制度等等与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相差甚远,“马上可定国,岂能马上治国?”所以吐蕃虽然也控制了西域不少年,但是对西域的影响却远远不如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沙洲人民在深重的民族压迫之下自然与吐蕃离心离德,在开成年间(公元836年),有一支唐朝的使团出使西域,途径甘、凉、瓜、沙诸州,当地民众都夹道相迎,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这时候河西以及西域沦陷已有数代,但当地民众仍然视自己是中国子民,念念不忘唐朝,这正是张义潮后来沙洲起义的民众基础。  吐蕃人善于作战却不善于管理,在吐蕃人统治河西走廊的数十年时间里,各座城市在盛唐时候修建的各项城市设施、水利设施都逐渐被废弛,出现了大倒退的局面。此时的河西走廊可以说是一片凋敝,经济萧条,百姓被残酷的压榨。不仅仅是这样,吐蕃本土的国力也在不断地衰退,前面已经介绍过,由李泌一手构筑的对吐蕃的世界包围网给与了吐蕃极大的打击,回鹘汗国和阿拉伯帝国均在西域不同的方向深深的打击了吐蕃帝国,唐朝也乘势与南诏国联手在四川方面极大的杀伤了吐蕃的有生力量。在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吐蕃国内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吐蕃赞普郎达磨遇刺身亡。达磨无子,佞臣立其妃的3岁的侄儿乞离胡为赞普,许多人不服,甚至离叛,从而导致了吐蕃国内的大规模内乱。吐蕃本部称作“邦金洛”的奴隶平民也乘机起义。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下,张义潮的沙洲起义就拥有了一个极好的外部条件。  此时的河西走廊就是一个巨型的火药桶,只要有一点点的火星就能引起毁灭性的爆炸。唐朝这个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有所恢复,看到吐蕃国内灾荒连年,河陇各处吐蕃守将人心思变,兵防极度空虚,当然不会放过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决心收复河湟地区。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三月,“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于盐州大败尚恐热所率吐蕃军。次年12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并一举收复了原州(宁夏固原)、石门等六关和威州(宁夏中卫县)、扶州(甘肃文县西)。唐王朝的一连串军事胜利给了张义潮起义以强大的军事靠山,更使得河西人民不再感觉自己是孤立无援的,祖国就在他们的身后,这给了他们强大精神支柱,用句俗话来说就是给张义潮这些准备起义的河西人民壮了胆。  《张淮深碑》中记载到:张义潮在沙洲“论兵讲剑,蕴习武经,得孙武、白起之精,见韬钤之骨髓。……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心无疑。”张义潮首先明确了起义的决心。当然反抗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吐蕃帝国只凭一腔热血自然是不行的,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积蓄强大的实力。张义潮的骨干力量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敦煌的名门望族。如索氏、张氏、李氏等,都是沙州一带举足轻重的家族,这些家族在沙洲陷落之后得以留存下来,并暗中积蓄力量。唐朝民风尚武,讲究文武合一,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平时骑马射猎,习武刺击都是非常普遍,这习武之风在世家大族中更是被看重,这些家族人丁众多,实力雄厚,他们在张义潮起义和收复河西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二,佛门的僧徒。虽然说佛家讲究远离红尘不问世事,但是不代表佛家要求人们不要爱国。少林寺的十二棍僧救唐王就开风气之先,也是后世僧人的榜样。河西的高僧洪辩虽然以高深的佛法被看重,被吐蕃授予了“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的职位,但他“远怀故国,愿被皇风”,所以尽力帮助张义潮收复沙州。另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佛教进入吐蕃之前,吐蕃本身就有自己的本土宗教——本教。佛教传入之后,本教和佛教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斗争,最后演变成达玛进行的灭法运动,几乎将佛教在吐蕃彻底铲除,佛教自此在西藏地区一蹶不振长达百年。最后达玛之所以被佛僧刺杀也是因为他的灭法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僧人自然不愿意为吐蕃的统治者效力。本人前一篇的《大漠孤烟直》已经介绍过由于唐朝对西域的开发,西域的佛教极盛,高僧大德层出不穷,而沙洲(敦煌)乃当时的中西交通要冲,佛教自然也是极为兴盛,教徒数量庞大,广大的僧徒在百姓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在这些爱国僧人的宣传感召之下,对吐蕃的反抗精神深入人心;第三,豪杰义士。如后来张义潮的得力部下副使安景,部落使阎英达等等,都是当地著名的豪杰。  在经过了周密的准备之后,于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张义潮率众在沙洲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他率部队披甲执锐,与吐蕃军在城内展开混战,城中的唐人纷纷响应,人人与吐蕃军拼命,吐蕃军在城中军力本来就不多,在出其不意之下,自然抵挡不住,于是从城中逃走。吐蕃军从城中败退之后自然不能甘心,于是从周边调集了兵力又将沙洲团团围住。虽然敌众我寡,但张义潮不愧是一个胸中有韬略的英雄,他“启武侯之八阵,纵烧牛之策”,于是“破吐蕃之围”。张义潮此时率城中兵马杀出重围与吐蕃军决一死战,短兵相接之际,“白刃交锋,横尸遍野,残烬星散,雾卷南奔”。起义军终于在沙洲艰难地站稳了脚跟。  这沙洲一发动,立刻成燎原之势,甚至造成了吐蕃内部的大变乱。藏文史书记载,这次“初发难于康,寝而及于全藏,喻如一鸟飞腾,百鸟影从,四方骚然,天下大乱”。吐蕃原洛门川讨击使尚恐热(一作论恐热)亦发动叛乱,并篡夺了吐蕃大权,自称为宰相。当然以叛乱夺权的他没能力让所有的人心服,与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为争权夺利,自相残杀。  尚恐热在掌握了吐蕃帝国内部的大权之后,对河西走廊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行动,他“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尚恐热在河西走廊地区的暴虐行径,让河西人民更是对吐蕃统治者无比愤慨,这使得张义潮在以后的收复整个河西走廊的时候获得了人民的鼎力支持。  张义潮在沙洲起义之前,就“誓心归国”,所以在起义军成功占领沙洲之后,就决定派遣使者团向长安传达沙洲恢复的讯息,以明心志,也有联系祖国,对吐蕃两面夹击的意图。但是沙洲和长安之间相隔千里,中间的河西诸城又都还是吐蕃人的控制之下,所以为了确保讯息能够到达长安,张义潮派出了十队使者,带着十份完全相同的文书,经由各个方向的沙漠绕过吐蕃人控制的河西诸城向长安进发。送信队伍的组成各有不同,但是僧侣占了很大的比例,这里面就包括了敦煌高僧悟真,这是因为之前说过河西走廊的僧侣大多心向大唐,而且吐蕃人自文成公主入藏之后佛教广泛传播,由高僧送信便于隐蔽。  可是这次送信的历程却是一次极其悲壮和英勇的行程,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九死一生,十队信使向沙洲的各个方向进发,越过莽莽大漠,向长安进发,这十支队伍中的九支,或遭到吐蕃人的尾随追击而献身,或在大漠迷失方向而永远留在了大漠之中,最后,只有悟真这一支向东北方向进发的队伍,绕过了莽莽的大漠,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了天德军(今天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在天德军防御使李丕的协助下,于大中四年(公元749年)抵达了长安,这时候,离张义潮沙洲起义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年。悟真这次送信的冒险历程简直与《西游记》里面唐僧的西天取经不逞多让。后来悟真到达长安后,被唐朝封为“京城临坛大德”,以表彰他的功绩。除了悟真之外,我们应该还要记住那些没能成功的无名英雄,大唐精神就是这无数的无名英雄创造的。  此后。回鹘军队又进一步向西推进到了锡尔河上游地区。碑文中说:“(前阈)百姓与狂寇合从,有亏职贡。天可汗躬总师旅,大破贼兵,奔逐至真珠河,俘虏人民万万有余,驼马畜乘,不可胜计。余众来归(中阈),自知罪咎,哀请祈诉。天可汗矜其至诚,赦其罪戾,遂与其主,令百姓复业。自兹已降,王自朝觐,进贡方物,与左右厢沓实力(后阈)。”这里所说的真珠河就是指锡尔河的上游段[《新唐书·石国传》,石国“西南有药杀水(即锡尔河),入中国谓之真珠河,亦曰质河。”《新唐书·地理志》引“安西入西域道”则具体指出,度拔达岭之后“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驿岭,五十里度雪海,又五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今伊塞克湖)。”参见王国维《九姓回鹘可汗碑跋》,《观堂集林》卷20]。“沓实力”则是“踏实力”的别称,是葛逻禄三部之一。  回鹘发动这次战争的原因是被征伐者“与狂寇合从”,而且对回鹘“有亏职贡”,说明回鹘军队征伐的对象在此前曾经一度臣服了回鹘,否则“有亏职贡”就无从说起。但是由于碑文残缺不全,先前臣服回鹘的究竟是哪个部族还不清楚。如果结合上下文来看,上文中“与狂寇合从,有亏职贡”的“百姓”,应该就是在后面提到的“遂与其王,令百姓复业‘”的“百姓”。也就是说,虽然碑文中间有缺文,但前后所记的实际是同一事件。紧接着碑文中又说,此后,回鹘所“与”之王又亲自朝觐,与踏实力部等一起向回鹘汗国贡献方物。显然踏实力部这时至少在名义上已经臣服回鹘。总之,全文大意似乎是说:先前已经臣服回鹘的某个部族投靠了与回鹘为敌的势力,终止履行向回鹘朝贡的义务,于是回鹘军队在锡尔河上游打败了他们,又因为其人民祈求,天可汗原谅了他们的叛逆行为,为他们册立国王(或是将原来的国王还给了他们?),令百姓复业。自此以后,这位国王亲自会同葛逻禄踏实力部等一起到回鹘汗庭朝贡。  后来回鹘军队又再次出征,讨伐葛逻禄和吐蕃联盟,“搴旗轿首,追奔逐北”,向西一直追赶到了费尔干纳(原文作“拔贺那”)盆地。在这次战役中回鹘俘获了众多的人民和畜产。葛逻禄叶护兵败逃走,回鹘为归顺的葛逻禄部落另立真珠智惠叶护为主(《九姓回鹘可汗碑》第20行)。  由于回鹘和唐帝国是同盟关系,唐帝国此时虽然力求振作,无奈国力大损,力不从心,不能承受西域驻军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于是于公元803年唐朝将西州让给了回鹘,让回鹘替唐朝把守西边的大门。(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J],刘东编《中国学术》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吐蕃不仅仅是在天山东部地区同回鹘进行了大规模的冲突,在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同阿拉伯帝国同样进行了激烈的对抗。不过跟对回鹘的战争遭到惨败不同,在这个地区吐蕃的发展却顺风顺水,在几次战役中吐蕃和天山西部地区的葛逻禄部族的联盟均击败了阿拉伯的军队,甚至吐蕃将俘获的阿拉伯军队变成奴隶军使用。在《新唐书·南诏传》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贞元十七年(公元701年)春天,唐朝与南诏联兵,在泸水大破吐蕃军队,“康、黑衣大食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这些康国和黑衣大食的军队肯定是被吐蕃政权从葱岭以西地区征调到东方来参战的。有关他们的身份目前还不很清楚,但是他们很可能就是吐蕃在与大食的战争中俘获的战俘。阿拉伯史家的记载(下面所引的阿拉伯史料主要转择自白桂思《中亚的吐蕃帝国》{ChristopherI.Beckwith,TheTibetanEmpireInCentralAsia,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第六章《晚期帝国》中所引用的资料)与汉文史料中反映的情况是相互吻合的。”  这样残酷的统治之下,人民必然会起来反抗。吐蕃刚刚占领沙洲不久,驿户汜国忠等就举行了一次起义。起义者夺取了战马铠甲,迫使吐蕃贵族纵火烧屋,“伏剑自栽,投入火中,化为灰烬。”起义者在三夜之间就越过了从酒泉到敦煌之间的重重关卡要塞,使得“东道烽烟,烟尘莫知”,“蕃官慢防,不虞祸至,人力散乱,难于力争。”与此同时,沙洲玉关驿户张清也同时发动起义,与之相呼应。他们的起义虽然没能推翻吐蕃人在河西陇右的统治,但是已经为河西陇右的人民做出了一个榜样,为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上文提到过的西域英豪张义潮终于横空出世。张义潮,一作张议潮,《唐书》和《通鉴》均称之为张义潮,但从今天出土的敦煌文物上来看,又作张议潮,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是张义潮后来入朝此后改了名字,所以出现了这两种不同的称法,本文中取张义潮一说。张义潮的出生年月,根据《通鉴》和《张淮深碑》的记载:张义潮卒于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时74岁。这样,根据当时年龄的普遍计算法,张义潮应该出生于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前后。张义潮出生于今沙洲敦煌县神沙乡。这一点,已经通过敦煌的考古发现而得到了验证。  张义潮的父亲叫张谦逸,祖籍南阳,但具体出生地已经无从考证。张谦逸曾经在唐朝做官做到工部尚书。由此可见,张家在当时的沙洲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大族。张义潮之上至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张义潮的哥哥名叫张义潭,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张淮深的父亲,张义潭在后来的沙洲起义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义潮有一个姐姐叫做张媚媚,后来出家为尼,法名了空,今天的敦煌莫高窟156号窟供养人像第四身比丘尼像就是张义潮的这位姐姐。以后有机会去敦煌一游的朋友可以顺便去看一看。  张义潮出生之时,沙洲正是遭受吐蕃围攻最艰难的岁月,等他懂事的时候,沙洲已经陷于吐蕃多年。在他成长的岁月里,他并没有享受到当年在唐朝统治下的好日子,却亲身经历了吐蕃人的残暴统治,这自然引起了张义潮深深的愤怒,还有对唐朝的深深怀念,他有感于吐蕃统治下民不聊生的凋敝景象,深深同情人民的疾苦,对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被宦官边令诚陷害的著名将领封常清十分崇敬,曾亲笔抄写过《封常清谢死表闻》。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从17岁的张义潮手抄的一首《无名歌》可以看出张义潮对当时河西地区人民的深深同情,和对吐蕃统治者的深深厌恶:“天下沸腾积年岁,米到千钱人失计。附郭种得二顷田,磨折不充十一税。……舞女庭前厌酒肉,不知百姓饿眠宿。君不见城空墙框,将军只是栽花竹。君看城外衂惶处,打赌段芋花如柳絮。海燕泥欲作巢,空堂无人却飞去。”  屋漏偏逢连夜雨,阿拉伯在西域的势力遭到重大打击之后,自己的统治地区的人心也开始不稳,回历193年(公元808-809年)拉裴厄在撒马尔罕起兵反叛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河中地区纷纷响应,大有燎原之势。由于拉斐厄的叛乱规模浩大,哈里发赖世德不得已亲自出马,率军平叛。但是他却于公元809年在出征途中死于徒思,他死了不要紧,但是没有留下明确的传位证明,这造成了他两个儿子对哈里发之位的争夺。是时长子艾敏由于近水楼台,所以在巴格达继承了哈里发的位置,并控制了大食帝国的西部地区,而次子马蒙则以呼罗珊为基地掌握了帝国东方的领土。此时的形势其实对于马蒙十分不利,他既受吐蕃和西域各国的威胁,又受到了他的哥哥艾敏的威逼,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形势的话,他的败亡就是迟早的事情。不过还好此时马蒙的心里还是十分清醒的,他果断地同吐蕃、葛逻禄、迦布罗等东方的敌对势力讲和,一心一意的对付来自他哥哥的威胁。在没了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东方的呼罗珊兵显示了他们强大的实力,他们将公元811年5月27日从巴格达出发的艾敏统领的阿拉伯西部方面军彻底击败。回历198年(以公历813-814年)马蒙成功地登上了哈里发的宝座,成为阿拔斯王朝的第七任君主。马蒙继位之后并没有返回巴格达,而是留在了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累),木鹿成了重新统一的大食帝国的首府。  不过安定了国内的形势之后,吐蕃在西域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马蒙立刻来了个秋后大算账。他任命法德勒担任总督,“越过东方,从哈马丹山向识匿山挺进”,与吐蕃之间重启战端。法德勒东征的具体对象主要有四个,即迦布罗君主的王国,讹答刺君主的王国,葛逻禄叶护的领地以及吐蕃可汗(王)的帝国。这几个政权都曾在拉费厄叛乱时(公元809-810年)与大食为敌或与大食打过仗。阿拉伯的大军一到,迦布罗王首先就向大食军队投降。此后又出征“葱岭和吐蕃的领土”,陆续击败了护密和勃律国,并将战争中俘获的吐蕃将领和“吐蕃骑兵”解送到了巴格达,吐蕃在葱岭地区的势力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当然报复并没有就此停止,法德勒又挥师北上,在锡尔河附近地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征服了讹答刺,俘虏了葛逻禄叶护的妻子和子女,葛逻禄叶护逃奔基马克(Kimak)。法德勒还再次攻克了渴塞(Kasch,今沙赫里萨布兹,铁木尔大帝的故乡)和费尔干纳的其它的要塞。随着葛逻禄的失败,吐蕃与葛逻禄的联盟也就宣告瓦解了。通过这次远征,法德勒不仅恢复了阿拉伯帝国在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的势力,而且在短期内甚至还有所扩展。  阿拉伯人也算是够狠,要么不来,要来就来一次狠的,这下子把吐蕃打得没了脾气,此后虽然吐蕃又夺回了一点,但是依旧于事无补,再也回不到以前的好日子了。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吐蕃赞普郎达玛(又叫做达磨)被佛僧刺杀,统一的吐蕃政权迅速崩溃。此后,吐蕃政权内部分裂的各派之间相互混战,形成了众多的割据势力。在吐蕃统一政权分崩离析的同时,吐蕃在西域的统治也随之瓦解。唐朝、吐蕃先后退出西域,结束了大食、唐朝、吐蕃三方势力争夺西域的时代,随着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部落的大批西迁,开始了西域人种突厥化和文化伊斯兰化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但是唐朝一百五十余年的经营已经给西域深深的埋下了一颗中国的种子,这颗种子最后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为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域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隋朝在杨广的倒行逆施之下终于亡了,亡得很悲惨,起而代之的便是至今依然为人所称颂不已的大唐帝国。龙虎济,风云会,这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唐初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平南扫北,中国四周的边患几乎一一扫平,国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道路,此时高丽问题便又一次横亘了在中国的面前。  隋朝几度在高丽的惨重失败,前后几十万中国士兵倒在了辽东大地上,唐朝上至太宗文皇帝,下至普通军民,谁不想把这笔帐讨回来呢?当时李世民说了这么一段话:“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而后来征高丽的诏令一下,立刻有数以千计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的志愿者要求参军报国,这些人都说:“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可见唐朝自上而下都没有忘记收复故土报仇雪恨,辽东永远只能是中国人的辽东,这土地上的每一寸上都浸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隋朝三次征高丽失败,高丽将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骨筑成了一座京观。(古代战争中,胜者为了炫耀武功,收集敌人尸首,封土而成的高冢叫“京观”)“身既死矣,归葬山阳。山何巍巍,天何苍苍。山有木兮国有殇。魂兮归来,以瞻河山。”寒风吹来,京观上的薄土被吹去,立刻便露出下面的森森白骨,所谓尸山血海并不仅仅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几十万烈士的忠魂便在此不断地嘶喊,召唤。而国人并没有让他们长久的等待,李世民上台不久,在贞观五年(公元六三一年),立刻派广州司马长孙师进入高丽,毁掉这个京观,将中国将士的尸骨一一收殓安葬。这次的行动是一个明显的讯号,他预示着远在长安的唐帝国并没有忘记高丽这块最后的领土。高丽方面自然也收到了这个讯号,于是高丽荣留王高建武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工程,他用了十六年的时间在东北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 南至大海修了一条长达千余里的长城作为屏障,以此作为对抗唐军的本钱,两国之间的火药味再次浓厚起来。  当然摧毁京观只是表明唐朝的一个态度,关中本位的唐朝注意力依然重点放在西边和北边的游牧民族身上,等到了贞观十五年消灭掉高昌国之后,高丽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表了。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太宗皇帝心里虽然有这个念头,但是也不是说想打就打,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在战争之前的外交政治行为总要进行一番动作,毕竟强隋可以说就是亡在征高丽上面,这样就对后来者造成了一个阴影,甚至这个阴影会被无限夸大乃至神化。后世元朝两征日本不果,反而因为台风损兵折将,就给了朱元璋很大的心理压力,导致明朝也因为畏惧“天命”而没有向日本下手也是同样的例子。当然大唐此时英雄辈出,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天命”,而终明朝一世只能被动的防御倭寇这更是体现了开放进取与闭关自守之间的巨大差异。  当时唐帝国准备的第一步就是派使臣进入高丽侦查地形地貌,天气水文,风土人情等等情报,为大军开进做好一切前期侦查工作。于是在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七月,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利用出使高丽之机,侦察其“山川风俗”。大德进入高丽境内后,先以丝绸绫绮贿赂当地官员,并告说:“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于是,各地官员便甘为向导,带其游历,“无所不至”。所到之处,大德又遇到了很多留居高丽的华人,即向这些华人讲述了中国国内的变化及其“亲戚存没”消息。临别之时,华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探听,于八月十日回到长安,向太宗全面而又详尽地汇报了高丽境内的山川地理形势。  唐朝的心思高丽王高建武心里一清二楚,这个高健武其实还是颇有谋略的,他一面修建“长城”作军备,一面加紧进攻百济和新罗,意图将唐朝在朝鲜半岛上的盟国全部扫平,以解后顾之忧,一面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年(公元621年),七年(公元624年)频繁地遣使朝贡,并且和唐朝互相遣返国人,摆出一幅友好的姿态。到了太宗时代他更是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献上封域图,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派遣太子桓权入朝,并贡献方物。这样的几手动作下来,唐朝虽然有心发兵但是却找不到什么借口,当时打仗尤其讲究一个吊民伐罪,所谓以有道伐无道,高丽的姿态摆得如此之低,这样就阻止了唐朝要发兵的可能。  我们要说,高健武如此动作,在当时其实是对唐朝最好的应对方式。高健武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率五百死士击退杀入平壤城的来护儿大军,他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可是他清楚的认识到,太宗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隋炀帝时代的中国了,唐太宗的军事才能即使纵观整个中国史也是最为卓越的军事家之一,更何况现在的唐朝名臣良将如云,边患基本被扫平,高丽此时要是再继续桀骜不驯,那么全中国在隋代伐高丽时累积的怒火就将会一古脑降临在高丽的头上,那时再后悔就晚了。  可是虽然高健武这边的如意算盘打得噼啪响,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对国际局势确实是了如指掌,算无遗策,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场宫廷政变将高健武及其手下的大臣们杀了个干干净净,政变成功的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正式上台。  泉盖苏文上台之后高丽的对外政策立刻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高丽与百济结成同盟,全力进攻新罗,眼看新罗无力抵挡,灭国在即,新罗只能遣使入唐求救。虽说这样的故事在唐朝已经多次发生,可是之前的高健武都是在唐朝使者到来以后虚与委蛇,最多写个表谢罪之类的,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可是泉盖苏文不一样,唐太宗当时派遣司农垂相里玄奖持赐高丽书,令其停止对新罗的进攻。贞观十八年( 644 年)正月,相里玄奖到达平壤,而莫离支盖苏文正率军南侵新罗,已破其两城,高丽王高藏遣使召还京师。盖苏文返回平壤后,态度极其狂傲,他向玄奖说,如果新罗不能将隋末侵占高丽的 500 里之地归还高丽,“恐兵未能已”。玄奖当然也不是好惹的,当即反唇相讥:“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盖苏文这时以东方盟主自居,走上了一条与唐朝进行全面对抗的道路,自然这次唐朝的调停失败了。不仅如此,高丽还遣使前往漠北,用“厚利”挑唆薛延陀汗国与唐的关系,打算在北面对唐朝进行牵制。在战备方面一面加固高健武时代建造的“长城”,一面在辽东和鸭绿水(今鸭绿江)以及干山山脉之间广大地区集结兵力,构筑军事据点,并大力加强辽东城(令辽宁辽阳)、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扶余城(今吉林四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盖牟城(今辽宁抚顺)、安市城(今辽宁盖州东北)以及乌骨城(今辽宁凤城)、卑沙城(今辽宁普兰店西南)等诸城的防御力量,以此作为第二道防线,企图封锁唐军的水陆进攻路线和登陆港口,并在这些地方实行坚壁清野,企图在唐军粮饷匮乏之时乘机反攻。  这样明显的敌对行动,要是依旧容忍下来,那么唐朝作为整个大东亚的统治权威将遭到严重的削弱,甚至崩坏,甚至被平定的周边民族都有再度反复的可能,这显然是唐朝所不能容忍的。再加上无论是李世民个人还是整个中国的民族情绪而言,基本都是希望打这一仗的,因此大战已经无可避免。针对高丽,唐朝的战争机器再度高速运转起来。  太宗皇帝根据炀帝时候的战况,吸取了当时的教训,并针对这些教训想出了种种办法避免。炀帝征高丽,后勤就是一大问题,唐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携带了大量的食用牛羊,这样牛羊随军队行军,沿途还能背负辎重,大大减轻了士兵和沿途州府的负担。另外就是征伐高丽不进行全国征兵,而是采用募兵法,所谓“皆取愿行者”,结果,诏令发布以后,“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 共募得天下甲士 10 万,这可谓是真真正正的志愿军。这样的军队不但士气高昂,素质优秀,而且对国家不会有什么伤害,不像炀帝时代的强征入伍,会给全国经济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而且士兵人数的减少反过来也大大减轻了后防后勤的压力,对国家不至于有所损伤。  贞观十八年七月二十日,放将作大监闰立德前往洪(州治今江西南昌)、饶(州治今江西那阳)、江(州治今江西九江)3州,督造运输军粮的船舰 400 艘;七月二十三日,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率幽、营 2 都督兵及契丹、靺鞨(因为靺鞨当时分化为非常多的部族,有部分靺鞨族是被契丹族控制的,因此与契丹一起进攻高丽。)等部族兵众对辽东作试探性攻击,“以观其势”;又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专责河北诸州的粮草运输;命太仆少卿萧锐运输河南诸州粮饷入海,贮于乌湖岛(今山东南、北煌城岛)中,以供水军之需。  同年十月十四日,唐太宗乘车驾由长安行幸洛阳,欲御驾亲征,留宰相房玄龄和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守卫京师。十一月初,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唐军进至辽水西岸,正值河水泛滥,久不得渡。太宗以其畏惧怯懦,召回洛阳,欲治其罪。张俭到达洛阳后,向太宗具陈了辽水沿岸的山川险易和水草美恶,太宗大悦,令其重返辽西,待机渡河东进。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诏令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沪州(今属四川)都督左难当为副,率江淮、岭南及缺中诸州兵及长安、洛阳 3000 募兵,战舰 500 艘,从莱州渡海趋平壤;又令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为副,率步骑 6 万及兰(州治今甘肃兰州)、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二州降胡兵趋辽东。然后,两军合势并进。十一月三十日,诸路陆军集于幽州。太宗又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卿丘行淹督众工匠在安萝山制造云梯、撞车等攻城器械。这时,天下各处前来应募的勇士及贡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唐太宗均亲加阅视,逐次取舍。不久,下诏布告天下,陈述了这次东征高丽的五条必胜之道:“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用以动员民众,增强士兵必胜信念。十二月二日,下诏水陆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等分道进击高丽。二月十二日,唐太宗亲统六军从洛阳北上,三月十九日,抵达定州,留太子在此监国,令房玄龄与高士廉、刘泊、马周、张行成、高季辅等共同辅政,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三月二十四日,太宗率部从定州北进,向辽东进发,至此,可谓是万事俱备,战争的号角已经开始吹响了。  唐太宗事前的考虑无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且有了炀帝的前车之鉴,行事就更为的小心谨慎,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不免有些方面就会矫枉过正。在士兵的人数方面,此次攻高丽只派了十万人马,可是这一点人数显然远远不够,高丽当时基本为东北第一强国,实力自然很强劲,仅仅十万人马去